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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表情，他们赤脚走在那贫瘠而龟裂的土地上，驼着背，时不时地弯下身子，捏碎他们手里的土块；还有第二年，雨持续下了一个多月时他们的绝望，大雨使得河水暴涨，淹没了田地，覆没了街道，涨到同我的腰一般高。即使人们的屋棚都被水冲垮了，他们也先仓促地抢救他们的羊和鸡。
从此我认识到，世界是如此暴力、无法预测，有时甚至非常残酷。我认为，外祖父母对这样的世界一无所知，不应该用他们回答不出的问题去打扰他们。有时母亲下班回家了，我会跟她说说我看到或听到的事情，她会摸着我的额头，注意地听着，尽力给我解释清楚。我一直非常喜欢这样的关注——她的声音、她的抚摸，都让我感到安全。然而她也不太了解洪水、驱邪和斗鸡。和我一样，每件事对她来说也都是新鲜的，如果感到我的问题给她带来了不必要的思虑时，我就会停止这样的谈话。
我转而向罗罗寻求指引。他说话不多，但是非常好相处。他向他的家人和朋友介绍我是他的儿子，但是他从不会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建议或者假装我们的关系比实际的情形更亲密些。我喜欢这种距离；这种距离意味着一种男人间的信任。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非常广泛。不仅仅是怎样换一个轮胎或者下国际象棋。他知道更多复杂的事情，比如怎样控制情绪，如何解释命运中不断出现的种种秘密。
再比如怎样打发乞丐。似乎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简直是病态的展览——男人、女人、孩子，他们穿着沾满泥土的破烂衣服，一些没有了胳膊，另一些失去了脚，坏血病人或者脑灰质炎患者或者麻风病人匍匐前进着，或者坐在简易的滑板车上滑进拥挤的人行道里，他们的腿就像一个身体柔软的体操演员一样扭曲到身后。开始的时候，我看到母亲把钱施舍给每一个在我们门前停下的乞丐，或者施舍给我们所经过的街道向我们伸手的乞丐。后来，她终于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痛苦是没完没了的，她开始学会怎样去施舍，学会如何辨别这些不幸的程度。罗罗认为她的人道主义盘算让她显得很可爱，但又是愚蠢的。任何时候，只要他碰到我想学母亲的样子，掏空我仅有的几个硬币之时，他就会扬起眉，把我拉到一边。 。 想看书来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二章（7）
“你有多少钱？”他问道。
我掏空口袋。“三十卢比。”
“街上有多少个乞丐？”
我试着回想上个星期来敲门的乞丐数量。“你明白了吧？”在确定我根本数不过来之后，他说，“存着你的钱，保证你自己最终不会流落街头。这样要更好。”
他对仆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刚来到这个城市的年轻村民，一般为那些比他们自己也不富裕多少的家庭工作，然后把钱寄回村里或者存起来以便将来开展自己的事业。如果他们有雄心，罗罗会很乐意帮助他们开展他们的事业，一般情况下也会包容他们的独特个性，比方说他就雇了一个本质上不错的年轻人长达一年多时间，这个人喜欢在周末的时候打扮成女人——罗罗喜欢他的厨艺。但是对那些笨手笨脚、健忘或者浪费他的钱，并且不知悔改的仆人，他就会开除他们；母亲或我试图为他们辩解的时候，他会感到为难。
“你母亲有颗温柔的心，”有一天，我母亲试图替人承担把收音机从梳妆台上打落的责难，罗罗跟我说，“那是女人身上的一种好品质。但是有一天你会长大成一个男人，而一个男人需要更多的理智。”
这与好或坏没有关系，他解释道，和喜欢或不喜欢也没有关系。这只是一种让生活按应有的方式继续下去的事情。
我的下巴被重重地敲了一下，我抬头看着罗罗满是汗水的脸。
“注意。手抬高。”
我们又继续练习拳击，半个小时后，罗罗决定休息一下。我的胳膊酸痛；头上的血管不断跳动着。我们喝掉了一整壶水，坐在鳄鱼池的旁边。
“累了？”他问道。
我向前趴着，只能点点头。他笑了笑，卷起一条裤腿，在小腿上抓痒。我注意到从他的脚踝到小腿处有一排排锯齿状的伤疤。
“那是什么？”
“水蛭的印记，”他说，“我在新几内亚时碰到的。你通过沼泽时，它们就爬进你的军靴里。晚上，你脱掉袜子，他们就粘在那里，吸满了血。只要往它们身上撒盐，它们就死了，但是你还必须得用烧红的刀子才能把他们挖出来。”
我用手指摸着其中一个椭圆形的伤口。它很光滑，在曾被火烤焦的皮肤处，毛发不生。我问罗罗是不是很疼。
“当然很疼了，”他说，从壶里抿了口水，“有时你不能担心疼痛。有时你只需要考虑能否到达你一定要去的地方。”
