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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教育干事的面貌出现，战俘们对程冠法敬而远之； 而作为一个文娱部门的工作人员出现，组织并参与战俘们的文娱活动，战俘们便把他看作是最受欢迎的人，称他为“Our good friend ”———“我们的好朋友”。那年圣诞节，有五十多名美英战俘给他赠送了圣诞贺卡。方针一变，战俘们自己管理生活的热情大为提高。
每个中队都重新整顿和健全了生活事务部，下属三个管理小组，一个管卫生，一个管伙食，一个管邮件。负责卫生工作的人对宿舍开展定期的卫生检查，关心整个中队和每个成员的卫生，送病号到医院诊治，代病号取药，帮助照料病号； 伙食管理小组安排伙食工作，在中队范围内选拔烹调好于，不断制订和更新菜单，负责食物的发放，收集对伙食的意见，督促改进； 邮件管理小组给大家发放写家信的信纸信封，从信箱内收取信件，及时送交战俘营转寄； 一有家乡来信，迅速分发。各种比赛搞得轰轰烈烈。球类比赛除了高尔夫球和马球外，其他常见球类比赛应有尽有； 还有体操，田径、拳击、钓鱼、桥牌、惠斯特纸牌，国际象棋比赛。其中有一项也许是美国独有的体操———木杆操比赛，使得其他国家的战俘和志愿军工作人员们都看得非常入神，齐声叫好。这一比赛使用一根笔直的长长木杆，由十二名同等身材的青年挽在手中； 于统一哨音中做出整齐而多变的动作，矫健生动，充满活力。
除了体育比赛以外，还有各种技艺比赛，包括歌唱、舞蹈、绘画、木刻、雕塑、做衣服、制作吉他琴等等。比赛优胜者都发给奖品，有的奖品很精致，是战俘们自己用上等木材雕刻的动物造型。各类得奖作品还在俱乐部里陈列出来，供大家观赏；有实用价值的赛品就供中队使用。在这种新的宽和气氛下，音乐尤其成了战俘们不可或缺的精神享受。由于听众的激励，各乐队的演奏水平迅速提高，其中要数美俘伯尔·劳特担任指挥的乐队最为出色，他们能演奏许多世界名曲，每当周末晚上都定时举行音乐会，还常应邀到其他中队作巡回演出，受到伙伴们的热烈欢迎。
第62节
此时的战俘营，果然有点校园的味道了。
教室里，讨论着朝鲜战争的性质与前途、国际和平的进程，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俱乐部里乐声歌声不断，体育场上各显身手，龙腾虎跃； 炊事房的门口，菜单常换常新。那时候，战俘们不但过西方人的节日要会餐，而且过中国人的节日也要会餐，说是跟中国人同庆同乐。
战俘们对中国人的节日熟悉得很，什么春节、元宵、国庆、中秋等等，他们都记得很牢，抓住不放。
特别令人惊奇的是，阅览室里人满为患，不少战俘居然一头扎进马列经典著作里，入了迷，又做卡片又写笔记，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频频找教员求解，常常把很有学问的教员也弄得张口结舌一时回答不上来，又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查找资料作出准确解答。开起学术研讨会来，有的战俘一发言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简直有点像马列学院的正规学生。 这一现象，使许多志愿军俘管干部和翻译人员大为感慨。啊！ 果真是强按牛头不喝水，牛要喝水拉断尾巴也不回头。灌输教育取消了，真正必要的教育却并没有取消。
美俘中有一小部分黑人和来自农村的白人，从来没有读过书，是文盲，连家信也不会写。看到伙伴们接到家信时欣喜若狂的样子，他们很羡慕，很痛苦，求人代写家信又不好意思，很想学文化，于是，扫盲文化班成立了，志愿军的英语翻译居然成了美国人的英语教员。
有很多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战俘，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但又缺乏系统知识，便自发组织了文学社，一起研讨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问题； 英俘中有不少军官具有学者素质，有的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有的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对文学很有造诣，能者为师，这些军官就成了文学社的辅导老师，讲雪莱、拜伦、海涅、普希金，讲巴尔扎克、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讲莎士比亚、莫里哀； 中国教员就给他们讲中国文学史，讲中国文学名人和代表作。
