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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由于我的犹太血统，在阿以冲突问题上我比其他人多了一点敏感。此外，昔日阿拉伯国家与纳粹德国勾勾搭搭的历史我也有所耳闻。在中东访问时，骑在骆驼上的人和街头小贩一听到我说德语，就跟在后面喊：“嗨，希特勒！”每当这时，我心里便会感到阵阵刺痛。
由于我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不过米尔克除了偶尔拿犹太人开个玩笑外，例从来没有过任何反犹言论），米尔克骨子里并不信任我。此外，国家安全部内人人守口如瓶的保密风气注定了彼此之间不可能有什么深交。我这个局长能做这么久是因为米尔克知道，我深受克格勃首脑的器重。不用说，这层关系对他也有用。得罪了克格勃他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在米尔克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善于搜集和分析情报的行家。至于当年他在柏林街头经历过的那种真刀实枪的阶级斗争，我却不是干这个的料。一有机会，他就把我排除在外。从我们情报局成立之日起，他就把特工处……负责敌后破坏活动，如破坏输油管及核电站……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在苏联，这类职能归第一总局，即外国情报局管。我退休后，该处划归给外国情报局的新局长。
因此，出面与恐怖主义团体打交道的不是外国情报局，而是国家安全部内的第22局。米尔克手下的4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之一，主管边防部队的内伯将军兼管该局。第22局实际上是一个与我们情报局平行的从事反谍报工作的部门，并不归我管。内伯逐渐接管了军队和警察部队里的反谍报工作，后来还负责国家安全部的反恐怖主义活动。他为人极其和善，手下管着不少豪华宾馆。每次外国谍报机构的代表团来访时，都受到他的热情款待。他不是那种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冷血动物，但无疑是一个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德国统一后，他被指控参与了加腾施莱格尔被处死一案。加腾施莱格尔先后四五次偷越边境，而且还破坏了几处边境设施。
内伯直接对米尔克负责。他的第22局实际上是一个反恐怖机构。1979年以前，该局人数并不多。上面做出决定，扩大与所谓“开展武装斗争的组织”的交往后，该处编制迫于需要迅速膨胀。短短几年里，它的人员增至800多人。可其中真正了解东德与恐怖团体交往内情的不过20余人。如今已知，与该局打过交道的组织包括爱尔兰共和军，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埃塔和豺狼卡洛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活动，而且也从未见过卡洛斯或是其他扬名海外的恐怖主义分子。我把同巴勒斯坦人交往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化名为罗舍尔的中东问题专家（这里不想用他的真名）。罗舍尔与巴解组织的官员、谍报机构成员以及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哈巴什保持了有限的个人联系。但他同阿布·尼达尔和卡洛斯完全没有来往。有关这两个人的消息他是通过巴解组织里的熟人听到的。罗舍尔避开尼达尔和卡洛斯是因为我曾指示过部下不得与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沾边。就我所知，他一直严格执行了这一指示。至于第22局的关系户，他知道的都是人家有选择地告诉他的，“热”关系户根本不告诉他。“热”关系户是指卡洛斯或其他尤其危险的恐怖分子和团体。第22局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些关系户。我们局里没有一个人了解这方面的活动。
罗舍尔认为得到的情报对我们的谍报工作有价值时，才向我汇报消息的来源。通常对方会提出要我们提供培训和其他方面的援助。我把以上要求上报给米尔克，由他拍板决定。此后就没有我什么事了，因为具体培训由别人负责。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庇护的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大多数都是借阿拉伯国家外交官身份的掩护进入东德的。这方面的事不归我管。我跟第22局的矛盾源于政治上的考虑。我担心它的活动可能会对我们局产生不利的后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第22局侵犯了我的地盘。世界上任何一国官员对此都会理解。它等于是又一个与我们平起平坐的从事外国谍报活动的机构。我料到它对我本人及国家都没有好处。日后果不其然。
