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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全国民族情绪激昂，日本要求镇压救国会，认为抗日宣传是它鼓动起来的。南京遵命办事。救国会的七位最著名领导人被捕。他们都是有地位的资产阶级人士，其中有一名著名银行家，一名律师，还有教育家和作家。与此同时，政府一下子封闭了十四家畅销全国的杂志。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因为抗议日本侵略绥远等原因而举行的罢工，遭到日本人在国民党合作下的暴力镇压。青岛发生其他爱国罢工时，日本人派海军陆战队登陆，逮捕罢工工人，占领了全市。在蒋介石实际上同意取缔将来青岛日商纱厂一切罢工后，海军陆战队才撤退。
所有这一切事情都进一步在西北产生了反响。十一月间，张学良在自己部下官兵的压力下，发出了他著名的呼吁，要求派往绥远前线。呼吁最后说，“为了要控制我们的军队。”
我们要信守诺言，一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实现打敌人的愿望。否则他们就不仅把我本人，并将把钧座视为骗子，此后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因此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十万余人愿追随钧座到底。
这封信④口气恳切，要求报仇雪耻之心，希望恢复东北军声誉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蒋介石断然拒绝这个要求。他仍要东北军打共产党。
①见本书第一篇《汉代青铜》。②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为《纽约太阳报》写。③见蒋介石日记。④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由西北军事委员会在西安府公布。
一
兵变前奏（下）
少帅并不气馁，他不久之后又坐飞机到洛阳去亲自提出这个要求。同时他也为被捕的救国会领袖说项。后来，在扣留了总司令之后，张学良记述那次谈话如下：
“最近总司令逮捕监禁了上海救国会七领袖。我请他释放这些领袖。这些救国会领袖与我非亲非友，他们多数人我连认识也不认识。但我对他们被捕一事提出抗议，因为他们信奉的原则与我相同。我要求把他们释放，但遭到拒绝。我于是向蒋说：‘你对待人民爱国运动的残酷，与袁世凯、张宗昌并无二致。’
蒋总司令回答说：‘这只是你的看法。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动是革命者的行动。’
‘同胞们，你们相信这话吧？’
全场数千人齐声怒喊作答。”①
但是张学良在这个时候飞去洛阳有一个积极结果。总司令同意，他下次来西安时，他要向东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详细说明他的计划和战略。少帅就回去急切地等候他的上级的第二次驾到。但是在蒋介石来到以前，发生了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西北。
第一件事是签订德日反共协定和意大利的非正式参加。意大利本来已经默认日本霸占东北，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意大利与满洲国建交激怒了少帅，他一度与齐亚诺伯爵颇为友善。他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怒斥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誓必要摧毁意大利在中国的影响。他在向军校学生发表讲话时说，“这肯定是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末日！”现在东北军的不满又增加了一项。德意军事顾问当时正在训练蒋介石的军队和他的空军去轰炸中共。他们是不是也在把他们所能弄到的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提供给日本呢？难道德日条约事先没有通知蒋介石并征得他的同意吗？有谣言说他是同意的。
接着，也是在十一月里，传来了胡宗南著名第一军失利的消息，该军二十一日在红军手中吃了大败仗。胡宗南将军是南京方面最能干的战术家，好几个星期以来就一直几乎毫无阻碍地向甘肃北部挺进。红军慢慢后撤，除了小规模遭遇战外，避免交锋。但是他们通过不同方式向南京军队宣传“统一战线”，设法说明他们停止进攻，发表宣言声称红军不打抗日的军队，要求敌军参加他们共同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种宣传后来证明极为有效。
