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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当地的人为我的到来精心布置住房的举动一定引起了瑞典人对来自东德的不速之客的注意。他们把这一情况转告给了西德谍报机构的同事。我一踏上瑞典的领土，即被罩在两国谍报机构编织的大网之下。西德人员带着这张在斯德哥尔摩偷拍下的我的照片返回西德。然而没人能猜出这个神秘的东德人到底是谁。
西德把我的这张照片和拍摄的其他难辨身份的嫌疑分子的模糊不清的照片封存在一个小盒子里。施蒂勒逃到西德后，西德谍报人员像以往那样，把所有这些照片摆在他的面前，让他辨认。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从那一天起，西德新闻界再报道我时，终于可以附上我本人的照片了。
敌人知道我方谍报首脑长什么模样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收获。然而知道我的相貌对西德却颇有稗益。它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环绕我们情报局和我个人的神话。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一个隐面间谍，而是一个肉眼凡胎的普通人。由于克雷默的被捕，加之我的身份也已暴露，我们不得不十分惋惜地中止了与北约组织内的那个耳目的接触。这本来是我们这次瑞典之行的真正目的。断了这条线才是施蒂勒叛逃给我们造成的最痛心的损失。
施蒂勒叛逃后，他的西德主子把他借给中央情报局两年。据我所知，美国人把他藏在芝加哥。他不失时机地抓紧机会学习英语，并拿了一个金融方面的专业证书。他这号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会穷困潦倒。返回西德后，他改名换姓在法兰克福市的一家银行上班。我们很快即通过秘密渠道了解到以上情况。一位特工甚至搞到了他的住址，并表示如有重赏他可以把施蒂勒带到边境。米尔克马上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粗鲁地问：“那个乌龟王八蛋施蒂勒，难道就没法子把他弄回来？”他的意思我一清二楚。他是指采用50年代双方互相绑架对方情报人员的惊险离奇的手段。可如今已是实行东方政策和缓和的80年代，政治上不允许再这样蛮干。部长大人只好作罢，气鼓鼓地听任施蒂勒逍遥自在下去，在法兰克福经营自己生意兴隆的公司。施蒂勒叛逃是我一生中几次重大挫折之一。他在这次事件中是惟一的赢家。
好在突发事件并不总是灾难。1981年初夏的一个早晨，东德驻波恩大使馆的邮箱里躺着一个大信封。里面夹有一封写给外国情报局第9处处长的信。负责渗透西德情报机构的第9处是情报局内第二大处，仅次于科技部，也是最忙的处之一。我与这个处的感情也最深。和大多数投上门来的人（指主动找到敌方谍报机构要求当间谍的人）不同，写这封匿名信的人准确地使用了我们内部的通讯地址。这表明他对东德情报局的内部结构很熟悉。
信封里夹有一张20元的西德马克。显然，此人意在把这张钞票上的号码作为今后与他联络的密码。匿名者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熟知西德谍报工作内情的专家，愿意向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情报。条件是一次性付给他15万西德马克，外加相当于现在西德情报局付给他的月薪的两倍的月酬。这封信是用很大的大写字母写成的。为了吊吊我们的胃口，他还透露说，西德方面正预谋把施蒂勒在科技部的上司施特罗伊贝尔拉下水。
这封信出自何人笔下，我们茫然无知。东德驻波恩大使馆外面的监测器只留下了一个镜头。一个把自己包得严严的人往信箱里投了一封信。虽然正值夏天，此人的帽檐却压得低低的，一条围巾遮住了半个脸。我们掌握的唯一线索就是匿名人那相当有力的方方正正的大写字母的手迹。
最后查明笔迹来自何人完全是运气。我们情报局与西德谍报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在一场错综复杂的游戏里周旋。在其中扮演主角的是我们在西德的一名化名为维兰德的间谍。他的真实姓名是约阿希姆·莫伊茨海姆。
