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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照片，我在她眼里不过是陌生的东德情报机构头子。不过，她很快恢复了平静，和我热烈地讨论起东方政策和东德的国内形势。她对东德的看法非常现实，不存任何幻想成分。我询问了她个人的情况，当然是指她在研究所的工作。卡尔利施克当时也在场。我们还讨论了她如何在联邦情报局内争取晋升的机会。我向她保证，在我的部门里她的身份绝对保密。她可以得到我的全力协助。以后，我们又在其他地方会面，如位于南斯拉夫达尔马提亚海边的斯普利特的一幢漂亮房子里。这儿是我们在西德的间谍休假的地方，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来这儿同样没什么风险。
面对西德舆论对我个人的恶意攻击以及要把我方间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恫吓，她反而不再动摇。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在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越加坚定。和众多经历过1968年抗议运动的西德青年一样，她坚信西德没有真正反省纳粹的历史。一次，她寄给我一本介绍纽伦堡的书。纳粹曾在纽伦堡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战后，战胜国在这里以战争罪审判纳粹战犯。她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旧秩序仍然隐藏在新秩序的后面。纽伦堡审判30年后，必须继续为争取新社会而斗争。”
最初与卡尔利施克相识的兴奋过去之后，加比是否还真的爱着他，无人知晓。但我确知，她对我们的情报部门产生了感情。与我们的合作对她来说有一种浪漫色彩，给她带来感情和事业上的满足。听上去有点怪，其实不然。一个情报机构对一个出色间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可以起到谈情说爱的作用。对加比来说，这种体贴关怀尤其重要。我们注意隔段时间就请她来东德，以奖励她的出色成绩。这样的会面给她一种感情上的寄托，每次都非常愉快。
加比与我们的两位高级官员关系甚笃。他们像父亲一样关怀着她。其中一位去世后，她请人代她向他在东德乡村的墓地献了花。至于她和我的关系不太容易说清。她需要感到我对她格外重视。我于是常对她表示关心。她的聪敏很惹人喜欢。我从未和一个间谍有过这样密切的关系。
偶尔她会在信中流露出隐隐的委屈，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利用的恋人。但东德之行总给她一种在自己国家感受不到的所属感。她会在距巴伐利亚边界不远的风光秀丽的福格特兰地区与卡尔利施克幽会。这里既有清新的田园风光，又有19世纪浪漫主义情调。东德的一些偏远地区常可以看到类似景色。一个叫林达的女房东照料她的起居。林达难懂的方言和松软的当地风味的饺子都让她喜欢极了。在这里，她听到了从未听过的东德方言，吃到了从未品尝过的风味饭菜。我们请到东德来的西德人常为这种体验激动不已。不时地请加比到东德来好似走平衡木。一方面她可以借此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另一方面风险也越来越大。西德规定在要害部门工作的人，尤其像联邦情报局这样机构里的工作人员，不得到东德旅游。我们潜伏在这类部门里的间谍每次来东德都要冒很大风险。因此，我们不得不逐渐停止这种做法，不再请她来东德。她为此情绪低落。
一次，她在给我的信中流露出深深的忧虑，担心随着她在西德情报局内的地位越来越高，风险也会越来越大。我感觉到，她渴望得到来自更高一级的保证，于是邀请她来东德。她在回信中说：“不管风险多大，只要能在那种亲切的气氛中见到你，和你交谈，再难也值得。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这样认为。”我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加比虽是个出色的间谍，但不大好伺候。她为我们工作期间，我先后共和她见过7次面。
我发现，这种所属感……感到自己属于某个小团体，某个为了崇高理想而奋斗的由优秀成员组成的秘密组织，对于那些出身中上层阶级，个性强而复杂的西德人尤其重要。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我们吸引了大批这类家庭背景的人为我们工作。部分答案也许就在这里。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把个人理想与为之献身结合起来的机会。这在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里并不常见。
