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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荒唐的吗？
韩琦说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可他的目的不在改进，而是要完全废除青苗法，这就又当别论了。皇上的思想已经转了向，由此再来看韩琦的折子，只能挑出毛病来。
“瞧瞧，韩琦这不是也承认周公借贷取息了吗？而且，利息也有二成的！就是说，他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做的，与前人完全吻合！那还要喋喋不休饶舌什么？”他对安石说。
除此之外，神宗也反感。
王莽借贷，《汉书》上记得明明白白，谁都知道，可谁也不提。赞成也好，反对也好，谁都不提：赞成的既不以他为立法的根据，反对的也不以他作攻击的炮弹。尽管无论是根据，还是做炮弹，都最有力量。赞成的不用，是怕沾上关系，引火烧身；反对的不用，是怕听的人多心，老羞成怒，作出过激反应。不为别的，就因为王莽篡汉建了大新国，违反了君臣纲常的正统伦理思想，大家都忌讳。韩琦一向强梁，是三朝###，又在气中，只顾痛快，哪里管什么忌讳不忌讳！叫神宗恼怒的，正是他这种毫无顾忌的态度！
他对安石发火说：“岂有此理！我们连王莽也不如了！不知道他说谁？说朕不如王莽呢，还是说爱卿？”
盛怒之下，难免有些逻辑混乱。安石没有纠正，也不想计较。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韩琦的攻势再凌厉，也是强弩之末了，不值得计较。倒是皇上态度的前后变化，才是真正应该吸取的教训！
顺着皇上的话，安石开口劝道：“陛下，别人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自己要有定力，不为所动。只有皇上睿智圣断，坚定不移，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才能追随陛下，百战不殆。就像微臣，蒙圣上恩宠，从江南召我回来，我也是看着圣上天纵圣明，不难举措尧舜之治，才不自量力，横身而出，挡住天下的怨恨诽谤，一心只想帮助陛下建立无愧于古今的圣王之治。可到任一年，还没做什么，就内外夹攻，造谣诬蔑，只要迷惑皇上，不论什么事情都给搅黄了，才罢休。皇上似乎也不能不受人家蛊惑？没有皇上支持，微臣一个人成得了什么事情？我更怕攻讦日甚一日，一旦得逞，后果不堪设想，也误了皇上的知人之明！身体又一直不好，这才请求辞职。全仗皇上圣明，事情总算都过去了！过去虽说过去，每每想起来，还是多少有些后怕！”
安石因势利导，又说得有情有理，神宗自然感动，说：“爱卿放心。吃一堑，长一智。有这次的教训，朕再不会受人蛊惑了！”
神宗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安石除了感激，已无话可说。而韩琦的折子，也就只能留中不报，永远被束之高阁了。
韩琦虽被冷遇，作为偏军的其他人并没有停止行动。偏军中，司马光自然要算一支劲旅。为了劝慰诏，神宗虽对司马光不满，却也没有认真计较：不过愚直而已，跟他认真什么？或许正是这种宽容的鼓励，司马光更来劲了。一连串的失利，也让他别无选择，只能撕开面具，直接向安石挑战！
司马光上了一道密折，专题弹劾王安石。在这里，安石不仅不再是贤者，也不再只是执拗，不大懂事，因为用人不当而导致邪恶，而是一个真正万恶不赦的大奸大邪，罪魁祸首！他的罪恶，简直罄竹难书。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是他胡乱变法之罪；牵合衰世，文饰奸言，逞口舌之辩，拒诤臣之议，是他文过饰非，杜绝批评之罪；重用朋党，各据要津，作威作福，惊骇天下，又是他拉帮结派，动摇天下之罪。这样的人，如果不及早清除，严加惩处，任他祸国殃民，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说到自己与安石的关系，他也严正声明，那是：冰炭不可同器，寒暑不可同时，根本就是有我无他，有他无我！只要能除掉这个乱臣贼子，自己就是乱剑加身，也心甘情愿，绝无怨言！
大宋遗事 第八十四回（2）
