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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掖游鞯路吹ɑ估锏耐泛坯罂饬抢锏弥鞯碌姆治鋈嗽狈窬隽薌可能就是纪尧姆的说法。理由是他只有一个儿子，而根据电文，新生儿是第二个儿子。直到有人恍然大悟，亦或是一个老实巴交过日子的人指出，通常父亲在一个家庭中被看做是第一个男人，长子自然是第二个男人了。
下一步是决定如何搜集证明纪尧姆是间谍的确凿证据，同时避免使西方利益进一步遭到损害。西德反谍报机构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立即动手搜集证据，尽快完成侦查。再一个是稳住纪尧姆，监视他与什么人联系。他们选择了第二种办法。为了不引起纪尧姆的疑心，先把克里斯特尔置于监视之下。他们正确地推断，纪尧姆与东德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她进行的。只要捕捉到她把情报交给东德联络员的镜头，自然铁证如山。
迄今为止，一切无可指摘。而后发生的事使人不禁怀疑，是不是所有的西德政治家都替勃兰特着想。1973年5月29日，西德反谍报机构的首脑诺劳向内政部长根舍汇报了纪尧姆一案。后来这两个人在西德议会成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时，对诺劳的汇报内容各执一词。根舍和他的办公室主任金克尔……日后历任情报局长、司法部长、根舍退休后又任外交部长……一口咬定，诺劳只说纪尧姆可疑，并没有详细解释反谍报机构搜集到的任何证据。根舍把这次谈话内容向勃兰特作了汇报，并转达了反谍报机构的建议，暂不惊动纪尧姆，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可他反映以上情况时，显然轻描淡写，并未引起勃兰特的重视。诺劳直到去世前一直坚持说，他曾发出过强烈的警告。不过最终他还是引咎辞职。内政部长和国内反谍报机构首脑作证时各执一词引起人们的纷纷猜测，根舍是否有意对他所掌握的纪尧姆一案的情况的重要性轻描淡写，期待这一灾难给勃兰特造成最大的政治影响，如同实际发生的那样。
到底应该怎么解释这一切？第一种说法是，野心勃勃的根舍看到勃兰特的政府遇到麻烦开始打起自由民主党的小算盘，转而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他已经开始与科尔碰头会晤。也许是这样。但姑且假定根舍和诺劳出于破案的需要命令部下暂时按兵不动，等待纪尧姆自我暴露，然后掌握确凿证据。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根本不应当让纪尧姆继续留在勃兰特身边这个敏感的位置上担任他的助手。我如果是勃兰特的话，首先会对根舍大发雷霆。
事实上，从西德反谍报机构告诉根舍他们正在监视纪尧姆，一直到他被捕的那一天，除了已有的证据外，半点新证据也没找到。整整一年，纪尧姆继续可以看到绝密文件。此案的知情人对西德总理身边有一个间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接触他们本应保护的国家机密。虽然埋下干柴的是我们，划着火柴点燃了这场将勃兰特烧得通体鳞伤的大火的却是其他人，包括根舍和金克尔。而且火起之后，他们不是急于灭火，而是隔岸观火。
纪尧姆被捕后，根舍在议会上声称，挖出了整整一个间谍集团。为了掩饰自己在这件事中扮演的可疑角色，根舍用心可谓良苦。只有这样说，才能解释为什么迟迟没有逮捕纪尧姆。我现在已没有任何隐瞒的动机，在此可以声明，所谓的间谍集团纯系子虚乌有。纪尧姆夫妇是一对独往独来的间谍。
收到克里斯特尔的报警后，我们指示她和纪尧姆停止一切秘密活动。为什么没有马上把他们撤回东德？无疑，这是我们的一步失着。除了疏忽大意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曾反复思考过要不要撤回纪尧姆夫妇。鉴于监视克里斯特尔的手法十分拙劣，我们误以为西德方面眼下并没有对她丈夫起疑心。莱贝尔现在已任国防部长，并建议克里斯特尔到他的办公室任助手。我们知道为此她会受到严格的安全审查，因此把她受到监视当成莱贝尔调她去他的办公室工作的结果。最后我们让纪尧姆夫妇自己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如果他们觉得处境危险的话，可以马上溜回东德。俩人都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于是我们商定偃旗息鼓一段时间。这时我向米尔克作了汇报。前面已说过，我与他的关系很一般。为了不让人插手我主管的部门，重要的间谍均由我直接抓。只有当我们的计划有可能危及国家领导人时，我才征求上司的同意。鉴于纪尧姆的位置政治上极其敏感，通报国家安全部部长显然是明智之举。米尔克同意，现在最好是坐以待观。我觉得他不太可能把这件事告诉昂纳克或其他人。
