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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彻底撼动一个因循百年的僵死政局，就像往一潭死水里突然扔进一块大石头，不会不掀起轩然大波！更像捅了一个挡在人行道上的马蜂窝，那些受到惊扰的马蜂，不疯狂反扑、胡乱螫人才怪！这一点，他早在上《万言书》时，就有清醒的认识了。法先王之意，固然是治政的需要，也是为了天下人更容易接受，不致多有惊扰，从而减少反弹的阻力。虽然如此，绝对没有反弹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万言书》里就严正告诫皇上，创法立制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再好，也总会有一些侥幸之人要发难攻讦。要想变革成功，必须先之以惩诛，不叫那些人破坏变革。除此之外，皇上还必须有铁的意志，不为流俗的不满之言所动，誓无反顾，坚持到底，才能保证变革的胜利。如果像庆历新政一样，流俗侥幸之人一有不满，就畏首畏尾，戛然而止，只能一败涂地，误国误民。那样的革新，倒还不如因循守旧：至少，它还有一种平稳。
而这一切，都要诉之于皇上的决断与魄力。皇上果然心如铁石，动似雷霆，一切就可以无往而不胜；皇上三心二意，心活手软，就什么都是白搭。臣子始终只能做臣子的事情，没有皇上的决断威力，只会一事无成。功亏一篑、身败名裂、为天下耻笑等等，倒还在其次。他不放心于皇上的，也正在此。他之所以一再要皇上以择术为先，也同样在此。皇上年轻有为，英明睿智，他早就心悦诚服了，但皇上毕竟还太年轻，尚未成熟，学识有限。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讲学、磨合，他对皇上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他信赖自己，也相信他是一位值得倚仗的君主，自己应该无条件地辅助他做一番大事业。但既是大事业，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旷日持久之下，皇上能有那耐心，能有那定力，能有那百折不回的勇气吗？这是只有时间才能回答的问题，他不能不有所顾忌。
说到变革本身，他还是相信自己在《万言书》中说的那几条：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谋虑在先，心中有数，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坚决果断，勉力而为，这是陶冶人才的必备条件与应有程序，更是变风俗、立法度必不可少的当然条件与程序。可想到这一层，他更不能不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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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九回（4）
从来都说“有治人，无治法”。这话虽然过于极端，但是否有合适的官吏，确实是一切变法成败的关键。自己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说的善法择吏，或许更全面一些。最稳妥可靠的办法，当然是先养育人才，后实施变革，这也是自己在《万言书》中的根本看法。可现在看来，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时势根本不允许这样做！以自己的学识、经历及对社会生活的把握而言，在理念上提出一套新办法，应该不是大问题。可推行它们，就决不是哪一两个人的事了，非仰仗全国的官吏不可。调当然也可以调整一部分，但就总体而言，总还是躲不开那个老班底！这就是说，只能就汤下面，新法不能靠新人，而只能靠现有的旧官吏们来推行！
新法在这些旧官员手上，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想到这里，安石不禁不寒而栗了：面前仿佛突然现出一个漫无边际的无底黑洞，而他，正一步一步向它踏去！
情势似乎比自己想像的还要危急。
皇上很年轻，濒临崩溃的局面也不能不让他着急，急于求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既要速成，舍本逐末的事，也就同样在所难免了。还有，非常时期用人，救急图存，大抵只能顾能不顾贤，这与风俗吏治，该是饮鸩止渴，可既求急治，又别无选择。
救急如救火。
一个别无选择的元帅，领着一群毫无战斗力的庸人、兵痞与杂凑班子，这仗会打到什么程度，会有怎样一个结果？不问可知。