还有些战俘想着回国后能离开军队找一份职业，希望抓紧时间学会一二门专业技术。于是，各种职业教学小组成立了。原来当过机械工、水暖工、木工、厨师的战俘，便成了技术教员，无偿地为大家传授技艺。有一技之长的战俘也有了用武之地。有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美俘叫罗勃斯，中国人友善地叫他“萝卜丝”，他精通电工，助人为乐，一边教伙伴们学习电工技术，一边帮营区修理电路和电器。他还构思了一种使老鼠偷食时触电而死的灭鼠方法，说是等回国后要去申办国际专利，向全世界各国的共同之敌老鼠开战……
战俘营的面貌迅速改观了。俘管人员与战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战俘逃亡事件不再发生。这些成为东方人阶下之囚的西方青年，似乎忘记了自己的非常身分，一个个变得乐乐呵呵的。对志愿军工作人员的称呼也不知不觉间变了，不再称长官、教员，按西方人的昵称习惯，直呼你的一个姓； 王、刘、张、陈，还有大胆地称你为“张同志”、“王同志”的； 亲亲热热，有点不分彼此的感觉。每当晚饭后，只要天不下雨，他们会抱着篮球，主动找志愿军工作人员赛球，“战场上被你们打败了，球场上要打胜你们！ ”说得诙谐，却又坦诚。有时接到家信，情侣寄来照片，或寄来一绺金发、一个艳红的唇膏吻印，或妻子生了孩子，或孩子长了牙，断了奶，会呀呀学语举足试步了，或得知原来所在部队给他们按期加了薪金升了军衔，他们都会弹着吉他唱着歌，来找中国朋友报喜‘过圣诞节，就给志愿军分送由自己绘制的精美贺卡。“越分越少的是财物，越分越多的是快乐。”他们依旧信奉这一句西方民谚。
营养好，情绪好，心宽体胖，战俘们一个个都迅猛地长膘了。他们隔三差五忙不迭地跑到卫生所或司务长那里，找磅秤测体重，生怕体重超过警戒线。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秘书、美军第2 师第503 野战炮兵营劳埃·卡特尔下士，与他的好友却士特·詹宁斯，在被俘之初不在同一个战俘营生活，隔了将近一年后相逢，两人互相对望着，都怔住了。因为两人都胖得使对方有点儿不敢相认。劳埃定睛看了好半天，惊叹说： “好家伙却士特，料不到你会胖了这么许多！ ”
第63节
“你不也一样吗？ 劳埃。”却士特大笑道，“你不用看得发呆，我比被俘前只增加30磅。有的伙伴比我增加得还多哩！ ”
的确，有个美俘在四个月时间中就增加体重35磅，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
“我的天！ 再这样发展下去有危险，可要采取措施减肥了。”他们在高兴之余，出现了新 的忧虑……
不拐弯则死，一拐弯就活。似乎是一念之差，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化干戈为玉帛，看来不仅仅取决于真诚的愿望，同时也取决于科学的方法。
先哲们在提出正确原则的同时，也曾经反复告诫后人们： 真理随条件而转移，真理即便是往同一方向多跨出一步，也会变成谬误。国内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曾用阶级教育的方法改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队被俘人员，这一成功经验，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是，到了朝鲜，换了战场与对手，这一改造战俘的成功经验，便成了导致战俘们离心逆反的起点。事实证明，收容他国战俘，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的继续，是由军事斗争让位于更深更广范围内的文化较量。文化，是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不同经济状况和历史传统所综合形成的观念性产物·。一种文化要想改造以至战胜另一种文化，决非易事，较量几十年乃至几百年而未能决出胜负的事实，在世界各地并不罕见。有时候，军事上的战胜者，常常会被战败者的文化所战胜、所同化。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有过多次这种对入侵外族的文化胜利。任何军事胜利者企图以自己的面貌改造军事战败者的文化，这样的尝试，不论多么执著多么顽强，很可能会是一种最徒劳甚至是最危险的尝试。古今中外，多少曾经是所向无敌的强大集团与政党，往往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走入误区，最后导致了彻底的失败。所幸的是，改造西方战俘，毕竟是个局部性的问题。那时候，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有民主有集中，从善如流，尊重实际，尊重规律，出了偏差能及时纠正。正如圣人所言： 错而能改，功莫大焉！ ，和平的主题，是一个崇高的主题，在特定情况下，它比阶级斗争的主题更有感召力和战斗力。党，我们的军队，有民主有集中，从善如流，尊重实际，尊重规律，出了偏差能及时纠正。正如圣人所言： 错而能改，功莫大焉！ ，和平的主题，是一个崇高的主题，在特定情况下，它比阶级斗争的主题更有感召力和战斗力。
