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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忡仲。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的袭击使他们身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这批人成了我们套取情报的方便来源。
有些间谍设法打入了严格保密的单位。有的当上了大公司的高级主管。然而，刺探到作出重大决策的波恩军事与政治核心的内部机密则难上加难。
1953年的动荡过去之后，次年在波恩召开的西方盟国外长会议成为我们最关注的对象。这是西方第一次在我国门口召开这样的会议。上面会要我搜集什么样的情报，我心里没底。苏联人像往常一样要我们制定出一项具体的行动方案。抱着碰碰运气的心理，我绞尽脑汁起草了一份行动计划，希望我的部下能够搞到大量的高质量的情报。
莫斯科派来的特别顾问仔细研究了摊在我办公桌上的草图，然后像一名找到发动机故障原因的修理工一样对我说：“会议期间还需要有一个‘玛莉娜’。”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玛莉娜一词在俄语里是山莓的意思。不消说，我们的这位克格勃朋友这里不会指水果甜食。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词在俄语土话里还有妓院的意思。他是指我们的人应设法把偶尔走出会场的官员引到妓院里消遣消遣。
当年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色情搞情报。此事过去多年后我才摸索出了一套办法。可我不想在苏联同事面前显得自己幼稚无知，于是指示部下火速将位于东柏林南面的一栋我们有时用的小房子改造成一个妓院兼陷阱。客厅里安装了窃听器。卧室的灯具里面藏了一台红外线闪光照相机。当时这类器材还十分落后。摄影师不得不龟缩在卧室狭小的衣橱里，直到屋里的人离开才能出来。
下一个难题是物色合适的妓女。我们找到一位曾任柏林警察缉捕队队长的高级官员（1945年到1949年期间，东德与西德携手打击卖淫和色情行业。）。他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尽管卖淫这一最古老的行业在我们这个清教徒的新社会里转入了地下，可他对妓女经常出没的地方以及如何找到她们了如指掌。不幸的是，他把我们带到了穆拉克贷。这一带的妓女一向是柏林皮肉市场中最差的。我那时的上司干了一辈子情报工作，对这种事早已见多不怪。他打电话告诉我：“那儿的女人，一马克让你玩你都不想沾她们的边儿。”
没办法，我们只好把正统的理论置诸脑后，本能地求助于自由经济的刺激手段。在卡尔·马克思大街上的一个牛奶饮食店里，我们遇到几位更有姿色的姑娘。尽管她们白天都有一份正当的职业，但表示为了社会主义祖国，愿意晚上再干一份不那么正当的活儿。根据制定的计划，我们派一些人分散到西柏林新闻中心以及外长会议地点附近的餐馆和酒吧里，伺机邀请与会的官员或顾问共饮。如果谈得投机，便把他们领回“玛莉娜”，参加有姑娘陪伴的“小型晚会”。
迄今为止，一切顺利。然而午夜时分，我的电话突然响了。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情况”。有人要求对这些女孩进行卫生检查。结果发现其中一位并不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检点。她患有淋病。我下令将她从这次行动中除名。
西方外长会议开幕了。我们布置好了的人等得心急火燎，可没有一位客人上钩。那一年西方部长们的幕僚们品行好得不一般，因为只有一位西德记者上钩，而且还是会议结束后的那天晚上。我们的人殷勤地陪着这位客人又吃又喝。各位姑娘也各就各位。谁知杯盏交错中我们负责当晚行动的头头不小心误喝了为客人准备的搀了春药的酒。当晚安排的最后一项节目是看黄色电影。这类电影在东德当然受到禁止。不过每当我们需要时，原缉捕队队长总能给我们变出几盘来。喝了春药的这位头头看得目不转睛。而他的猎物却对电影和姑娘毫无兴趣，躲到厨房里与女佣人聊起天来。
第二天早上，那位记者是惟一头脑清醒的人。他已洞察主人的良苦用心，表示愿意为我们做事。这次行动总算有所收获，不过实在得不偿失。我们给颇为失望的女招待付了钱，打发她们回家，并严厉警告她们不得对任何人说起这次砸锅的行动。