80年代期间，加比倾注全力分析北约组织在东西方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以及里根咄咄逼人的反共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她和我一样，为安德罗波夫1984年逝世后苏联阵营内越来越严重的停滞不前感到忧虑。这时，阿富汗已把莫斯科拖得寸步难行。我们都意识到苏联外交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以及它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的影响。
出乎我意料的是，从70年代末起，加比开始提出一个观点，认为自发的改革运动有可能扩展到波兰以外的其他卫星国。她的看法尤其令我惊愕，因为它与我自己最近萌生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但那时我还不愿，也不能公开我的看法。现实高官方的宣传越来越远，与马克思的理论也南辕北辙。我对时局感到困惑，尽量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事。
加比在事业上青云直上。下面的例子反映了她所受到的极大信任。1986年，她奉命为西德总理准备一份关于西德公司涉嫌参与在利比亚建造一座化学武器工厂的报告。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事件。一年后，她被提升为西德情报局苏联阵营政治司副司长。这是由妇女担任的一个极为高级的职务。我们让她自己决定提供什么情报。和她的西德同事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专家绝对信任。
生活在这样一个镜子世界里，人们自然会问：加比究竟是哪一方的研究员？我可以说，她既为我们，也为西德情报局提供了完全客观的分析。她知道我们的兴趣所在，三言两语就把我们需要的情报归纳出来。她的报告一般不超过4到5页。也许她为了填补感情上的空白才一心扑在研究上，不管是为我们还是我们的敌人。最重要的是，通过加比，我们掌握了西德情报局在东欧及东德问题上的思想动态，从而使我们能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加比为我们工作是出于坚定的个人信念。但和潜伏在其他要害部门的间谍一样，只有为敌人器重的人才有可能接触到我们需要的情报。
根据加比提供的消息，我们还掌握了一些可能潜伏在东德的西德情报局特工人员的线索，虽然这方面的情报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西德的所谓“黄条情报”扩大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了解。黄条情报是指西德情报局搞来的关于自己盟友的情报，主要通过西德设在西班牙在大西洋海岸科尼尔一加的斯附近的一个代号“北极海”的监听站得到的。“北极海”建于30年代纳粹与佛朗哥政权关系密切时期。这项代号为“佳肴”的监听行动监听美国大使馆与中央情报局地面站使用的欧洲与西非和南北美之间的通讯线路。西德情报局里所有涉及其盟国的情报上都加有一条黄线，确保它们不致被误转给盟国，以免在伙伴面前泄露天机。受过专门训练的西德情报人员和警察用解码技术可以破译14个友好国家的无线电信号。西德情报局和土耳其情报组织有密切的合作关系。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西德是惟一能够替英国破译阿根廷无线电通讯的国家。由于西德的这种技术能力，加上我们通过加比和其他间谍对这种能力的利用，我们搜集起情报来更加便利。西德人偷偷摸摸干着这种窃取美国盟友情报的勾当，我们则坐收渔人之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之后，加比暴露了。我后悔莫及。当初让她早点脱身就好了。那样她可以隐藏得更深一点。直到最后一刻，她都没有出半点纰漏。1990年初，当我们认识到德国统一势在必行时，我的继任人把她叫到萨尔斯堡通知她，我们的工作即将结束。所有涉及她与我们合作的文件已经销毁。
然而，统一临近之时，一些曾在东德情报局干过的人为了使自己免于受到西德的起诉，不惜出卖他人。我们的一位高级官员，卡尔·格罗斯曼上校（与接替我的外国情报局局长沃纳·格罗斯曼同性）的背叛最为恶劣。虽然他并不直接了解加比的身份和活动，但他向西德方面提供了他偶尔听到的一次谈话，即西德情报局内的一位高级女官员是我们的间谍，她有一个残疾的孩子。
这点线索足以置她于死地。1990年下半年，她正要跨过德奥边界，最后一次与主管她的东德情报官员见面时被捕。东德情报部门这次召她好像是要授予她长期服务奖。直到最后，她还对这类显示我们对她的尊重的活动极为重视。
不少人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女人愿意为我们工作。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书刊更是层出不穷。她们在加入我们组织之前均是在西德政府部门里工作的西德公民。有些人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信仰。但大多数人不过是堕入情网，爱上一个男人之后才答应为我们工作。她们深知，有一天她们也许不得不离开家人，放弃西德优越的生活条件，逃到东德避难。东德对她们极为陌生。它在外界的名声也并不那么好。可她们中的不少人在离开间谍这一行之后在东德确实又开始了新生活。
