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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丹福思（）的当地牧师在1680年首先对该岩石进行了描写。他也叙述了有关这个岩石的传说。这个传说变成了印地安人的民间故事：“于是，那里有一个木屋（和屋中有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们）游弋在阿逊奈河（River Asooner，后来被称为陶顿河River Tauton）上，他们同印地安人发生了战争，并赢得了全面的胜利。”（9）中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平底船称为“木屋”。诸如其他观察者，像尼科洛·达·康提（Niccolo da Conti）和佩德罗·诺福尔（Pedro Tafur）。后者是一位西班牙旅行家，他向达·康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见第四章）。在1421年，海平面要比今天低约六英尺。因而，那些被高水位覆盖的岩石除最高春潮外会在吃水线以上。当然要尊重和相信当地土生美洲老人讲的故事：
第十三章 北美洲的定居地（4）
“这个纪念碑是最古老的印地安人所敬重的。此碑不仅古老，而且质料也不同于其他碑……有些人猜测碑上的符号是象形文字（原文如此）。第一个符号代表没有桅杆的船和一些搁浅的失事船。第二个符号代表一个陆地的角，可能是一个带有半岛的海角，因而是一个海湾。”（10）
这个故事和早几周周闻船队所遇到的可怕经历是一致的。
丹福思（）1680年描写过岩石后，到1860年它至少已被描写过6次。当地船员带领游客到那个岩石，他们刮掉海藻探寻象形文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形文字越来越难以辨认，而传述越来越夸大且离奇。这几乎和丹福思的记述没有多大关系。这个岩石不管记录了什么信息，现已无法辨读了。我和所有的人一样郑重地得出结论认为该岩石是属操非欧洲语言的人雕刻的。这些外国海员是乘着像屋子一样的船向河的上游航行的，并且用文字记述了失事船。后来，葡萄牙人发现了这块岩石，并在其上刻了一个十字。
我下一步查找当地历史学家的著作，以求获得更多的资料。纳拉干西特湾是朝向北大西洋的，并经受着严冬天气。暴风雪侵袭海岸时，居住在这个荒凉地区的当地美洲人，甚至野生动物都会到内陆寻找庇护所，来躲避最恶劣的天气。对中国人来说在海湾寻找到一处庇护所也是很自然的事，陶顿河就是最佳的选择路线。这是土著美洲人通向内陆的道路。因而对中国人来说，驶到该河可通航的最高点，也是合乎逻辑的。其点在戴顿岩石附近。突然起暴风雪时，这里可以给抛锚靠岸的船只提供庇护所。
20世纪50年代，佩里·波因特（Perry Point）开发房地产开始不久，发现了一大批旧建筑石料。这些房子具有一样的规格，建成十字形，用泥浆粘合在一起，而不是用土生于该地的蛇麻草和野谷。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些东西的重要性，没有人试图阻止房地产开发，也没有人安排进行广泛的发掘（11）。那么，这些建筑是不是中国人建造的呢？可惜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因为这些遗迹已经荡然无存了。
著名的北美历史学家德拉贝尔（Delabarre）教授（12）认为生活于戴顿岩石附近的“纯血统万潘恼格（Wampannoag）印地安人”和马萨诸塞邻近的部落相比在生理和肤色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他推断说葡萄牙探险家米古埃尔·科尔特里尔（Miguel Cortreal）探险到今天的纳拉干西特湾时，其船于1510年失事（13）。他和他的船员就被“万潘恼格”人接纳了，并和该部落通了婚。当然德拉贝尔的提法也可以使用于韦拉扎诺所遇到的铜色皮肤人们的情形。后来看到“万潘恼格”人友好地接纳了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他们在别的地方的经历恰好与此相反：男性清教徒常常被其他部落的人杀死，而妇女和财产被抢掠，人们可以设想“万潘恼格”人早些时候也友好地接待了失事船上的中国人。
我开始寻找更多相关的证据，诸如雕刻的石头等，但还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我发现了佛得角岩石以后，耗费大量的时间寻找中国人登陆的碑铭，但我在任何一处都不曾找到。令我惊奇的是，我在东马萨诸塞很小的范围发现了至少12个奇异的岩石（14）。这些岩石的大小、位置、表面和位于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 刚果（Congo）河岸的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以及新西兰鲁阿普基海岸的岩石极其相似。很多岩石在一个角上用圆石支撑着。这与佛得角岩石的式样极为相似。由此回想到旅游过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地方时有“呈长排堆岩石”的记述，肯定有人把岩石堆成这种奇异的形状。
