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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舰队起航（1）
阴间与阳间的明朝宫廷：皇帝安坐在道教神观的底下（上图），左右有文武官员各一名，两侧还各有一位守将。
通往北京近郊明十三陵的路上有成排的石像。其中包括武将（左上图）和高官，例如这里的宰相（右上图），以及各种强壮的兽类——外来的大象与中国神话中的祥瑞麒麟（下图）。
庞大的舰队未觉察到即将降临于中国的剧变，威严地向南驶过黄海，开始了载着人们去天涯海角的航行。永乐十九年二月初二（1421年3月5日），即航行第一天的清晨，此时，舵手保持船的正尾对着北极星，导航员则用牵星板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导航员则保持整整24小时的正南向航行，然后再进行另一次北斗的测量。通过向正南航行，在第一天航行结束时，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距赤道南或北的距离—而且也可以因磁性变化来校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以及校正测速仪的计量单位。
朱棣的航海官员所使用的航行方法被当时极少的文献之一《武备志》（Wu Pei Chi）记载下来，并得以保存。这些中国的航海操作说明不知如何躲过官员的清查，其实它是一种船舶驾驶和海战的技巧手册（1）。有了这写在长而薄的纸条上的操作说明，为他们进行每一次定期航海提供了详细的方向，包括星星的位置、纬度、针位和沿航线能清楚地看见的岛屿、岬角海湾和水湾的地形描述。通过研究这些航海方向，不但可以推断中国人已航行过的航线，而且也可以推断他们航行的精确度和凭借星辰确定航线的能力。这部文献的价值不可估量。
北极星是中国天文学的基础，对于中国人，它在象征意义上和航海上都非常重要。天极被看作是人间皇帝神圣地位的对应词。官员、侍臣、仆人围在皇帝周围，就像别的星星旋转在北极星周围一样；侍从的服饰和他们与皇帝的接近程度，则表明他们的重要，如同“系”在北极星周的群星的亮度、颜色和定位。“圣人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
西方天文学方法包含的原理首先被希腊天文学家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托勒密（Ptolemy）阐明的，其纬度是以赤道为根据的。在中国的天文学上，纬度并非由距赤道的距离决定而是由距北极的距离，即北斗星的地平纬度来确定。北斗星处于北极的正上方数万亿英里远的太空中，是一颗明亮而易辨认的星星。从北极观察，北斗星在观察者的正上方，地平纬度为90°或纬度为90°；当在赤道观察时，北斗星以0°地平纬度或0°纬度处在地平线上。通过测量地平线（地平纬度）与北极星的高度，能使导航员计算出他所处的纬度。然而，因北斗星在正北向，这可能会引起磁性变化—罗盘的磁性北和正北向之间的差异，于是需要确定差异并做校正。
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已有远远超过6个世纪的海上航行经历，他们积累的经验是以对北极星及高纬度地区围绕磁极的从不上升和从不降落的星星的计算分析为根据的。事实上，一旦中国人在天体中确定了北斗星的绝对位置，他们就把北半球其他星星“系”在北斗星上。当观察某颗星或星座时，甚至在星星还未升起的夜空，他们能确切地知道与它有关的其他星星在什么位置。这样，即使在地平线下看不见的星星，通过观察被“系”在其上环北极群星的中天—从任意特殊点观察它们划过夜空的轨迹的最高点—人们在任一地方就可知道一颗星星的准确位置。然而，中国人还没有掌握利用太阳来确定纬度的方法（3），这一点葡萄牙人首次于1474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方法使他们不但能测出北半球的纬度，也可以测南半球的纬度。而在南半球，北极星是看不见的。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必须得解决的问题。在朱棣绘制已知的整个世界的梦想实现之前，得先在南半球找到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用途的一颗星或星座。
到公元7世纪，中国人已发明了罗盘，所以能精确地确定航线。他们懂得利用磁感应，磁石的磁性被转移给铁，可以把这种磁化的铁浮于油上①让其自由转动，其一端始终指向地球的磁北极。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利用罗盘能在他们选定好的航线上在不超过2°的范围内精确地航行。他们亦能利用沙漏来测出航行的距离。沙漏漏尽一次的时间相当于2小时半，这一时长也是海员值更的单位。