天长日久，我们看出巴解组织不过是想利用我们。我们想约束他们活动的愿望亦成为泡影。我们还担心，站在巴解组织阿拉法特一边会招致其他派别的报复，为此逐渐开始接纳并训练巴勒斯坦各派的战士。最终阿布·尼达尔也包括进来。罗舍尔通过阿拉法特手下的谍报人员了解到，阿布·尼达尔一派手段残忍。根据他的建议，我拟定了一项备忘录，反对与尼达尔有任何来往，结果石沉大海。东德的教官向他讲授了发射苏制火箭的技术。
每当我们想做出友好的姿态，而又不致陷得太深时，就采取邀请对方来东德度假或留学的方式。哈巴什在德累斯顿有一套房子，每次他来探望在当地科技大学上学的女儿时就住在这里。
1979年，米尔克指示安全部的研究员起草了一份秘密报告，题为《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以及他们设法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与谋划对西欧国家采取的暴力活动的企图》。报告列举了我们正在援助的组织所从事的大量恐怖主义活动，并指出，巴解组织及其盟友正计划利用他们进出东德的便利，从这里对他国发动恐怖袭击。东德与西柏林近在飓尺的地理位置和进出西柏林的方便对他们极为有用。日后，前西德外国谍报首脑迈尔在他所着的一本书里透露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并指责我纵容恐怖主义。但他巧妙地省略了报告中最重要的结论部分。结论告诫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从事这类活动会带来政治上的风险并损及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
米尔克要求起草的这份报告因此非但没有对这类活动表示赞成，反而提出了警告。
然而国家安全部的几位领导并没有讨论过这份报告，也从来没有正式讨论过第22局的工作或是我们与恐怖组织的关系是否合适的问题。我偶尔听到过有人发牢骚。显然，在东德与潜在的恐怖分子合作一事上安全部内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些人只是服从命令，并不去多想教给巴勒斯坦人或南也门人这些技术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些人提出异议是出于实际的考虑，担心自己惹一身臊。米尔克非常害怕我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在外界曝光，尤其担心东德与其他国家举行敏感的首脑会议前夕我们培训支持巴解组织的消息走漏风声。为此，我们常常临时接到通知，暂停这类训练活动。同时还恳求伊亚德放弃暴力。这种办法临时用来抵挡一下尚可，但从长远讲不会有任何结果。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防止东德本土成为开展恐怖活动的基地。然而自从国家安全部认识了豺狼卡洛斯后，这一目标几乎无法得到保证。卡洛斯是我们所有客户中最难对付的一个。1979年，他通过与南也门的关系首次来到东德。他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可善于哗众取宠。西方媒体于是把他吹得神乎其神。其实我们情报局根本管不了他，而且据我所知，连见都没见过他。下面我想讲讲这个卡洛斯，以说明我们干了件多么蠢的事；好比是揪住老虎的尾巴想降服它。
我们一眼就看出，卡洛斯喜欢东柏林。十之八九是因为同他栖身的其他地方相比，东柏林的生活更加舒适，夜生活更丰富。他在东柏林的帕拉俾特饭店开了一个套间。这家饭店是西方游客喜欢下榻的地方。我方保卫人员为此提心吊胆。卡洛斯出国旅行持一本叙利亚的外交护照。他惯于来东德前一两天才通知我们。实际上国家安全部后来限制了他来东德的次数。 我和手下的同事对卡洛斯很不感冒。根据下面报上来的材料，他属于那种富豪子弟转而成为恐怖分子的人物，说话咋咋唬唬，做事毫无顾忌。跟他合作的人因此常常招惹上麻烦。他在东柏林期间，东德的反谍报人员一直对他的行踪严加监视，并劝他老老实实呆在饭店自己的房间里。可他全当耳旁风，晚上一人跑到酒吧开怀畅饮，与女人调情，还大模大样地在皮带上别着一把手枪。所有妓女都向国家安全部汇报。尽管如此，抛头露面对他仍有风险，我们还怕别人认出他来。
我们巴不得让他尽快离境。可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和卡洛斯这样的恐怖分子打交道最棘手的一点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主次关系常常颠倒过来。最初卡洛斯对我们的协助表示感谢。一当他感觉到我们对他来东德不够热心时，马上恼羞成怒。他开始像威胁敌国那样威胁我们，警告劝阻他来的人说，他要把东德在海外的机构作为袭击的目标。1982年，他的西德妻子马格达莱娜被法国逮捕后，他要我们协助她越狱。遭拒绝后，他威胁说要攻击我们驻法国大使馆。结果我们落到不得不加强驻法使馆防范的可笑地步。