我决定在东马萨诸塞的一个地图上把岩石标出来，而后立即发现这些岩石要么在南边陶顿河岸和北边的梅里马克（Merrimack）河岸，要么在马萨诸塞湾附近。很有可能这就是拖着巨石航行到达上游的位置。一艘“大屋”航行到陶顿河，另一艘航行到梅里马克河。
在舒茨伯里（Shutesburry）的一个岩石上看似刻着一尊坐式佛像。如果把雕刻的时间确定为哥伦布以前的时代，那么具有重大的意义，但遗憾的是我所到过的博物馆至今还没有对其日期做出最后的结论。令人惊奇的是在舒茨伯里以南100多英里北塞勒姆（North Salem），有一个很容易辨认的马的雕像—哥伦布以前的作品。如果是树立岩石的人们使用的马，那么这些马很可能是随同马船一同到来的。因为岩石是在第一批欧洲人定居下来以前的地方发现的，而马在公元前10000年之前绝迹于北美。眼下大家一致认为巨石可能是人们使用马将其拖到现在的位置。这一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所有结果将公布在网站上。
可以认为发现于东马萨诸塞的12大岩石和位于佛得角群岛、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与鲁阿普基（Ruapuke）海岸的岩石在位置、大小、形状以及支撑方法上都相似。由此，说明这些都是同时出现的，并且有人认为戴顿岩石上的碑文代表的是失事船上的海员，而不是中国人，但我确信中国船队曾到过加勒比海，而后到了亚述尔群岛。在两次靠岸期间，信风和海流恰好把他们送到发现岩石的地方。最可信的解释就是这个岩石是中国人立的。韦拉扎诺遇见的妇女就是中国侍妾的后裔。我以为北美的第一批移民不是随哥伦布到达的，也不是随欧洲其他任何开拓者到达的，而是随周闻船队的平底船到达的，登陆时间大约在1421年前后。圣诞节的时候，或许应该将新英格兰更名为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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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北美洲的定居地（5）
建立居民点之后，船队又起航了。留在岸边的海员和侍妾凄凄楚楚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他们望着巨大的红帆撑开了，灌满了海风，平底船离开了海岸起航，站在海岸上的人们目不转睛地望着远去的船只，直到船消失在海平面上。当他们转身朝陆地走去的时候，他们心中肯定充满着希望：总有一天伟大的宝船队还会返回到他们这里来，带着新的补给，更多的人员，并将留在此地的人们带回到向往已久的祖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断为生存而斗争—修建房舍，捕鱼耕地和开拓内陆——他们常常把目光投向大海，搜寻着海面，渴望海上出现滚滚浓烟，预示着援救船队的到来。而时间在消逝，希望渐趋渺茫。尽管在老人们的聊天中常常谈及祖国，但后来渐渐成了模糊的传说。再后来，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他们的后代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他们的祖国也完全被他们遗忘了。依然没有一条中国船返回来把他们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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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北极探险（1）
舰队司令周闻带领着虚弱的船队开始了下一段更加壮阔的航行，却使原本虚弱的船队实力锐减。从残存的中世纪地图上可以看出，中国船队在穿过北大西洋冰冷的水域时被分为了两支： 一支朝北继续航行； 另一支继续向东，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按常理能够在一个月内离开新英格兰从西北方向到达亚述尔群岛①。亚述尔群岛分布在由西北到东南长达600公里的一条链上。从美洲望去中国人目所能及的第一个岛屿便是亚述尔群岛的西北端，这个小而充满传奇色彩的科沃（Corvo）岛与北京在同一纬度上。