第64节
1951年4 月发起的第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先后投入数十万大军，虽然取得了歼灭美军及其仆从军82000 余名的巨大胜利，但未能达到预定的战役目标，打了个击溃战，没有歼灭敌人完整建制的大部队。当志愿军随身携带的粮弹耗尽而主动北撤时，替代麦克阿瑟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才42天的李奇微，起手不凡，看准志愿军因补给困难而无法持续作战的弱点，调集十三个精锐师的兵力，用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兵组成“特遣队”，沿公路线向后撤中的志愿军穷追猛打，并截断了部分志愿军队伍的归路，使志愿军 部队一度陷入前所未遇的被动境地。
五月下旬，志愿军终于顶住美军的大规模反击，稳定了战线。一天，在东部战线金化附近的一处密林中，一支后撤下来的战斗部队与第九兵团前指机关宿营在一起。
刚刚经历过浴血鏖战和长途行军的指战员们，衣着褴褛，精疲力尽，有的在裹伤，有的不顾野地上满是露水，倒下就呼呼大睡； 有的从大路上割来被敌机打死的骡马的肉，挖无烟式防空炉灶煮熟充饥……没有歌声，没有笑声，甚至听不到说话声。自我入朝近半年来，还是头一次见到志愿军队伍出现这样的窘境。
第九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张景华急于了解作战部队在撤退中的思想情况，带着我找到这支部队的干部。张景华让我临时为他作记录。同我们谈话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副营长，一个是教导员。张景华开门见山地问： “这次战役打得不理想，同志们有什么想法？ 对上级机关有什么意见？ ”
两位指挥员沉默着，谁也不愿先开口。不开口就要打瞌睡，他们实在太困了，只好强打精神睁开眼睛。
“你们营作为师的尖刀部队，打得非常出色嘛！ ”张景华鼓励道，“当然，这仗打得很艰苦，很残酷，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调查各种情况，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
副营长很年轻，额头上、胳膊上、小腿上，一身好几个地方缠着绷带，渗出斑斑血迹。上级领导人的话也许触动了他的心弦，睡意顿消，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们六个营干，牺牲了四个……”他边哭边说，“全营，有一大半人没有回来。这仗打得真窝囊！ ”
“开头的穿插倒很顺利。”教导员也提起了精神，接过副营长的话，“我们一夜工夫突进敌人纵深110 里，经历大小战斗9 次，打死敌人140 多名，俘虏敌人270多名……” “哦！ ”张景华情不自禁地惊叹了一声，催促道： “说下去，说下去。”“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占领预定高地，卡住了敌人一个团的逃路。”教导员的脸色陡然一变，显得十分惋惜和沉痛，“本来说好4 个小时后主力部队就会上来，结果14个小时也不见踪影，我们死守高地，两面受敌，打得好惨好惨！ ”
“天天讲美国纸老虎，这回我们孤军被围，敌人可就是铁老虎了。”副营长擦去泪痕，发出了牢骚，“战前我们把敌人宣传得太差劲，大伙的思想上就有些麻痹了。抢占预定高地以后，累是一回事，多数同志对敌人的火力估计不足，不愿意拼死命修筑坚固工事，以为咬咬牙几个钟头就顶过去了。结果———个小小山头，至少落下了上千颗炮弹和炸弹。要不是命令我们撤回，全营的人非给轰光不可。”“你们抓那么多俘虏，怎么处理的呢？ ”张景华问。
说到俘虏，副营长布满血丝的眼珠子似乎要弹了出来： “咱们的俘虏政策，实在叫人想不通……”
教导员伸手按住他的肩膀： “冷静些，好好说。”
“没关系，随便说。”眉清目秀的张景华看上去像个书生，毫无高级干部的威严，他不在乎副营长心情激动时所采取的反常态度。副营长喘着粗气，几乎扭歪了五官。结果还是教导员代替他说。
“我们营是头一批渡过昭阳江的。一过江就按照预定路线向南猛插，一路上势如破竹。”教导员念过书，有文化，说话流畅，“敌人毫无思想准备，一顿狠打他们就溃不成军。团里给我们营配了一名英语翻译，两名朝鲜语翻译。只要用英语或者朝语喊一通话，告诉他们已经被包围，缴枪不杀，晕头转向的美国兵和李伪军就会丢下武器跟着咱们走……”
第65节
“跟着咱们走怎么行？！”副营长又插上了话，“穿插任务时间紧迫，一分一秒都耽误不得，带着俘虏就会捆住手脚。当时有好些班排干部都主张就地处决他们，因为这些敌人暂时给打懵了，并不是真心想投降，一看咱们的后续部队没上来，不是逃跑，就会操起家伙再跟咱们于。”