我们沉默了下来，我从眼角处偷偷地看着他。我意识到我从没听他谈到过他的感受。我从未见他真的生气或者伤心。他似乎住在一个表面坚硬的世界里，拥有着明确的思想。我的头脑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你见过杀人吗？”我问他。
他看了我一下，很惊讶我提出这个问题。
“看到过吗？”我又问到。
“看到过。”他说。
“血腥吗？”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二章（8）
“血腥。”
我想了一会儿。“为什么那个人会被杀？你看见的那个。”
“因为他很软弱。”
“就因为这样吗？”
罗罗耸耸肩，把裤腿放了下来。“一般来说这就足够了。人们利用其他人的软弱。就像国与国之间一样。强者霸占弱者的土地。让弱者为他的土地工作。如果弱者的女人很漂亮，强者就会霸占她。”他停了一下，喝了口水，然后问道，“你想成为哪一个？”
我没有回答，罗罗斜望着天空。“最好是强者，”他终于开口了，并站起了身，“如果你不能变强，那就变聪明并且和那些强者和平相处。但是最好是自己变强。永远做强者。”
母亲在房子里望着我们，双手支在书桌上，倚靠着她的一沓年级论文。她自己想着。他们在聊什么呢？也许是耸人听闻的事，像吞钉子这样的。那么兴高采烈地，必定是男人的事情。
她大声笑了出来，然后自己抑制住了。那不公平。罗罗对我的关怀确实使她很感激。就算对他亲生的儿子应该也不过如此。她知道她是幸运的，因为罗罗本性的善良。她把论文放在一边，看着我做俯卧撑。她心想着他长得多么快呀。她回想起我们到达当天的情景，一个二十四岁的母亲，带着一个小孩，嫁给一个男人，而那个男人的过往和国家，她几乎都不了解。那时她知道得那么少，现在她意识到，她一直随身携带着的除了她的美国护照，还有她的天真。事情原本可能变得更糟，糟糕得多。
她曾认为生活会是困难的，她的这种新生活。在离开夏威夷之前，她尽力去了解印度尼西亚：人口排名世界第五，有几百个部落和几百种方言；殖民社会的历史，起先是被荷兰人占领了三个多世纪，再后来是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想要霸占这片储存着大量石油、金属和木材的土地；战后争取独立的战斗和一个名叫苏加诺的自由斗士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位总统。苏加诺最近已经被取代了，但是所有的报道都说那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人们都对这样的变化表示支持。他们说苏加诺已经腐败了；他是一位煽动人心的政治家，一位极权主义者，对共产党太放纵了。
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不发达，完全不同于美国——这是她知道的所有情况。她已经准备好去面对痢疾和热病，洗冷水澡和蹲在地上开的洞小便，经常断电，热浪和打不完的蚊子。非常不方便，确实，然而她会比外表看上去的坚强，比以往她所认识的自己坚强。不管怎样，那是在巴拉克离开后，把她推向罗罗的部分原因，对崭新而重要的事情的承诺，在她父母不能及的地方，帮助她的丈夫在一个情感深厚但又困难重重的地方重建国家。
但是她没有准备好迎接孤单。持续的、令人窒息的孤单，那是她真的无法描述的一种感觉。罗罗热烈地欢迎她，尽他所能让她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为她提供他所能给予的一切让她感到舒适。他的家人对待她的态度得当而宽容，把她的儿子看作他们自己的孩子。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二章（9）
然而，在她和罗罗分开的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夏威夷的时候，他充满了朝气，总是迫切地要实行他的计划。当夜幕降临，他们独处的时候，他会跟她说起，一个在战时成长起来的男孩的故事，看着他的父亲和长兄离家去参加革命军，听到他们战死了，还有一切都没有了的消息，荷兰人的军队放火烧了房子，他们的飞机在乡间的上空呼啸，他的母亲曾经为了换取食物把她的金首饰都卖了。事情会起变化的，因为荷兰人已经被赶跑了，罗罗告诉她；他会回到家乡，进入大学教书，成为那种变化中的一部分。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谈天了。事实上，他似乎很少和她说话，只有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只有当手头有事的时候，得修补漏洞或者准备一趟拜访住得远的表亲的旅行。好像他被拉进了一个隐藏的黑暗中，遥不可及，把他最明朗的部分带走了。某些夜晚，她听见他在大家都睡着后起床，手里拿着一瓶进口威士忌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独自舔舐着内心的秘密。还有一些夜晚，他会在睡前藏一把手枪在枕头下。不管什么时候，她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温和地回拒她，说他只是太疲劳了。好像他变得有些不信任话语了。话语，有感情的话语不见了。