这样的劾文，谁看了都会惊讶，更甭说一向认为君实与安石是刎颈之交的神宗了！他自然只能瞠目结舌！司马光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只是一个迂腐固执所能解释的了！然而究竟为的什么，神宗还参悟不透。暂时，他也不想去追根究底。他只希望司马光与安石仍然能和平相处，同心协力，一起辅助朝政，就是有些不同意见，也不妨求同存异；有些摩擦，或者还能相互参照，取长补短。不论怎么说，司马光是个有根底的人，史学尤为优长，虽迂腐，却不乏正直；不好官禄，淡泊名利，更是难能可贵，几乎与安石毫无二致。司马光辞枢密使折子中有几句话，说：自己有幸生于承平之时，家里世代为儒。从小儿长到二十岁，始终闭门读书，不与人事交接。自打当官，几乎全在京师，很少经州历县去做地方官。因此，大凡钱粮刑狱等等俗务，自己一概做不来，也怕烦得要命。至于军旅兵事，压根儿没学过，更是一无所能。自己的长处，只在解述经史，以自己的愚直替朝廷补过拾遗。但凡朝廷有任命，自己也总是就其所能，辞所不能。说得恳切之至，是真不好做官的心胸，不是任何人都能说得出来的，神宗心里最折服了。皇上也喜欢、尊敬不爱做官的人，不是怪事吗？这有点儿像饭店老板愣是喜欢不愿当厨子的人，不大好解释。大概因为看惯了低三下四，偶然见到一次个性的张扬，他也不能不肃然起敬吧！或者，倒是自己早已厌倦了彼此的周旋倾轧，便彻心向往高扬的个性？谁能说得清呢！心里既有几分敬重，人家也早声明自己是个只适宜做谏臣的愚直汉子，还能因为说过头话而认真追究，开罪他吗？还是包起来算了。神宗压下了君实的密折，就当没这回事儿。
司马光见毫无动静，又一连另追了几道折子。仍然石沉大海，他也没脾气了。
皇上这里既没脾气，他便开始下安石的工夫了。
他给安石写了一封长信，一封老长老长的信，长到有三千三百多字。
一开头，先说自己为什么写信：自己没有事，从来不敢乱登两府的大门。那么，有话只好诉诸笔墨了。
开过头，便来套近乎。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是益友。君实不才，不足以辱没介甫，以朋友相待。但自从认识相交，也有十多个年头了，这期间还常常同事，不能说一点儿交情都没有。尽管自己孤陋寡闻，还是想努力，争取做您的一个正直、诚实的朋友。我们都想立身行道，辅世济民，应该是有共同语言的。可这一向在朝廷议事，我们却每每互有龃龉，不知道介甫觉察到这一点没有？尽管见解各异，我一向对介甫的向往羡慕之心，却丝毫没有改变，这是天日可表的。
接着，就说到正文了。先，还是一个帽子。说介甫独负天下盛名三十多年，才高学富，难进易退，远近之士，无论相识与否，都认为介甫不起则已，一旦出山，天下就可以立马太平，老百姓也都可以立马富足安康了。正因为如此，天子一旦破格起用介甫，拜您为参政大臣，天下谁不拍手称快，引颈而望！高帽子戴完，底下就要清算了。可事实怎么样呢？事实是，自您为政一年，士大夫们，无论朝上朝下、京内京外，就没有一个不说您介甫不是的！不只是士大夫，就是那些升斗细民，小吏走卒，也没有一个不怨声载道，都说您介甫的不是！不知道介甫听没听到，是否知道其中的缘由吗？您门下的人要讨好您，肯定不会向您讲真话；一般官僚，等着看您失败，也不会同您说什么。君实虽忝备末座，毕竟还是老交情，无论于公于私，都应该向您坦白陈言。我知道，外面诋毁的那些话，都没有根据。您是古今少有的大贤，所有的失误，不过因为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岂有他哉！这么又打又拉，我说的东西您介甫该言听计从了吧？否则，您介甫也真太不可救药了。
下面的话，不说也可以知道究竟了：君实只以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为纲，将安石的罪过全都网了进去。
事情当然还是那些事情。一是，不该不让三司理财，将财权归于自己；二是，不该设置三司条例司，重用一帮唯利是图的小人，变更祖宗成法，利小害大，得不偿失；三是，不该乱派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多人分行各地，督察青苗钱、助役钱、农田水利，凌辱州县，骚扰百姓，弄得怨声载道。使者以小凌大，是侵官乱政，介甫却以为是最好的治术；贷款生息，是微末鄙事，介甫却以为是王政根本；徭役自古都由老百姓来服，介甫却要敛钱雇佣。为什么平常人都能看得清清爽爽的事情，介甫这样大智大贤的人却愣是看不明白呢？不为别的，实在是您用心太过，要别出心裁，建奇功，立大业！用心既偏，还能不是非颠倒吗？
自信太厚，则主要是自以为是，只愿听顺耳的话，不愿听不同意见，拒言绝谏，甚至排斥异己。
