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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悲痛，他们的心几乎都被揉碎了。
恰巧这时中办和江西省革委会在商量怎样护理邓朴方的问题。邓小平及时致信党中央，表明要把大儿子接来自己照顾的愿望，获准后，邓朴方得以前来南昌。妹妹跳跃着扑到父母怀中，不同的是，邓朴方是坐着手摇车来到父母跟前的。
晚上，邓小平夫妇帮助儿子洗澡。邓小平手拿热毛巾一遍又一遍地擦抚儿子的肌肤，还仔细地询问着病情。儿子双手扬着，一边比划一边告诉父母：“从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了，我成了半截啦。”听到这些话，两位老人难过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夏天的南昌非常炎热邓朴方每天都需要洗澡、翻身。这些沉重的护理工作，便由邓小平主动承担下来。他先把洗澡水烧好，再组织全家人帮忙，把很胖的邓朴方抬进洗澡间。在热腾腾的蒸汽中，他一丝不苟地给儿子擦胸搓背，还得耐心地听从儿子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指挥。
邓朴方平稳地坐着，面对父母及家人平静地讲述着自己欲见亲人的痛苦往事：“一天清晨，我起床后吃力地挪动着瘫痪的身躯，坐进手摇车时，没跟任何人讲，就一个人悄悄地摇出了救济院。我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住，还想到中南海去找你们。我用力地摇着手摇车，和太阳比赛，沿着柏油马路，直向北京城。凭着双手力量，我摇了几十里路，终于来到中南海西门。坐在车里，我在西门外的马路旁，静静地向中南海里望着，一望就是几个小时。我想，也许能望见父母，或者望见那些从小就熟悉的伯伯、叔叔们，总之，我是多么想见到亲人啊！”
邓朴方的话，深深地打动着邓小平夫妇的心。为了不使邓朴方在家中寂寞，邓小平经常考虑怎样给他找点事做，丰富他的生活内容，在精神上给他以安慰。
有一次，邓小平在车间里主动问陶端缙：“厂里有没有修理电机方面的事情可干？”回答说没有。邓小平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技术的或者收音机修理方面的事情可干？”陶端缙想遍了厂里的种种工作，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事可做。邓小平告诉陶端缙：儿子邓朴方在家里闲着，能给他找点这方面的活儿干就好了。他得知厂里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活儿，仍抱着一线希望，第三次询问陶端缙：“你家里有没有收音机呀？让孩子修理一下也好，这也使他不至于整天躺在床上闷得慌。”看到对方因生活拮据，没有收音机，当然也无法拿来修理时，邓小平理解地点了点头，便不再提这件事了。为儿子的一点小事开口求人，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不多的。
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1）
“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还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 1982年11月邓小平在井冈山参观时的谈话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的谈话
在一些执行“左”倾路线很卖气力的人眼中，与邓小平很难交谈。有这样一次别开生面的思想汇报。
邓小平夫妇来江西一个月后，监管人奉命要邓小平写出劳动和学习心得，实际上是想了解其“思想动向”，看其“认识错误”的态度。结果，邓小平十分不快，只说了一句“我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的话，就转身走开了。后来，监管人改变态度征求邓小平对其工作的意见时，邓小平平心静气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这次“思想汇报”倒成了邓小平对监管人的思想教育。以后，上级又再三催促：他们来劳动一年多了，让他们总结总结嘛，你给他们宣传宣传。于是，监管人用纸写下了两段毛主席语录，放在邓小平的饭桌上。
邓小平当然理解此举的含义，但他并未理会，还是平静地吃饭。不几天，上级催促紧了，监管人又继续送来类似的两条语录放在桌子上，邓小平仍旧熟视无睹，没有愠怒，没有惊异，和往常一样，大口地吃着饭。
还有一次是十多分钟的尴尬会面。1970年5月，江西省执行林彪意图颇为卖力的一号人物×××来到将军楼，他自命不凡，开口就问：“你来江西劳动七八个月，觉得怎么样，有什么体会？”
对方傲慢无礼的态度，使邓小平心中充满不悦，他不动声色地回答：“我昨天给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给毛主席，我的全部情况都在信里讲得很清楚了。”
不卑不亢，不软不硬，一句话就顶了回来。这位人物暗自掂量了一下，知道自己远不是邓小平的对手。于是，他改换话题，讲起自己1967年以来主持江西工作的情况，介绍江西省三年来的“大好形势”，以及对今后“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乐观态度。他喋喋不休地讲着，看邓小平也不反对也不附和，没有表态，只是端坐在沙发上，两眼直视前方。心中很不是滋味，又转换话题聊家常：“你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吗？我可以帮助解决，你尽管讲好了。”
邓小平依旧是神态安然，语气如常：“我的意见在昨天的信里已经通过中办主任汪东兴向毛主席汇报了。”说完，只管凝思养神，不再理这位不速之客。
这个人物明白，再坐下去是自讨没趣，不如尽早离开。于是，他很尴尬地说：“我们走吧。”从上楼到下楼，总共不过十来分钟。
这次会面，邓小平虽然没说什么话，但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记忆。1972年11月他在听取江西省某县汇报时说：“两年前有人给我讲过江西形势如何大好，我看完全是吹牛的。”
此后，这个人物又到将军楼来过两次，不过，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来时态度不再傲慢，谈话内容也只限谈家常而不谈政治了。
古语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林彪一伙的倒行逆施既严重破坏了我们党、国家、人民的事业，也加速了自己灭亡。邓小平第二次“起”的机遇出现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篡党夺权阴谋败露，仓皇叛逃以后，拖拉机修造厂也于11月初向全厂职工传达了中央通知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材料。邓小平夫妇以普通职工身份听了传达。文件传达了两个半小时，邓小平表情平静，镇定自若，始终没离开座位，也没和别人交谈。根据工厂安排，他听了一会儿工人们的分组讨论，就带着文件回到将军楼。