她怀疑这些问题跟罗罗的工作有关。她刚到印尼的时候，他在军队里当地质学者，勘查道路和隧道。那是一个枯燥的工作，并且报酬不多；仅仅是买一个冰箱就花了两个月的工资。而且现在还要养一个妻子和小孩……难怪他消沉了。她不远万里过来不是要成为一个负担的，她决定，她要拿出自己的力量。
她很快就谋到了一份差事，在美国大使馆里教印尼商人英文，这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计划的一部分。钱使得家庭经济有了起色，但是没有赶走她的孤独。那些印尼商人对英语的优美并不感兴趣，有些甚至不听她的课。那些美国人几乎都是一些年纪较大的男人，有些是国务院的野心家，那些经常神秘消失数月的临时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他们跟使馆的关系或者在使馆的作用从来都不明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丑陋的美国人的滑稽代表，喜欢开关于印尼人的玩笑，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她和一个印尼人结婚了，然后他们会试着澄清——不要太在意吉姆的话，他热昏头了。对了，你儿子好吗，那个可爱的，非常可爱的男孩。
这些人了解这个国家，即使只是不全面的了解，比如说埋葬尸骨的墓室。午饭后或者随意聊天时，他们会跟她说一些她无法从公开的新闻报道上知道的事情。他们告诉她，美国政府已经为共产主义在印度###盛行而烦恼不已了，而苏加诺却如何使得美国政府的神经进一步紧张，还有他的民族主义之巧言令色以及他的不结盟政策——他就像卢蒙巴或者纳赛尔一样讨厌，只能是更令人讨厌，这让印度尼西亚有了战略重要性。即使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但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了政变。更确切的事实是，政变后，军队扫遍乡村，搜寻假想的共产党的支持者。死亡人数只能靠猜测：有可能是几十万，或者五十万。即使是使馆里最聪明的人也统计不出。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二章（10）
通过旁敲侧击地悄悄谈论，她发现，即使在现代，这个国家仍然存在残酷而又迅捷的镇压运动，而这种镇压过了不到一年，我们就来到雅加达了。这种想法使她感到惊恐，历史能够如此毫无保留地被吞没，富饶肥沃的土地能够一滴不剩地吸收那曾经流遍街道的血河；人们能够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在新总统的大肆宣传下继续生活，这是一个忙于发展的国家。随着她印尼朋友圈的扩宽，有些朋友会愿意同她说其他的故事——遍及政府机构的腐败现象，政府在警察和军队冲击下的摇摇欲坠，所有的行业都在为总统的家族及其随从服务。每听到一个新的故事，她都会自己跑去跟罗罗求证：“这是真的吗？”
他从不会回答。她问得越多，他就越坚持他那和善的沉默。“为什么你要为这些谈资担心呢？”他问她，“为什么你不为参加晚宴买件新衣服呢？”最后，她向罗罗的一个堂兄抱怨，这位堂兄是个儿科医师，他在战时曾帮忙照看罗罗。
“你不会明白的。”堂兄温和地告诉她。
“明白什么？”
“罗罗回来后的环境啊。你知道的，他并没有计划从夏威夷那么早回来。在肃清期间，所有在海外学习的学生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地统统被召集回来了，他们的护照作废了。当罗罗走下飞机时，他根本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见他；军队的官员把他带走了，对他进行盘问。他们告诉他，他被征入伍了，并且得去新几内亚的丛林里一年。他算是其中幸运的一位。那些在东欧前共产国家里学习的学生情况更糟。许多人仍然被监禁着，或者失踪了。
“你不要对罗罗太苛刻了，”堂兄又重复说道，“这样的时代最好被忘掉。”
我母亲迷惑地离开了堂兄的住所。外面，艳阳高照，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她没有坐出租车回家，开始漫无目的地走着。她走到一个富裕的邻近住宅区，在那里，那些带着高高铁门的超大的房子里，住着的都是外交官或者将军。她看见一个赤脚的妇人，披着一条破烂的围巾，慢慢走进一个开着的大门里，走上一条车道。在车道上，一群人正在清洗一排车，都是梅赛德斯—奔驰和路虎。其中一个人喝斥着妇人，让她离开，但是妇人站着不动，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臂，她的脸上满是忧愁。最后，另一个人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把硬币，丢到路上。妇人飞快地追赶硬币，不断地反复检查路面，把硬币拢到胸前。
