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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质问他：“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上帝送给女人的礼物？”我手下的这位官员和往日一样憨直，大步走到我坐的被告席边，敬了个礼，大声说：“将军，在你手下干不胜荣幸！”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纪尧姆出庭作证那一天，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从他脸上已找不到当年曾是勃兰特左臂右膀的那个人的影子。纪尧姆被捕后在狱中度过了7个春秋。后来又犯了一次心脏病。这一切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检察官威胁说，如果他拒绝出庭作证，有可能再次受审。他这才被迫同意出庭。当检察官问他对多年欺骗勃兰特作何感想时，纪尧姆平静地回答说：“我这一生为两个值得尊敬的人忠心耿耿地工作过：马库斯·沃尔夫和威利·勃兰特。”纪尧姆重提他曾把勃兰特的挪威文件转交给我们时，法庭上出现了片刻的骚动。我不禁冲他苦笑了一下。不过我和律师事先已商量好，不说任何可能对他不利或导致重新审判他的话。两个老同事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此事争吵绝非我俩所愿。
鉴于勃兰特倒台时金克尔在内政部任职，之后又担任过西德谍报首脑，我的辩护律师要求德国统一后任外交部长的金克尔出庭作证。金克尔在幕后参与了倒勃兰特的卑鄙勾当。时至今日，这些不光彩的事才在对我的审判中被当众抖搂出来。我与金克尔同出生在黑钦根镇。小镇附近有一座霍亨索伦王朝时期修建的城堡。
我们这两位东西德谍报机构的首脑终于在法庭上见了面。我因为干这一行成了被告，而金克尔日后却成了一位高级政治家，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受到欢迎。至于他过去干过谍报工作这一点，没有人在乎。金克尔的助手事先处心积虑地做出安排，确保我俩去法庭的途中不会碰上。我知道金克尔内心对我厌恶至极。世人看到我俩在法庭对面而坐，有可能感到我们这两个谍报首脑从事的活动无所谓谁善谁恶。一想到此，他一定恼怒不已。为此金克尔一直拖到马上要开庭时才露面，坐到了证人席上。对我的存在，他故意视而不见。过了片刻，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于是冲我点了点头。
金克尔不过是回答了几个不甚重要的问题。然而我与他在法庭上的相遇可以说是德国统一后东德人遭受的精神创伤的一个写照。东德人过去的一生被置于台面上，任凭拿着手术刀的西德人随意解剖。西德教师仅凭东德教师在另一种制度下执教这一点就可以全盘否定后者，不管他多么称职，或是多么受人尊敬。借用今天一种新的说法，东德外交官因为“与前制度的瓜葛太深”丢掉了工作。而不久前还和他们坐在一张谈判桌前的西德外交官却继续官运亨通。东德间谍坐到了被告席上，而西德间谍却在证人席上。
尽管对我提出起诉一事荒唐无比，而且不少人对起诉我的法律依据表示怀疑，法院仍于1993年12月6日对我提出起诉。叛国罪可判6年徒刑。法院判决我有罪。我的律师向高级法院提出上诉。高级法院又请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1995年6月，宪法法院裁决，不得以叛国或从事谍报活动的罪名起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谍报官员。1995年10月18日，联邦高级法院不得不接受我的律师的上诉，推翻了判我有罪的结论，把此案退回给杜塞尔多夫法院。
凝视从我面前走过的昔日的特工和鼹鼠，我不禁思忖道：过去的一切是否值得？我为撰写本书陷入对往事的回忆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试图审视20世纪后50年的风风雨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谍报机构首脑在其中起的作用。虽然我们情报局成就卓着，仍无法挽救它为之效力的制度的灭亡。冷战时期的一切无法以黑白画线，只有深浅不等的灰色之分。无视这一点，就无法正确地认识过去，走向未来。正如我在法庭上陈述的那样：
任何司法审判都无法完全揭示充满了矛盾、幻想和罪咎的这段历史。我生活和工作下的社会制度是乌托邦的产物。19世纪初以来，千千万万的人们，包括相信人类可以摆脱压迫、剥削和战争的杰出的思想家，渴望实现这一理想。这一制度最终被人民所抛弃。但我仍然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40年的历史不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西方国家也不是一切都洁白无暇。用“正义国家”和“非正义国家”这样的陈词划分对立的双方无助于正确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巨变。