为什么我们会容忍参与恐怖活动的人？亲自与他们打交道的米尔克认为，“在最紧急关头”也许用得着这批人。他是婉指爆发一场与北约的全面战争。我从来没有听到他直截了当地这样讲过。他的理论似乎是，我们结交或庇护的恐怖分子，如红军派，可以成为敌后的一支力量，开展针对西方的破坏活动。倘若有人征求我对这种鲁莽之见的看法的话，我肯定会表示反对。和平时期我们尚不能约束像卡洛斯这样的人在东德境内的活动，战时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又如何能指望他们可以靠得住或是用得上？依我看，这完全是异想天开。我觉得米尔克实际上是受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在西德和苏联面前有一种自卑感；另一方面，他又患有晚期自大狂症，想在国际上受人重视，为此不惜同巴解或红军派这样的组织搅和在一起。
尽管巴解和其他组织向我们保证不从东德领土上发动恐怖主义的袭击，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两起。1983年法国在柏林的领事馆被炸。1986年拉贝勒夜总会又被炸。这两次事件可以说是我们允许恐怖分子偶尔把东柏林作为一个活动基地的必然结果。米尔克压根儿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然而这些恐怖分子现在根本不服他的管。
国家安全部对这类组织的活动能够稍加限制的一个办法是规定他们能够带进或带出的物品。’这类组织的成员和所有入境的人一样，在机场要接受安全检查，而且常常被查出携带或转运武器。鉴于枪不离身已成了这些人的第二天性，边防部门决定允许他们携带枪支。
1986年4月5日，位于西柏林的美国军人经常光顾的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两名美国士兵和一名妇女被炸死，150余人受伤。美国人声称利比亚驻西柏林的使馆策划了这次袭击，并报复性地轰炸了利比亚的军事基地和可疑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地。白宫还称东德政府事先至少知道利比亚人有此打算，如果不是具体细节的话。
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事件实际上也是国家安全部严重玩忽职守和怯懦行为的结果。内伯负责的边防军曾报告说，利比亚外交官进入东德时行李中夹有炸药。我们对他们的真实身份以及和同恐怖主义分子的关系已了如指掌。中东地区的东德反谍报人员在此之前已经向我们报告说，利比亚计划在西柏林搞一次爆炸。因此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炸药正是为这一用途做准备的。
德国统一后，经调查证实，我负责的外国情报局对拉贝勒夜总会爆炸事件和1983年法国驻西柏林领馆被炸事件事先并不知情。但至今仍有一个谜未解：美国人事先究竟掌握多少情况？他们是否有可能避免拉贝勒爆炸事件？爆炸发生后不到一天，里根总统即宣布美国掌握了利比亚参与这一事件的确凿证据。虽然这些所谓的确凿证据不过是俄国人提示的结果，仍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这次爆炸的主要策划者，一个叫什里迪的人在美军查理检查站加强戒备期间多次在东西柏林间自由穿行。尤其不祥的是，安全部内所存文件援引巴解组织人士的暗示，什里迪决不单单是一名利比亚恐怖分子，而是秘密受雇于美国人的特务。
里根总统讲话后10天，即下令对利比亚进行大规模报复。160架飞机一共投下60多吨炸弹。这次空袭的目标卡扎菲本人虽然安然无恙，数十名无辜的平民却因此丧生，百余人受伤。袭击拉贝勒夜总会的行为令我们不少人感到厌恶。但有谁能判定下面哪一桩是更严重的恐怖行为：杀害西柏林的士兵和那位妇女，还是杀害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利比亚平民？
第22局除了保护在东德的外国恐怖分子外，还负责照顾东德庇护的红军派成员。红军派产生于6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和德国政治传统中的暴力倾向。该派从事恐吓、暗杀西德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经济界要人的活动，试图以我们东德共产党人早已放弃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红军派领导人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在西德监狱里自杀。然而时至今日，他们的追随者仍认为，他们是被当局害死的。德国统一后的年月里，我的名字和这些红军派成员连在了一起。如同我本人和外国情报局对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情况一无所知一样，我们对东德庇护红军派一事也同样两眼一抹黑。
在国家安全部的帮助下，一些红军派成员改名换姓，在东德开始了新的生活，如阿尔布雷希特、克拉尔和迈尔一维特。西德指控阿尔布雷希特把一个暗杀小组领到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德累斯顿银行首席执行官蓬托的家里。克拉尔和迈尔一维特则参与了绑架和杀害德国工业家协会主席施莱尔。3名红军派成员，菲特、尼古拉和西普曼从西德逃到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政府征得他们同意后通知了东德。最终我们根据米尔克的指示把他们接到了东德。
