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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12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此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邓小平目光看着讲话稿，显着格外地镇静。
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摇旗呐喊，在北京城区公然进行诬陷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宣传，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神圣的天安门城墙；
1967年1月1日，北京二十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8月5日，批斗刘少奇和批斗邓小平、陶铸的会议，分别在中南海内刘、邓、陶各家的庭院里进行。康生的妻子、“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临场指挥，安排录音、拍电影。这几个批斗会与同时在天安门举行的群众###遥相呼应。
随着批斗“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不断升级，造反派开列了邓小平的“十大罪状”：1。作为党的总书记有擅权的行为；2。批判个人崇拜有亵渎毛泽东的权威；3。在1961年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口号；年鼓吹要搞科学技术职称和学位；5。通过1961年的高教六十条“削弱党的领导作用”；6。反对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7。不同意毛主席对文化政策的批判；8。镇压北大“革命学生运动”；9。“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10。留法以来就是桥牌迷，把他喜欢的桥牌伙伴用“专机”接送。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被罗织“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则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保留了党籍。从此，邓小平的形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和家人在中南海自己那所冷清的庭院里默默地度日。这座庭院叫含秀轩。邓小平这个难得的人才竟在这样一个雅称之处被监管起来，而且这一“管”就是3年。
然而，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尽管当时的报刊和社会上传遍邓小平“罪名”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件中，竟然没有任何一级组织对他作出任何处理决定。
接下来邓小平被监管3年，就是在他的祖籍，也是他第一次落难的地方——江西省。在省会南昌市西南方向新建县，有一片丘陵，因为地势较高，可远眺南昌城区，故称为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就设在这片绿树环抱的土岗上。军校内有幢原校长、政委住的二层小楼，叫做“将军楼”，“文化大革命”开始，人去楼空，1969年10月26日，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被安排住了进来。此后，外界“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这里幽静宜人，好似世外桃源。将军楼里的“囚徒”，迈着沉静的脚步，走出了两条“邓小平小道”。
——周而复始的“邓小平小道”。
将军楼的住户，开始了在这里生活的第一天。邓小平起得很早，这也许是多年戎马生涯中养成的习惯吧。只见他披着上衣走下楼梯，然后穿过一楼客厅向楼外走去。在院子里，他伸开双臂，活动活动筋骨，就迈开脚步，快步地顺着院内的竹篱笆墙散起步来。大概是觉得在小院落里环绕散步，不如到院外去好，所以想到外边看看。突然，他往外走的脚步一下子停住，锐利的双眼落在院门口站岗的两名解放军战士身上。他看到了两双警惕的眼睛正望着自己。转过身来一看，戎装整齐的监管人正站在楼门口，一双眼睛也在注视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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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3）