赫夫斯因为拒绝收回要求移居东德的申请，在联邦德国一直服满刑期。最终被获准与她在东德的丈夫团聚。布罗斯策和她丈夫在东德的图林根地区定居并收养了一个孩子。以后这对夫妇又生了一个孩子。布罗斯策为此欣喜异常。英格·戈利亚特与丈夫在柏林附近的乡下过着恬静的生活。黑尔佳·勒迪格和丈夫一起搬到柏林。丈夫去世后，她仍住在那里。我只见过她一次，是在1996年夏天的一次生日晚会上。
自然，要这些曾为我们工作的女人逐渐适应另一种社会制度相当困难。我们的政策是安排好她们的生活，让她们过得舒适而又尽量不引人注目。在为一个机密情报部门工作多年之后，这种结局显得格外冷清。布罗斯策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整天缠着当地党的负责人，要求给她分配工作。最后他们给了她一个难做的差事，到一家棉纺厂当车间主任。她在那儿抨击“大锅饭”造成的效率低下，并根据自己在西德的经验对工厂的管理做了许多改进。
我并不认为我们成功的秘诀与西方外国情报机构的窍门有多大的不同。利用罗密欧搞情报的情报机构当然不止我们一家。西德情报局在美国安插了一个间谍，化名卡尔·斯托尔兹。1990年，他想办法认识了波士顿一家国防工业公司里的高级女秘书。诱她下水后试图吸收她为间谍，为波恩搜集美国在基因切片技术方面的情报。他偷偷把她同意为德国窃取工业情报的谈话录了音。当她胆怯退缩时，他拿出录音带恐吓她。结果她自杀未遂，弄得无法收场。
1984年，西德情报局的另一位罗密欧被派到巴黎去勾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工作的一位东德官员的妻子，然后胁迫她递送有关东德政府政策以及东德在联合国表决前立场的情报。我们在大使馆的安全人员察觉之后立即将这对夫妇送回国，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与此同时，奥斯陆还出了另一件不寻常的事。挪威的反谍报机构通过窃听电话得知，东德驻挪威大使的妻子与一位挪威妇女有同性恋关系。我们从其他渠道获悉，西德情报人员准备以此要挟大使夫人。无奈之中，只得把这对大使夫妇匆匆撤回东德。
这一章讲述的罗密欧并非风流浪子唐璜，更不是希腊神话里的美男子阿多尼斯。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走在街上可能不会引起路上行人的任何注意。回想他们为我们作出的贡献以及由此付出的代价，令人感慨万分。其中几位付出的代价尤其沉重。他们的正常生活被打乱，爱情被葬送，事业毁于一旦。令我至今悔恨的是，罗兰与他的玛格丽特的关系发展得太深太久，而我们却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及时阻止。我们为达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并非回回无懈可击。但西德人在这个问题上大肆谴责我多么不道德实在令人生厌。只要世上还有间谍这一行，就会有罗密欧去勾引接触机密的轻信的朱丽叶。毕竟我主管的是一个情报机构，不是寂寞男女俱乐部。
第九章 勃兰特总理的阴影
勃兰特总理是一个有勉力，有思想，为人正直的人，在战后德国历史上堪称是一位杰出人物。他很善于因时因地作出恰当的姿态。访问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时，他双膝跪地，悼念被杀害的犹太人亡灵。他还真诚地致力于弥合东德与西德、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裂痕。但我们还了解他的另一面。当年任柏林市长时，他曾是冷战中的一员反共大将。出任西德总理后，他开始推行与东方和解的政策，即所谓东方政策。这里的东方既指东德，也指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不言而喻，我们希望百分之百地确认，他确实不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真心想成为我们的伙伴。
勃兰特总理的私人办公室内潜伏有东德间谍一事曝光后，他的政治生涯猝然结束。对此我应负全部责任。虽然他已与世长辞，此事始终折磨着我。我永远无法回避人们的质问和责难：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是对勃兰特？斯人已去，我现在能为已故的勃兰特所做的惟…一件事就是详述这桩战后德国最大的间谍丑闻的来龙去脉。
1969年10月21日，勃兰特当选为西德总理。8年前，他还是柏林市的年轻市长时，曾愕然地目睹了柏林墙的突起。出任总理三周后，一个叫京特·纪尧姆的男人找到勃兰特办公室主任，自我介绍说，劳工组织的负责人莱贝尔推荐他在新总理手下当一名低级助手，负责与各工会团体及政治组织的联络。勃兰特收下了他。就这样，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头号敌对国的总理身边安插了一名间谍。
我们始终伺机打入波恩心脏，可谁也没想到我们的人竟会潜伏到西德政府首脑的身边。化名汉森的纪尧姆也不是我想象中能完成这一间谍史上的壮举的人。京特原在东德的一家国家安全部办的出版社工作。50年代中，他和妻子克里斯特尔奉命潜入西德，与移居那里的大批东德人混杂在一起。克劳斯特尔的母亲是荷兰公民，定居在法兰克福，并开了一家烟草店。克里斯特尔总使我想起一个干练的秘书所具有的品质：踏实肯干，缺乏想象力。京特则属于那种与众不同的人，善交际，和什么人都能谈笑风生。