像佛得角群岛①上的圣·安当（Santo Ant媜）和瓜德鲁普岛②一样，科沃岛上盘踞着一座巨大的火山—卡尔德朗（Caldeir媜）控制着，它常常为一大片白云所覆盖。数里开外可以看见溪水顺着火山四周淌下，然后蜿蜒数里流入大西洋。该岛只有5里长，放眼望去满目苍翠，像从海上升起的一片至蓝，但生存在这里却很艰难，因为只有在火山山脚和大海之间的南部海岸才有一条狭窄而又贫瘠的土地，大约就是现在首府维拉诺瓦（Vila Nova）所在的位置。所有的房屋杂乱地拥挤在一起，吝啬得好像不愿浪费哪怕一寸珍贵的土地。
在这里我开始寻找灯塔，或者一块雕刻过的石头，就像我已经在中国人航行过的路线上沿途找到的一样。如果它存在，它应被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并且应被首次发现该岛的葡萄牙人记载下来。关于葡萄牙人在15世纪30年代到达这里的最早记述是这样的：
在被他们叫作拉文（Raven〔Corvo〕）的岛的山顶上……一尊骑士雕像；他没有戴帽子，是个秃子；左手扶着马，右手指向西方。雕像牢牢地安置在一块从岩石中凿出的石基上，底部刻着我们无法读懂的文字。（1）
这段记录的重要性有几个方面。雕刻马和文字的显然不是欧洲人，骑士不仅不戴帽子而且是个秃子。卫戍秦始皇陵墓的一些俑兵被塑造成光头上戴着一个紧束的“筒袜”，就像一个紧绷的发网。他们看上去也确实光秃。科沃的骑士手指西方，即新英格兰，这个方向想必正是中国人所到达过的。从美洲到达亚述尔群岛对中国帆船而言很容易，但从葡萄牙去却很困难，因为在那儿船会被强大的海风卷至海里。因此尽管亚述尔群岛离葡萄牙很近，葡萄牙人还是在发现加那利群岛（Canaries）和佛得角群岛后很长时间才发现了它们。
我最终断定科沃的骑士确是中国雕像，甚至可能是“马背上的皇帝”朱棣，在葡萄牙人发现该岛之前，中韩绘制的《疆理图》上就出现了亚述尔群岛，而阿拉伯的地图上，甚至是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尔·伊迪利司（Al Idrisi，公元1099～1166年）和阿本·哈顿（Ibn Khaldun，公元1332～1406年）的地图上都没有发现该岛。如果它不是中国人发现的，那么谁会在葡萄牙人之前发现该岛，而那些葡萄牙人又是怎样知道遥远中国的制图法的呢？
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或许在亚述尔群岛定居过的有力证据来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讲述了一个关于非欧洲人的尸体被冲到距科沃南边约二十公里的福劳丽丝（Flores）海岸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哥伦布航行到美洲之前就已广为流传了。弗迪纳德·哥伦布指出他的父亲相信这些尸体连同“木雕艺术碎片”证实了中国①（Cathay）和西方有联系（2）。
根据早期的地图，当舰队司令周闻的一支船队从亚述尔启程返航时，另一支船队采取了不同的路线。在纽芬兰岛（3）大沙洲（Grand Bank）的南部，海湾分流。主流顺时针把船只带向亚述尔群岛并经过加那利群岛到达佛得角群岛。另一股较细的水流—阿尔明格（Irminger）水流把船只载向了东方。对着冰岛南部，转成逆时针，首先向北、继而向西北、然后再向北，把船只带进分开格陵兰岛与加拿大北部的戴维斯海峡（Davies）里，在那儿变成西格陵兰水流，流经格陵兰西海岸，环绕北海岸又顺东海岸而下成为东格陵兰水流，把船只带回了大西洋。在这条航道上任何船只环航格陵兰岛，以便使他们在任何时期都不会被卷入相反的季风和水流中。
我不得不面临两个难题：为什么中国人想要环航如此荒凉、冰冻的土地呢？即便他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现实中又何以轻意地实现呢？第一个问题回答起来比第二个要容易得多。对中国人而言，北极星的象征意义和其现实重要性使得确定北极的准确位置显得异常重要。皇帝有理由命令他们到达“迤北之国”，并探险地球最低的主要部分—正像他们的同伴远在南方定位南极所做的一样。
我发现的第一个有关这一冒险举动的间接证据是两张绘制的海图。第一张是坎提诺海图，这张著名的中世纪地图已经使我对中国航海有很多新的发现。第二张是有着相较争议的文兰地图，其绘制时间在1420～1440年之间，文兰海图上显示的纽芬兰岛、莱布莱德（Labrador）和整个格陵兰岛都非常精确、非常详尽。如果这是据实而绘，那么它就证明有人—或许是中国人—在欧洲人首次探险北极腹地（High Arctic）4个世纪之前就已深入北极至少四百余公里的地方。
利用文兰海图的信息，我明白我将开启潘多拉（Pandora）那富有争议的盒子。海图的可靠性受到很多证据的攻击。其不寻常的出处—1965年从一个地图商人的小菲亚特汽车的后座中首次发现的—引起许多专家怀疑的目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其制图之精良让人难以置信；格陵兰岛被绘制得如此精确，它只能被认为是现代赝品。麦克科隆（McCrone Association）集团的怀特·麦克科隆（Walter McCrone）—芝加哥公司一位受尊敬的化学分析专家，在1972年宣布该图所用墨水的成分里含有锐钛矿（钛元素的一种，首次用于20世纪20年代的墨水中），这使得地图的绘制日期一时不攻自破。但是在1992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的托马斯·卡希尔（Thomas Cahioll）博士却在中世纪的各种手稿中发现了锐钛矿元素，重又提出文兰地图真实性的问题。
