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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视察中，邓小平还高瞻远瞩地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他关切地问：“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其实，早在70年代，邓小平就表示过中国应该申办奥运会。亚运会申办下来以后，鉴于亚运村正在筹建过程中，有些同志对是否申办奥运会还有疑虑。由于邓小平的过问，促成了申办奥运会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后来，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未能成功，虽然这是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重重阻挠，但申办奥运会这项工作对我国改革开放大业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年的10月1日，邓小平对当时国家体委负责人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随后又告诫：“什么许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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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退休方式要简化（7）
视察即将结束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现在有些年轻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周围的一些同志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接着，他又指着周围的高大建筑物说：“亚运会建筑这么多，这么好，证明社会主义好。应该让大家特别是青年人都来看看。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好，北京能改造得这么快啊？资本主义只能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事，什么困难的事都能搞成。”
说到这里，邓小平若有所思，想起了30多年前的往事。他带着兴奋的语音说：“1959年，我们能搞十大建筑，那时是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搞十大建筑，没有社会主义，行吗？”看着周围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邓小平继续饶有兴致地讲下去：“人民大会堂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兴建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那一年搞了十个，最大的是人民大会堂。”
视察结束后，邓小平一行还来到京广大厦第40层楼，从远处观看为亚运会兴建和改建的体育场馆。他高兴地说：北京建设得这么好，我要多看几个地方，看了高兴。
亚运会前夕，组委会曾讨论了好几个方案，请邓小平出席开幕式和观看比赛。而邓小平却一直未能公开露面。据他的儿子说，他是怕出来打搅大家，就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是，他十分关心这一体育盛会，在家里天天通过电视看体育比赛，兴致非常高。
题写“希望工程”四个字，两次以“一个老共产党员”名义向救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捐款。
一封感人至深的小学生来信激起了多少人心中的波澜：“亲爱的邓爷爷，当我们得知您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赠了5000元钱，又得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这笔钱用于救助我们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孩子时，我们激动得哭了……”
“邓爷爷，您的工作多忙呀，可您还在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区山里的娃娃。我们感到，虽然您住在北京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您的心与我们贴得很近很近。”
这是曾因家庭困难而失学，受到资助得以重返校园的小学六年级女学生周标亮，代表全校受到希望工程救助的学生写给邓小平的一封信。后来，邓小平看到了小学生们用稚嫩语言写的信，非常高兴。
“邓爷爷，我们非常想念您！”这是广西开办的第一所希望小学学生，得知邓小平为希望工程捐款，用粉笔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下的一行令人激动的文字。
说起邓小平与“希望工程”，还得从1989年开始。这年10月3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向社会宣布救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就读，此项工程即为后来牵动亿万人心的“希望工程”。1990年9月5日，邓小平欣然挥笔，题写了“希望工程”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1992年6月10日这一天，一辆小车悄悄驶进了北京市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停在甲1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办公室的门前。从车上走下来两位严肃寡言的军人，直接走进了办公室。只见他俩拿出3000元钱，说是受一位老人委托，向希望工程捐这些钱。把钱放下，两人转身就要走，不想被工作人员拦住了去路：“同志，捐款有个登记手续，请填写一下登记表。”
两个人面面相觑，接过登记本，填写了登记表的主要栏目，却不肯在捐款人的栏目中填写姓名。当工作人员坚持要两人一定要填写姓名时，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只好说：“捐款的老人不愿意透露姓名，如果你们一定要写，就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4个月后，还是这两位军人，仍以同样方式，再次向希望工程捐款2000元。仍旧不肯留下捐款人姓名。为了弄清捐款人姓名，基金会工作人员经多方查询，终于弄清楚前来捐款的两位军人是邓小平身边工作人员，而两次捐款共计5000元的“老共产党员”正是退休后的邓小平！
1994年4月，邓小平的女儿来到青少年基金会，向“希望工程”捐款万元，用以救助50名沂蒙山区的失学儿童。可以说，邓小平对“希望工程”的支持是一股巨大动力。这项工程实施几年来，已接受捐款近10亿元，救助失学儿童150多万人，援建希望小学3600余所。这其中，包含着邓小平的多少心血呀！
我退休方式要简化（8）