这是不是说双方没有任何责任，不应受到任何指摘呢？当然不是。冷战是一场无情的较量。双方为了赢得胜利都犯有罪恶。如今冷战连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从报纸头版中消失，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但我们不应忘记，实际情况从来不像双方的宣传机器描绘得那样黑白分明。当代着名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说过的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能仅凭相对的好坏标准评价某个人，不假思索地或把他捧为正义的使者，或斥为邪恶的化身。善恶与世上万物一样，随着历史条件、社会特征、时代和主观观念的演变而变化。”只有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才能真正从冷战以及我们这些参与了冷战的人的一生中汲取教训。
第十七章 后记
在我的谍报生涯中，甜酸苦辣的滋味都品尝过。既经历过巅峰时刻的辉煌，又因我们的出色成果受到忽视坠入过情绪的低谷，外加任何官僚机构都免不了的日常琐事带来的烦恼。每天的头等大事往往是向国家领导人报告坏消息。冷战期间敌方的高级谍报官员回首自己度过的一生时一定也有同感。当然，他们与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一方是赢家。我这一辈子不仅参与了冷战期间不为人知的谍报战，而且还目睹了以我仍然信仰的社会主义的名义肆意滥用权力的行径。
我们在谍报这一行中的老前辈的光荣事迹始终激励着我。我也一直想以此激励我的部下。无论是总部的谍报人员，还是潜入敌后的间谍，都把这些老前辈视为自己的榜样。但有一件事始终缠绕在我心头。希特勒上台后对世界虎视眈眈。索尔格、舒尔策·博伊森和特雷佩尔这样的英雄事先都曾向苏联发出过警告：德国正在暗地磨刀霍霍。倘若这一情报引起苏联重视的话，本来可以避免惨重的损失。然而斯大林却把他们的警告当做耳旁风。这些人一生的最大悲剧在于：他们效力的制度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见解。一切决定和判断都只能由一个人做。一个不能容纳异见的制度也不会理睬不合自己胃口的情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的制度最终沦落到了这一步，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或独立见解。
日后，我曾寻访过红色乐队的部分幸存者。从西德出版的刊物上可以看到有关这一地下抵抗组织的详细报道，而国家安全部里却查不到这方面的档案。米尔克把纳粹时期的档案抓在自己手里，把它们交给调查司下面的一个特别科保管。我想尽办法也没能看到这批档案。我想弄明白，背景和信仰如此不同的这批人究竟是如何投身于反抗希特勒的事业中来的，又是如何克服了自己内心的疑虑和恐惧？他们不顾周围环境的险恶，毅然同一个魔爪无所不在的野蛮政权做斗争的内在力量又来自何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的刊物一般回避探讨诸如此类涉及个人道义和历史责任的问题。
就事业而言，我们这些参与了冷战的人没有昔日反抗纳粹制度的那些人高尚。如果我对自己一生的叙述说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谍报工作的局限性。回顾所做的工作，令我们感到欣慰的不是我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敌人一个冷不防，而恰恰是相反的理由。由于谍报机构的存在，双方的政治家不用担心会遭到敌方的突然袭击，从而为半个世纪的和平……也是欧洲大陆历史上时间最久的和平……做出了贡献。
双方的政治家，也是我们的主顾，并不想承认这一点。情报价值的大小同间谍为搞到情报显示出的勇气和做出的牺牲实在毫无关系。根据我的体会，一个谍报机构是否卓有成效主要取决于收到情报的人在情报不合自己胃口时是否仍会重视它。问题是，通常只有少数人可以接触到秘密情报，而且他们的决策方式也极不科学。由于收到的情报数量庞大，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认真消化。最终做出的决定明智与否基本上取决于向他们递送情报的官僚机构。政府部门与谍报机构之间常常互相保密，好似隔着一堵墙。我在任期间，几乎没有机会向上级解释哪些情报最重要。到头来我手下的官员和间谍的工作成果只有米尔克随意指定的极少数人知道。
在一个极权社会里，判断上的失误可以说是势在必然。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内的讨论常常冗长无比，而且空洞无物。国家安全部偶尔召开全体大会时，米尔克会滔滔不绝讲上一大通，随后讨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西方的民主社会似乎也没有找到判断情报价值大小的可行办法。猪秽湾惨败一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个蹩脚的外国谍报机构为了应和冥顽政客的主观愿望，向肯尼迪总统建议采取这一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行动。据我所知，可以看到联邦情报局送给总理办公室的情报的西德人士中，大部分人视其为废纸，不屑一顾。纪尧姆事发后上台的施密特总理任职期间，常常因类似案件恼火不已。一次他当着东德驻波恩大使麦克尔·科尔的面挖苦说：“你们能不能别再搞这些谍报活动了？搞到的那点情报都是些陈仓烂谷子，反正也没什么新玩意儿。真正有用的军事情报我们谁也搞不到，重大机密早就被美国人和苏联人捂得严严的。把钱花在谍报上毫无必要，只会使谍报机构自我感觉良好，证明自己需要这么多经费和人。”说归说，施密特照样把西德情报局抓在自己手里。这位总理及他的办公室主任经常光顾位于普拉赫的情报局总部。1977年，我在日记里写道：谍报机构“的确自成一体。不管是否搞到货真价实的情报，双方谍报人员神通广大的名声确实产生了一个效果：谁都知道任何重大的事件或活动都不可能长久保密。仅这一点就为和平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保证了国际义务切实得到遵守。”