第十四章 北极探险（2）
其他对地图可靠性攻击的证据是，最先定居格陵兰岛的诺斯曼人（Norsemen）毫无绘图知识，只是用口头流传代替地图绘制。通过口头描述而绘制的地图是不可想象的。此外，还有人认为格陵兰岛没有被环航过，在文兰地图上标出的名字是传说中的名字，据猜测是丹麦杰出的制图家科劳迪乌斯·克拉维尤斯（Claudius Clavius）标出了这些名字，人们认为他大约在1424年左右绘制了这幅地图，当然是诺斯曼人告诉过他这些地区在北方的称呼。然而，如果最初的制图者是中国人，克拉维尤斯将无法翻译标在地图上的地名，这倒能解释他何以觉得有必要琢磨出这些名字，因为当时墨水仍是一个未得以解决的有争议的问题。有关于此的书出版了不少，麦克科隆集团的麦克科隆博士关于该图是赝品的论断，最近受到大英图书馆的斯凯勒腾（R·A·Skelton）的挑战，他是一位地图收藏者，其权威不亚于麦克科隆。在此支持他的几位博学教授的证据也驳斥了麦克科隆的发现，认为锐钛矿确实在某些中世纪的墨水中存在，尤其是在15世纪早期的阿尔卑斯山的修道院中已发现有使用的痕迹。
声称文兰地图是赝品的人对这些证据极不满意。这也不无道理，这些数据是绘图者制图的基础，而创立这些数据的最初的绘图者，曾在那些中国帆船上待过，这些帆船中至少有一艘在寻求到达北极的航行中曾环航过格陵兰。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不得不回答格陵兰岛是否真被环航过。因为北极海面常年冰封，即使在有核动力装置的破冰船的今天，想环航它也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表明在15世纪早期，那儿的环境与今天的完全不同。
在奥斯陆（Oslo）国家档案馆，保存了有关1408年茜格丽特·飘恩洛蒂尔（Sigrid Bjornsdottir）婚礼的报道，它描绘了与我们所知的格陵兰完全不同的自然风光。茜格丽特是个寡妇，她的父亲和姊妹都死了，她继承了家族土地，成为格陵兰岛最富有的庄园主。她的第二次婚姻引起了大宗的财产交易，使她在1419年离开格陵兰之前几次削减家畜。她拥有成群的牛羊，放牧在水草丰美的格陵兰牧场，此景根本无法从现在荒凉、冰封的土地上辨认出来。茜格丽特举行过婚礼的教堂（至今）仍在黑峡湾畔荒凉而又壮观地孤立着。我们可以想象她在9月星期天的仪式结束后，匆忙从教堂赶回昏暗、温暖的房子开始婚礼庆典时的情景。
从发掘的她和她的家人、侍从以及仆役所居住过的房屋地板可以看出，大约在1450年小冰期（Ice Age）来临之前，格陵兰岛气候是相当温暖的。发掘过程中所发现的苍蝇的一个变种为此提供了证据，那些生活在暖室内的苍蝇消失了，被能生活在寒冷、没有腐肉的空房中的种类所取代。气候突变的证据从喉管已被割开的牧鹿犬的骸骨上就能看出—或许这是将死的居民最后的一餐。只有在极恶劣的环境下，一条宝贵的猎狗才可能像这样被宰杀，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它，一个家庭将无法进行足够的猎捕活动，那么就会很难熬过严冬。
我在乔治·纳莱船长（George Nares，公元1875～1876年）（4）航行北冰洋的日志中发现了更有力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证据。其船队中的一艘到达北纬83°20′，正好离格陵兰岛最北端三十余公里。一个军官—洛克伍德（Lockwood）上尉走过这三十余公里抵达最北端，洛克伍德岛也因此而得名。
微型冰期在1450年开始（现在处于结束期）部分原因是由于地轴的移位。根据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武备志》记载的航行方向和星象导航来分析，我能够计算出赤道在当时处在北纬3°40′的位置。因此，浮冰在最大最小的范围随之向北移动3°40′的现象无论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都会发生。有关移动的有力证据从皮里·雷斯图上沿着火地岛南部海岸的冰和让·罗茨的海图上塔斯马尼亚岛南部的冰可以看出—它们大约在今天标准线北500公里处。
因此，可以放心地说，格陵兰岛在1421～1422年间是可以环航的，因为无论是极冰的最大限度还是现在它所处的位置，格陵兰岛的气候都要比今天温暖得多。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它是一个有着绿色牧场的地区。从圣灵降临节（Pentecost，复活节后50天）到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