“权力。” 这个词就像诅咒一样烙在我母亲的心上。在美国，权力在表面上仍然是隐藏着的，除非你深入地挖掘；除非你拜访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或者和一个信任你的黑人交谈，你才能感觉到。但是在这里，权力是毫不掩饰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它赤裸裸地存在着，一直活生生地存在于记忆中。权力已经把罗罗带走了，把他拽进了他以为已经逃脱的世界里，让他觉察到它的分量，让他明白他的生命不仅仅是他自己的。那就是事实；你无法改变，你只能在规则下生活，一旦你明白了就是这么简单。罗罗已经可以和权力和平共处了，懂得了遗忘的智慧；就像他的妹夫那样，在一个国有石油公司当高管，赚取了几百万；就像另一个兄弟曾试过的那样，只是他失策了，现在沦落到不论什么时候过来拜访，总会偷走几件银器，然后把它们卖掉去换一些散烟。 。。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二章（11）
她记得，曾经有一次她无休止的问题终于让罗罗生气时，他告诉她的话。“内疚是一种只有外国人才能拥有的奢侈，”他说道，“它就像随意地说出你脑中突然出现的想法。”她不知道失去一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不知道醒来后她感觉胃部很疼痛是什么感觉。她不知道通往安全的道路会是多么拥挤险恶。稍不留神，人们就容易跌倒、后退。
当然，他是对的。她是一个外国人、中产阶级和一个白人，不管她是否愿意接受，她都被她的遗传所保护着。如果事情变得一团糟，那么她随时可以离开。这种可能性抹煞了她可能对罗罗说出的一切；这是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障碍。现在，她看着窗外，看到罗罗和我已经在继续打拳了，在我们站立的地方，草地被踩平了。这个景象让她轻微地发抖，她站起来，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
权力正在带走她的儿子。
回顾以往，我不敢保证那几年罗罗是否完全了解我母亲的经历和感受，为什么他努力工作为她所提供的一切，仅仅只是增加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不是那种会自我反省这些问题的人。相反地，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情，在我们住在印尼的那段时期，他不断往上高升。借助他妹夫的帮助，他在一家与政府有关联的美国石油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我们搬到了位于更高档的邻近住宅区的一所房子里；汽车取代了摩托车，电视机和收音机取代了鳄鱼和猿猴塔塔；罗罗能够在公司俱乐部里请我们吃饭了。有时我会听到他和我母亲在房间里争吵，原因经常是由于我母亲拒绝去参加他公司的晚宴，在那些晚宴上，来自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商人会拍着罗罗的背，吹嘘他们成功地用贿赂取得的新的海面开采权，而他们的妻子会向我母亲抱怨印尼用人。他会问她，如果他单独前往，其他人会怎么想，提醒她，那些人是她自己国家的人，然后我母亲会近乎尖叫起来。
他们“不是”我的同胞。
然而这样的争吵并不频繁；在我妹妹玛雅出生后，在他们分离后直至最终的离婚，直到我最后一次见到罗罗的十年之后，母亲帮他到洛杉矶治疗肝病，那种肝病原本会在他五十一岁时就夺走他的生命，母亲和罗罗之间始终保持着真诚友好的关系。我经历到的紧张气氛，大部分与我母亲对我态度的逐渐变化有关。她本来一直鼓励我尽快适应印度尼西亚：这使我相对自立，在紧张的财务预算下没有太高的要求，相对于其他的美国小孩显得特别有礼貌。她教育我蔑视在国外的美国人身上经常流露出来的无知、傲慢和自大。但是现在她已经明白了，就像罗罗早就知道的那些，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机会和一个印度尼西亚人的生活机会是截然不同的。她清楚，她想要让她的孩子站在哪一边。我是一个美国人，她决定了，我真实的生活并不在这里。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二章（12）
她最初的努力集中在对我的教育上。没有钱送我去国际学校，那是大部分在雅加达的外国小孩读书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