这席话听上去很像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人们可能马上会觉得我过高地估计了我们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的作用和意义。其实我常常对自己工作的价值抱有疑虑，尤其是每年庆祝东德国庆时。197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刚过，我在日记里写道：“在讨论谍报机构的作用时，除了什么人得益的问题外，越来越多的人还思考另一个问题：这些谍报机构忙活了半天是不是全是瞎忙？我们这些深谓内情的人中，有谁能不假思索地马上回答？有此问题的不止谍报机构一家。武装部队耗费的资金更是不可计数。然而北约组织那些上面盖有‘机密’或‘绝密’戳子的文件到头来还不如卫生纸值钱。”
还有一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把我们这些谍报机构的活动比做孩子的游戏。克格勃的特工冷眼旁观中央情报局、西德情报局、摩萨德或英国谍报机构的特工跟踪克格勃人员。一位人士评论说：“为了达到目的，应召女郎主动投入外交官的怀抱，伞尖上涂上了毒药，东德的年轻骑士向徐娘半老的西德女秘书献上花束。世界上没有一国认为可以不要谍报机构。可这些庞大的谍报机构平时干的无非是互相拆台罢了。德国人在自己分裂的国家里干得尤其出色，堪称这方面的冠军。一次次胜利之后，双方遍体鳞伤。”
在普通人眼里，谋报世界一定显得荒诞不经。谍报工作往好的方面说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游戏，往坏的方面说就是邪恶。如今冷战已成为历史，人们正在用比以往更开阔、更解放的眼光评估谍报工作的价值以及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中央情报局受到的指责尤甚。人们批评它耗资几十亿后也未能预先看出苏联行将解体，而且还出了一个鼹鼠，导致苏联境内的整个谍报网遭到破坏。
我认为，双方庞大的谍报机构各裁减一半丝毫不会影响它们的效率。不错，在人造卫星和电脑“黑客”的时代，搜集情报当然离不开昂贵的技术手段。但这不能完全取代人。技术手段只能帮助查明某一瞬间的情况。至于各种秘密计划、选择和其他的考虑，哪怕是最先进的卫星也无法察觉。
此外，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与总部人数的多寡没有什么联系。甚至可以说，任何一国优秀间谍的数量与其谍报机构的大小成反比。我平时即以此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国家安全部其他部门的做法则相反。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最后达到8万余人。对一个只有1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且对东德的生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始终与帕金森定律做斗争。1987年我离开外国情报局时，我们局有3000多人。4年后它解散时，已涨至4000余人。与此同时，潜伏在西德的间谍人数却一直没有变化。最后几十年里，我们在西德的间谍人数不过1000余人，其中真正有价值的不超过十分之一。
因此，虽然谍报机构不可缺少，倘若可以明确它们的使命的话，可以大大减少其人数。毫无疑问，谍报机构可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世界上猖极的毒品贩子集团。控制核武器的扩散也绝对离不开各国之间的合作。不过如今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密探刺探竞争对手的秘密，政府部门的间谍在搜集工业情报方面能起多大作用值得怀疑。
我更担心的是，如果不对谍报机构加以精简的话，哪怕是民主国家的政府也难以抵制暗中监视、控制自己人民的诱惑。谍报机构按其工作性质本来就不民主。毋庸讳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里，谋报机构会成为践踏公民权力的工具。然而即使是民主社会里的立法机构也难以驾驭谍报机构。由于谍报工作的秘密性质，通常很难要求它们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公开汇报自己的工作，接受监督。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此。即使是经过挑选的少数议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也无法了解到最核心的机密，例如西德联邦议会和美国国会。所有实行代议制的民主国家里层出不穷的丑闻证明了这一点。