莫伊茨海姆以前是耶稣会的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苏军俘虏。1979年起在科隆一带为我们搜集情报并试图在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总部里发展一个关系。此人叫卡罗勒斯，在总部里负责一台叫纳迪斯的计算机。该电脑里储存有一个花名册，列出哪些人可以参加机密工作，哪些人不能以及他们的人事档案。莫伊茨海姆请卡罗勒斯帮美国人查一个人，答应事后给他1000马克作为报酬。卡罗勒斯觉得此事蹊跷，因为他知道中央情报局可以直接通过纳迪斯电脑查人，于是向上级检举了莫伊茨海姆。
西德反谍报机构里还有两个人知道莫伊茨海姆的行动。一个是聪明过人的高级官员克劳斯·库龙，另一个是担任反谍报机构安全保卫处处长的汉斯·蒂德格。两人专门负责肃清科隆反谍报机构里的东德特务。蒂德格和库龙邀莫伊茨海姆到一家饭店会面，然后亮出他们掌握的莫伊茨海姆试图发展卡罗勒斯的证据，并威胁说，如果不同意为西德当双重间谍就要判他长期徒刑。莫伊茨海姆被逼就范。由于担心我们会很快察觉，西德一开始不想让莫伊茨海姆向我们提供假情报，而是给了他有关800多名西德人的内容丰富的秘密材料。其中包括西德反谍报机构有可能发展的对象以及同时参与几项国防项目的人员名单。这是西德人的一大失误。我们因此受益匪浅。
莫伊茨海姆每个月拿着西德付给他的2000马克工资，内心却仍隐约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之感。他告诉我OJ，蒂德格和库龙想把他变成西德间谍，并表示愿意为我们当三重间谍。他帮我们辨认出，信封上的大写字母正是主管他的库龙的笔迹。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需要绝对的谨慎。任何一个谍报首脑与双重间谍打交道时（更不用说三重间谍了）一向慎之又慎。如果某人叛变过，人们不难推测他还有可能再次叛变。我们跟西德谍报人员玩的这场游戏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莫伊茨海姆向西德反谍报机构内主管他的官员假称他在东柏林与我手下的人秘密接头，然后再把这一切汇报给我们。与此同时，我们要这位三重间谍从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心脏向我们提供真正的情报，探明商界里我们怀疑与西德谍报机构有染的人的虚实以及西德谍报机构怀疑是我方间谍的人的背景。由于我们本不该知道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已了解莫伊茨海姆作为一个三重间谍与我们之间的真实关系，西德方面不得不让莫伊茨海姆向我们提供一些真实情报，以免受到我们的怀疑。否则，他们可能会担心，我们开始怀疑莫伊茨海姆是否已被西德发展为双重间谍。可我们不可能回回知道西德通过科隆计算机向我们提供的情报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这个真真假假的世界里，莫伊茨海姆从前在耶稣会受的教育倒是派上了用场。
西德反谍报机构则急于通过我们向莫伊茨海姆提出的问题判断我们对他们到底了解多少。为了使莫伊茨海姆不至于引起我们的怀疑，西德经他手提供了大量情报。有些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但其中也混杂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珍品。眼下，两个敌对的谍报机构之间的这场斗智一波三折之外又起一波。主管莫伊茨海姆的西德谍报官员库龙也想为东德干！这种情况即使是在云诡波诡的谍报这一行里也不多见。
库龙是条大鱼。他在反谍报机构的心脏部门工作，深受上级信任。打入这种要害部门是每个谍报机构梦寐以求的事。倘若可以把库龙拉过来，就可以掌握西德对我方谍报活动的了解程度，并据此改进我方的防范措施。这好比是破坏了西德反谍报机构的中枢免疫系统，堪称成就之最。但在一个充斥着双重间谍和三重间谍的世界里，我们必须确保，库龙投上门来这一举动本身不是一个圈套。
事先约好的时间一到，库龙分秒不差地按密码号码拨通了给我们的电话。我们跟他见了面，并派人从房顶上偷偷录下整个会面的情景。如果日后发现这是西德人精心设置的圈套，我们可以拿出库龙先找到我们的证据。库龙与莫伊茨海姆打交道时化名克卢格（德语里意为“机灵鬼”）。名如其人，库龙不愧是条老狐狸。