然而，经度的计算是一个问题，在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还没有彻底解决。经度的改变基于4点：航线、船速、航行已用的时间和距离赤道南北有多远。通过记录海员值班的次数、穿越水面的速度和罗盘针路，导航员能估算经度的变化。但是，中国人的航海方法有一巨大的缺陷：如果正在航行的船下水体处于自流中—例如，在洋流顺或逆船流动时水手就无法测定经度的变化。在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最终完善了在海上保持精确时间的记程仪之前，测定经度只能靠测量绝对时间（absolute time）来完成，而欧洲人在后来的3个半世纪中也未能实现。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一缺陷使中国人的经度计算上产生了巨大的误差。北斗星航海能让他们计算纬度并在赤道北能以惊人的准确性抵达靠岸处，但是，近于同样准确的经度计算法则直到他们航行快结束时才被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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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舰队起航（2）
中国有能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洋中的造船经历有几个世纪的悠久历史，造船技师已逐渐形成了一种分体造船的有机模式。每一部分包括两端的水密隔墙，就像竹子内部结构，水密部分用重几公斤的铜栓将其固定在一起。3层硬木被钉在柚木框架上，然后用椰子外壳纤维捻缝，并涂上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这种牢固的防水漆自7世纪已被用作漆中国的远洋船只。然而，建造郑和的宝船需要如此多的桐油，导致沿扬子江两岸数英亩土地都被辟为油桐树种植园。
龙江造船厂的造船技师们设计的船只在广阔的海洋上能经得住最猛烈的风暴。加固的船头能使船只乘风破浪，而且在船头两侧有通往船舱内的通道。当方形船头颠簸在浪谷时，海水会进入；而当船头漂浮在浪尖上时，水又从两侧排出，以此来缓减船的颠簸。用铁圈箍在一起的柚木龙骨控制着船的长度，专门切割成巨大的长方形石块作为压舱物装塞在龙骨周围。能升降的附加龙骨安装在其两侧以保持平稳。在暴风雨中，半沉于海中的锚也可越过船舷抛入水中以减小船的摇晃。甚至在恶劣的天气和海洋条件下，通过这些独特的改进，船的颠簸和摇摆被大大减小了。
大船能经历台风而幸存，而且它的组合结构减少了因与礁石或冰山相撞而沉没的危险。它们被设计成即使两个船舱被珊瑚或冰块戳漏进水，也仍然不会沉没。为了增加货物承载力，中国帆船的船体与它们的长度相比是非常宽的，而船底则设计成平底。它们的帆起平衡作用，四边形帆呈倾斜状从帆桁端悬挂—形成中国特有的帆。这些帆通过安装一根根竹条使帆面绷紧，在顺风时，这种设计使航行变得特别有效。遇到紧急情况，这些帆也可以迅速卷拢或降下来。
在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最大的船是这种中国帆船。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作家伊本·巴图泰（Ibn Battuta，公元1304～1368年）横穿亚洲的旅行中记载，整个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与中国之间的货物均是由中国船来运输的。几个世纪后的1848年，几位英国海军军官乘一艘当时设计建造的中国帆船，从上海经纽约到伦敦，他们一路顺风航行，帆船的性能表现极好。尽管这些中国船硕大无比，但是它们主要是为在中国与非洲间的航行而设计的，顺季风（季风每年改变两次方向）航行已达数世纪了。虽然四角帆在风中航行也很有效，但是当船身形状与帆的设计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大船也试图如此时，它们就显得笨拙而效率低下了。中国帆船绝对不能抢风航行，这实际上强迫顺风航行—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季风带之外受到严格限制。当要探索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中国舰队伟大航海期间的航线时，这将是关键性的因素之一。
