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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抗战烽火构成了新时代以及中年柳亚子思想与精神的悲壮画面——在为援助东北义勇军创办的国难救护队的队伍中，在国民政府缉捕赤色分子与*者的黑色名单上，在举办义卖画展、营救爱国人士，奔赴全国各地巡回演讲等各类救亡活动的前列，柳精神抖擞、大义凛然的身影犹如一面代表气节与力量的旗帜，旗下是他的战友何香凝、蔡元培、茅盾、郭沫若、马寅初、廖承志等著名爱国人士。对于当时国内剑拔弩张，内乱外患的复杂的政治格局，这是一支介乎于南京政府与延安政权之间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势必成为各方面势力都想争取和拉拢的对象。由于柳与蒋之间的私人恩怨，加上对其政策与个人品格的一贯不满，思想的天平最终倾斜于西北的红色根据地，想来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九二二年以后柳“独拜弥天*”的坚定信仰，在这里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许多研究者对柳毛之间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兴趣又觉意外，其实这里头的关系应该并不十分复杂。柳一生崇尚暴力革命的心志由毛手中的铁锤镰刀大声说出、并发扬光大。反过来，毛对柳的推崇既有后辈诗人对前辈尊敬的成分，同时也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善于驾驭各种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范。从本质上说，两人倾注友情的目光也许从一开始就并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运行的铁轨——有着各自的方向与目标——仅在某一站头或某一时间契点上才有可能交汇切合。如果谁看到并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感慨几年后柳在北京所发的那场怒气冲冲的牢骚，是显得多么的迂腐与不合时宜。
柳亚子的牢骚（8）
当然，浑身散发着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却一心想成为政治家的柳亚子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局限。在漫长的为期八年的异国统治下面，他先是效法明末清初家乡苏州一带的某些文学前辈，将自己在上海辣斐德路的寓所题名为“活埋庵”，闭门读书，蓄须明志，埋头撰写他的史学著作《南明史纲》。有一段时间还在著名的西南联大任过教员。一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乘坐亚洲皇后号离沪赴港的那些神色惊惶、逃离战难的旅客，当天晚上在甲板吸烟或船上豪华的西餐厅里用餐时，也许有机会遇见到这位衣衫简朴、眉目间有愤激色的矮胖的中年男子。在整个抗战期间，这也是柳的标准表情。此后五年他作为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一直活跃于九龙、香港、桂林等后方城市，从事宣传、营救、筹款、结社、义演等各种救亡活动。其间发生的皖南事变是他与自己的政党彻底决裂的一条醒目分界线。由于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公开联名发表批评蒋的言论，竟被后者断然开除党籍一一简直就像是他当年对朱鸳雏采取的极端手段的一个绝妙翻版。这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当然，这样显然有损自尊的打击事实上并不能让柳屈服，反而促使他与延安的共产党人在感情上更为接近。此后火焰与炸弹已俨然成为描述柳亚子的关键词，倾天长啸、壮怀激烈、须眉贲张，以更激进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估计也是郭沫若为什么要以“今屈原”这一冠名慷慨相赠的原因。而如果用柳自己的话来说。也许应该叫做“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