此时此刻，邓小平明白，居住环境虽然幽静宜人，但他们仍然是住在将军楼里的“囚徒”。想到这里，邓小平转过身来，继续在院内散起步来，把所有注视他的目光远远地甩在身后。由于不得随意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的管理规定，他就只能在将军楼的院落里走动。天长日久，就在院里踩出了一个环形的平整小道。有的当事人曾感慨地说：“邓小平同志在这条小道上，来回走过千百次，他留下的足迹将使这里的人们永远怀念和他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
每天早晨，邓小平总是径直走下楼，在院子里散步。特别是睡完午觉醒来，则必须围绕着院子走上几十圈，这种锻炼身体的方式，无论是冰天雪地的寒冬，还是烈日炎炎的酷夏，日复一日，从不间断。
他散步的姿势也很特别：头略低着，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作前后摆动，胸膛挺直，完全像一斗士，决不是像一般人双手背后，悠然踱步。他迈动的步幅也很大，而且走得十分急促、敏捷，相当于行军的速度，决不是像常人散步时的四方步或八字步。
后来到邓小平身边生活的女儿毛毛，在回忆父亲当时散步的情形时说：“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蓄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曲折延伸的“邓小平小道”。
1969年11月的一天上午，邓小平夫妇穿好新劳动服，由监管人陪着，迈出步校大门下了坡岗，沿着一条沙土大路，向自己“劳动改造”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走去。当时，该厂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叫罗朋，曾在刘、邓领导下工作过。他从监管人口中得知邓小平夫妇第一天来厂路途中就引起了部分行人注意，很感不安，心里想：邓小平、卓琳每天往来于步校和工厂之间，如果走大路，要绕个大弯，多走一里多路，特别是要经过长途汽车站。邓小平已65岁，“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巨大冲击，心情极不愉快。如果在大路上再遇到些无理取闹的人胡搅蛮缠，势必给他以更大刺激。所以，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随后，罗朋和“排长”（相当于车间主任）陶端缙到工厂后院仔细观察，如果在厂区围墙开个小门，经过山坡和田埂，只需要20分钟左右，走一公里，就可到达步校。经过监管人同意，罗朋等带领工人做好门框，门上配了锁。又沿着西侧山坡修了条小路，铲除荆棘，移开乱石，加宽田垄，遇到坑坎就填满铲平。几天后，小道修好了。
从此，邓小平夫妇到工厂劳动方便多了，既节省行走时间，又避开了行人。这样，每天早晨7点45分、中午11点半，邓小平夫妇都在监管人“陪同”下，走在这条新修的小路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小路变得平整、坚实。
不幸的是，一天中午从工厂回来时，走在小路上的邓小平脚下绊了一下，跌了一跤。对他这样一位6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一跤很重了。但是，邓小平没等别人来搀扶，就马上自己站起来，拍了拍身上沾的土，顽强地一瘸一拐地走了回去。第二天，他没能到工厂劳动。
当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心里很不安。罗朋等带领工人们把小路又修了一遍。他们实在不愿意这位不幸的老人再遭遇到什么不幸。
这条由工人们修整的，印满邓小平夫妇足迹的小路被称为又一条“邓小平小道”，它是邓小平夫妇含辛茹苦的记录，是工人们关心爱戴邓小平的历史见证。
邓小平曾对老工人说：你们这一类工人都有家都有好几个孩子，工资很低，我都知道的。在修造厂工人们的心中，邓小平是自己的朋友。在劳动期间，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邓小平刚来厂劳动时，被安排擦洗零部件，后来被安排做钳工活，他很高兴，马上说：“这个要得，锉刀活可以出汗，我还可以多活几年”。经安排，他来到车间一个角落新工作台前，顺手抄起一把锉刀，熟练地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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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4）
站在一旁的陶端缙很惊奇，看着邓小平有板有眼地锉着，心想：工厂里恐怕还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了老邓这几下子呢。嘴上不禁赞叹起来。邓小平笑了笑说：“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当过钳工。我是老钳工哩，不过现在我的眼睛没有那时好。”
