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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经济崩溃、生活质量仍旧差劲及政府仍旧腐败是如此气愤，以至于这一年的10月一名自卫队少校柳井晋作公开讨论军事政变的理念。他声称，当全国人民受苦时，政治人物中饱私囊，而腐败必须加以阻止。他的说法获得许多人的同情，但人们比较不认同他主张的由军方接管的理念。大多数日本人很想避免这样的事，因为日本以前曾走过这条路并为此付出代价。柳井被免职。
柳井不是惟一被免职的人，自民党也在翌年7月失去政权。1993年6月，国会通过对1991年11月以来担任首相的宫泽喜一的不信任投票。1989年，宫泽担任大藏大臣（财长）时曾因瑞克鲁特案辞职。在他返回政界时，他承诺要把日本建造成“生活方式的超强”，试图以此安抚民众。这承诺显然未实现。国会通过不信任投票后，翌月仓促举行大选。自民党在该大选中未能在极重要的众议院获得过半数席次，在511席中只获得223席（众议院议员人数有增加，战争刚结束时，众议员人数是466人）。
民众受够了，而38年未间断的自民党政权就此结束。更换天皇没有带来任何大的改变，或许换政府会带来大改变。
但更换政府事实上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保守派人士仍然在统治。接替宫泽出任首相的细川护熙，以前曾经是自民党党员，他是战前首相近卫亲王的孙子。细川领导大约七个政党的联盟，这些政党有许多是在选前仓促组成的。他设法创制大幅修改选举制度的法案，
众议院原本有511席，由129个选区的每个选区各产生1个以上的议员（最多高达6人）所构成。改组后的众议院剩下500席，由300个选区的每1个选区各产生1名议员加上基于比率代表制分配的200席所组成。单席选区制度旨在减少腐败机会，理由是选民较容易基于候选人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决定投票给谁，而如果是每个选区产生1个以上的议员的话，候选人对选区承诺的物质利益较可能成为选民选择的因素。按照这一制度的选举在1996年10月举行。实际上似乎没多少改变。
但他不久也因涉及弊案不得不辞职。
其后几年，政党组成、解散，政治人物转变效忠的政党对象，阴谋四起，令人想起19世纪90年代的政局。从1987年底至1996年初的九年间，先后担任首相的总共有九人。至2001年春，又有另外三人担任首相，从那时起，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首相更替趋于稳定。一个不变的因素是保守派继续控制政局。甚至在1994年6月与1996年1月之间担任首相、领导一个新的政党联盟的社会党的村山富市，很显然地受到保守派的控制。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3）
假如社会党主席村山富市答应社会党跟自民党以及其他政党结成一度不可能的联盟，自民党主席河野洋平答应让村山出任首相。村山在整个任期中常发表评语，暗示他的任期仅仅是借来的，而他的良心在挣扎。自民党在人数上控制这个联盟。
在1991年改名为日本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党，放弃其大部分政策，和宿敌自民党结盟，失去其大半的可信度，在此期间失去的地盘比它在80年代末获得的还要大。事实上，它将在每次选举中失去席次，而在另一次改名（去掉日本二字）后，至90年代末它几乎消失了。它在2000年6月的选举中获得19个众议院席位，在2003年11月的选举中，仅获得6个众议院席位，甚至比共产党赢得的席位还少。共产党在2000年和2003年获得的席位分别为20个和9个。到了1996年底，自民党再度正式掌权，甚至不需要联盟伙伴。
中曾根康弘在1991年曾说，民众只有自民党可以投靠。他的评语在90年代末似乎更合适。自民党在2000年6月的众议院选举中重新掌权，尽管首相森喜郎并不受欢迎，他以国内国际场合的失态表现而闻名（2000年4月，森喜郎在小渊惠三死后担任首相，小渊惠三从1998年7月开始主持内阁）。自民党在众议院480个席位（原来是500个席位）当中赢得了233个席位，那时自民党需要新公明党（31个席位）的支持，于是二者与新成立的小党派新保守党（7个席位）组成联盟。通过吸收其他议员，在2003年11月小泉领导下的众议院选举之前（这是小泉第二次出任自民党主席以及首相），其席位增加至247个，在选举当天3名独立议员和4名新保守党议员加入自民党，于是最终赢得244个席位。其联盟伙伴新公明党获得34个席位。
最大的对手是由另一个著名人物菅直人领导的日本民主党（不要与日本社会民主党相混淆）。民主党在2000年6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赢得了127个席位，在2003年11月选举之前，民主党吸收了小泽一郎领导的自由党，最终赢得了177个席位。参议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在2003年末参议院的247个席位（计划缩减为242个席位）当中，自民党拥有116个席位，新公明党拥有23个席位，日本民主党拥有69个席位。