君实知道介甫无书不读，尤其喜欢孟子、老子，说完介甫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五大罪状之后，便又借力发力，专引孟子、老子来作补充攻击。孟子，主要引他“仁义而已，何必曰利”；老子呢，当然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了。引证之后，就来对照：青苗、均输等，没有一项不是唯利是图；而变更祖宗成法，上下颠倒，普天之下，士吏兵农、僧道工商，没有一个人能袭故守常，怎么能算是清静无为？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为什么要将生平所学全都抛弃不顾，而听信一些小人的无知浅见呢？实在太可惜了！
大宋遗事 第八十四回（3）
话都说得差不多了，自然该提出忠告：目下皇上只信任介甫一人，只要介甫说句话，天下就会整个儿翻个过儿。请一定出来说句话，将新法统统废了。千秋功业，只在一念之间，介甫何乐而不为呵！
信到这儿，君实又从头看了一遍。觉着开头不大顺：无事可以不去两府，写信就是有事了，再说不去，就立不住脚了。正好自己害了膝疮，行动不便，就拿它作理由吧。添完这个理由，信算写完了，可君实又顾虑起来：介甫要是将信拿给他身边的那些小人看，岂不坏事！还得叮咛一下：请介甫千万不要将信交给小人们看，只能与正人君子们商议，相信他们会有正确的看法。要是真不听我的，我也不怕。我这里也表个态：介甫接受意见或不接受意见，或因此而罪我骂我，与我绝交，甚至禀告皇上将我也赶出京城，我无不认命，任您裁处！这一段也补上了。
内容不过如此，怎么就写了三千三百多字呢？主要是引用经典与汉唐的遗文史例太多了，足足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好像安石不是个大学问家，倒是个刚刚进学的毛头小伙子！君实就这么个德性，谁拿他也没办法！接到这封长信，安石自然只能苦笑了！
安石不想与君实多啰嗦：要说的话，朝廷里外几乎都说过了，何必再喋喋不休！可礼尚往来，也不能片言不发。他回了君实短短一封便笺，不过是说信收到了，外加问候与感谢而已。因为君实信中对孟子有明显的曲解，说到新法必将使老百姓父子相背、兄弟离散等等，实在太不着边际，安石到底忍不住，还是略带了一笔。也没多说，对孟子的话只是稍加解释；对于君实的想象，则只指出眼下似乎并没有谁见到，君实怕是过虑了！
安石居然还有雅量回信，着实叫君实又惊又喜！刚平静下来，就赶紧磨墨掭笔，给安石回信了。这封信倒是不长，除了感谢回信，主要就是解释他的现实描述，并不指眼前，而是指的未来。信中写道：
光以荷眷之久，诚不忍视天下之议论汹汹，是敢献尽言于左右，意谓纵未弃绝，其取诟辱，必矣！不谓介甫乃赐之诲笔，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足见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
光虽未甚晓《孟子》，至于义理之说，殊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似用心太过也。《左传》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于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民之膏脂，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
当是之时，愿无罪岁而已！
感发而言，重有喋喋，负罪益深！
第二封信到时，安石实在有些腻味了。不要他实指，他可以信口乱说。一说到实处，他又说将来才如此，现在并不是这样。这样说话，还能当真吗？而且，君实这脑袋，从来比别人少一根弦，账是没法儿算清的。就说这青苗钱，有贷有还，仓库怎么会空？老百姓借钱付息，确实有损失。可他们有钱生产、经营，可以创收，增加社会财富与国力不说，他们自己也并非无利可图、纯粹是坐吃山空的事情！可这账，你就替他算明白了，君实也未必懂！说到助役钱，连安石也有些糊涂了。君实的《论财利疏》，安石是看过的。说到役事，他也主张花钱雇役。由这件事，安石又想到，他在那里还主张执政将三司财权收归己有。怎么一到自己做，他就样样反对呢？上封信列的第一大罪状，不就说自己不该夺三司的财权吗？而且，役钱的事不过刚有条文征求意见，还没有正式颁布，要反对，是不是也太早点儿？真是扯不清！既扯不清，也不必扯了，还是随他去吧！可就这样撒手，恐怕不行，他不会就这么罢休的。得回他一封信，将一切都挑明了，说说清楚。那样，他大概就不会再来纠缠了。