一连几个月毫无动静。1974年2月，纪尧姆夫妇建议恢复秘密工作。我主张再冷却一段时间，等到秋天再说。
当年4月，纪尧姆在法国南部度假时，第一次觉察到受到盯梢。他的后面跟了整整一串法国和西德密探的车子。但他开车穿过巴黎和比利时返回西德时，尾随的车子不见了。此乃天赐良机。他凭着直觉和受过的训练本应意识到，此时不逃，更待何时？！此刻主动权仍操在他的手里。
纪尧姆夫妇于1974年4月24日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我大吃一惊。在机场候机时听到这一消息的勃兰特也是一样。当时他刚结束对埃及的访问，正在返回西德的途中。纪尧姆落网时的表现可谓大义凛然，不过却不是我们期待手下的间谍在这种情况下应作出的反应。西德警方凌晨来到纪尧姆家，向他出示逮捕证时，他大叫：“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和军官，对我放尊重点！”
这句话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等于还未听到自己的罪名是什么就供认了有罪。有了这句话，西德反谍报机构和刑事部门得以避免因缺少确凿证据而可能引起的尴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百思不得其解。1981年纪尧姆回到东德后，经上面同意开始撰写回忆录。他在书中解释说，当时是凌晨，儿子又在场，所以才有那样的反应。自不待言，皮埃尔在纪尧姆的生活中举足轻重。当父亲的不得不对儿子隐瞒自己的真正信仰和从事的工作，这对于他是一件痛苦的事。皮埃尔这时已长大，是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一名青年社会主义者。他把父亲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纪尧姆内心深处渴望告诉儿子：“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有一次我曾同纪尧姆谈过被捕的可能，并告诫他一定要“镇定自若”。也许在凌晨睡眼惺松中，在皮埃尔惊奇的目光下，纪尧姆才乱了方寸。
然而无论怎么解释，这种行为也不可原谅。一名间谍随时要有被捕的思想准备。这方面我们对特工人员进行过严格的训练。一旦被捕，他们应该根据西德的法律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住址和出生年月，然后要求与东德驻波恩的外交使团取得联系。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说。东德使团然后会请一名有经验的律师。如果严格遵守这条纪律的话，证明有罪的责任完全在西德一方。
有一件事我们一直保密至今。早在纪尧姆被捕之前，他与克里斯特尔的婚姻已濒于破裂。他有一个情妇。为了不牵连她，他从法国南部赶回西德，把自己的东西搬出她家。这是一步严重失着，也是对这个女人做出的徒劳无益的姿态。这个女秘书听说纪尧姆国间谍罪被逮捕后，自杀身亡。
纪尧姆被关在科隆的监狱候审。身陷囹圄外加监狱的严酷环境折磨着他。但我们这位暴露了的间谍被关押期间拒绝了西德方面的一切诱惑，不肯为了求得从轻发落出卖其他同事，以实际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失。
纪尧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自己难道没有错误吗？我们难道不是忽视了最初觉察到的他们夫妇受到监视的迹象了吗？间谍引起的恐慌中，真正的间谍和无辜的人不分青红皂白都受到监视是常有的事。有时让人觉得，波恩市的一半人都在监视另一半人。在纪尧姆一事上，盯梢人的笨手笨脚麻痹了我们。但我们受骗的最主要原因是纪尧姆继续留在勃兰特身边。我们觉得，让一个已知的间谍长时间留在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内圈里简直不可思议。在这一点上，勃兰特和我有同感。他在回忆录里抱怨没有将纪尧姆从他身边调开，并辛辣地说：“联邦总理不但没有受到保护，反而成了自己国家情报机构的诱饵。”
我和手下的同事犯的错误属于另一种性质。分析纪尧姆夫妇面临的危险时，我们完全忽视了15年前给纪尧姆发报的内容。当时已知它们早被西德破译，可把这件事忘到了脑后。等到西德方面着手调查时，才醒悟到昔日发报内容的致命之处。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审判后，位于杜塞尔多夫的高级法院判纪尧姆夫妇有罪。克里斯特尔被判8年徒刑，纪尧姆13年。换了其他国家，这一判决可能显得很轻。但在德国，这已属重刑（考虑到两个德国之间互相刺探情报比较容易引人上钩而且频繁，德国对间谍的判刑一般很短）。受审期间，这对夫妇自始至终没向外界流露出两人关系破裂的任何迹象。西德方面若是知道这一情况，很有可能会借此对俩人进行分化打击，套取口供。