此事后来还有一个奇怪的结局。我们派人去见这位记者时，他未露面。出来见我们的是一位叫冯·努许斯的同事。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发行量很大的西德《明镜｝）周刊工作。这种安排是他俩事先商量好的，还是西德反谍报机构策划的，我始终不得而知。努许斯倒是极为热心，说他认识部长周围的人。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不过以后许多年里他向我们提供的情报同我们通过其他来源得到的情报相符。努许斯后来当上了《快捷》画刊的总编。这份发行量很大的右翼杂志是东德的死敌。任总编期间，他继续为我们做事。
我们开始利用莱比锡贸易交易会同商界人士发展关系，并通过他们结识保守的政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后者认为，与东德保持合作关系可以确保两个德国之间不致爆发全面冲突。东西德商人在莱比锡交易会上达成的交易受到西方战略物资禁运规定的严格限制。甚至像钢管这样的基本商品也在禁运之列。为了绕过这些限制，商人们很自然地彼此建立了秘密的联系方法，偷偷做非法买卖。东德党中央下属一个部，专门负责从事这类秘密商业交易。以后我们情报局接管了该部的大部分职能。我常常借用滥了的高级贸易代表或部长理事会的代表的身份去莱比锡。
我和施泰因吕克就是这么认识的。他是西德的一位钢材贸易批发商，同一些工业巨子私交很好，如奥托·冯·阿梅龙根。阿梅龙根家族拥有的钢材公司20年代初期率先与苏联做生意，并参与修建了满洲里的铁路。一次我与施泰因吕克一起吃晚饭，席间告诉他我是东德内政部的一名将军。我俩一见如故。第二天上午，在西德钢铁联合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他把我作为他的同事介绍给了联合会的董事莫姆森。有施泰因吕克陪伴在我左右，这个诡秘的上层社会小集团里似乎没有一位绅士注意到我的在场，更不要说介意了。施泰因吕克的妻子韦尔哈恩出身于资本主义德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她哥哥是阿登纳的女婿。我听说后兴奋异常。她的嫂子是西德天主教会头号人物弗林斯大主教的侄女。
我与施泰因吕克的关系经历许多春秋。为了不使联系中断，我隔一段时间就请施泰因吕克吃晚饭，还为自己编造了一套关于我家庭的谎话。位于劳赫凡韦尔德的一栋小楼充当我的家。东德电视台一位漂亮的播音员假扮我的妻子。每次请施泰因吕克来家做客之前，都把她孩子的照片挂在墙上。随着军火交易越做越大，我与施泰因吕克的交谈也越来越有价值。70年代中期时，他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顾问，与西德空军司令来往频繁，对巴伐利亚州的政治领袖、西德国防部长约瑟夫·施特劳斯的活动也有所了解。我从来没有试图发展他做间谍，也没有请他为我们搞情报，虽然他应该可以猜到我是干什么的，如果不是我的真实身份的话。我俩之间最后断绝关系完全是我不留意造成的。起因是施泰因吕克的朋友鲍尔。
鲍尔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商人。他用西德的动物脂肪换取东德劳西茨地区产的毛皮。干这一行当似乎很难发大财，而鲍尔显然很富有。我们的怀疑不无道理。1945年前的某个时候，他曾在弗利克工业集团担任过高级职务。弗利克集团战前拥有利润颇丰的劳西茨褐煤产区。我们找到了一张他在一次教会活动中与阿登纳站在一起的照片。这张照片同他平时寒酸的小商人形象判若两人。我们怀疑，他的背后是希望德国有一天统一的西德大工业家。他的真正使命是替他们先在东德站住脚。根据东德的刑法，他的行为既属于特务活动，又是颠覆行为。我于是有了退鲍尔就范的砝码。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
我知道他同一个名叫汉斯·吉努斯的人是密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努斯曾在德国中产阶级抵抗运动与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之间穿针引线。掌握了这一情况后，我决定与鲍尔全面摊牌。我约他在东柏林一家专门招待政府贵宾的约翰尼斯霍夫大饭店见面。鲍尔长得又矮又胖，穿一件旧西装，简直难以想象此人是个圆滑的间谍。施泰因吕克显然很欣赏自己新扮演的中间人角色。见面前他告诉鲍尔，我是内政部主管经济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我与鲍尔的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其间我打出了一张又一张牌，但一无所获。无论问到什么问题，他都对答如流。面对我的步步紧逼，他从容不迫。甚至当我揭他的老底，告诉他我们知道他与美国人有联系时，他仍然丝毫方寸不乱。这是我手里握有的最后一张王牌，然而却完全失效了。