令许多观察家吃惊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日本民众陷入一种政治自满的状态。他们曾在1989年参议院选举与1993年众议院选举中表达他们的愤怒。在1995年的地方选举中，他们也选两位喜剧演员（这两人分别是青岛幸男与横山勇）分别出任东京都与大阪府知事（县市长），这似乎是一种政治声明。1995年1月造成5000多人丧生的神户大地震，也是民众就建筑陋规（三菱液化瓦斯公司在神户市建造的143座瓦斯槽之中，有114座被发现质量低于官方标准）与对灾难没有迅速且有效的反应等事，向政府与商界进一步发泄怒气的机会。但自从那时以来，冷淡态度已占优势。使自民党重新掌权的1996年10月的众议院选举，也是投票率创下破纪录低点（59％）的选举。2000年选举的投票率略有升高，为62％。但2003年又降至59％。尽管声明更加明晰，但日本民主党势力渐强，有望取代自民党。2003年11月，众议院选举前两周的琦玉参议院补缺选举，投票率仅为27％。
宛如幻灭的民众接受（宿命论在日本史上并不陌生）了不会改变的现实，至少没有重大外来刺激的话是不会改变的。尽管景气衰退，生活质量仍有公认的改善，如居住空间的稳步增加，如今东京的住宅已经可以和欧洲各国相提并论了，其价格也迅速跌至西方国家的水平，也许实际上是景气衰退的原因。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严重弊案继续频繁发生，几乎每个月都有。例如， 2003年11月众议院选举后，两名议员各自由于贿选被捕。事实上，弊案变糟了，因为腐败一度被认为仅在政府与商界中才被发现，在官僚中不被发现，这种想法现在被认为太天真。此外，最近的弊案不仅涉及当权者中饱私囊，也有民众受害。人们现在知道，日本艾滋病受害者之中有1/3的人是因为有关当局故意允许使用未经处理过的血液而感染这疾病的。人们现在知道，小投资者被迫蒙受较大的损失，以便将重要投资人及客户的损失减至最低。而且性别也不是什么障碍了，因为女性也成为一系列弊案的主犯。例如，2003年11月琦玉县知事之女市川桃子因使用政治资金不当被判有罪，之前市川桃子为其父运营政治资金。2003年“透明国际”对133个国家就其公共部门清廉情况的国际形象所进行的调查中，日本排在第21位，而通常日本在收入、健康和教育水平的世界性调查中的排名都位居前5位或前10位。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4）
关于清廉情况的调查，日本的得分为7分（总分10分）。居于首位的芬兰得分为分，最后一位是孟加拉，只得了分。在其他方面，可以参见2003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对185个国家居民的平均寿命、教育程度和实际收入进行了评估。日本在评估中位居第九，这个位置与近几年日本的情况相符，但在过去日本曾位居前三甲。
这并非灾难，但是对于日本民族的声誉并不是什么好事。
隐藏在政治冷漠的背后，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日本民众焦急不安，这不安似乎取代了90年代初的愤怒。有因为景气衰退引起的普遍焦虑，景气衰退超出人们的预期，继续在90年代末期产生诸如大金融机构破产等新的震撼。例如，2003年末，足利银行被政府以暂时国有化的方式接管。焦虑的其他重要原因包括1995年神户大地震的震撼与稍后由奥姆真理教集团犯下的东京地铁神经毒气攻击案。这些事件揭示了日本人潜在的岌岌可危的感觉。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基础的持续衰弱，同时家庭关系和道德观念也逐渐薄弱，这导致了价值和稳定在某种程度上的丧失，也伴随着焦虑和迷茫，以及重商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自我衰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后结构主义时代和后现代的世界性现象，这个时代目睹了众多“宏大叙事”的解体，建立了世界观和对自我的认知。但是对日本而言，如日本近年来的文学作品中所显示的，这看起来并不是特别严肃，也许是因为日本一贯强烈的（也许有所夸张）集体主义、统一和社会秩序观念。
广受好评的村上春树的作品正体现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变化和焦虑。例如，在1997年的小说《地下》（Underground）人数中，他评论了奥姆教通过传达一种让人们从“面对新情况的焦虑”中解脱出来的世界观吸引教徒，他想知道日本社会对这些个体能够给出什么样“更能让人接受的说法”。
事实上，近年来社交恐惧症患病率的增加，其中包括长期逃避社会者（hikikomori）人数的增加，既是焦虑的表象也是焦虑的诱因。长期逃避社会者在年轻人中间尤其突出，约2/3的长期逃避社会者的年龄都是30多岁。人数一直在变化，但是保守估计至少也有100万。
媒体报道一再显示出民众对犯罪率升高、家庭分裂、金融不安全、社会老龄化（包括老龄化对退休金的影响）、年轻人伦理与道德恶化、教育性质以及性别不平等等问题的关注。