邓小平加工的第一种零件是轮胎螺栓，第二种零件是车厢门板。这两种零件加工、修整的工作量都很大，但邓小平加工得又快又好，竟一时出现了毛坯供应不上而停工待料的情况。这使工人们从心里感到敬佩。
有一天，工厂一位技术员来到车间。陶端缙连忙上前说：“老邓手头没活干了，怎么办？”技术员想了想说：“让我和老邓一块儿试做一个丝攻绞手吧，这个活儿不重，可是锯锉的手脚很多，起码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干完。”
随后，技术员从废料里找到一块料头，拿起毛坯，带着手弓锯，来到邓小平身边，听完技术员关于这种丝攻绞手作用、加工过程的详细说明，邓小平和善地说着：“要得。”
两个人轮流地干起来。邓小平详细询问技术员简历，对他的特长不能很好发挥表示理解。技术员也主动把自己做的毛坯交给邓小平，请他指出来哪里不合格，哪里需要返工。邓小平仔细看完后，并不说什么，只是根据设计要求认真加工毛坯。边锉着，边察看毛坯的尺寸和光滑程度，使它达到质量要求。
经过两个人密切配合，两星期以后，这种丝攻绞手夹具终于制作成功了。它是由一个绞手主体、两个X形夹块和两个手柄组成，全部利用废料加工而成，使用起来可成倍地提高加工零件的工效。当工人们为这种省力、节时、高效的夹具做成而向邓小平表示祝贺时，他却讲：“是技术员的点子，应该表扬他。”
邓小平的劳动观念很强。1970年3月的一天，从山西插队的农村来江西探望父母的小儿子邓质方，要返回山西，邓小平夫妇完全可以不去工厂劳动，再同儿子叙叙亲情，帮儿子整理一下行装。但是，邓小平很平静地表示：“去吧！小飞那里有什么需要安置的？我们还得去劳动嘛！”
来到车间，邓小平像往常一样站在工作台前，双手紧握锉刀，来回地锉着。不一会儿，他突然额头上冒了大粒汗珠，眼前直冒金花，头脑中感到天旋地转，他一下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在车间另一角落里干活的卓琳闻讯赶来，大家七手八脚地将邓小平搀扶到椅子上坐下。一个工人早已跑到工厂大门口传达室，告诉在那里的监管人。听说邓小平晕倒在车间，监管人也顿时紧张起来，忙问怎么回事。随即他跑到修理车间，看见坐在椅子上的邓小平面色苍白，双目失神，便忙问卓琳：“老邓这是怎么啦？老邓平时有什么病没有？”
听到问话，卓琳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她说：“平时倒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有过低血糖病。”
这时，工厂领导罗朋恰巧有事外出，大家围在邓小平身边一时束手无措。还是卓琳有经验。她用手摸摸邓小平的头，看看他的眼睛，告诉监管人，“给他冲点白糖水喝就会好一些。”在电工班和卓琳一起干活关系很好的青年女工程红杏忙跑回家中，端来冲得很浓的白糖水。喝过白糖水，邓小平渐渐地清醒起来，脸色也略为好些。随后，陶端缙驾驶拖拉机把邓小平送回了将军楼。笔者1995年5月到该厂，还看到这辆拖拉机放在那里。
工人们还看到，邓小平身上，保留着劳动人民勤俭节约的好传统。1970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邓小平夫妇到江西后的第一个端午节。这一天，和卓琳在一个电工组的青年女工程红杏，拿着在街上买的糯米和粽叶来到将军楼，帮助卓琳包粽子。
这时，邓小平从菜地里忙走了进来，微笑着和程红杏打招呼。程红杏想起来，自己刚才看见邓小平正在菜地里种着菜，感到很惊奇：这样大的干部，自己还会种菜呀！
过了一会儿，正在做饭的邓小平继母正准备把一碗变了味的菜汤倒掉，程红杏也凑过去，用鼻子闻了闻，也觉得变了味，说不要吃了。没想到，邓小平闻后笑着说：“煮开后，还能吃。”这件小事使程红杏很受触动，一直铭记在心。不久，“老头真节约，连一碗馊了的菜汤都不肯倒掉”的佳话，就在工人们中间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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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邓小平用的面盆底部漏了个小眼，就用小棉球堵起来用，后来小眼变大了，邓小平就拿到车间去，请工人给焊一下。工人们把脸盆焊好后，又点了点漆，陶端缙亲自给送来。看到陶端缙来送修好的脸盆，邓小平忙招呼他在客厅的大沙发上坐下，两人聊了起来。
话题转到了工资上。陶端缙说：“我们虽然工龄不短了，但工资十分低，孩子又多，生活十分困难。”
实际上，当时有关部门已停发邓小平夫妇的工资，只发给生活费。但邓小平不为所动，好像没有发生停发工资的事一样。对眼前这位老工人的叙述，他却格外关注。他心情沉重地说：“这个事我知道，你们这一类工人都有家，有好几个孩子，工资很低，我都知道的。”
陶端缙看得出来，邓家生活也不宽裕，他们不仅自己种菜、养鸡，连碗变味的菜汤也舍不得扔，脸盆坏了还修理了再用。于是，他问：
“你每个月吃多少米，够不够吃？”
“够了，我每月吃粮26斤，多吃一点蔬菜。什么蔬菜我都喜欢多吃一点。”“你生活上还需要什么？”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喜欢喝点米酒，有时自己也做点。”看到对方对自己会酿酒感到奇怪，他笑了笑又接着说：“其实，做米酒很简单，也很容易做。先煮糯米饭，加点酒药，放点白糖，再用罐子装起来密封好，过几天就可以吃了。我现在喝的米酒都是我自己做的。”
