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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和一位导演朋友还合作拍了一部描写我父亲一生的电影。《一个凡人的自白》一片即将上映前，我接到通知，其中一段内容因涉及斯大林的罪行需要删除。我表示不能同意。然而我出国期间，影片中的这部分内容还是被砍掉了。对这种隐瞒历史（由此类推，也是隐瞒现实）的荒唐行径，我忍无可忍。同大多数东德人相比，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可以见到总书记。我找到昂纳克，向他反映了这一情况以及听到的其他一些作家的类似遭遇。他们的作品曾因涉及政治上敏感的问题被武断地删来改去，对此他们毫无办法。和以往一样，昂纳克待我十分客气，甚至表示，事先不告诉我和其他作家就删改作品是粗暴的做法。随后他承认，删掉电影中揭露斯大林暴行的那部分内容是他个人的决定，并不肯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我抱怨说，不提斯大林的罪行就无法描写30年代苏联的那段历史。昂纳克回答说：“你难道没看出来？如今苏联那边，历史一天一个样。这都是让开放政策搅的。”
我不肯就此罢休：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宣传苏联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现在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怎么跟人民交待？戈尔巴乔夫在东德人民心目中威望很高。说他的做法是错误的难以服人。受他的开放思想的影响，东德人民联想到本国的舆论政策，希望享有更大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这个问题是不会自行消失的。”
昂纳克扬起下巴，倔强地说：“我永远不会允许东德境内发生苏联正在发生的事。”我问他是否了解示威抗议的队伍正在日益膨胀。他们得到了东柏林和莱比锡路德教会的支持。几个月后，这批人成了东德不流血革命的中间力量。
“这些人都是想入非非的傻瓜。对付他们并不难。”昂纳克说。
1989年3月，在东德社会动荡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我的第一部作品《三个人》与读者见面了。此前，东德政府刚刚查禁了一期苏联《人造卫星》杂志。这一期上登有新近发表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研究成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分歧于是公开化了。如今东柏林反过来倒对苏联实行新闻检查。
我决定利用这本书在东西德同时出版的机会公开站出来支持改革，反对病入膏盲的现政权。我表示不赞成查禁最近一期的《人造卫星》杂志。当西德的一位电视台记者问我对戈尔巴乔夫怎么看时，我回答说：“我为苏联有他这样的领导人感到高兴。”
第二天，我听说我成了政治局成员在每周一次的碰头会上讨论的话题之一。米尔克打电话通知我，政治局认为我的表态是对党的领导人的攻击，并决定我不得在即将举办的莱比锡书展上就《三个人》一书接受新的采访。借用美国政治中一种粗俗却入木三分的说法，我在帐篷里往外尿了一辈子后，现在开始体会到人在帐篷外往里尿尿的滋味。我没有去正面顶撞政治局的决定，而是继续在全国各地巡回推销我的书。此时正值国内危机日益加深。人民对5月份选举中统一社会党靠操纵选举程序得以继续执政越来越反感。
当年夏天，东德人通过匈牙利新开放的边界潮水般地涌入西德。我和其他几位深诸国家安全部的有头脑的同事一样，十分担心会爆发流血事件。酝酿了几十年的积怨已接近沸点。我找到昂纳克的当然接班人、身材结实然而缺乏想象力的克伦茨，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如果动用已呈如惊弓之鸟的国内安全部队对付示威者，流血事件恐怕在所难免。这些部队只从手册上见过这种场面，根本没有对付它的经验。我递给他一份备忘录，里面解释了下一步应采取的步骤。克伦茨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这个我懂，米沙，”他说，“政治局里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写的这篇东西，我要是在政治局上念一个字，第二天我这个委员就得给人橹了。别忘了，戈尔巴乔夫在前三任总书记期间沉默寡言了几十年才自己当上总书记的。”他的这番话与我多年前从安德罗波夫那里听到的如出一辙。
10月18日，昂纳克和历史上所有独裁者一样，在众叛亲离之后被迫下台。没有哪一个人出面对此承担责任。然而如果没有米尔克的积极参与，任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是不可能被撵下台的。克伦茨被扶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上。他在电视台发表了一通不痛不痒的呼吁和解的讲话。面对极其严峻的形势，他显得力不从心。