安石提笔写道：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皆不足问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以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罪怨者，亦不改其度。盖度义而后动，是以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安石这信写得够明白的了：他与君实政见不同，看法迥异，实在没什么好谈的。而且，他还有个态度：发生的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自己早做好了准备。未来只会更加努力、不避艰险地协助皇上变法图强，决不会向因循保守势力屈膝投降。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要不改变立场，就请各自为战吧！可君实接到信后，还是又复了一封。翻来覆去不过还是那些话，安石当然不会再理会它了！
大宋遗事 第八十四回（4）
无论台上台下，人前人后，明里暗里，君实与介甫真正泾渭分明，再无瓜葛了。只是君实暂时还没认输，还得有一搭无一搭地纠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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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八十五回（1）
重起事端攻三不足
再说天人献洪范传
如果君实是韩琦的偏军，那么，苏轼就该是这支偏军的先锋了。
官场上的人，虽不能说都是禄蠹利鬼，但身在名利场中，根本不挂心名利的，却也真是凤毛麟角。说不关心，往往不过假撇清的高调罢了！真不关心，他就会老死山林，压根儿不入这个腌臜地方了。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用到官场，那是最贴切不过了。庄子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好像君子们相交真的一清如水，一点儿利害关系都不掺杂？那大概是他老先生的理想，就像他说天说地的那些大话一样，是认不得真的。至少，在官场上，这种清汤寡水的交往几乎没有。平头百姓之间，偶然一见，或许还有吧？
明白了这一层，就不难明白，像子瞻、君实这样性情、风格迥异的人，为什么能走到一块儿来了。子瞻虽然狂放不羁，政治上却并不糊涂。不但不糊涂，有时还有些小聪明，会弄些小小的投机花样。他的问题是恃才傲物，自觉不自觉地总想标新立异，教养、经历、学识等又不能不受到限制，性格中也有空疏落拓、大而化之的一面，虽不至于糊涂颟顸，却总是抓不住大局，比人家慢半拍不说，也难免见小不见大；偏偏又狂傲张扬，敏感夸大，凡有感受都被膨胀变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一种情况，严格说来，是不适合在官场上混的，变化万端、冲突激烈的变革时期，尤其不适合，不幸而置身其间，也就只能终生蹭蹬了。心胸狭窄一点的，往往会死于非命。幸而他还豁达大度，不至戚戚于心，还能在文学上成就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也算是有得有失了。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君实不是不知道子瞻的毛病，换一个人，他会瞅也不瞅他一眼！君实看重子瞻的，除了才情，更重要的，还是他的政治见解与横空出世的纵横家习气。还在子瞻考制科时，他就对他另眼相看了。他是主考官之一，子瞻之所以高中三等，与他的褒扬辩护，就很有关系。子瞻对他呢，既有座师之谊，也有借重他在朝野的官职、影响之处。否则，狂放不羁的子瞻，大概也很难与他这样一个愚直酸耿的老夫子纠缠不清。一个锅要补，一个要补锅，正好凑到一块儿。
去年议贡举，子瞻大唱了一通反调，本来只是冒险探路，没想到却得了一个碰头彩：皇上召见，褒奖有加。子瞻出来之后，逢人就讲：“皇上真正圣明天子，愣是能听进我们这些疏远小臣的意见！跟我说，以后只要见着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