时隔不久他转告我们，说不想操之过急。随后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1982年，他才同意在维也纳与我们见面。以后每次与他联系均使用最初他寄来的那张钞票上的数码．只不过重新排列组合一下而已。考虑到他是西德情报局里的高级官员，我们把与他联络的风险减少到最小程度。每次他想找我们时，可以使用几个电话号码中的一个。通过收听短波广播，他记下一串串密码数字，然后再从中对出钞票上的数码。任何其他人几乎不可能破译这套联络办法。虽然库龙已同意接头，那个周末我仍然坐卧不安，等待来自维也纳的消息。库龙迈出与我们合作的最后几步之前，仍不能排除这是一场阴谋。我们为这次会面做了精心的安排。第9处副处长（该处的工作包括分析西德反谍报机构的活动）卡尔·格罗俾曼带一位年轻助手去奥地利。与此同时，又分出一支人马，由9处的第二把手内尔斯带一位充当联络员的下级官员去维也纳，暗中观察这场交易。相比之下，描写维也纳扑朔迷离的间谍世界的着名小说《第三个人》里的情节简直不算什么。
会面地点定在维也纳的舍恩布鲁恩公园的入口处。哈布斯堡王朝时期，这里曾演出过一幕幕的阴谋与爱情。我们的人分头来到公园。每个人都仔细观察了四周，确保没有受到监视。格罗斯曼在公园对面的一家咖啡馆落了座。
约好的时间刚到，体格健壮，身板笔直的库龙跃入了他的眼帘。与此同时，内尔斯也走向公园大门。这两个来自敌对谍报机构的陌生人擦肩而过时彼此热情打招呼，好像是一对老熟人似的，随后消失在皇宫的花园中。看到自己的猎物安全抵达，格罗斯曼钻进一辆出租车，赶到约会地点与库龙和那个联络员会合。三个人来到一家僻静的餐馆。库龙坐定后，绷紧的神经开始放松。
他向我们的人诉说了自己的不得志，对自己的叛变行为丝毫不感到难为情。像他这样自觉怀才不遇的人，任何政府部门里都可以找到。库龙出身贫寒，没有上过大学，在西德情报局里温到这个地步完全凭个人的勤奋。所有的同事对他的出色业绩都很钦佩。然而没有大学学历意味着失去了进一步晋升的机会。靠这份48000马克（当时约合25000美元）的年薪可以过得相当不错，但决谈不上奢华。他深知，现在挣的这份工资已经到头了，以后不可能再涨。
“这件事折磨了我很久，”他说。“谁都知道我工作出色。可我在事业上却不会有任何新的发展。”稍顿，又不无怨文地轻声说：“西德自称这里人人享有自由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平等机会。我不这么认为。甭管我工作多玩命，到头来仍是个卖苦力的。而有的人本事虽不大，靠老子的钱读完大学后一来到情报局马上前途似锦，不管干好还是干坏。我实在受够了。”
库龙最关心的是他的4个儿子将来是否上得起大学，因为他出不起政府奖学金外的那部分学费。德国统一后，他的叛变随之曝光。西德新闻界把他描绘成一个有着魔鬼般冷酷和贪婪的间谍。我对他叛变的动机持不同看法。我认为，他决定为我们当间谍的举动说明他深谙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真谛，并且肆无忌惮地去追求金钱，不惜把其他一切置于脑后。看到周围那些春风得意的达官贵人凭借金钱升官发财，他选择了在他熟悉的推一市场上出卖他的知识。
有些叛徒会有一种一仆二主的幻觉，觉得从敌国领取报酬的同时仍在为自己的国家工作。至少他们自己内心是这样想。然而库龙与我们见面时，已完全丧失了自己是西德情报局一员的感觉。日后法院传他在审判我的案中作证时，他告诉法官，他对酉德情报局除了恨以外，再没有任何留恋。像他这样死心塌地投靠敌国并同意留在原单位的鼹鼠是每个谍报首脑梦寐以求的事。这种事不常发生。然而一旦遇到这样的人，多破费点也值得。大多数主动找到敌国，要求当鼹鼠的人只想干上不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像施蒂勒那样以此为资本叛逃到敌国。
我能想到的推…一个可以与库龙比美的人就是艾姆斯。后者向克格勃泄露的机密同样丰富。艾姆斯心理上与库龙有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他在中央情报局里也感到怀才不遇，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两人都贪图金钱和享受，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他们对自己情报局的情况了如指掌，知道如果谈交易时谨慎小心，会受到敌国谍报机构的严密保护。
库龙成了我们的超级鼹鼠。须知，此人平时干的正是把东德和苏联的间谍变成为西德做事的双重间谍。现在他愿意向我们出卖这方面的情报。不错，他开的价码是不低，而且要求把钱直接汇到第三国银行的一个匿名账户里。可他对我们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库龙不愧是一名间谍高手，谈交易时还要求加上几条“例外条款”，如同好莱坞的电影明星谈判拍一部电影的交易一样。同时还要我们保证，不逮捕他告发的双重间谍。这并不表明他为人特别慈悲。库龙深知，这些双重间谍如果接二连三地遭到逮捕，迟早会使人对科隆的反谍报机构产生怀疑。我答应了这一要求。