纪尧姆的儿子皮埃尔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他的父亲急得几乎精神失常，频频给我写信，恳求我照顾好这个孩子，教育他成为无愧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说来容易，做到这一点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为了照顾好这孩子，我手下的人忙得团团转，恨不得单为他设一个处。当然，这不是孩子的错。他以前生长的环境与东德截然不同。西德社会蔑视权威，鼓励个人通过服饰、言语和行为表达自己的个性。谢天谢地，这股风没有刮过柏林墙。东德的中小学校仍然保留了昔日普鲁士讲究秩序的遗风。我们设法找到一所最适合皮埃尔的学校。该校女校长已习惯于跟东德惯坏了的高干子弟打交道。我们还跟几位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和选自安全部门认为可靠的家庭的自愿者打了招呼，让他们主动跟皮埃尔交朋友。可这一切毫无结果。皮埃尔根本不去上课。偶尔去学校，也是捣乱生事，不好好听讲。之后不久，他表示想回波恩。我们听后大惊失色。他的女朋友家在波恩。她父亲是保守党人，在内政部工作。每次皮埃尔去西德监狱探望父亲，我们都担心他会一去不复返。
为了留住他，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皮埃尔对摄影发生了兴趣。我们局为他买了最新的摄影器材，还安排他在一家最好的彩色杂志社实习。慢慢地，他交上了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东德姑娘。她父亲是情报局的军官。我们不禁如释重负。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约一年后，他俩双双申请移民西德。我们苦口婆心地劝告，两人仍然执意要走。既然留不住，我们尽快为他俩办好了出境手续，在边界与他们挥手告别。为了不对纪尧姆食言，我使尽了浑身的解数。纪尧姆听到这个消息后极其失望。许多年后，这对父子才弥合了过去的裂痕。
我们转告纪尧姆，让他在狱中安静等待。我们正在积极争取与西德在幕后达成交易，用被我们关押的西德间谍换回他。然而1974年勃兰特被迫辞职后，迅速换回纪尧姆夫妇的前景日益渺茫。勃兰特的继任人施密特坚持纪尧姆必须服满刑，“一天也不能少”。这一案子成了政治足球，不仅涉及两个德国，连华盛顿和莫斯科也卷了进来。正在狱中的苏联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也成了交换纪尧姆的潜在人选。提出的交换方案换了一个又一个。时间一年年过去了，纪尧姆的释放仍然杏无音讯。我们的年轻间谍的士气不禁受到影响。全力营救被捕的间谍不仅从道义上讲义不容辞，也是使目前或将来执行危险使命的间谍放心的一种重要手段。
1981年3月，在一次牵扯到数名间谍的交换中，克里斯特尔获释。此时距纪尧姆服满刑还剩8年。这次出狱的一名西德人指责波恩政府没有尽力营救被东德关押的间谍。幕后的交易随后加快了步伐。当年秋天，纪尧姆终于出狱。
一个灰蒙蒙的10月的日子里，纪尧姆回到了25年前为了祖国利益而离别的家乡。我安排在乡间一处秘密地点为他举行欢迎会。为了使纪尧姆感到回家的温暖，我们派原来主管他这一摊的官员专程去边界接他，直接把他带到欢迎会场。纪尧姆身穿一身狱方临别时送给他的不合身的普通西装，还没有完全从重获自由的惊喜中醒过来。我们把他回国的经过拍成一部纪录片，起名叫《凯旋而归》，作为训练课目的一项内容。我知道，纪尧姆对拖至今日才得以出狱仍心存怨气，所以竭力想让他清楚地感受到，我们把他视为英雄。
多年的狱中生活，加上对家人的思念使他看上去面色苍白虚弱。我祝贺他说：“欢迎你回来，京特。一切终于过去了。”他答复说：“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我马上指出，应当感谢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接下来大家没完没了地彼此感谢来感谢去。
纪尧姆瞥见自己的妻子正等在一边。尽管此前两人的婚姻已近破裂，而且很快再次陷入危机，两人同时扑向对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们给他俩安排了一处舒适的住宅，让他们独处几天，处理好自己的关系。克里斯特尔已经告诉过我，她不想再回到纪尧姆的身边。纪尧姆知道后深受刺激。在狱中度过的漫漫长夜里，他曾满怀希望能与克里斯特尔破镜重圆。
虽然纪尧姆情绪低落，身体欠佳，他的期望却很高。他可能觉得自己会被任命为我的副手，时不时地从走廊对面的办公室到我屋里小坐，为指挥潜伏在西德的间谍出谋划策。可他脱离这一行时间太久了。我记得问过给他治过多种疾病的医生，应该怎么安排他才好。这位医生曾给国家领导人中的几个老人看过病，对他们的能力有清楚的认识。他是个相当幽默的人。当我叹口气说，惟一能让纪尧姆满意的是安排他进政治局时，他回答说：“多一个少一个反正都一样。”