凭着克里斯特尔的家庭背景以及她母亲住在法兰克福这一有利条件，纪尧姆夫妇避开了专门收留东德移民的安置营地，绕过西德政府为协助情报机构审查新移民而设置的障碍。我们决定，纪尧姆夫妇应当设法在社会民主党内求得发展，以此做掩护开展工作。夫妇两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后，政治生涯青云直上。打入最高层并不在我们的计划之中。当初我们只打算让他们夫妇充当我们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耳目的联络官。没想到我们大大低估了他俩的精力和智谋。
纪尧姆夫妇在法兰克福有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在当地开了一家复印店，还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皮埃尔。夫妇俩都很勤奋。纪尧姆兼作摄影师，多挣一点外快。在当时左派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法兰克福社会民主党内，观点保守的纪尧姆很快引起右翼人士的注意。克里斯特尔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60年代初，她被任命为比克尔巴赫办公室主任。比克尔巴赫属于那种任何政党里都缺不了的人，关系广，神通大。他是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欧洲议会中社会党团体的主席，同时还是自己家乡黑森州的国务秘书，可以接触到像“模拟战争”这样的北约组织的战略文件和应付核危机的各项计划。
纪尧姆用微型照相机拍摄下这些文件，将胶卷藏在一支空心雪茄里，然后交给假装到他岳母商店买东西的联络员。每个月，我们与他和克里斯特尔在指定的日子和时间里通过无线电保持联系。初期时，双方往来发报频繁。后来加强了保密，减少了往来发报的次数并经常更换频率。纪尧姆常常半是抱怨半是炫耀地说，捕捉我们的发报回回让他绞尽脑汁。
1959年，社会民主党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召开的大会上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含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后，我们对该党更为注意。修改了党纲后，社会民主党的从政前景大大改善，将来有一天成为政府的一员已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事。我们指示纪尧姆先在政治上求得个人的发展。1964年，他成为社民党法兰克福区的负责人。随着纪尧姆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我们意识到以后跟他联系要格外小心。当年他跟西德当局讲，他是从东德逃出来的。既然如此，他跟东柏林不该有任何联系。这是他伪造履历中的薄弱之处。一次，他坐车去东柏林一处秘密公寓跟我们见面。途中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红灯。一位当年在出版社的老熟人正好从他车前走过。假如他抬头看见早已叛逃的纪尧姆就在眼前，会怎么想？皮埃尔和所有孩子一样，因为说话无遮无拦常令父母难堪。不止是难堪，还有可能无意识中出卖自己的父亲。一次纪尧姆去东德，一位说话带浓重萨克森口音的军官带皮埃尔去动物园玩。返回西德的路上，皮埃尔模仿只有东德境内才有的这种口音并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那个人这样说话。纪尧姆一瞬间紧张得透不过来气。他和所有间谍一样深深感到，他已没有了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习以为常的自由。他同意以后不再秘密来东柏林情报总局与我们会面。
但他始终坚守党的纪律，忠于我们的事业。他当上了法兰克福市议会的议员和议会内社会民主党团主席。当时正值社会民主党内思想理论大变动的时候，纪尧姆出色的组织能力以及他所持的坚定的保守派观点引起了莱贝尔的注意。莱贝尔是建筑行业工会主席，后来在1966年至1969年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的联合政府中担任过运输部长。他正需要一个干练的人帮他对付自己选区内年轻的左派人士福格特的挑战，确保得到竟选议会的提名。莱贝尔是社会民主党上层中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尽管如此，这次争取竞选议会提名仍面临一场苦战。党内的左派人士受1968年激进思潮的影响，决心与自己的党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的联合政府为敌。
在纪尧姆全力支持下，莱贝尔在1969年9月的选举中稳稳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