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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面，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很值得回忆的。”
——“到一九###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一九六六年本来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得到迅速发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帮’一闹，经济受到了破坏。”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
邓小平概括地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
“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
邓小平不仅在党内这样坦言，而且在外国记者面前也不文过饰非。他告诉外国记者：“你一定要记下来我说的话，我是犯不少错误的，确有不少错误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啊，有些我也有份的。只是可以说，犯错误也是一种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归毛主席一个人，不能这样。”“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由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4年以后讲的这番话，联想到毛泽东1956年称赞邓小平的一段话：“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我们会更加信服毛泽东的上述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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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说我是毛派（1）
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
——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
——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邓小平在这里说的朋友至少有两位，第一位是日本政坛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河野洋平，1977年9月他来到北京，当面向邓小平请教：我想阁下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生活着的，我们很想听听您是怎样坚持过来的，有什么秘诀？没料到邓小平否认有什么秘诀，转而说：要说秘诀，那就是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乐观，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第二位是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他在1979年有几个月下野了，还希望重返政坛，于是，他面见邓小平时便问：你曾经有过这种经历，你的秘诀是什么？邓小平说：只有一个：忍耐。后来特鲁多练习忍耐，终于也重返了政坛。
1979年1月，邓小平曾幽默地对别人讲：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的确，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像邓小平这样几度沉浮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后来，邓小平这样讲：“我是‘三落三起’。”“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被误认为错事。”
邓小平曾经回忆自己的“一落”和“一起”，他说：“主席当时也是受排挤的，当时我在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时，曾被任命为中共省委宣传部长，还没到职就被免掉了。”
1972年12月5日，邓小平夫妇在历时10天的赣南中央苏区之行时，曾来到原苏区中共会昌县委旧址。在看毛泽东旧居时，邓小平似乎心情比较沉重，讲了一句：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由于这个话题比较敏感，随行人员中谁也没有吭声。8日下午，邓小平又来到当年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县。瑞金县的同志满怀深情地对这位还戴着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令他感动，使他追思起那艰苦又难忘的苏区斗争岁月。
1931年7月，邓小平离开上海，经广东、福建，于8月到达瑞金，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在瑞金就任的10个多月中，他住民房、祠堂、庙宇，身着粗布衣裳，和群众同吃同住。有一次，他和几个人在一起吃红薯，有的人要剥皮吃，邓小平不同意，他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
邓小平凭着干练、果断、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细致地进行工作，使瑞金县的各项工作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他主持县委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很快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两个月后，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成立，他又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作战分区政委。因为会、寻、安三县为新区，这样，邓小平就又担负起在新区开拓新局面的重任。
在到会昌县就任县委书记的短暂时间里，邓小平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据中共会昌县的县委史稿上记载：“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经常深入会、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他主持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工作期间，改变了会昌地区红区与白区相邻的边沿地带的面貌。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果断、坚定、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方法和对战友倍加关心、爱护的殷切之情，同样给他的战友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人家说我是毛派（2）
当时，担任县委军事部长、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的钟亚庆，在1932年9月的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连夜被抬到了会昌的罗塘区，后又转到粤赣军区筠门岭收容所。当时兼任第三分区政委的邓小平从战报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很快打来电话询问，并再三叮嘱要钟亚庆到会昌县城去医治。几天以后，当钟亚庆到达会昌医院治疗时，邓小平等很快就来到医院探望。邓小平亲切地安慰钟亚庆说：“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你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完，又拿出50元钱，给他作营养费。钟亚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小平同志工作繁忙，还亲自来探望自己，并送给自己这么多钱，这份深情厚谊多么重啊！不知不觉，他流下了眼泪。
正当邓小平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大显身手之时，一场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风潮，铺天盖地地向他压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邓、毛、谢、古”事件。这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所谓的“寻乌事件”。是指1932年11月位于游击区的寻乌县城被敌人攻占。本来在敌我地区交界处这种得而复失不足为怪，况且这又是“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恶果，但是，“左”倾路线指导者，为了排斥毛泽东正确路线指导，自然就把坚持这一正确路线的邓小平等人作为首要打击对象。邓小平的第一次“落”开始了。这时他29岁。
1933年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一封指示信，指责三个县的党、团组织犯“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错误。身为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看到这封信，心里沉甸甸的，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自从年初“左”倾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实行的正确主张，并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排挤和打击抵制“左”倾路线的领导同志，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就是因此被视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受到撤职处分等各种打击。这种斗争继续扩大，气势不减。
邓小平看着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邓小平主持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随后，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人的名字，称他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邓小平内心很清楚，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是想通过打击邓、毛、谢、古，来进一步打击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