这个不修边幅的商人原来是只老狐狸。我这个年轻气盛的情报官远远不是他的对手。由于他与上层社会关系很深，我们不便对他进行讹诈。通过这件事我吸取了一条有益的教训：一名情报人员切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
我对鲍尔真实身份的推测很快得到了验证。下一次与施泰因吕克见面的日子到来时，他没有露面。美国情报机构对他进行了极不客气的盘问，并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警告他以后不要再与我保持联系。施泰因吕克认真记取了这一告诫。以后的岁月里，他继续加深与德国和美国武器商的关系。当初我对他感兴趣的原因也恰恰在于此。
由于我的冒失，结果失去了一个宝贵的关系。施泰因吕克本来可以继续心照不宣地为我们做事。我们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逐渐改进了收买人的方法。我们认识到，劝说有可能为我们搞情报的人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是不明智的。不少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愿意与一个敌国的情报机构打交道。若要将这种关系明朗化，他们则会避而远之。他们其实更喜欢一种含糊不清的关系。我告诫过手下的人：如果你觉得对方的回答会是否定的，最好别问。切忌用官僚机构的繁文礼节来束缚活人。多年来，我们逐渐废除了苏联祖师爷热衷搞的形式主义的那一套，并取得很好的成效。
我们还想方设法打入克虏伯这个庞大的军火工业王国并试图争取洪德豪森的同情。洪德豪森是克虏伯厂的董事会成员，喜爱艺术。他似乎比他的其他同事更了解东德。对波恩政府压制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的立场他曾提出过批评。然而我们很快看清了他的意图，他同我们拉关系仅仅是为了替克虏伯捞取好处。
在一次讨论德国统一问题的大会上，我们与维德曼不期而遇。维德曼是德国统一的积极鼓吹者，也是维尔特（魏玛共和国期间曾任参赞）的一位老朋友。维德曼表示，光在口头上反对加强华盛顿与波恩的联盟还不够，并暗示我们资助他在波恩开个公司。我听后十分欣喜，于是和他签了一个合同，其中规定了公司上缴给我们的赢余部分。对我们情报局来说，涉足风险资本投资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在我们的资助下，维德曼成立了向固定工资收入劳动者提供经济援助事务所。这是一个游说团体可以在政府各部门和其雇员中开展活动。通过这一渠道，我们与鲁道夫·克里勒搭上了线。克里勒是西德总理府内一个部门的头头，负责防务政策和军事联盟问题。这位极有权势的官员经常光顾我们这家事务所，开怀畅饮莱茵地区产的葡萄酒的同时还透露一些有关德国政治内幕的小道消息。
这次成功刺激了我们的胃口。我们打算将这个事务所扩大为一个非法巢穴（情报行业里的术语，指一项长期潜伏任务）。东西德关系紧张时，它可以成为一个联络点。我们在事务所里安插了一名特工，负责偷录来访官员的交谈，兼接受、处理和向国内汇报情报。我们还吸收了维德曼的女友，给她起了个化名，叫埃里斯。她的上司在西德总理府内工作。不过有一个问题令人难堪。虽然维德曼能言善辩，却经商乏术。事务所的日常开支大大超过了它的收入。这种情况不可能对外界隐瞒很久。我们推断西德的反谍报机构可以看到各家公司的纳税记录。无需多久，它就会纳闷，这家事务所的经费从何而来。一切结束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情报局总部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叛逃到西德。因为担心事务所里的这名特工会因此暴露，我们把他撤回东德。
所幸还有埃里斯。不过她的上司后来从总理府调到科学教育部。我们对她的兴趣也随之减少。她在该部工作的10年里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政府资助的敏感的研究项目的详细材料。据此我们制定了自己的窃取科技情报的计划。