陶端缙告诉邓小平：“那好哇，酒药、糯米，我那里都很容易搞到，你要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就行。”邓小平笑着说：“行呀，可以，可以。”……
1977年7月，邓小平夫妇当年劳动过的工厂收到邓家从北京发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这封信，表达了邓小平一家对工人们的深情厚谊：“我们在你们厂的三年劳动、学习中，与广大工人和干部结下了深厚友谊，工人和干部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使我们感动难忘。”
邓小平曾这样对别人讲：我这里生活是很单调的。娃娃们不在身边，真有点想他们。在子女心目中，邓小平是慈父。
邓小平夫妇在将军楼中住下后不久，就提出能否让在陕西插队的小女儿邓榕先来南昌和家人见面，因为她不知道三位老人南来江西，结果杳无音信。后来又提出让大女儿邓林前来，答复是子女可以前来，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出证明联系，很明显，这是一种不赞成。卓琳难过，邓小平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默默无语。
有一次，邓小平和监管人交谈时，不无惆怅地说：“我这里生活是很单调的，想写信给中央，能否让两个小孩靠近我们。现在看来不行就算了，娃娃们不在身边，真有点想他们。”
看着对方年轻的脸庞，邓小平深深吸了一大口烟，面带苦涩地微笑说：“你年纪还轻，还没到年龄，到了我们这么大岁数了会有这种感觉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1970年春节前夕，小女儿由陕西来到南昌，这真是喜从天降！小女儿聪明活泼，性格开朗，喜爱唱歌。来那天，一走近将军楼，老远就跑着叫爹爹、妈妈，当她一下子扑到邓小平怀抱里时，一向不善于感情流露的邓小平双眼迸放着慈爱、喜悦的光芒，父女久别重逢的这番情景感人至深。
1971年冬天，邓小平夫妇为二女儿举办了十分简朴的婚礼。那一天，将军楼内外笑声不断，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喜庆气氛。看着子女们在困境中得到锻炼，如此豁达、乐观，而且长大成人了，邓小平脸上绽开了笑容。
二女儿怀孕临产时，她准备在父母身边生养，并希望婆婆同往。婆婆心想，我一个乡下老太婆，亲家毕竟是当过“大官”的，去那能合适吗？经再三动员，才前往南昌市。
没想到，刚一见到邓小平时，拘束感就消失了不少。邓小平很和气地对她说：“我们是革命家庭，没有什么规矩，你随便些，想吃什么就请随便做好了。”
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孩儿。有一天，邓小平坐在将军楼门前，怀抱着小外孙女合影。小家伙的眼睛怎么也不看前方。邓小平一边用手逗着，一边嘴里叨念着。无奈，小外孙女就是不往前看，“咔嚓”一声，照相机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邓小平穿着棉衣，头戴圆帽，怀抱小外孙女，看到隔代孩子的出生，他心里涌起难得的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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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质方，小儿子，读中学时，小儿子就爱好搞无线电，头脑很聪明。“文化大革命”初期，到山西插队。1970年，他也前来南昌探望年迈的父母。小儿子的到来，使邓小平夫妇心里感到十分喜悦。当天晚上，父子俩畅谈到深夜。从社会讲到家庭，从学习讲到生活，带来了许多外界新闻，邓小平听了感到很是忧虑。他已经看到，“文化大革命”发展越来越偏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连“伟大舵手”毛泽东本人也难以驾驭了。
最令邓小平惦念的是大儿子。他们知道，这个出生在太行山区，由老战友刘伯承起名“朴方”的儿子，从小学业就很好，“文化大革命”前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受“第二号走资派”问题的株连，受迫害致残。更使两位老人牵肠挂肚的是：邓朴方住院治疗期间，身边却没有任何家人护理。后来从亲属来信中得知，邓朴方已被撵出医院，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当时，他身体已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发高烧。儿子的不幸遭遇，令两位老人十分悲痛，他们的心几乎都被揉碎了。
恰巧这时中办和江西省革委会在商量怎样护理邓朴方的问题。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