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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8）
毛泽东晚年这种情绪，具有与时俱增的特点。〃心期切处，更有多少凄凉，殷勤留与归时说。〃（张元干《石州慢》，１９７５年５月3１日）〃梦入新凉，只道消残暑。还知否，燕将雏去，又是流年度。〃（张元干《点绛唇》，时同上）暮年老翁好思故乡：〃今夜归舟，绿润红香处。遥山暮，画楼何许，唤取潮归去。〃（张元干《点绛唇》，另首，时同上）他思绪万千，长夜难寐，〃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陆游《渔家傲》，１９７５年６月上旬）他痛感自己晚年的理想和抱负不能实现，但又能向谁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陆游《双头莲》，时同上）
大字本第三阶段最后的两篇，一篇是吴潜的《满江红》，还有一篇是吴锡麒的散曲《梧桐树》（一舸），都是在１９７５年５月3日毛泽东回京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布置的，时间是１９７５年６月4日。前一篇隐含着对国事的忧虑：〃叹十年心事，休休莫旬。岁月无多人易老，乾坤虽大愁难著。〃后一篇是借西施在平吴后驾一叶扁舟翩然而去的故事，寄托〃莫道功成，青逐鸱夷去，（算）回头只有烟波路〃的心愿。这里应当指出，借诗词以抒感慨，只能是感情上的寄托，是虚指，不能认为是确指某一件事，否则便成为〃索隐派〃的诠注了。
同上述两篇同时布置注释的，还有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可能是因为内容太消沉，后来又删去了。
以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大字本不再注释。前后近4年的〃大字本〃古籍注释工作至此告终。
四〃大字本〃古籍包含的内容是丰富的，反映的问题是深刻的。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方文明古国。毛泽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积淀层中成长起来的２０世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中国历史文化对他的影响至巨且深。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近代政治家中，对中国历史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人，为数不多。在参加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政治、军事生涯中，他不断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吸取营养，进行借鉴。据说，他曾把《资治通鉴》这部巨著读过７遍（一说１７遍，有疑）。他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推陈出新，进行新的解释，提出新的见解，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他也读过不少外国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的译著，但比较起来，同他读中国古书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应用度〃，是有显然差别的。毛泽东是一个有显著中国特色的现代领袖人物。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其优秀和积极的部分，包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历史经验和深邃的哲理，还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造成深远影响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它的消极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它主要表现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推翻封建政治体制，消除封建思想的影响。它的第一个成果是推翻了两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但是，深厚的小农经济基础和几千年来思想文化的习惯势力，又使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在近百年的风雷激荡和社会变迁中长期地存留下来，并通过不同的历史人物得到人格化的表现，这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演进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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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9）
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但在建国后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潜在的历史文化传统逐渐对他产生了现实影响。民主体制的不健全，又逐步推进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政治体制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更把这种体制推至极端。
在〃文革〃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虽然也从积极方面吸取了中国古代的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并起到一定作用（以〃大字本〃第一阶段为代表）。但当时影响他思想的主要方面，是法家思想，中心是集权思想。他借法家思想以为出发点，提出革新、法治、集权，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从〃文革〃前退居二线，到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的严重斗争，再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到〃九·一三〃事件，核心问题之一是中央集权。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权力，而是为了推行自己的路线，实现〃中国永不变色〃的伟大理想。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Ｚ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不能认为法家思想是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但从毛泽东晚年思想发展的情况来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环绕这种体制的###的影响。邓小平指出：在分析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要实事求是，承认个人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邓小平文选》
第2卷，第172页。因此，对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必须从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的社会历史上去找原因，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个人品质，因为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的严重错误，导致的损失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７６3页。这种悲剧给毛泽东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繁荣、富强而奋斗，对祖国和人民怀有崇高而深厚的感情。〃文革〃的挫折，导致这位伟大人物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壮志未酬的遗憾，老迈多病的痛苦；对中国未来的忧思，对往昔峥嵘岁月的追忆；他以傲霜斗雪的梅花自喻，又自比为历尽磨难、遍体伤痕的枯树；他一生斗志昂扬，乐观向上，但晚年在病中有时又显得郁郁寡欢，孤单寂寞。在孤寂和病痛中，他借激越昂扬的爱国主义诗词华章自勉自励，有时又以古典辞赋散曲自慰自哀。这种复杂的心态似乎不应同时出现在一个伟大人物的身上，然而它是确凿的事实，因为〃伟大领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有普通人的感情。这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体制造成的一代伟人晚年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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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罗瑞卿（1）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７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正在下面抓〃四清〃。７日，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８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１２月９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批判罗瑞卿的起因，是１１月林彪让叶群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的状。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主席。
据说讲了５个小时，主席听了５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最后，主席相信了叶群的话。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１２月１０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往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明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参加会议。李井泉不知道，还给罗瑞卿送桔子。
我参加的那个组是总理主持，有贺龙，还有叶群等知情人。