对贫困地区孩子们的就学问题，邓小平一直牵挂在心，对沿海地区孩子们的学习他也十分关注。1992年2月12日，邓小平曾来到上海郊区闵行区马桥镇旗忠村视察。当他看到在乡村中都市化的林荫大道，整齐漂亮的农村别墅式新村，设施齐全的幼儿园、小学校时，他笑了，显得十分高兴。也是这次在上海，几十年从没有逛过商店的邓小平，在安排他去看看上海的商场时，突然提出要自己买东西。他稳步地走到柜台旁，告诉售货员买四把铅笔和四块橡皮，然后，笑容可掬地分别送给了四个孙子。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内心对祖国后代的希冀是不言而喻的。还是女儿们向孩子们解释道：“这是爷爷要你们‘努力学习，改正错误’，明白了吗？”孙子们懂事地点点头，表示明白了爷爷的爱心。
我对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班子很信任（1）
我对###同志为核心的班子很信任，他们方向、路子正确，工作得很好，我非常放心
人们清楚地记得这样的历史一瞬：邓小平退休之日，身穿灰色中山装，同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同志紧紧握手，两人脸上挂着微笑目视着前方。这似乎平常的握手中实际上包容着新老一代的交替，饱含着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人物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坚信。
1993年12月9日下午6时15分，夜幕初降，济南白马山车站，迎来了邓小平乘坐的专列。这次途经山东去上海，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外出视察。专列停稳后，山东省党政负责人、济南军区负责人快步登上专列，同已站立在车厢中央的邓小平握手问候。邓小平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交谈不久，话题就转到了接班人的问题上来。
邓小平挥动着手说：“我对###同志为核心的班子很信任，他们方向、路子正确，工作得很好，我非常放心。”当地主要负责同志也接着说：“你接班人选得好，大家都拥护。”邓小平听着周围负责同志的话语，由衷地感到欣慰，他高兴地连声说：“是啊，选对了，我现在比过去更放心了。”
的确，为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晚年的邓小平可说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他就连续不断地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回顾我党历史上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前后情况，阐明建立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必要性、重要性。
11月6日，邓小平同来访的亲密朋友、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举行亲切的单独会谈。两位老革命家有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友谊，谈起话来推心置腹，畅所欲言。
邓小平深邃的目光缓缓地移动着，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随后，语气愈发加重：“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
望着金日成探询的目光，邓小平像是解释又像是论证上述表达的观点，他语调变缓但字字千钧：“两个总书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政治思想原则上的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
接着，话题转到了###同志任总书记的问题上。鉴于金日成对他不很了解，邓小平向金日成介绍时，用赞许的口吻说：“现在实际上换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同志当头头，以他为核心。###同志知识面比较宽，多年来都是地方和部门的重要干部。”“工作扎实，而且比较民主”。他停顿了一下又说：“这四个多月的中央工作很不错。”1990年9月，邓小平又同###同志一起来到沈阳市，会见了金日成，作了重要的交谈。此后，他在会见外宾和其他场合，多次称赞###同志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十多天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他平静地告诉来宾：“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了代，现在事情归新一代领导人管了。”很显然，新老交替问题是国内外共同瞩目的问题。客人们当然很想知道交替后的中国政局。于是，邓小平自信地说：“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而有任何变化。”他的话深深地感染着在座的日本客人们。
一年以后，樱内义雄率贸促会访华团又一次来访，这一次是###总理会见了他们，地点还是在人民大会堂。客人们不时地提出一个个问题，###从容地一一答复。接着，他列举了我国改革开放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强调指出：“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当前政局是稳定的，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对外关系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他郑重地宣布：“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已顺利地完成了接班工作，这个领导集体是强有力的、长期稳定的，是有权威的，它正在并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基本政治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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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班子很信任（2）
时光如梭，几年过去了，1993年邓小平在上海又说：“实践证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在新老交替过程中，他还极力主张老同志对年轻领导同志既要支持又不要干预。有一次在上海过春节时，当他得知上海市退出领导岗位的老同志对年轻领导同志有三条（一是支持，二是不干预，三是随叫随到）之后非常高兴，他诚恳地对身边的新老同志讲：“我就是这样，我就怕干扰别人，老同志都应该这样。”他还说：“年轻一点的同志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的就没有吗？老的也是那样走过来的。要从基层搞起，就后继有人。”这番话语情真意切，令在场的人感动不已。同样，邓小平对军队选拔、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也十分关心。一次，在接见会议代表时，邓小平走到张震同志身边，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询问了他的近况，然后，郑重地说，要协助###同志，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军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保证各级领导掌握在忠于党的路线的同志手中。张震同志连连表示，一定要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去办。随后，根据邓小平的嘱托和###同志的指示，中央军委研究制定了一个《关于加强军以上领导班子建设的三年规划》，明确提出了培养干部的目标和选拔干部的标准，同时还规定了一些年龄界限，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办法。文件制定以后，送给邓小平。尽管他退下来以后表示不再看工作性的文件了，但出于对党和军队建设的高度责任心，他还是看了这个《规划》，看后表示完全赞成。