布莱希特有个精力充沛、深明大义的孙女，叫约翰娜·沙尔。她邀请我参加定于11月14日在东柏林开阔的亚历山大广场举行的一次示威活动。这是一次呼吁和平变革的集会。我深知现在已不是谨言的时候了。参加这次集会的还有作家沃尔夫、海姆和米勒以及反对派团体“新论坛”的领导人博莱和赖希。面对眼前晃动的要求结束一党专制的标语牌海洋，我心里明白，统一社会党独揽大权的末日已经来临。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就此完结。我仍然认为，如果有一个既奉行社会主义政策，又允许人民享有广泛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及财产权利的政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可以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下去，至少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竭力劝说参加集会的50万人以及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的数百万人不要使用暴力，并谴责了目前不分青红皂白，把国家安全机构的每一位成员当做前政府奉行的政策的替罪羊的气氛。这时，人群中开始发出嘘声。他们根本没心思听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前将军高谈阔论什么斗争要有理有节的大道理。
我不无痛苦地意识到，逃避过去是枉然的。我必须习惯为国家安全部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为之效力的制度的一些阴暗面承担责任，虽然我对这类行为既不知情，也没有同意过。当然，对人群中有人哄我这一点我是有准备的。不过那一天总的感觉是痛快极了。我为自己终于站出来讲出心里话感到如释重负。晚上回家后甜甜地睡了一觉。这是我几周以来睡的第一个好觉。
11月28日，西德总理科尔就德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项10点计划。此后，特别是12月4日这一天在莱比锡每个星期一举行的集会上，开始出现零星的呼吁德国统一的标语。然而那一天在东柏林，没有人喊出这样的口号。讲演人和参加集会的群众各自阐述了对祖国未来的不同想法和观点，但大家有一种强烈的同舟共济的感受。今天想来，那一天恐怕是我们憧憬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末日。此事过去5天后，我在波茨坦的一家作家俱乐部正在参加《三个人》一书的讨论会时，门突然被人撞开，一个小伙子喊道：“边界开放了！”沧桑之变，竟在这一瞬间。一夜之间，我毕生献身的世界土崩瓦解。当天晚上，千家万户的电视机里播放出柏林墙坍塌的画面。这道曾巩固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混凝土屏障没过多久沦为一块块碎石，被人们当做纪念品收集。从现在起，我不得不去适应一个新的世界。迄今为止，它一直是我的敌人。在这个世界里，我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来自破灭了的乌托邦的逃难者。
1990年1月15日，一群愤怒的人，其中有些人是有备而来的，冲进我曾服务过的国家安全部内，抢走了里面的档案。这批材料随后落到西德谍报机构手里。其中部分经过精心挑选的内容被泄露给了新闻媒体。由于一般老百姓只听说过米尔克和我，每天针对我的攻击谩骂之声几乎不绝于耳，尤其是在前西德红军派的恐怖分子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庇护一事上。对于攻击我的人来说，找不到可以证明我个人与红军派成员打过交道的证据无关紧要。凭我在国家安全部里的一个部门干过这一点就足以给我定罪。
夏天，报复空气越来越浓。一项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谍报人员大赦的法案在波恩议会上受到阻挠，未获通过。我毫不怀疑，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之日，也是我被捕入狱之时。征求了律师和朋友的意见后，我决定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希望能够在国外继续想办法保护我的老部下。他们中最后一批人于1990年4月离开国家安全部。动身前；我给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外交部长根舍及勃兰特分别写了信，表示决不想再次漂泊海外：