邓小平子女们急于知道父母所听的文件内容，因监管人在场，卓琳便把女儿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她手心写下“林彪死了”四个字。待全家聚在一起听卓琳讲述文件内容时，邓小平也显得很兴奋，但是他只说了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一句话，道出了邓小平对林彪集团祸国殃民罪行的深恶痛绝。这天晚上，邓小平全家十分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直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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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2）
随后，邓小平用一个下午两个晚上的时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信写完后经监管人转给江西省革委会，再转毛泽东、党中央。
毛泽东看到这封长信如何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联想起了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功绩。一个多月后，他突然决定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肯定了陈毅的历史功绩。并且在同其亲属交谈中提到了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刘邓大军。把邓小平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执意搬掉“刘邓路线”的时候，也未将邓小平真正划到自己的对立面去。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期间，江青等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毛泽东还是明确表示，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指刘少奇等）不同，而拒绝了江青等人的赶尽杀绝。有几种说法，中共九大召开以前，毛泽东曾建议邓小平同陈伯达等人谈谈，邓小平婉言拒绝了；邓小平离开北京去江西前，曾和毛泽东谈过话，毛泽东讲邓小平有事可直接写信给他；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邓小平在干什么；毛泽东曾派身边的同志专程看望过邓小平。以上种种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不过，周恩来作为邓小平亲密的兄长，他的举措是非常巧妙、坚决有力的。现已得知，邓小平他们三位老人之所以由遣放到江西赣州改而到南昌，是由于周恩来出面干预。一年后，周恩来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在林彪一伙兴风作浪、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之时，周恩来竟然不寻常地向身边保健医生说：这里有我的两个熟人，一个是你的同行，“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历史的巧合是：当邓小平在南昌讲“林彪不死，天理不容”之后，周恩来也讲“林彪之死，天造地设”。1972年1月当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讲邓小平的那几句话时，周恩来意识到，这是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决定性转机。而且将是解放一批老干部的先声。于是，他示意陈毅亲属将毛泽东的包括对邓小平评价的话传出去。同月下旬，他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明：林彪这伙人就是想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4月他又亲自审定了《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此时，邓小平家“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中央还批准了邓小平关于让儿子回北京治病的申请。
所有这些来自北京的信息，通过子女们传递过来，邓小平也能深切感受到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的复杂心绪，他也在为复出努力着。8月，邓小平第四次和全厂职工听了林彪、陈伯达历史罪证材料的传达后，心里仍很不平静。他拿过文件认真阅读起来，对重点地方反复琢磨着，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过去觉得林彪很会打仗，虽然不是每仗必胜，但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也许是一个长处。可是，仅我知道的，他在历史上就犯过两个错误，一次是长征途中搞秘密串连，要改换遵义会议后领导军事工作的毛泽东等人。二是抗美援朝时拒绝领兵去朝鲜作战。实际上，他是怕美国，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自我批评的气氛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
邓小平点了支烟，在袅袅升起的烟雾中，继续他的思考：全国解放以后，我从林彪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忌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他说刘伯承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当时我就讲，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对此，林彪很不高兴。
陈伯达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他会写但也忌妒别人能写，从没听他说自己在哪件事上搞错了。他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
邓小平回忆着，思索着，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就林彪、陈伯达的问题再次上书毛泽东和党中央。于是他大步走回房间，摊开纸，行云流水地写起来：
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3）
……如果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尽管人民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但是这要经过多长时间痛苦的历史反复啊！
夜幕已经降临，寂静的小院显得格外冷清，邓小平举头眺望窗外，只见昏黑的夜空越来越多的星星眨亮了眼睛。他低下头，思忖了一下，又飞快地写下去：