遇到这种情况，身边有个女伴很有帮助。我们于是给纪尧姆派了一名讨人喜欢的中年护士，表面理由是随时观察他的肾和心血管系统是否正常，其实也是想试试他俩是否能产生感情。这一着还真灵。两人很快结了婚，在东柏林郊外的一所舒适房子里安了家。这所房子是为了奖励他为祖国作出的贡献提供给他的。
研究纪尧姆的西德人士认为，他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人们似乎很难理解，像纪尧姆这样的人居然可以同时为两个如此水火不容的主人服务，而心理上又悠然自得。为了完成赋予他的使命，一名间谍改头换面后必须牢记当初引导他投身这一行的信念。纪尧姆成功地潜伏到勃兰特的身边，完成了我们交给他的任务。但这并不妨碍他尊敬勃兰特的为人以及他的领导才干和成就。在制定东方政策过程中，纪尧姆坚信他在这一位置上为加深两个德国之间的理解做出了贡献。
纪尧姆被捕后不久，勃兰特于1974年5月4日宣布辞职。我始终认为，纪尧姆事件不是他辞职的原因，而只是一个借口。勃兰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身边亲信里混入一个敌方间谍本不应成为他辞职的主要因素。依我个人之见，导致勃兰特下台的根源是社会民主党的内部矛盾以及该党领导层面临的信任危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民党内的三足鼎立的尴尬局面。勃兰特是一足；当时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的赫伯特·魏纳是另一足；财政部长、后来接替勃兰特任总理的施密特是第三足。纪尧姆提供的情报清楚地表明，勃兰特内阁内的政敌已经对他虎视眈眈，用心之险丝毫不亚于我们从东柏林派去的间谍。其中最大的敌手无疑首推魏纳。
魏纳长得其貌不扬，说话尖刻。他是仍然在世的战前德国左派的几个元老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左派分裂成彼此势不两立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魏纳还是一名年轻共产党员时曾为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做过秘密情报工作。30年代，他曾在共产国际担任过领导职务。后来才知道，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曾向人民内务委员会出卖过身边的一些同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瑞典被捕，随即把他所知道的德国国内的共产党及其成员的情况一股脑告诉了瑞典警方。由于他的叛变行为，德共1942年将他开除出党。战后他加入了社会民主党。西德高层政治家中，惟有他一人战前就认识东德领导人，包括昂纳克。然而悠悠岁月里，他与昂纳克天各一方。分别身为东德与西德的政要又使他们身不由己。对德国的分裂，两人互相指责，尽管如此，往昔共同的信仰仿佛一条特殊纽带，把两人连在一起。借助这条纽带，他俩克服了冷战造成的隔阂。
尽管魏纳举止吓人（据有人半真半假地说，每次电视荧光屏上出现他的镜头时，家养的小猫小狗都被吓得钻到沙发底下），他却十分同情德国分裂给人民带来的家庭不幸。1973年5月，魏纳通过一次与昂纳克面对面的会晤，简化了双方交换被俘人员的手续。战时在苏联度过的岁月使他患上了恐苏症。一次他坦承，第一次动身去莫斯科前，他吓得浑身发抖。然而他和昂纳克都发现，年轻时同为共产党员的经历缩短了他俩的距离。两人很快建立了一种近乎于朋友的关系。甚至可以说，魏纳从共产主义转向社会民主的心路历程使他晚年时更接近东德，虽然意识形态上他一直与东德相左。原因是他觉得，昂纳克领导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他的党更亲切。
从一开始，勃兰特对魏纳与我们接触就疑心重重，认定这位同事正在背着他跟我们谈判。我猜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从50年代起对这类秘密接触已有所闻。至于勃兰特到底了解多少，我无从知晓。勃兰特怀疑魏纳在联邦议会的心腹维南德是克格勃或我们情报局的间谍。他的怀疑并非捕风捉影。德国统一后，检察机关对曾在西德议会里任社会民主党秘书的魏纳提出起诉，说他是东德的间谍。他的审判于1996年夏结束。受审期间，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政治家均出庭作证，证实他们知道魏纳通过维南德与我们有来往。然而他们中间谁也不知道这类接触的详情。
实际上魏纳和昂纳克并没有策划于密室。魏纳与苏联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