邓小平回顾革命斗争历史，称颂捐躯的先烈，称赞英勇奋斗的将士，讲述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功劳，却惟独不讲他自己。
邓小平历来话语不多，也很少谈个人历史，晚年也是如此。他曾经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多次拒绝外国人要我写自传，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但是，一提起打仗来他的话就多了。他曾自豪地说：自己的专业是打仗，是一个没有军衔的老兵，是一个军人。刚退休不久，他就第二野战军战斗成长历史，作了一次系统的长篇讲话，讲话整理稿成为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献。
那是1989年11月，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窗外，寒风乍起，初冬景色已来临，室内却暖意融融，笑语不断。邓小平和麾下的将军们相聚了。
当邓小平走进会议大厅时，他的老部下们像当年出征前列队迎候老首长一样，整齐的站在屏风前迎候他，准备同他合影留念。邓小平稳步地走到他们面前，伸出手来同他们一一握手致意。在一位老同志面前，他伸出左手指着对方，幽默地提到了一件往事，顿时引来了一片笑声。
合影后，邓小平和大家一一坐下，他环视着这些当年是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部下，内心充满万端感慨，他平静地说：“这些老人啊！好多年没有机会在一块见面了，今天随便聊聊天吧。”“邓政委”的几句开场白，顿时唤起了在座老同志的美好回忆。他们和“邓政委”一起，走进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上党战役——“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
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他的功劳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
邓小平端坐在沙发上，眼前没有讲稿，就那么打着手势侃侃而谈。周围人的脸上，不时地浮现出会心的微笑。
挺进大别山——“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
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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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班子很信任（3）
渡江战役——“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
几十年前的往事，邓小平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话语简练，准确，通俗，大家又一次地感受到了老政委的独特魅力。
上海战役——“除了三野在上海打了一仗以外，其他的算得了什么大仗？”
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
西南剿匪——“打得很漂亮”，“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的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
邓小平平实无奇的话语后面，是一个伟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卓识远见和摧枯拉朽的恢宏气魄。就这样，谈话不知不觉持续了一个小时。
回首这些艰苦而又辉煌的历史片断，邓小平和在座的这些年逾古稀老战士心中，涌动起阵阵战斗情潮，然而，“邓政委”谈锋一敛：“就说这么多，讲的是故事，值得回忆啊。”
此时，在座的老同志中有一位叫潘焱，他听到邓小平讲到二野的战斗历程，不由地想起30年前邓小平同自己谈起二野战史的一件往事：
那是1959年8月，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决定组建二野战史编委会，刘伯承、邓小平为编委会主任，潘焱就是此时奉调进京，参加编委会工作。当时，仅编辑室就抽调了100多人，负责编写抗日和解放战争史。潘焱进京时，正赶上邓小平因腿受伤在北京医院治疗，他便同一名同志去医院看望老政委。
当时，邓小平在床上还不能起来活动。看到老部下来，他说：“你们俩来了，潘焱是从长春来的吧？”潘焱答道：“是的。”接着，两个人询问起邓小平的病情来，同时，不想因工作的事打扰老首长。没料到，邓小平反倒主动地谈到了两个人的工作问题。
他说：“军委决定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组织了编委，我和伯承为主任，设立个战史编辑室，王蕴瑞为主任，潘焱、何正文为副主任。主持编辑室工作，调些人来编写。住地由陈锡联来解决。”
接着，他又谈到了编写二野战史的指导思想。他说：“写我们第二野战军的战史，主要要体现出党中央、毛主席战略指导思想方针的正确性，友邻的配合作用，人民群众的支援，党政军民团结。要把战士们英勇顽强的不怕牺牲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表达出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部分的战史都应如此。”邓小平的话不多，寥寥数语，就把编委工作的主导思想简明扼要地讲明白了。所以，30年后仍使潘焱等记忆犹新。
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讲完二野战史两年以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用较长时间又一次回忆起战争年代的往事。不过，听者不是曾与他从几十年战斗岁月中走过来的老部下，而是香港的著名人士霍英东。
这是一次单独会见，由邓小平的女儿担当“翻译”，翻译霍英东先生的广东话。会谈时间预定为45分钟。
交谈中，邓小平谈到了全国解放战争的一些战役、人物，还谈到牺牲的先烈。不知不觉中，45分钟到了。霍英东先生考虑到他身体需要休息，于是提醒说时间到了。
然而，邓小平全然不顾，仍旧继续讲。他讲了淮海战役，指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战役，可以说是决定了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几大战役之一。随后，又谈到了香港等问题。结果，会谈持续了1小时15分。尽管霍英东先生不熟悉邓小平所讲的战争年代那些战事，据说他当时竟一下子弄不清楚邓小平为什么向他讲到这些。但他仍然感到：这位老人讲话很有条理，思维清晰。今天，我们联系当时国内外形势，能否揣测出邓小平这次回忆战事的意图呢？
邓小平视察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