但既是救急如救火，无论就国家，就百姓，就圣上，乃至就自己生平的抱负而言，这仗又不容回避，非打不可！
过程就是一切。其余只好全都置之度外了！
安石一整天始终阴沉着脸，没有一丝笑容，饭也吃得少多了。夫人知道他又遇到了大事，自然关切：“相公是不是又有什么疙瘩了？实在解不开，就搁下慢慢再解，何必急在一时！”
安石听她说得奇怪，不由得笑了：“什么疙瘩？圣上要我去做参知政事，正举棋不定呢！”
夫人听说是这件事，也笑了：“瞧我这眼力，左到哪儿去了！”想想不对，又问道，“这不是入阁做副丞相吗？大好事呵！相公日日念叨要做稷、契，辅助圣君，这不正合了理想，怎么反倒又踌躇起来了呢？”
安石叹了一口气：“唉，事有两难，所以踌躇。”
“那咱就不做！就我而言，巴不得你什么都不做，好好将息身体呢！”夫人直白地说。
“所以两难，就是又不能不做呵！为国，为君，为民，乃至为了死去的父母亲，我都不能不勉为其难！”安石仍然紧锁着眉头。
“这样，我就不好说什么了，相公还是以大局为重吧！”夫人虽然知道轻重，可很快又补充道，“不管怎么着，自己身体也要紧，总得处分适当才好！”
夫人的话叫安石非常感动，他走过去拍着夫人的手道：“普天之下，再没有比夫人更明理体贴的人了！我王安石有夫人，实在是三生有幸呵！”
夫人叫他这一夸，反倒不好意思起来，打岔道：“啊呀，又说这些没正经的话！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回皇上吧！”
一句话提醒了安石，真的转身给皇上上折子去了：不论怎么样，先上个折子，正式辞一次再说。
折子不好说别的，申述的主要还是那两条：一是自己能力不够，怕有误国事；二是皇上恩宠过重，人言可畏，收回成命，可以平息公议。除了皇上，他还给两府大臣也写了一封辞免信。神宗当然不同意，两府大臣更不敢说什么了，到底让翰林学士草诏，正式发布中外，任命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真正正二品的官儿了。
既辞不掉，安石只好上书谢恩任职了。他那谢表，除了自谦与感谢皇上，也写了自己的任事态度：除了尽忠报国，也要直道事君，决不违背自己一向坚守的基本原则。风骨铮铮，并不只是官样文章。只是大家谁也没有留意，没去细嚼罢了。
好像是有意作一种平衡，就在任命安石前后，吕公著、司马光也得到了相应的安排：翰林学士吕公著去修英宗实录；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权知审官院。为先帝修史，虽然远离权力中心，却非常显要尊贵，原本是由曾公亮主持，安石具体操作的。不是宠信之极，皇上怎么会将这么重要的事，由安石手里转交给他呢？至于审官院，可就不是虚职了！它原是太宗为了分散中书权力，而专设的一个机构：主管全国文武官吏的选授、勋封、考课等等，差不多就是个组织部。司马光既权知审官院，也就不啻是个代理组织部长，可以称得上权高位重。那么，神宗的这一平衡，也真算是下得本钱了。至于他们能不能与王安石配合默契，协助改革，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任命安石的时候，神宗也想到了富弼。三朝###，用虽没法儿用，毕竟老成持重，可以作为稳定的象征？有安石披坚执锐，大刀阔斧，再有富弼这样一个老臣稳守朝廷，不正好互相弥补吗？有攻有守，攻不可挡，守不可摧，才能无往而不胜哪！他不愿做观使，何妨让他再做丞相，摆在曾公亮之后做次相？矛与盾不能两全？也不尽然吧，至少，共存总是可以的？他要掣肘，未必有那么大能量不说，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再说，前有曾公亮，后有王安石，最后还有朕自己，他就是想怎么样，也做不成什么！
大宋遗事 第六十九回（5）
神宗先问曾公亮：“朕想再调富弼进京，丞相以为怎样？”
曾公亮想都没想，就说：“好呵，富弼是三朝老臣，应该留在京内。只是，上次陛下已露过这个意思，他还是走了。陛下真要调他，恐怕还得给他一个实职，他才会应命。否则，怕是调不来的！”
“以丞相之见，该给他个什么职务？”神宗问，多少也想看看公亮的心襟。
“他是做过宰相的人；丁忧回来，做的是枢密使。陛下想他返京，最好还是让他为宰相，才好真正留住他。”公亮平静地说，仿佛说的是一件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既不夸张，也无矫饰。
这种气度，实在叫神宗太感动，话，也就说得非常动情了：“像爱卿这样，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千秋宰相！一切都以国事为重，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进退！韩琦去后，你早就是事实上的首席丞相了，怎么能因为富弼还朝而喧宾夺主！就照你的意见，请他做丞相，但是次相，在你之后。”