3月底，临时中央负责人亲自主持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还通过了决议。会后，邓小平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4、5月期间，坚持“左”倾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央负责人，继续组织对邓、毛、谢、古四个人的斗争。但是，邓小平没有在错误路线面前妥协，他“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第一次“检查”送上去了，坚持“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所以，必须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的派别观念甚至派别活动的全部”。
第二次“检查”又送上去了，仍然不能使几个领导人满意。在由这些领导人主持的中共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地撤销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进一步“揭发”自己的错误，“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对此，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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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说我是毛派（3）
这时，邓小平担任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被下派到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到乐安工作未满10天，又责令他回到省委，据说原因是因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
有一次，他被叫到一间屋子里，有人拍打着桌子，大声地对邓小平喊叫：“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是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有承认，现令你向党写第四份申明书，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强压住心中的闷火，他站起身来，坚定地表示：“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用党性来保证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此后，隔几天他都被逼问一次，但对方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但是，他始终没有向“左”倾错误路线屈服。在逆境中他还是保持着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还是抱着乐观主义态度。在王稼祥、贺昌等人的帮助下，他顽强地一步步走出第一次政治磨难的阴影。随后，他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又担任了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参加了长征。
毛泽东于1934年夏天在自己经常途经和居住的会昌写了一首著名的词《清平乐·会昌》，其中有“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词句，毛泽东自己讲，这是在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境郁闷的境况下写的。同样，会昌给邓小平的印象也是极为深刻的。在此地，他曾因坚持正确主张而受到了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错误打击。这件事，连毛泽东到晚年还记忆犹新。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如果说毛泽东第一次在武汉见到邓小平还没有很深了解的话，这时的“邓、毛、谢、古”事件一定给他以相当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他开始有了发言权时，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坚持正确路线所谓“毛派”的头子。在他的影响下，邓小平真正渡过了政治难关。先是出任中央秘书长，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尔后又被派到红一军团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6年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37年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初出任由中国工农红军精锐组成的三个主力师之一的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第一次打击之后，迅速上升到我们党的军队的重要岗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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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1）
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副统帅”
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的两次谈话
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
邓小平的第二次“落”是在1966年，这一年他62岁。表面原因是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一样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而在行动上表现为和刘少奇等迅速派出工作组制止北京混乱直至部分地区###的局势。
1966年5月是个不寻常的月份。全国各地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古老的北京，更显得黑云压城城欲摧。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分别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根据林彪指控，诬陷他们4人为“反党集团”，停止、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认为，已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必须批判、清洗这些人。林彪则于5月18日作了杀气腾腾、大讲政变历史的“五一八”讲话。会议决定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姚文元等为成员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实权相当大，实际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成员虽几经变动，但它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指挥部。谁也没有料到，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就这样开始了。
面对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邓小平心急如焚，他们去杭州当面请示毛泽东之后，回到北京及时派出工作组稳定混乱局势。陈伯达等从中阻挠，邓小平坚决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然而，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听了江青等人诬告，指责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只好违心地作检讨。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文字不长却多处修改的大字报，炮打气势磅礴，好恶态度鲜明。它从6月初以来发生的事情谈起：
……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虽然未指出姓名，但指控的问题严重得足以置人以绝境。
同年10月，金秋季节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然而，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气温却居高不下。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气恼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然后，语调一转，不无幽默地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工作关系上的疏远，思想认识上的隔膜，表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见解上。
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司令部。”随后又添加了一些违心之语。
毛泽东双眉舒展，他对邓小平的检讨表示满意，提议邓在“补过自新”之后，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几天后，他批评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提出要“允许刘、邓革命”。
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2）
可是，林彪一伙却不依不饶，企图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是刘、邓发起的。”曾是邓小平老部下的谢富治也在会上居心叵测地说：“邓小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30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过去做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更是惟恐落后。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不断升级。
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
1966年11月12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