山城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嘉陵江边，曾是三国英雄刘备栖身的地盘，抗战期间成为国民政府在中国最后的军政中枢。那里的政治景观向来与它迷雾茫茫的自然气候一样不可捉摸，并时常会出现某种戏剧性的转折。一九四五年秋天当*主席毛泽*然应邀前往那里与蒋共商国事，曾让这座日照稀疏的城市一度出现和平的熹微。尽管事后被证明，这不过是一场长达四年的残酷战事在双方唇齿间的预演，但不管怎么样，对于其时正和郭沫若、田汉等人发起组织革命诗社，致力于*工作的柳来说，这至少给了他与毛重晤的机会，并促成后者一首著名词作《沁园春？雪》的问世与广泛流传。正如柳在自己写的和词跋文里“展谈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的高度评价一样，原词以及柳的唱和之作先后公开发表后，不仅立即引起轰动，并成为当年中国文化界的首件大事。除了让人有幸领教了共产党人的文学天赋，在政治评判与个人魅力上，也始料未及地为毛挣来了漂亮的分数。由于柳内心愿望中的第一读者是他的政治对头蒋介石，因此，在所和词里说上几句“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这样的大话，吓唬吓唬对方，其内心衷曲倒也完全情有可原。但四年后在北京，当这个被旧友林庚白称作“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的可爱老头一脸天真，打算假戏真做，这玩笑恐怕就开得过于大了。其情景颇类似于一出眼下流行的肥皂剧的两位主创人员，也许，作为编剧的柳亚子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构思剧本，但他无法阻止这出戏的导演毛泽东大刀阔斧对剧情进行局部甚至整体性的修改。
柳亚子的牢骚（9）
黎里镇中心的柳亚子纪念馆目前依然是国内保存柳的生平资料与遗物最丰富的地方。图片、书籍、衣物、手迹、用品，从藏有他童年幻想的矮柜与衣镜，到几张边角泛黄的自印方格稿笺，甚至一管秃笔与一张用红线勾划出重要段落的旧报纸，无不印有他生前手温与思想的生动痕迹。磨剑室的正墙上依然挂着南社社友傅纯根所赠的那幅有名的对联“青凹前身辛弃疾，红牙今世柳屯田”，而主楼第四进内当年曾侥幸躲过军阀孙传芳特警缉捕的那层复壁，虽然自己不会开口说话，但有关它的传奇故事，正由讲解员不无骄傲地一次次向参观者娓娓复述。当然，我得赶紧承认自己不是一名合格的听众。因为前不久我对那里所进行的一次用心叵测、意有所图的拜访的几乎所有时间，我的思想都为在陈列室偶然看到的那帧柳的旧照所吸引。像片上的柳风度儒雅，意态自得，身体斜倚在劈波斩浪的巨轮的舷栏边。目极远天、精神抖擞，简直就是当年吴伟业去北京前在苏州逗留时那种踌躇满志的得意劲儿。从时间与所摄地点上来推断，大约正是他一九四九年二月底应毛泽东电邀赴京途中、在所乘坐的华中轮上的留影。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当时与他同行的应该还有他的夫人郑佩宜，以及陈叔通、马寅初、郑振铎、叶圣陶、万家宝（曹禺）等社会各界名人。此前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分子兼文学泰斗，柳一直在香港从事地下党主持下的*工作，在此期间他还被推选为刚成立的民革中央的监察委员会主任。也许在他看来，即使不论自己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仅以革命*与*党派高层领导的身份，在即将组建的新政府中坐把交椅，应该算不上是什么奢望。然而，柳的不幸在于，当事实已经证明他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甚至完全错了以后，并未及时采取自我反省、就此罢手的策略，相反，他再次祭起手中曾向孙中山、蒋介石等先后亮出过的杀手锏——他著名的大牌牢骚，从而导致一场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闹剧的最终发生。
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初发生在北京的毛柳冲突是否更有意思？ 尽管当事诸公现在均已先后作古，同时某些研究者显然囿于自身利益与政治局限的不同声音，也为这原本已经显得错综复杂的历史公案重又覆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但综合这些年来陆续解密的文史档案与部分见证者的回忆，当时整个事件的源起与大致经过应该仍然不难推断。首先在柳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抵京、至二十五日与毛正式相见这一周内所发生的诸多事情所显示的迹象，就已经使这位满心打算前来坐天下的老革命党人感觉有些不大对头。到京当日他本拟立即以国民党*身份参拜位于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堂，因有关方面无法及时提供小车接送而告流产。紧接着在三月二十日由李维汉、周扬召集的全国文联筹备会议上，柳意外地发现自己竟连常务理事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不禁令他大感沮丧和愤怒。同样，三月二十四日应邀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感受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天日记里“尚未垮台为幸”的自我解嘲应该就是一个明证。