德国是我父母的祖国。经历了海外的长期漂泊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柏林的地下长眠着我的父母和弟弟。对我来说，德国是我奋斗过的地方，是我力量的源泉，也是我爱过恋过的地方。我在德国这块土地上既做出过贡献，也有过失误，做过错事。我在写给联邦检察官冯·施塔尔的信中说：．我和东德谍报机构的其他成员参与冷战的方式与其他谍报机构成员没有什么不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冷战似乎还在继续，非要决出个输赢胜负不可。败者的下场就是受到无情的报复。 我想清楚无误地说明，虽然我可能会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一旦得到可以受到公正审判的保障，我会毫不犹豫地返回德国。与此同时，我还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克格勃柏林站站长诺维科夫。他微微一笑，说克格勃已经知道西德当局企图以免于起诉我为条件换取我向他们泄露机密，并对我拒绝合作的立场感到欣慰。他没有透露克格勃是怎么知道的。诺维科夫向莫斯科汇报了我们会晤的情况。几天后，我收到他的一个口信，说任何时候我遇到危险都可以找克格勃。
我和诺维科夫一致认为，危急关头我和妻子自己想办法逃离德国，以避免造成苏联人插手的印象。必要时，我可以拨一个秘密电话号码，克格勃会助我们一臂之力。事到如今，这已是我们能够指望的最大协助了。我当时仍心存一线希望，在欧洲避上几个星期的风头后，待德国国内的迫害浪潮平息下来即可回国。
9月28日，距德国统一还有6天，我和安德烈她悄悄打点好行装，动身去奥地利。我们持的是真护照，开的也是自己的车。我可不想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违法行为被人抓住，因此出国旅行从来不持假证件。我们像夏末去山区度假的旅游者一样，驾车驶向德奥边界。边防警察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我俩的证件，挥手放行。待车子驶到警察视线之外后我停下车，与安德烈姬紧紧拥抱，好似一对寄宿学校逃学的顽童。
随后的两个月里，我和安德烈哑开车在奥地利乡村转来转去，专拣小旅店或私人出租房间住宿。有时，奥地利左派圈子里的老朋友请我们住在他们家里。我和安德烈娅都没有化装。10月3日我逃离德国的消息传出后，各家报纸的头版经常可以看到我的照片。不消说，旅馆大厅和服务台都摆放着这些报纸。奇怪的是，似乎没人想到我就是这个失踪的“头号通缉犯”。有几次安德烈娅注意到有人仔细打量我，或有人小声惊叹。这种时候，我们便立即转移他处。这段经历极不寻常，既让人提心吊胆，又其乐无穷。说来也怪，我竟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不过我深知我俩不可能像美国的邦妮和克莱德这一对年轻罪犯一样永远同警方周旋下去。
我们想再试试能否去以色列，但没有结果。以色列人曾许诺过给我签证，可到了维也纳后又杏无音讯。我不想为了拿到以色列签证在奥地利首都久留，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直到1995年，我才去成以色列。以色列的《晚报》报社邀请我与一批摩萨德的退休官员会面并会见前总理沙米尔）。一天晚上，我和安德烈娅在下榻的一个奥地利村子吃晚饭。望着她那张楚楚动人又忧心忡忡的脸，我意识到眼下只剩下去俄国这一条路了。我当时仍抱有一线希望，戈尔巴乔夫会在他的朋友科尔面前为我们求情。我在奥地利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回音。1990年11月，我翻出逃离德国前克格勃在柏林给我的那个秘密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个俄国人。我按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告诉他，需要克格勃帮助的时刻已经来临。
两天后，一位俄国代理人在匈牙利边界接上我和安德烈娅，开车横穿匈牙利平原。路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一行三人开车经乌克兰驶抵莫斯科。虽然浑身精疲力竭，却有如释重负之感。逃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抵达莫斯科后，舍巴尔申在位于亚塞涅沃的外国情报局总部设宴为我们接风。宾主共同举杯，庆祝我安然脱险。然而席上的气氛却显得颇为拘谨。主人为我没有得到戈尔巴乔夫更多的帮助感到尴尬。老熟人克留奇科夫没有出面见我，只通过费林和苏共中央向我转达了他的问候。这位克格勃首脑告诫我不要回德国。显然，苏联上层内部对我投奔苏联一事内心不无矛盾。一方面，出于过去的情谊，他们感到向我提供庇护义不容辞。另一方面，又不想张扬此事，以免损害与波恩这一更重要的关系。