叶群在会上介绍她与主席谈话的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刘已于１９６５年５月病故，生前为空军司令员。）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１。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退也要退，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２。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３。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4。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还说罗骂林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１２月２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的批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总理也很谨慎，态度不很明朗。贺龙讲了几句。
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消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我当时想，罗是听毛主席话的，和毛、林的关系从来都是可以的，怎么一下子成了现在这样？！会上规定不准记录，也没有讲怎么传达。会议开得十分秘密。１３日会议结束。１６日我飞回北京。要向下传达，因为没有记录只能是口头传达。我当时兼北京军区政委，在军队本应由军队的廖汉生同志传达，但他说军队、地方一块传达，非要我传达。我是第一政委，没办法，只好传达了。我也没多说，写了一个很短的提纲，后来又在华北局传达，要点就是毛主席决定开会批判罗瑞卿，大家都赞成。会后，军队就开始批罗了。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的事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林将自己的病看得过重了。抗美援朝这么大的一件事，高级干部理应为之拼命的，然而主席提出让林彪指挥时，他竟推了，还认为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养病去了。这件事和斯大林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的高岗这条线。高岗和斯大林有直接的来往，而高岗进行反刘少奇活动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联系到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就反过主席，主席碰到困难的时候林会怎么样，主席一定会反复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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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罗瑞卿（2）
１９６4年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１２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主席顶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林就在一旁说百分之九十九。〃文革〃初期，主席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就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林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主席一讲完话，他马上讲两句话，第一句是毛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他的这些做法也可以使主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你一直捧我做啥？实际上，林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第一次杭州会议（1）
１９６６年上半年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酝酿时期。
上海会议后，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１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问题。林向总政下达指示，２月２日至２０日，江青根据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３月２２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央常委。纪要经毛主席修改三次，再由林报中央，4月１０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３月８日凌晨，邢台发生地震。我们正在天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８日晚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我当时表示要去邢台。总理说：你先不动，我先去。总理赴邢台视察后，１２日到１６日在天津参加华北局的会议。１６日总理作报告，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北京。
会议还未结束时，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到杭州开会。
１７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而后乘火车到杭州，我们住在新落成的西泠宾馆。忙中偷闲，住下后游了苏堤。
当天下午５时我们就到主席那里开会，主席住在刘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加上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没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林彪似到场。
这次会议我有记录，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毛主席讲。他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然后讲到文化革命，点了乔木的名字（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说：〃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主动。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是中央秘书长，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３月１８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听起来那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事后的事态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结论嘛。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三月会议主要点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奋。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的问题就大了。２０日上午会议结束。
２１日，陶铸领头，大区书记们参观了花坞、玉泉。我们离开杭州到上海。２３日从上海飞回北京，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第二次杭州会议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4月９日…１２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就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第一次杭州会议（2）
我于１4日从邯郸返京，１５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宾馆（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三月不是刚开了会？〃我说：〃我也不知道。〃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２０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大了。
会还没有正式开，１８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１６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他始终没有看到。我们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4月１８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１９日开始开会。
２０日、２２日、２4日、２５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的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已联系较多。１９６５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
我们在西泠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１９３８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我们也只能讲些废话，〃天热了……〃。谁也不敢讲正题。
4月２１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后回到杭州，主持了类似政治局的会议。因为少奇从３月２６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记毛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一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王任重起草的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比如刘志坚回忆：4月１4日总理把他叫到钓鱼台８号楼说，中央确定刘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１６日他俩飞上海，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召开会议让大家讨论，５月１日刘回到北京。这就是说，第二次杭州会议还没有开，中央已在组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