只要存在政治冲突，只要武装部队负有解决这类冲突的使命，任何一国都离不开一个侦查潜在敌人的意图及能力的机构。民主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充其量只能争取确保谍报机构严守事先为它们规定好的职责，不得卷入其他活动。然而暗中的较量会继续下去。无论谁胜谁负，这种较量绝不是什么游戏。它发生在现实世界当中。有人会为此坐牢，有人身败名裂，甚至有人为此丧生。而他们搞到的情报并无法决定一国的政治走向，充其量也许只能施加些许影响。无疑，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干了一辈子谍报工作后，我不禁思忖，这一代价是否值当？
杜塞尔多夫法庭结束对我的审判时，我讲了下面的一段话：“一个年愈70的老人自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一生的功过。审判期间，‘叛国罪’一词不绝于耳。我扪心自问，是否真的背叛了我一生遵循的做人准则。我的家人、朋友和我崇敬的人无比珍惜这些原则。今天我认识到，我们过去频频失误，犯了许多性质严重的错误，而且往往是已铸成大错时才恍然大悟。但我仍然信奉当年我们满腔热情去改变世界时怀有的理想和价值观。”
通过讲述我的一生，我希望清楚地向世人说明，我从未背叛我的理想，因此也没有虚度一生的感觉。无论我还是我的朋友们做出的决定有时多么有争议，无论我们给自己或是别人带来的伤害有多么大，我们这一代人并非一生碌碌无为。
回顾青少年时代在苏联度过的日子，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斯大林的罪行，也不是苏联与纳粹德国签署的条约，而是战争年代的生活情景。对成百上千万的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事件。谢天谢地，这场大战终于埋葬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凡是反对过希特勒政权的人有谁会认为自己是德国的叛徒？我自己和亲人为这场斗争做出的贡献虽然微不足道，但仍令我感到骄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致力于揭露纳粹暴政的根源，它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西德上层内隐藏的前纳粹分子。对这一切，我同样感到自豪。希特勒阴魂不散是我同意加入谍报机构的原因之一。这不是叛国。
姑且不提这段反法西斯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它怀有的忧虑，我仍然有理由感到骄傲。欧洲现状得以维持也有我的一份功劳。这种现状也许有时剑拔弩张或冷若冰霜，但它最终避免了一场难以想象、却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核大战。
不过我的骄傲是打了折扣的。尽管我觉得有必要呼吁人们客观地评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尽管我更愿意强调它诞生在反法西斯烽火之中这一事实，我决不会对它过去的阴暗面熟视无睹。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史上有大量污点，包括对本国人民的镇压和迫害，也同样清楚地认识到我对此应负的责任。我是这一制度的一部分。假如人们把我当成国家元首加以攻击谴责（实际上他们常常也是这样干的），好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经历了1989年的巨变之后，我反复思考，为什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下场如此之惨？是不是我沉默的时间太久，没有及时挺身而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缄口不语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抗议根本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激烈的抗议只会招致更严厉的镇压，思想自由反而受到更大的压制。这种情形我见得多了。在一个统治者整日惶惶不安，无法做出理智决定的国家，任何人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只会受到压制。我感觉，悄悄在下面做工作到头来会更有效。我这种看法是否错了？很有可能。可惜时间无法倒流，让我另择一条路。我常常想起1944年父亲写给弟弟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告诉弟弟，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我现在还要补充一点：必要的时候，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