但是胡将军认为红军已经完蛋了——软弱、害怕、没有斗志。他轻率地继续推进。红军继续后撤，几乎撤到了河连湾。这时他们决定不再后撤；需要给敌军一个教训。需要给他们看到统一战线也是有牙齿的。他们突然掉转方向，巧妙地把胡宗南将军的军队诱入一个黄土山谷，到黄昏时，空袭停止，他们就加以包围，入夜后发动正面奇袭，左右两翼并有刺刀冲锋。气温低达零度，红军没有带手套的手指都冻僵了，拔不掉手榴弹的雷管。他们许多人就把木柄手榴弹当作棍棒挥舞攻入敌军阵线。一军团带头进行猛攻，结果全歼敌军二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缴获大批步枪机枪，政府军有一整团投诚参加红军。胡宗南将军慌忙后撤，在几天之内就把过几个星期中“收复”的地方全部丢失了。他坐下来等待总司令的增援。
东北军一定在窃窃暗笑。这不是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吗？红军不是比以前更有力量了？这次新围剿旗开失利不是说明围剿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一年，两年，三年，他们在哪里？仍在打红军。那么日本呢？占领更多更大块的中国领土。但是顽固的总司令因为最精锐的部队蒙此大辱，羞怒之下申斥了胡宗南将军，只有更加坚决地要摧毁他的十年宿敌。
蒋介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在西安飞机场从座机上下来时，所踏上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局舞台。
与此同时，在这个舞台上的左右两侧都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东北军将领已经商量好要联合提出停止内战和抵抗日本的要求。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将领也参与其事。杨将军的军队大约四万人，对继续打红军，比东北军更没有劲。他们认为这是南京的战争，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拚自己的命去打红军，红军许多人跟自己一样是陕西人。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也很丢人，因为这时日本正在侵略邻省绥远。杨将军的部队叫西北军。几个月前已与东北军结成紧密的联盟，秘密参加了同红军休战的协议。
这一切情况，行政院长兼总司令肯定已经知道一二。他在西安虽没有正规军，但在几个月以前宪兵三团——即蓝衣社的所谓特务团——的一千五百名人员在他的侄子蒋孝先将军的指挥下开到了西安，后者曾经诱捕、监禁、杀害激进分子成百上千。他们在全省设立了特务网，开始逮捕、绑架所谓共产党学生、政工人员和士兵。省城警察是南京任命的省主席邵力子掌管的。由于少帅和杨虎城在城里只有随身警卫人员，没有驻防军队，总司令在那里实际控制大局。
这种情况也促成了另外一个事件。蒋介石到达后两天，十二月九日，好几千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队伍向临潼进发，去向总司令递请愿书。邵主席下令驱散队伍。警察在蒋介石的一些宪兵协助下殴打了学生，一度还开了枪。两个学生受伤，正好是一个东北军军官的孩子，这次枪击事件就闹大了。张学良出面干涉，制止了殴打，劝说学生回城里去，答应把他们的请愿书交给总司令。蒋介石盛怒之下，申斥张学良“不忠”，企图“脚踏两头船”。蒋介石后来认为，他们两人之间的这一事件是后来发生反叛的近因。
总司令的整个参谋部和他的个人警卫这时全都在西安府同他一起。蒋介石拒绝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一起会见的要求，只是分别接见了他们，用各种办法诱使他们分裂。他的这个企图归于失败。他们都承认他是总司令，但一个个都表示对新围剿不满，都要求派他们到绥远抗日前线去。但是蒋介石对他们全体只有一个命令：“摧毁红军”。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告诉他们，剿匪已到只需最后五分钟就可实现最后胜利的阶段。”
这样，总司令不顾一切反对和警告，在十日召开了大本营会议，正式通过了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准备对已在甘肃和陕西的西北军、东北军、南京军队以及在潼关待命的南京军队颁发总动员令。当时宣布在十二日公布动员令。并且公开声言，如果张少帅拒绝服从命令，他的部队将由南京军队予以缴械，本人将予撤职②。同时张、杨又接到消息，说明蓝衣社同警察一起已准备好一份他们部队中同情共产党分子的“黑名单”，一俟总动员令颁发就立即加以逮捕。
这样，作为这一连串复杂的历史性事件的高潮，张学良在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十点召开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席会议。前一天已经秘密发出命令，调一师东北军和一团杨虎城的军队到西安府近郊。现在作出了决定，要用这些部队“逮捕”总司令和他的僚属。十七万军队的兵变已成事实。
①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西安府《西京民报》所载的一篇讲话。②蒋鼎文将军已被任命接替张学良任剿匪总部司令。
二
总司令被逮（上）