家庭分列造成日本单身家庭在所有家庭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1960年为16％，1990年为23％，2000年为28％。
社会老龄化现象日益突出。1960年，在日本，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02％，65岁以上的人口占57％。1997年，老年人的比例首次超过年轻人的比例，2002年年轻人的比例和老年人的比例分别为142％和185％。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之一是健康状况的改善延长了人们的寿命：日本在这方面居于世界之首，2002年的数字显示日本的女性平均年龄为8523岁，男性平均年龄为7832岁。另一个因素是持续降低的出生率，1947年出生率为每名妇女45个，而现在已经降至每名妇女13个，该数字只要降倒21以下，就会造成人口数量下降。出生率降低的一个因素是结婚年龄不断推后：1970年，男性的初次结婚年龄为269岁，女性为242岁；而2002年，男性的初次结婚年龄为291岁，女性为274岁。因此首次生育的年龄也相应地从1970年的256岁上升至283岁。
“银发社会”带来的系列严重后果之一是相对于资助人群（受雇劳动力）来说，被资助（非劳动者）人群的比例迅速升高，导致人们需要缴纳更高的赋税和退休保险金，也导致国家整体经济的下滑，这也是很多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另外，老年人带来很高的医疗费用。日本担心其退休保险金可能最终会提高到工资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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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5）
年轻人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一个最令人担心的现象是“援助交际”，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子自愿同比自己大的男性交往——通常包含性关系，从中获得报酬。儿童卖淫这个问题就够让人担心的了，更不要说成年人的道德问题了，另一方面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女孩子为了获得即时的物质享受，比如购买名牌提包，自愿出卖自己的身体。一项调查显示，4％以上的初、高中学生曾经涉入援助交际。其他让人关注的问题还包括缺乏承诺和服务意识、由于过分沉迷虚拟的电子游戏世界而降低对“真实世界”的认知、不断高涨的物质主义和追求时髦的风气，最严重的问题是滥用药物和酒精。
人们对日本教育的评价毁誉参半。国际上，日本在为雇员市场有效提供有知识的青年人方面受到赞誉。例如，2002年联合国报告对24个国家的14～15岁人群在阅读、算术、科学认知方面的能力调查显示，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在教育系统效率方面位居第二（仅次于韩国）。但同时日本的教育实践长期被指责为过分僵化，学生们缺乏创造力，问题包括固定的教学大纲、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极端的课业负担和考试（特别是多选题）等。尽管近年来上述问题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危机，西方媒体对此大肆报道。另外还有“学级崩坏”的问题，这个词是指一部分学生完全不遵守课堂秩序的现象。
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在前面提到过，日本女性境况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但是，很清楚的是职业女性一直无法身居高位，人们认为她们不必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对待。例如，女性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仅为71％，而最近的一项国际性调查显示在181个国家中在这方面日本的排名为135位。女性在大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比例连1％都不到，而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人是由于其作为公司创始人的家族成员而成为首席执行官的。除教育事业外，女性在职业中一直无法身居高位，如法律和医疗事业。1986年通过的《平等就业机会法》苍白无力，女性仍然无法与男性同工同酬，而且在具有相同资质和经验的时候，女性无法获得和男性一样的提升机会。一个问题是，很多公司招聘时，新职员会从两种“条款”中选择一种，一种可以有担任经理职务的机会，另一种仅仅针对普通办事员。女性通常被迫选择后者。例如在2003年11月的一个案例中，法官认为这种行为是歧视性的，但是否决了原告的要求，法官认为“只有在歧视行为是非理性的且违反了公共秩序的情况下才属于违法行为”。