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
这时，邓小平又想起了多年来了解自己的毛泽东，想起了林彪、陈伯达要置他于死地时毛泽东坚决保护的态度，国家目前的混乱局面，一种强烈的革命责任感驱使着他，他要用笔下的文字告诉毛泽东：
自己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6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和第一封信一样，这封数千字的长信写完后，通过江西省机要渠道转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邓小平。这一次，毛泽东直接在信上批写了关于邓小平的历史功劳的一段话，并强调：“这些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这预示着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国的政治局势将要出现一个重要转机。
尽管毛泽东出面肯定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但由于各种原因，关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之事却被搁置了4个月。直至同年12月18日已被查出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出面提醒，才又有了进展。1973年2月下旬邓小平奉命回到北京，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下旬，邓小平分别面见了周恩来等，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见到了毛泽东。4月初，邓小平夫妇和周恩来夫妇在玉泉山长谈并共进晚餐。4月12日，他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中。从1966年被“打倒”，邓小平经过了6年多的磨难，首次公开露面，他终于第二次复出了。
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1）
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
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
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要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的谈话
邓小平复出后分管外事工作，他更加谨言慎行。比如，他同江青等人出面接待外宾，插话很少，有时一两个小时会见，只说一两句话。尽管如此，他主管的外事工作，也屡受江青等人的无理干扰。首先是在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会议问题上，江青坚决反对。这是她在邓小平复出后首次向邓小平发难。
1974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部提出的建议：由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其实，这一世人瞩目的决策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外交部的提议无疑是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但是，江青坚持反对，使得这次会议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明确表态：他在外交部送审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政治局委员们传阅。江青看到这个批件非常恼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来提交的报告。
随后，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出席联大会议的人选，结果，除江青一人外，其他委员均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对此，江青大闹政治局，把十分严肃的会议搅得很乱。毛泽东在会后得知江青的表现，十分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才使江青收敛了嚣张气焰。
4月6日，周恩来抱病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由于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多数委员也前来送行。机场上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载歌载舞，热烈欢送。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激起了与会会员国的强烈反应，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与会期间，邓小平会见了许多国家代表团团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4月19日，邓小平圆满结束了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使命，率团载誉而归。周恩来再次来到首都机场，政治局委员们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来到机场。机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热烈迎接邓小平。6年以后，邓小平自述：“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
1974年10月，江青一伙在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建议后，借“风庆”轮事件再次向邓小平发难。
本来，国产货轮“风庆”号远航成功，江青一伙异口同声这是“路线问题”，反对崇洋媚外，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人表态。相反，邓小平、周恩来只在文件上圈阅。
不难想象，江青对周、邓的“无动于衷”是怎样恼怒了。在10月17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蓄谋已久的江青一伙借机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首先在发言中把“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随后，江青首先站起来向邓小平质问：“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你要表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