对于西安演出的这场惊险好戏的动机或政治背景，我们怎么说都行，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它所选择的时机和执行的经过，可谓高明之极。它比蒋介石在南京或上海发动的政变，或者共产党占据广州的情况，其流血和笨拙程度都不知要低多少。起事计划事先一点也没有泄露给敌方。到十二月十二日早晨六点钟，整个事件就已经结束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控制了西安。蓝衣社特务在睡梦中惊起，被缴了械，逮捕起来；几乎整个参谋总部人员都在西安宾馆的住处遭到包围，关了起来；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长也成了阶下囚；西安市警察向兵变部队投降；南京方面的五十架轰炸机和飞行员在机场被扣。
但是逮捕总司令却流了血。蒋介石下榻在十英里外著名温泉胜地临潼，把所有其他客人都驱赶一空。张少帅的卫队长、二十六岁的孙铭九上尉午夜前往临潼，他在半路上带上二百名东北军，清晨三点钟开车到临潼郊外。他们在那里等到五点钟，第一辆卡车载着十五个人开到宾馆门口，被岗哨喝止，就开起火来。
东北军这批先遣人员的增援部队马上开到，孙上尉率部进攻总司令住处。警卫人员猝不及防，没有久战，不过有足够时间让吃惊的总司令逃跑。孙上尉到蒋介石的寝室时，他已经逃跑了。孙率部搜索，爬上宾馆后面的白雪掩盖、岩石嶙峋的小山。他们马上就发现了总司令的贴身仆人，接着不久就找到了总司令本人。他只穿着睡衣睡裤，外面披着一件长袍，赤裸的手脚在急急忙忙爬上山时给划破了，嘴里也没有假牙，身子索索地在寒冷中哆嗦着，躲在一块大岩石旁的小洞里——这块大岩石是长城建造者秦始皇陵寝所在地的标志。
孙铭九向他打了招呼，总司令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国抗日。”
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
“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总司令闻此似乎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宽阔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了他的鞋子，然后在山脚下上了汽车开到西安去。
“既往不咎，”孙铭九对他说。“从今开始中国必须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么办？……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本。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
“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介石大声说。“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①
就这样，总司令虽然流了一点血，却毫不屈服，到了城里，成了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少帅的阶下囚。
在兵变那天，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名通电中央政府，各省首脑，全国人民。这封简短的电报说明“为了要促使他觉悟”，已要求总司令“暂留西安府”。同时保证他个人安全。提交给总司令的“救国要求”向全国作了广播，但是到处都遭到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没有在报上发表。这著名的八点要求是：
（一）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 立即停止内战，采取武装抗日政策。
（三） 释放上海爱国（七）领袖。
（四） 大赦政治犯。
（五） 保证人民集会自由。
（六） 保障人民组织爱国团体的权利和政治自由。
（七） 实行孙中山遗嘱。
（八）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对这一纲领，中国红军、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立即表示拥护。②几天后，张学良派自己的座机去保安，接了三个共产党代表到西安：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东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博古。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代表开了联席会议，成了公开的盟友。十四日宣布成立抗日联军，有十三万东北军，四万西北军和大约九万红军。
张学良当选为联合抗日军事委员会主席，杨虎城为副主席。于学忠将军领导下的东北军十二日在甘肃省会兰州，对在那里的中央政府官员和军队也举行了兵变，把那里的南京驻军缴了械。在甘肃的其他地方，红军和东北军共同控制了全部交通要道，包围了该省约五万名南京军队，因此叛军在陕甘两省全境操纵了实际控制权。