许多同情红军派的左翼人士在西德发表声明，宣布与它断绝关系。此后的一年里，该组织走向败落。红军派的头目担心当局会大规模逮捕其成员，于是做出决定，任何人如果不想干可以自由退出，不必担心会受到报复。第22局的一个小组负责具体安排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参与这项工作的官员名字一律对外保密，连我也不知道。外国情报局同重新安置红军派成员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米尔克一向喜欢把只有他知道的事抓在自己手里。从工作角度上讲，他没有理由对我保密。但鉴于第22局直接归他管，他也没有理由一定要告诉我。反正我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条，离红军派成员越远越好。他们中有些人很可能已被西德谍报机构收买，借机混入我方内部。
如果确实存在红军派恐怖分子从东德领土上对西德境内目标发动袭击的危险的话，我肯定会从反谍报机构那里听到这方面的消息。可这种危险并不存在。我们鼓励这些前成员在东德尽量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每个恐怖分子都为自己在东德安身准备了一套托词，如因为参加激进的社会主义团体的抗议活动受到西德警方的骚扰，或东德有年迈父母，想和他们住得近点，等等。事先他们都受到警告，不得泄露过去参与恐怖活动的历史。可人毕竟是人，总想找谁诉说一下心里话。有些人在东德成家后向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坦白了过去在红军派里干的坏事。这批人在东德的工厂和机关里与周围的新同事有一点明显的不同。他们丝毫不掩饰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例如，1989年东德垮台后，报上报道了马格德堡市一个叫菲特的人怒斥她所在的厂的党支部成员过分热衷于与西德统一货币！与恋人在东德顶北部定居的施特恩贝克向我们反映，她去的那家工厂的同事不相信她的话。大家底下窃窃私语，猜测她是从西德撤回的国家安全部特工。
决定庇护前红军派成员恐怕是出于同一心理，即担心自己有可能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不过在处理红军派的问题上，米尔克还有一层用意。他想通过窝藏这些前恐怖主义分子令西德难堪。一些红军派成员在叙利亚和南也门接受了使用更先进的炸药和武器的训练。每年还举行一期特训班，训练他们使用苏制RPG…7型反坦克炮。东德还在自己境内为仍住在西德的前红军派成员举办了培训班。已公开的资料表明，1981年到1982年期间，一小批人还接受了扫射奔驰轿车乘客座位的训练。一头活的牧羊犬被系在座位上充当靶子。结果是犬被击毙，汽车被炸毁。教官然后告诉受训的恐怖分子如何清理现场。
起初米尔克觉得通过红军派成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西德。与此同时，把他们请来不失为自我保护的一步棋。然而国家安全部训练前红军派成员的例子证实了我的看法，米尔克仍然没有打消在一场东西方之间的战争中利用这些人的念头。他觉得完全有可能爆发这样一场战争。
西德谍报机构当然猜到这些照片被张贴在邮局的通缉要犯躲到了东德。看到这些叛逆社会的西德青年，昂纳克和米尔克很有可能想起了他们昔日在德国秘密反抗希特勒的青年时代。不过和这些人相处一段后恐怕就不会再有志同道合的感觉。他们中大多数人出身中上阶层家庭，骄横任性。反抗的方式也缺乏当年德国共产党及其谍报机构在纳粹德国坚持开展秘密工作时显示出的勇气和机警。在狱中服刑的红军派成员波尔据信是该组织恐怖活动的重要策划人之一。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在东德受训的情况时说：“那些理论课程和宣扬世界和平的说教真让人受不了。与其听这些课还不如去读《新德意志报》（东德共产党机关报）。我们与东德教官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到了后来，双方恐怕都互相厌恶透了。”
如何区分自由战士和恐怖分子通常取决于你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我们曾向南非境内的解放运动……非洲国民大会……提供军事和资金上的援助。对此我终生不悔。支持非洲国民大会并没有任何战略上的考虑。我们并不期待他们有朝一日会上台执政。我们认为，它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是正义的解放斗争。许多年后，当我看到曼德拉在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承担起治国的重任时，对当年的判断不禁哑然失笑。
不过帮助非洲国民大会不能说没有一点政治动机。我们希望加强该组织内的左翼力量。具体做法上无论是我们还是苏联都要格外谨慎小心。处理不好就会加剧解放运动内部自由派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