公亮还想辞让，无奈神宗坚决不允许，只好算了。很快就下了正式诏书，将他由集贤殿大学士晋升为昭文馆大学士，做了名副其实的首相。此后不久，命富弼返京任职的诏书也下了。既做丞相，富弼也就不再推三阻四，赶着准备进京了。
人事安排之外，神宗还做了一个小小的姿态。
阿云的事虽然了了，可那争议始终没有平息。除了说阿云处罚不当，是纵容犯罪，反对的人还竭力反对当时下的诏书，说怎么也不能将谋杀自首者一概降两等定罪！当然，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攻击诏书。可主张这种意见的王安石、吕公著等，是不妨作靶子用的。
怎么办呢？只有折中了。神宗又下了一道诏书：凡今后遇到类似情况，不作通例处理，只上奏候旨。一场风波，这才平息下来。神宗这样做，是要调和矛盾，减轻安石他们的压力，还是做出有错必纠的架势，实在不大好说。至于这件事对朝野的象征意义，会不会给安石造成一种新的被动，让反对派受到鼓舞，认定安石也一样是可以攻略的对象，许多人，也包括神宗，大抵是想不到的。
大宋遗事 第七十回（1）
创机构设三司条例
揽后进用不次之才
安石既走马上任，第一个棘手难题，自然是该如何开展工作。
现有的机构及其成员，不仅应有尽有，而且都肿胀得不能再肿胀了。可那是一个因循守旧的烂摊子，只能守在那儿一动不动，等着被淘汰、改组，或被强力消解；要靠它弃旧图新，可是梦想！要不，也就无须他出面重整山河了！要想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应该另起炉灶另开张。至少，应该先有一个新机构，由它来全面筹划、措置相关的变法事宜：从设想大的理念，到具体政策条文的制定，到情况的调查研究、评估与实施监督等等，大体都应当由它独立承担，独立操作。其工作成员，应当十分精干，有学识，有魄力，有干劲，雷厉风行，百折不回，还要实事求是，廉洁奉公。尤其是变法的初始阶段，没有这种机构，只依附于现有的衙门——无论哪一个衙门，都不啻是投畀豺虎，除了死无全尸，决不会有另外一种下场！
那么，第一步，应该努力促成这一机构的设置；然后才能谈得上别的。
公亮在政事堂召集两府大臣，为安石专门开了一个小小的欢迎会。散过会，只有公亮与安石两个人的时候，公亮问道：“介甫，有什么设想需要我出力吗？”
“丞相真好眼力，我确实有事要请您帮助！”安石早就想找宰相商量，只是不愿在家里谈公事，才一直忍着没去拜访他。见他发问，而且那么真诚关切，自然要说的。
“说说吧，什么事？”
“我想设立一个专门机构，独立筹划与措置变法事宜。”安石开门见山，说出了关键。
“好主意。非如此不能雷厉风行，立竿见影，我全力支持。您想过它的名目吗？”丞相也一眼就看出了实质所在。
“措置变法，主要关系经济。我想，新机构是否可以叫做制置三司条例司？”安石连名字都有了。
“这个名字不错，既求实，也不张扬。既是变法的大本营，当然不应该只限于经济。凡变法涉及的一切领域，它都可以介入，都可以管。您不要畏首畏尾，只管大胆干，我全力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宰相说，真正宰相的气度胸襟。
“谢谢丞相！有您大力支持，这事就好办了！”安石真诚地感谢说。
“瞧您说的，都是为国为君，谢我什么？要谢，还真得我来谢您呢！是您在为我这个首席丞相排忧解难呵！”公亮的话，也很由衷，并不是什么虚词。想到具体实施，公亮又补充道：“这事还得圣上点头才成，我这就去禀报皇上。您也给皇上说说。咱们双管齐下，尽快将它落实下来。还有，这事除了您管，恐怕还得配一个人。有两个人，名正言顺，才更好办事。”
“还是丞相想得周全。配人的事，就请丞相通盘考虑了，怎么着我都没有意见。”安石说，也是一种表态。
当天，曾公亮就去与神宗谈了。神宗完全赞成：“朕就知道他一定有办法。这么一竿子到底，省了多少麻烦！好，好主意！”
安石不知道神宗已经表态支持，还从外围先做他的工作：“陛下，财富从来就是治国安民之本。从周代起，太公就制定了九府圜法，榷制兼并，均富济贫，变通天下财物，富国安民。后来的人，只有汉武帝的大司农桑弘羊，与唐德宗的三司使刘晏，粗通经济，许多措施与古人多少有些合拍。可一般学者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不但不理解先王的法意，完全蔑视经济，也压根儿反对任何人重视经济，将讲究经济之道一概斥之为与民争利。如今既要理财，就应当效法古人，重修泉府之法，将财利之权收归朝廷。”
所谓九府圜法，乃是周代的货币流通之法。九府是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等九种掌管货币的专职官吏。圜通圆，意谓平均而流通；圜法，即指货币流通之法。安石讲《礼记》，专门作过解释。神宗自己也看过《史记》、《汉书》，多少有些了解。安石这话一听就懂，一点儿也不隔。千呼万唤之后，安石终于将经济问题当做头等大事提到了日程上，神宗自然有说不出的高兴，除了连声说好，一时间竟想不到别的话了。