这些巨大宝船的太监船长和海军将领们是一些有相当才能的人。但是，与随其之后的欧洲探险家们一样，中国的这些船员都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大多数是罪犯，被发配到海上代替坐牢或国内流放。而作为船员，在某些方面的生活要比牢狱之刑好得多。出海时，舰队给他们提供制服—一种至膝的白色长袍，饮食则有食物和酒；在海上也得到很好的照顾。海军将领的组成人员还包括180名医官，每条船和每150名士兵中就有一名医官。宝船上的食物丰富而又品种多样，然而，穿越不明水域的航行毕竟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伟大探险与发现的航行中生还的人只有1/10。但是，这些能从早期的宝船航海中幸存下来的人均得到很好的奖赏，他们往往获得自由并得到捐助或养老金。
像中国人也讲迷信一样。郑和船队的每只船上都有一小舱室供奉着水手之女神—妈祖，而且每次晚饭前都有要向她祈祷。当船员在外国登岸，都随身携带圆形铜镜来辟邪；铜镜背面有8根辐条的佛教###。
全体船员中的关键人物是导航员和火长（“pass…men”，又称为“船师”），他们在一个封闭的小船桥内驾驶船只，起居和饮食与船上其他人分开。在他们远洋航行中，为了能使船得到高质量的维修，帆船也载有能胜任各种工作的能工巧匠：有捻缝工、帆匠、修锚和修泵匠、脚手架工、木匠和桐油漆工。在北京宫城里雕刻有各种作品的石头雕刻者和石匠也乘船航行，给舰队航行所经之地留下了不朽的遗产。船上甚至还有一位叫马欢的历史学家，是来记载航行的，他的日记《瀛涯胜览》（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 Shores）在郑和的最后一次航海之后，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出版。
主食—大豆、面粉、小米和大米—被装运在不同的粮船上，它们够船队在海上生活几个月而不必补充。但是，一旦粮船沉没，整个舰队就处在极其危险的困境之中。大豆一年到头生长在盆中，它有好几种用途。绿色的大豆浸泡在水里，能生出“黄色的卷芽”。这种发芽过程增加了抗坏血酸、核黄素和烟碱酸的含量，它们是构成维生素C的基础，并可保护船员不得因缺乏维生素而引起的坏血病。中国人对坏血病的危害及其防治有很好的了解。大量的柑橘属水果——酸橙、柠檬、橘子、柚子和椰子—被装上船为每个人防治疾病、保护身体可长达3个月之久。柚子—一种类似水果的葡萄柚，也通称为文旦（Shaddock）—自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战国时代起，柚子特别受到重视。“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4）
第三章 舰队起航（3）
稻子是棕色的，并未脱壳，稻壳含有维生素B1。所以，脚气—一种能引起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在船员中很少发现。新鲜蔬菜主要包括卷心菜、芜菁和竹笋。当这些蔬菜吃光了，豆芽就特别珍贵。大豆也可制成“奶汁”。当它煮开，就变成凝乳或称为豆腐，富含维生素D，而且豆子发酵可做成酱油。豆腐和蔬菜用由发酵的鱼、豆子、干药草和香料做的酱或用咀嚼过的小麦面粉做成的味素来调味。粮食咀嚼后吐入容器里，然后让其发酵，这种办法今天在南美洲仍然使用。面条和饺子也是用面粉做的。甘蔗常用来增加干果的糖分，也被船员用来生嚼。
水果和蔬菜以独特的办法来保存。水果被晒干或做成蜜饯，桃子、竹笋和葡萄埋在沙中，蔬菜被撒上盐，在醋和糖中腌泡。（5）肉是有限的，多半为专门饲养的狗和养在盆中的青蛙。养鸡是为占卜之用，从不食用。但是，新鲜的、腌的、干的和发酵的鱼非常充足。一部分鱼是由训练好的水獭捕获，水獭两个一组把鱼赶入网内；另一部分鱼是通过一连串的钩网来捕获。船员们喝的是他们携带的片状或块状的绿乌龙和红茶，而且非常盛行喝米酒。“六月（阳历八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6）
米酒也可酿成甜酒、烧酒和醋。帆船载有大量的淡水，且只要一有机会就将淡水箱补充满。但是，中国人也知道如何利用石蜡和海豹的脂肪作为燃料从海水中煮出淡水。他们从海水中脱盐的技术和所装载的新鲜蔬菜赋予了中国人穿越最宽阔海洋的能力。总体上说，郑和船员的食物要比近一个世纪后的麦哲伦（Magellan）提供给他的船员的食物要丰富和有营养得多—“我们吃的只是些已成碎末的陈旧饼干，饼干全已生虫，散发着老鼠尿的臭味。”（7）在中国帆船上，老鼠被水手们的小船狗捕捉光了，砒霜用于消灭臭虫和昆虫，并能促进植物生长。