这一巨大收获令我们兴奋不已，于是给他起了个化名，叫施塔尔（也是明星的意思）。库龙的真实身份属于绝密。我们从来不提他的真名，哪怕是在我自己的绝对安全的办公室里也是一样。维也纳那次会面后，我们又先后在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和突尼斯与他接头。库龙将叛变西德情报局的东德间谍的名字告诉了我们。
库龙和我选择见面的地点极其谨慎。每次接头都在人们一般消闲度假的地方。
下一步是答应库龙提出的条件。库龙坚持这笔交易要得到我的亲自认可。我报请米尔克批准支付这笔钱之前，想先见见此人。我们给了他一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护照，派了一架飞机把他从维也纳经捷克的布拉迪斯拉发接到德累斯顿。我的女婿贝恩德在机场接上他，开车送他到我们在乡间的一处秘密地点。库龙属于那种可以很快适应环境的人，哪怕是敌国的隐蔽据点。我们以典型的德国人方式谈成了一笔精确的金钱交易。他退休后，甚至还可以领取一笔养老金。付给他的工资相当于东德情报局内的一名上校。当天，他即告诉我，我们手下的两个人，加劳和他的妻子格林德已叛变西德。这对夫妇在西德为我们当联络员，负责向东德间谍传递情报。
加劳把他知道的东德间谍姓名告诉了西德反谍报机构。为了不暴露加劳的双重间谍身份，西德并不逮捕这些人，而是监视这些特务在干些什么，见了哪些人。被监视的人暂时并没有什么危险。如今有了库龙，西德谍报机构的一举一动尽在我们掌握之中。
正事谈完后，我们为库龙举行了晚宴。国家安全部里经过严格审查的服务员在一旁伺候。库龙讲了一些笑话。我请他看了几部东德的风光纪录片，并表示希望今后能在东德经常见到他。库龙提到上司蒂德格时，这个名字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以前他的脑子还是蛮好使的，”他开玩笑说。“他是个挣俩花仨的人，没有酒就活不了。”当时我在脑子里记下了这个细节，以备以后用，哪里会想到贪图享受的蒂德格有一天也会自动送上门来。
被库龙这样的人出卖的间谍和鼹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就我所知，东西德的谍报机构都没有出于报复或防止情报泄露的目的下手干掉哪个人。然而双方都无法否认他们使用过勒索或腐蚀的手段。例如，为了胁迫莫伊茨海姆当双重间谍，西德方面冷酷地让他在长期坐狱和叛变之间做出选择。换了我们，十之八九也会这么做。
50年代以后，东德不再判处间谍死刑，叛变的东德谍报官员除外。对我们来说，把西德的重要间谍关起来更有价值，以后待时机成熟时可以用这批间谍换回关押在西德的我方间谍。只有背叛祖国的谍报官员才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如科技部的特斯克。1981年，他把部里的文件藏在家里洗衣机的事败露。他原来计划携带这批文件叛逃到西德，以此作为卖国求荣的礼物。
1981年，特斯克被处决。他是东德政权下处决的最后一名犯人，从而为历史加了一个悲剧的脚注。下令处决特斯克的原因至今对我仍是一个谜。人们常指责我这个外国情报局局长置特斯克于死地，或至少没能救他一命。我对他的死是否感到有责任？坦率地说，我必须区分各种责任的大小轻重。
特斯克企图叛逃的事败露后，反谍报处与审讯处联手将他逮捕。这两个处均归米尔克管。像所有被东德抓获的间谍一样，他被送上不公开审理的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的这一性质令他的处境极为不利。案子到了这一步已不归我们管。不过80年代初时，根据刑法应判死刑的犯有重大叛变罪的人常常被减免为无期徒刑。我知道特斯克的下场不会太妙，可没觉得他一定会死。更奇怪的是，他的死刑是1981年6月在莱比锡的一家监狱里执行的，事先没作任何声张。处决的方式仿照苏联人的做法，趁他不备朝后脖颈开了一枪。处死特斯克很难说是为了杀一儆百，因为连我们情报局的人都不知情。我觉得这反映了东德走向没落时思维不清的状态。
一年前，1980年，东德军事谍报机构里的一名海军上尉扎尔科佐夫斯基向西德人出卖了几个潜伏在西德的东德间谍。米尔克听说后暴跳如雷。1982年，在一次我和其他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厉惩办投敌分子。“（东德建国）32年后，再出现这类事件是不能允许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完全一致。我们中间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