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和西北军奉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立即开到陕晋和陕豫边界。红军也奉委员会之命南进。一周之内，红军就几乎占领了渭河以北的陕西北部全境。红军先遣部队在彭德怀率领下就驻在离西安府只有三十英里的三原。另一支红军一万人在徐海东率领下绕过西安府开到陕豫边界。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并肩守在陕西边界上。一方面进行这些防御措施，另一方面三支大军都发表明确的声明，反对发生新内战，重申他们纯政治目标，否认有进攻之意。
为了执行八点要求，立刻采取了种种步骤，对此，红军在其新占地区一丝不苟地加以执行，停止实行土地革命纲领。一切反共的作战命令都予撤销。西安府释放了四百多名政治犯，取消了新闻检查，取消了对一切爱国（抗日）团体的取缔。成百上千名的学生可以自由地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活动，在各阶层中组织统一战线团体。他们也到农村去，开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训练和武装农民。在部队里，政工人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抗日宣传。几乎每天都举行群众大会。有一次参加者有十万多人。在所有大会上，口号都是团结抗日、停止内战。——后者对农民有现实的号召力，因为他们的粮食和牛羊已因未来的剿共战事而被征用了。
但是这些情况的消息在西北省以外遭到了扣压。甚至颇受尊重的《大公报》也指出，凡是胆敢刊载西安传出来的消息的编辑无不有立即遭到逮捕的危险。与此同时，南京的宣传机器又抛出了一个烟幕弹，使已经弄得稀里胡涂的公众更是莫名其妙。原来南京政府闻到兵变消息后顿时目瞪口呆，先是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常委会会议，立即宣布张学良为叛逆，撤销他一切职务，要求释放总司令，否则将开始讨伐。人们听到这轰动一时的新闻，反应不一，有的因蒋介石被逮高兴万分，有的大惊失色。到处出现了分崩离析的迹象。蒋介石是中国许多敌对势力暂时得到某种程度稳定的中心枢纽。一旦他离开了这个中心地位，这些势力就都失去了向心力，各种意见发生公开冲突，必须寻找新的组合，新的向心力，新的黏合剂。
①摘自代我在西安府为伦敦《每日先驱报》采访的詹姆斯·贝特兰访问孙铭九的报道。②上述八点要求中有七点是完全符合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发出的通电中所提的“救国”纲领的。因此，张学良和共产党至少早在那个时候已经同意了这个纲领，尽管共产党没有预料到张学良会采取这样令人吃惊的步骤来使南京对此加以考虑。
二
总司令被逮（下）
有三天之久，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的生死下落——除美联社以外，该社断然宣称，张学良已在电台上报告过他如何把蒋介石杀死，以及杀死他的理由。没有人知道叛军究竟打算干什么，很少人充分了解他们的立场的政治意义；甚至一些同情他们的人也因为错误的报道而谴责他们。南京切断了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西北的报纸和宣言都被检查官烧了。西安整天广播，一再声明不向政府军进攻，解释他们的行动，呼吁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强有力的广播电台进行震耳的干扰，淹没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在中国，独裁政权对于一切公共言论工具的令人吃惊的威力，从来没有这样有力地表现过。
我本人的许多电讯都遭到大肆删节。我几次尝试要把西北的八点要求发出来，这也许对西方读者澄清这个谜有一点帮助，但是检查官一字也不准发。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作新闻。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一方面竭力扣压真正的消息和事实，另一方面却向全世界发出一些愚蠢的谎言，使得中国更象是个疯人院一样的地方。竟有这样的消息：叛军把警察局长钉在城门上；红军占领了西安，洗劫全城，城墙上挂了红旗；张学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杀。南京几乎每天都说西安发生暴乱。红军诱拐男女少年。妇女被“共妻”。整个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成了土匪。到处发生抢劫。张学良要求总司令付赎金八千万元。①日本是张学良的后台。莫斯科是他的后台。他是个赤党。他是个鸦片鬼。他是个“死有余辜的忘恩负义之徒”。他是个土匪。
许多最最荒诞不经的谣言也起源于日本人在中国办的报纸，甚至日本高级官员。关于西安“赤色威胁”的“目击者”的异想天开的报道，日本人特别多产——尽管他们同别人一样同那个城市一无联系。日本人还发现事变后面有苏俄阴谋。但是他们在莫斯科报纸上遇到了他们宣传上的敌手。《消息报》和《真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