这还不包括其间某政界要人对他诗作的公开诋訾，以及对接待部门将他安排在嘈杂的六国饭店居住、没有配置秘书和小车等的不满。由于主观上倾向于认为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借三月二十五日晚毛在颐和园益寿堂设宴款待在京*人士之便当面陈情，希望他的老朋友能加以干预并迅速拨乱反正，应该符合当时情况下柳的心态与个人性格特征。可以假设是在宴后或席间的某个适当机会，柳将自己的委曲与怨恚向毛和盘托出、并有可能当场得到了后者口头上的某种承诺——至少是安慰和同情。此后三天柳一直在焦急与期望中等待，心神不宁。但事实证明非但他的情况与待遇未能得到丝毫改善，甚至连已蒙董必武批准的由柳主持筹建华北文史探讨委员会一事，也因周恩来突然转达毛的意见，让柳立刻停止进行而告夭折。在这样几乎已经完全超过他忍受底线的情况下，近半月来的积怨与愤怒、连同对自己一生仕途失意的自怜自艾，犹如压抑已久的火山喷薄而出，并且迅速在纸面上凝固——这就是他那首广为人诟病的诗作《感事呈毛主席》的全部写作动机与背景： 。。
柳亚子的牢骚（10）
开天劈地君真健，说刘依项我大难。夺席传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生死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然而，事件后来的发展一波三折，不仅再次出乎柳的意料，同时对所有关心此事的人士来说，也像是有幸上了一堂免费提供的生动精彩的政治课程。一个月后柳收到载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一名句的毛的和诗。由于此前三日已有齐燕铭称奉毛泽东之命前来接他夫妇迁居颐和园读书养病，加上诗末“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两句给人的想象力，不免令柳原本浪漫的诗人头脑再次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是五月一日毛偕妻女前来他家做客，谈诗论文，几天后又抽暇驱专车陪他上中山灵堂了却拜谒夙愿等风光场面，更是让柳自觉给足了面子，以至前嫌尽释。为了略略表示内心的歉疚与错怪之意，在即兴写成的《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中他写下“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这样的转圜之言，显然已带有某些程度的示好与自我检查的意味。稍后所作《叠韵寄呈毛主席》一诗更显得像是自我批评，并公开表示“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这时，毛泽东的语气忽然变得严厉起来。据早年坊间流传的一个毛诗注本所引未经证实的毛的原话，当时毛气呼呼地对他说：“没有权力给你，就是有权力给你，把造兵舰用的八百万两银子都给你，让你像慈禧太后那样好不好？”可以想象，这样尴尬的残酷的场面当然为柳所始料未及，且无地自容。几天后当他主动请求搬出借用半年之久的颐和园，迁往城内车水马龙的北京饭店暂住时，不知上车前有否曾在园门口的西风斜阳间蓦然回首，伫身凝望？如果那样的话，我想，这个姿式应该很像是在跟自己一生的政治生涯告别。
在此后的有生之年，依稀重又回复到诗人形象的柳慎言微行，深居简出。位于城西北长街八十九号的那座僻静宅院，是他晚年在京最终的定居之所。大门额顶“上天下地之庐”六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系毛的手笔一一作为搬家时的礼物一一同时也作为两人友情的见证或某种政治信物。其令旁人垂羡的殊荣，似乎也足以抹去记忆中彼此之间曾经发生的龃龉与不快。尽管这以后他仍担任过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同时，在某些于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重要会议的席间，如果谁有兴趣仔细寻找，想必偶尔也会看到他佝偻、近视、耳挂助听器、咳嗽得厉害的苍老身影——犹如我们在早些年电视屏幕上所时常见到的那种标准形象。作为他一生政治上最后一个小小的高潮，五十年代某年当他应邀偕夫人郑佩宜赴中南海怀仁堂观赏文艺演出，坐在前排的毛曾转过头来亲切向他致意，并以自己即席吟咏的《浣溪沙》一词当场索和，这不免让柳受宠若惊。但这位从前以门生视前者，顾盼自雄，相许“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时代风云人物，现在落在纸上的已是“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阆”这样令人同情的纪晓岚式的文字了。也许，对于他的旧僚、朋友、同事，最后一次有机会见到他应该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当时柳已经衰老得相当厉害，耳聋目昏，站立不稳，以至需要有人小心挽扶着才能勉强在主席台就座。