为宝船舰队提供的歌妓均是从广州的流动妓院中招募而来的。（8）她们属于一种被称为“”（Tanka）的种族，其祖先是从遥远的中国内地移民到海岸边从事珍珠采集。她们操独特的方言，并不缠足，这与中国其他妇女不同。在途中靠港，不准这些妇女上岸，也不许与中国男子结婚。她们参加宝船上的盛宴，并教以如何喝酒，她们的酒量也很大。除了满足了外国大使和使者们的性要求，这些妇女被教着玩牌和下棋并参加歌舞娱乐活动。由于佛教倡导博爱、同情和不论男女、皇帝或娼妓均众生平等的教义，她们大多数接受了佛教信条，成为佛教徒。
歌妓们并未因她们的职业而受到歧视，这些人被看作社会上长期形成的、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性被认为是一种神圣化的东西。“夫天生万物。唯人最贵。人之所以上，末过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9）所有男人都允许拥有小妾，而且“在身体的美作为喜爱的惟一标准之中，地位和命运已无所谓了”。（10）中国人常邀请外国统治者去北京，外国使臣从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直到他们返回，常常居住在天朝长达一年或更长时间。难怪他们能如此爽快地接受去北京的邀请。
歌妓和她们的客人有性器和春药。最常见的春药是用一对正在交配的红蜥蜴活活泡入药酒制成，这酒要存放一年才出售①。市面上还可以买到广受欢迎的“山獭，毒之兽，取其势以壮阳道”②。“秃鸡散”（11）也非常流行。其名源于一位蜀地的长官，他70岁时开始饮用一种万灵药，在随后的性生活中，他的“夫人患多，玉门中疹，不能坐卧”，她坚决让丈夫丢弃此药。然而，此药被一只小公鸡吃了，它跳在一只母鸡上“即起上雌鸡，连日不下，喙其冠，冠秃”。（12）
“传统”歌妓的床装饰以象征性的果实。床罩上绣有正在开花的李树枝图案—李子表示性兴奋和性满足。桃代表着女性生殖器，石榴代表着外阴。那些使臣在登上宝船时，经常把石榴作为礼物送给歌妓。白天，歌妓穿着一种宽大的裤子；她们常常戴着一种叫抹胸的红色乳罩、穿着长统丝袜来做爱，那些使臣和歌妓在性交前后应该会清洗他们的私处。有一种男性避孕用具是通用的，是一种叫阴枷（yin jia）的避孕套。而琼脂（agar…agar jelly）则作为一种润滑剂和消毒剂。尽管性病在明代晚期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但是在宝船岁月里很少见到。
对于高级歌妓，航海给她们提供了一个实现最终目标的机会：找到一个爱她的男人赎身从良。当使臣到达本国港口时，他会要求他特别喜欢的歌妓随他下船，当舰队起航时，她会和他呆在一起。在那里，她受人尊敬，得到保护。如果她的梦想未曾实现，且人老珠黄而不能吸引男人，就会让她去教年轻女子跳舞和唱歌。等到外国使臣离开宝船后，毫无疑问一些歌妓已有身孕。妓女的孩子后来如何，不见记载。对于这些歌妓可能要从事诸如做饭、纺织丝绸、制作麻绳和照料豆芽盆与鸡笼子这样的一些活，直到下一个外国使臣的娱乐又需要她们。很显然，太监是不需要妓女的，但是船员一旦接近妓女的住处，将被处死。
在伟大航海的第一阶段，即舰队持续向南航行中，驱使大船航行的动力是由季风的巨大风能来提供的。季风一直决定着从中国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和非洲的航海方式。沿线港口也得到发展，诸如满剌加（Malacca）①，在7月开始的西南季风和一月开始的东北季风之间，货物可贮存在这里。中国船利用东北季风顺风航行到印度，然后利用下一季风返回。西南季风在7月份到达印度，几周后终止于中国沿海。从印度出发的船在东北季风起来之前到达满剌加，此时从中国出发的帆船还没有起程；当中国的帆船到达满剌加时，来自印度的船只便卸货准备回家。
第三章 舰队起航（4）
根据马欢的记载，郑和舰队离开北京6个月后到达满剌加。起初，中国人在此设立港口，采集来自美洛居（Molucca）—香料岛（The Spice Islands）② —的香料。不久，满剌加发展为中国瓷器和印度纺织品的集散中心和印度洋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满剌加位于印度和中国的中途，今新加坡北200公里的马来西亚西海岸航船必经的海峡内。这里四面环岛，是一处躲避暴风雨的庇护所，周围地区有丰富的锡矿，一条淡水河将满剌加城一分为二。四周森林中蕴藏着丰富的淡水和柚木，使满剌加成为一处天然良港。香料贸易一直是当地的经济命脉，它给商人提供了积累巨大财富的机会。开发和控制这种巨额利润的香料贸易的企图成为后来促使欧洲航海发现的主要动力之一。
中国人在整个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建立了一连串的贸易港，诸如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