通过政府白皮书可以看出政府也关切这些事，并且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例如，政府提出有关老人疗养保险的新法案，考虑进行多种退休金计划的改革。政府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比如，从2002年起，将绝对的成绩标准改为相对的标准，将每周上学的天数改为5天（对非私立学校）。备受争议的是，日本还通过了关于国立大学合并的立法，该法案从2004年4月起生效。后者同时是更大范围内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的一部分，该政策旨在恢复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小泉一揽子改革计划的一部分，针对经济目标的其他主要举措包括邮政私有化，以及向地方政府分权，让其负担更多的财政责任。
2003年设立结构改革特区也反映了分权和金融自由化，该项措施允许有条件地取消某些法律规定，以进行特定的开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核心思想是建立在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基础上的，日本又一次转向学习它从前的典范，但是日本的特区是由各个地区推行的，而不是由中央推行的。而且从性质上看，它们并非都是经济特区，通常它们得以建立的基础是社会的实际需求。
例如神奈川县的大和市有约8000名有行动障碍的残疾人，其中的很多人认为公共交通不适合他们使用，但是又没有家庭成员可以开车载他们去医院和其他地方。当地的出租车没有安装轮椅升降装置和坡道。因此，当地有车的志愿者开始搭载这些残疾人，仅收取很少的费用作为油费。但是这个行动最终被终止，因为国家法律禁止进行私车（除了注册的出租车）收费运营。大和市进行了努力，并得到了豁免，因此在该市可以继续进行这项服务（这将成为很多其他中心城市的先例）。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6）
近年来日本政治、法律方面获得进一步发展，1999年5月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法》，该法于2001年4月实施，2003年5月通过五部关于隐私的法律，并在两年内生效。这些举措表明一种更进一步地向西化的开放式民主的转变，尊重个人及其权利。但是，在平成时代民主和独裁主义互相角力的同时，政府于2002年8月实施了具有争议的国民户籍登记制度，每个人都被赋予一个11位数字的身份号码，全国的政府部门均可获得个人的信息。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或多或少地反对这一制度，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害怕个人信息泄露，一些市政当局则拒绝采取该项制度，因为这会造成信息的滥用。仅在横滨，就有80万居民（居民总数为350万）拒绝在被称为“Big Brother”的户籍系统中登记。这种反对的举动以及对人权和可能泄露个人信息的关注表明，日本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在对待这类事务的态度上确实变得更加西化了。
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怒气可能已被化解，但负面感觉仍就没消失。亚洲国家尤其对日本未能抓住适当机会处理其战前与战时行为而感到失望与不安。1989年裕仁逝世与1995年终战50周年，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但这些机会被错过了。在出访韩国和中国的时候，明仁天皇表示强烈的遗憾，也声称日本是造成苦难的根源，但是这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道歉。国会提出一份有关战争的正式声明，表达往常的遗憾之意，但没有做适当的道歉，尽管首相村山个人表达了诚挚的歉意；接着首相小渊惠三在1998年10月与韩国总统金大中签署的联合声明中致歉，声明他“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对韩国人民造成了无法承受的痛苦和伤害这一历史事实”，而且表达了“对此苦难的悔恨之情和衷心的歉意”。
但是日本对待“慰安妇”索赔的处理方式招致的反感，使这些和其他的道歉赢得的好感被打得烟消云散。“慰安妇”是被强迫给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的妇女，其大部分是韩国妇女。她们的索赔被交付给了私人基金，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