“事实正是这样！ ”教导员一脸悲愤，接着说，“我和营长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怕留 下他们会招祸。可是，想到俘虏政策，想到战场纪律，咱们一点都不敢含糊： 不打，不骂，不杀，不侮辱人格，不搜腰包，坚决按照政策要求办。我们让放下武器的敌人集中起来，点过数就让他们自动往北走，遇到志愿军的大部队再接受统一收容，负伤的俘虏也给包扎安顿好。他们丢下的枪炮没法带，我们就把枪机、弹梭和炮栓卸下丢进山沟里，想等到打完歼灭战以后再来收拾。哪里会料到我们的主力部队给敌人堵在半道上，不能按时完成对敌人的合围，结果这些俘虏一个也没有带出来。那天拂晓，在穿插路上最后一次战斗中，有二十几个美国兵刚放下武器向后转，不知道他们又从哪里搞到一批枪枝，返回头来撵着我们的屁股打，我们营长就是给他们打死的。天亮之前如果不占领预定高地就要误大事，我们又不敢恋战，大伙儿气得嗷嗷叫，悔不该对这批混蛋手下留情！ ”
“要是能抽几个战士押送一下就好了。”张景华喃喃道。
“我们营在强渡昭阳江的时候伤亡不小，”副营长解释，“一路上又不断减员。作为尖刀部队的战士，一突入敌后，个个都成了过河卒子，这样的精兵一人顶十人，个个得当车马炮用，怎么抽得出来让他们去押俘虏？！”
“当然，也怪我们太大意。”教导员痛心疾首，“我们应该想到这些俘虏刚刚放下枪，并没有消除敌对情绪； 我们还应该想到，战场上是很容易搞到武器的，不能对他们太放手，至少可以派几个战士就地监视他们，等我们全营走远以后再让战士跟进。唉！ 总而言之，我们对战俘太讲仁慈，从制订政策到执行政策，都有些右倾。”
“这话就说得不够全面了。”张景华摇摇头，表示异议，“制订政策是从大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的，执行政策必须有坚定性。碰了钉子出了纰漏可以分析研究找原因，但不能怀疑政策； 你们对俘虏讲宽大，虽然吃了亏，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行动肯定会产生好影响的，至少敌人说我们抓了俘虏就杀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
两位指挥员沉默了，看不出他们是服从了张景华部长的劝导，或者是在继续憋气。 “还没有想通吗？ ”张景华追问了一句。副营长依然不说话。
“首长放心！ ”教导员说，“不管想不想得通，反正往后再碰上这样的情况，照样执行命令就是了。” 二 整个第五次战役，分前后两个阶段，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实际动用兵力达11个军4 个军团。如果担任穿插任务的部队以每个师一个营估算，大约也有几十个营。这些尖刀营大部分都抓到过俘虏，但大部分俘虏都没有带下战场。所以第五次战役中虽然捕获俘虏很多，但其中有相当一批实际上等于就地释放，送还给了美军和南朝鲜军。有的俘虏归队后甚至隐瞒了这段经历，继续拿起武器跟志愿军作战。这批人中间，有些在往后的战斗中，又一次成了志愿军的俘虏。第二次当俘虏，比第一次当俘虏的自觉性就要高得多了，因为他们确信志愿军不会杀害他们，不会虐待他们。
志愿军始终严格地执行着宽待俘虏的政策，但要执行者完全想通这一政策的绝对正确性与必要性，却并不容易。
战场，是膨胀仇恨的巨大发酵器。仇恨的增长，极容易导致盲目地虐杀失去抵抗能力的战俘，以图宣泄之快意。近代战争史上，特别是1929年缔结与1949年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国际公约产生以来，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公然主张虐杀战俘。而事实上，许多侵略军却无意或无法制止下属对敌方被俘人员的残酷虐杀。因为几乎一切军队在从事非正义战争的时候，都必然会激起被侵略者的愤怒抵抗； 于是又必然会加剧侵略者的疯狂，虐杀战俘便成了一切侵略军队必然要采用的报复手段。这原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一条不可更易的铁则。
第66节
中国有句古话：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本是给被侵略者对付侵略者的常规手段，是被侵略者逼出来的极端行为。但作为明智的反侵略军队的领导人，他们决不会怂恿自己的人民和军队，对战俘施行盲目的自发性报复，因为他们真理在握，有充分的自信，通过真理去感化被俘人员中的绝大多数，将敌人变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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