一向对我有求必应的莫斯科各部门开始给我吃闭门羹。或者说，按照俄国人的惯常做法，对我的请求不置可否。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次在苏联受冷遇。为了写这本书，我需要查阅一些旧日的北约文件。这批文件当初还是我手下的间谍搞到的，并由我转交给莫斯科。到头来这批文件我连个影也没看到。当然，俄国人并没有一口回绝我的请求，只是婉转地告诉我说，“出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拿到当初我亲手交给莫斯科的这批文件。
逗留苏联期间，我竭力为以前的老部下、间谍和我本人寻求政治和法律上的帮助。此外，还走访了青年时代的老朋友，并为撰写一本烹调书收集俄国菜谱。我儿子萨沙当时由安德烈娅与前夫生的女儿照管。他也不时过来看望我们。
一直到1991年8月，我们在莫斯科过得十分惬意。然而我极其思念在德国的家人和同事，渴望回到他们中间。留在苏联意味着隐姓埋名了此一生，与流亡者没什么两样。入夏，苏共中央邀请我和安德烈妞去黑海海滨雅尔塔专供要人住的一栋别墅度假。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度假。这是他作为苏联领导人度过的最后一个假日。正是在这里，一个由部分政治局委员组成的代表团不期而至，向戈尔巴乔夫宣布免除他的一切职务。策划这场政变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c克留奇科夫不是我意中的克格勃首脑。可我万万没想到像他这样的聪明人居然会卷入到一次如此拙劣的行动之中。无需是谍报首脑即可一眼看出，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闹剧。政变的失败意味着我已山穷水尽。在此之前，我的律师曾两次找到我，商讨返回德国的时机。做出离开苏联的决定已迫在眉睫。显然，戈尔巴乔夫在台上的日子不多了。叶利钦很快就会大权在握。我根本不指望从他那儿得到任何帮助。
8月底，惊魂未定的戈尔巴乔夫返回克里姆林宫后，我约见了暂时代理克格勃首脑的舍巴尔申。名誉扫地的克留奇科夫这时已被逮捕。舍巴尔申面对形势的骤变显得迷惘不解。苏联国内局势乱成一团。克格勃内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政变的两派。这种时候，他自顾尚不暇，哪里还有心思管我？不过兴许他会念及过去共事的旧情，最后一次挽留我？
我向舍巴尔申透露了打算返回德国的想法。他认真听我说完，然后两手一摊，做了个俄国人典型的无可奈何的手势。“米沙，这里的情况你都看到了。我们虽是老交情，可眼下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谁料到事情弄成这个样子！愿上帝保佑你吧！”
我和安德烈娅决定返回德国前先在奥地利歇歇脚。一是为了松弛一下过去几周紧绷的神经，二是在这里更便于与我在德国的律师取得联系，为我尽可能不声张地返回德国做好安排。可惜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苏联人在我离境后发表的一项正式声明中泄露了我的去向。他们倒不是想有意陷害我，而是疏忽大意所致。奥地利警察和谍报机构接到命令，将我逮捕并移交给德国当局。
可我无意让摩拳擦掌等我回国的新闻界这么快就如愿以偿，于是又一次在奥地利同警方玩起了捉迷藏。报界评论员和漫画家先是感到滑稽，随后开始对奥地利当局的无能冷嘲热讽：在自己小小的国家里，居然连一个退休的谍报头子都抓不到。报上天天可以看到有关我的消息。后来简直成了一场闹剧。我和安德烈娅于是来到维也纳，主动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奥地利警察客气极了，安排我们在一个避开记者的地方住下。离开德国将近一年后，我在律师的帮助下做好了回国的准备。
德国当局当然不甘心就这样让我悄然无声地回国。我们来到位于拜恩一格梅因的德奥边界后，德国一侧的警察已恭候多时。他们客气地示意我下车，敷衍了事地搜查了行李。一位官员面有难色地解释说，这是为了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武器。我的大儿子麦克尔赶到边界为我们送行。我和安德烈娅跨过边界后，被带入一辆奔驰防弹轿车。我们自己的车交给了麦克尔。我坐的车后面跟着另一辆奔驰防弹轿车，里面坐着检察官和我的律师。
德国当局安排我们在距边界不远处的一家旅馆稍事休息，准备了小吃和饮料。检察官在旅馆大厅神情肃穆地向我宣读了逮捕令。随后，我们一行人来到卡尔斯鲁厄最高法院所在地。虽然抵达时间已很晚，检察官还是设法获得法院批准，立即将我下狱。午夜前不久，我被关进了卡尔斯鲁厄监狱里惟…一间上有双重铁栏杆的囚室。11天后，律师把我保了出来。检察官定的保释金高得吓人，而且条件非常苛刻。借助朋友的帮助我才筹到了这笔钱。
我先后两次去莫斯科，并呆了较长的时间。第一次是1990年春天，第二次是从1990年11月一直到我回国。外界谣传说，我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谍报机构的档案材料交给了克格勃。由于这批材料不知去向，人们猜测纷纷。于是有了以上的传言。可惜情报局的制度不允许这样做。东德垮台时，我已退休3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