只听安石又说道：“这人才，从来难得，也难知。尤其是经济之才，更是难得难知。”
神宗听安石已经转换了话题，这才应道：“可不是吗？从来就有人才难得、知人之难的说法，哪里会是虚话呢！”
“陛下圣明。”安石应了一句，又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所以，理财，一要专任，二要宽容。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长短不齐，用人多了，难免良莠参差。十个人理财，假如有那么一两个人出了差错，大家就会群起而攻之，不依不饶。用鲧一个人治水，那可是尧与群臣商议之后大家一起决定的。结果怎么样？还是失败了。用一个人都可能败事，用人多了，当然更不可能完全没有失误。关键是要权衡利弊，看看失多还是得多，不要为那些没完没了的攻击所动摇。”
“爱卿这话不错。从来之所以成事少，败事多，往往就因为一两个人出了差错，便将整个大计划全都废而不用了。主政的人，决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神宗说完这话，突然觉着悲哀起来：安石之所以绕了这么多弯子，不就是想在三司之外，再设一个独立机构操持变法吗？他怎么就知道我不允许，要绕这么多弯子来说服我？这君臣之间，沟通起来也是异常困难的呵！转而，又同情起安石来了：他做臣下的也不容易。为着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却不能直言摆上，还得绕许多弯子来说服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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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回（2）
想到这里，神宗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唉，朕也知道，如今这做事，实在不容易！要打破因循，别出机杼，更难了！爱卿的想法，丞相已经跟朕说了。朕完全赞成你的意见，在三司之外另设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全权设计、筹措相关变法事宜。这事当然由你全权负责。丞相说要再配一个人给你，倒也不失为周全之计。不管派谁，那儿只能由你说了算。要是婆婆多了，与现有的其他机构毫无二致，干吗还要成立它呢？爱卿只管放胆施为吧！”
绕了半天弯子，却绕来这么一大段知疼着热的话，安石当时泪水就下来了。好不容易才忍住泪水，回道：“陛下这样支持关爱臣下，微臣敢不披肝沥胆，死而后已！关于新机构的人选，容臣考虑后再上折子。”
两天以后，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正式下诏成立了，办公地点就在政事堂后面专门撤出来的一排厢房里。给安石配的助手，是陈升之。
这陈升之，原名陈旭，字阳叔，建州建阳人。因为“旭”与神宗的“顼”字声音相近，犯讳，才改成了升之。他也是进士出身，大抵做谏官的时候多，虽然能言直谏，却从来不犯牛劲，往往只点到为止。仁宗、英宗两朝，都做到了枢密副使。神宗接位，他本来改知大名府，陛见的时候，神宗因为他是先朝老臣，特意将他留下升了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已经是枢密使了，加他就是三个，自然是一种额外的恩宠。他要长安石十来岁，资历也老了许多，这次发布他与安石主持三司条例司，名字也排在前面。神宗派他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来，不要说，自然同样是一种看重；那期望不用说也是高的。当助手的话，神宗并没有明说。可升之是做官做老了的人，知道权衡轻重，早就甘当配角了。那话，其实也不用说。
安石没有权利挑同事，心里却感激皇上与宰相的一片苦心。自己在扬州当判官的时候，陈旭——那时还没改名字，也在韩琦手下做属官，他们算是同事，处得也还可以，多少有些了解。后来虽南来北往，再没有同事，但同朝为官，彼此的情况，毕竟不隔膜。至少，升之可以算个比较好相处的人。有这一点，也就难能可贵了。
关于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属官，朝廷允许安石与陈升之自行配置。安石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吕惠卿。
这吕惠卿，字吉甫，是福建路泉州晋江县人。父亲吕NC42E一直做到光禄卿，也是个三四品大员了，只是没有什么实权，不过管管皇家的祭品、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