两年后的六月二十一日，也正好是毛在京读《人民日报》有关余江县的报道，写下七律两首的那个浮想联翩、欣然命笔的夜晚的几乎同时，在北京医院的一间高于病房内，一生慷慨激昂，好作惊人之语的柳一言不发，黯然辞世。三天后首都各界人士相集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大会，在主祭者的长长名单上不乏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吴玉章等*重量级人物，但我始终无法找到他的诗友兼政治同道毛泽东的名字。同时主祭场挽幛上“柳亚子委员灵堂”的称呼——而非习惯所称之“同志”或“先生”——看来也不无耐人寻味之处。当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生前，我敢担保这势必又会引发他一顿大大的牢骚。所幸他的思想与异乎寻常的自尊当时已再也无暇顾及这些细节。公祭结束后他的灵柩按事先安排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在那里，他躯体的政治部分在火焰与空气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轻烟。而艺术部分却被永久纪录在文学史上，直至今天为止，尚是一座恐难为时人逾越的山峰。
龚定庵在一八三九（1）
首先是一个旧时代的暮春的拂晓。两团灰白影子── 一辆载人马车与一辆载满书籍及文稿的马车，前后仓皇疾驶于古老北京长安街两畔宫烟沈沈的御柳之间。由于当时天色尚未大亮，试图描绘车中乘客的面容与神色显然有些困难，但从不携家眷仆从，且无亲朋同事相送，举止慌张、行迹异常这些现象来分析，说此人身遇急难、或有什么灾祸意外临头恐怕也不为过。事实上后来的文史研究者对这一点也都大致保持了这样的共识。考虑到这个细节在本文中的特殊意义，记住它的发生时间也就显得十分必要。好在这个日子──道光乙亥四月二十三日──在出逃者后来陆续写于旅途的诗稿里有着十分详尽的记录。当然，这里使用的是传统的旧历。如果要换算成道光年间已相当流行的德国人汤若望为崇祯特制的西洋历法，那么公元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可能就是我们这里要讲述的这个凄婉爱情故事的开始。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换上一个角度，即纯粹从叙事及情节高潮来考虑，这一天又恰好可以看作是整个故事的结束。
一个同样衣冠不整，神态惊惶的年轻官员吴虹生在距都门七里外的荒僻凉亭里等他。作为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与同僚，同时也是京师里大大有名的一个悲歌慷慨之士，此时却表现得审慎而忧形于色。匆匆说过几句话以后，彼此满饮三杯，相看无言，洒泪而别。（“出都日，距国门已七里，吴虹生同年立桥上候予过，设茶，洒泪而别。”《乙亥杂诗》第二十门首自注。）当然很少有人知道，杯中满斟者其实系茶非酒。这也正是吴甘愿冒着天大风险赶来相送的更为内在的原因。规劝抑或责备？或者这两层意思在这里都有了吧！对于这位多次因酒喝多了胡说八道最终引来杀身之祸的生平知己，吴为安排这个非同寻常的场面可以说费煞一番苦心。他再次警告他这酒是非戒不可了，同时也指望自己精心设计的这个相送细节，能对他今后的生活多少起到一点警戒与提醒的作用。
当天傍晚时分车马已抵达南北必经的通衢大县固安。穿过斜阳残照、衰柳暮鸦的运河码头，车中乘客突然令驭者勒住缰绳，缓步下车，登上堤岸，朝暮霭缭绕的北京方向最后望了一眼，然后掩面长叹，驱车急驶。森严而显赫的帝都在身后犹如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旧梦。他知道，在马首缓缓转动的那一瞬间，他的功名，他的事业，他的爱，他的花，他政治的狂剑和他情感的怨箫，都将在他的生命中被从此埋葬。包括自己的现实身份，也将从昔日倚才傲物、名动公卿的狂士，迅速转化为一个猥琐的曖味的逃亡者。他为自己命运的乖戾感到悲痛，尽管他对自己做下的一切毫不后悔。
此后两年这位我们故事里的神秘人物一直在江南的大小城市里东藏西躲──当然是在谒造名山，寻访耆旧的合理借口之下。行踪诡秘、谨慎，如同电影里那种胆大心细，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是在僧舍和曲阜的孔庙里度过的。而当一旦有机会在公众场合出镜时，他又像换了个人似的，高歌狂言、*倜傥，频频扮演出醇酒美人、*形骸的浪子形象，并和一个名叫灵箫的北地风月女子打得火热。他好像一直在掩饰什么，又好像故意想要表现出什么。时而访艳召妓，山盟海誓，时而车船频换，昼伏夜行。如同惊惶的蝙蝠迷失于现实的强光，又仿佛风暴中心的舟子不甘心船倾桅折、束手就缚的命运。但他的求生意识与忏佛礼神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自己。两年后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十二日，在江苏省丹阳县的一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