50年代初期，除了维德曼的事务所外，还有一位家在波恩的迷人女老板似乎也极有发展前途。查阅东德准备大赦释放的在押西德人名单时，苏珊这个名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1951年她参加莱比锡贸易交易会时，东德反谍报机构以间谍罪将她逮捕并判处8年徒刑。她的档案里职业一栏填写的是自由撰稿人，我手下人因此对她产生了兴趣。一位上校在她尚不知自己即将获释时约见了她。走进接待室，他看到眼前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妇女，年龄约在34yo35岁之间，虽身着国服，眉宇间却透着倔强和自信。对于她的被捕判刑，她仍然不服，认为她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丝毫不想取悦扣押她的人。同时，她还谈了自己对德国面临的问题以及阿登纳的亲美政策的看法。我们的人问她，是否愿意换个场合继续谈下去。她被释放后，两人再次在东柏林的华沙大桥上见面。她同意回到西德后向我们提供情报。我们给她起了个化名，叫莉迪亚。
令我们欣喜的是苏珊在波恩安了家，还办起了一家沙龙。一些知名人士常在这里聚会，讨论政治和文化。通过苏珊，我们得到了有关西德政治党派中一个极右组织的很有价值的情报。这个名叫救援自由的组织的头目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名政治家，叫巴泽尔。该组织通过海外人士插手东欧各国，并与奥匈帝国皇室的后代、政治上极为活跃的奥托·冯·哈布斯堡结成同盟。巴泽尔日后爬上了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宝座，并以此身份与勃兰特竞选总统。他坚决反对勃兰特试图给予东德外交承认的努力，令我们头疼不已。
苏珊被东德逮捕之前曾与任柏林市长的勃兰特热恋过。勃兰特给她写过不少情书。1961年议会竞选期间，勃兰特的政敌，包括施特劳斯向外界泄露了这批信件的内容。以前我们一直把施特劳斯视为敌视社会主义的狂徒。他在公开场合也是这样表现的。苏珊提供的情报促使我们第一次重新考虑对施特劳斯的这种成见。苏珊认为，施特劳斯是一个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她向外界透露施特劳斯和勃兰特约定在她家举行私下会晤时，顿时谣言四起。人们纷纷猜测有可能实现一个大联合，从而社会民主党人战后将首次进入政府。勃兰特在回忆录里证实确实会晤过施特劳斯，但未提会晤的地点以及他与苏珊的关系。
我常常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位妇女偷偷溜到柏林与我们秘密接头，并向我们提供政治观点跟她更接近的组织和个人的情报。尤其是在此之前，东德曾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她逮捕下狱。她当然明白我们是干什么的。如果她是一名双重间谍的话，她会设法打听我们的情报活动。可她从未问过任何问题。她只收下我们为报销她的开支付给她的钱。除此之外，一分也不多要。为了给她去柏林找一个借口，她还编造出一个家住西柏林的女友。
1961年修建柏林墙后，这条极其宝贵的消息来源突然中断。当时有几个一直向我们提供情报的西德人切断了与我们的联系。她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苏珊这个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有迹象表明，她开始为西德情报机构工作，并同西德陆军少校扎格纳一起消失在远东。当初苏珊就是从他这里听到救援自由这个组织的名字的。在远东期间，扎格纳先后在几个国家担任西德武官。1968年时，苏珊已在一名叫朗格曼的西德间谍控制的情报网内做事。朗格曼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眼线，欧洲及远东都有他的人。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昔日曾帮过我们的苏珊摇身一变，竟成了西德联邦情报局驻香港站的站长，代号150。东京、马尼拉、雅加达和新加坡等地的情报分站均归她管。70年代我们搞到手的西德情报组织的档案材料里提到，她曾一次得到9．6万西德马克的报酬。由此推断，她该不是一般等闲之辈。1968年，克劳斯·金克尔当上西德情报组织的首脑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冒牌间谍，废止格伦的莽撞做法。尽管格伦之后又换了两任首脑，这种做法仍然十分普遍。苏珊离开了西德情报组织。据说她拿到30万西德马克，条件是不得透露联邦情报局插手西德政治的内情。从此她销声匿迹。直至今日，她到底是哪一方的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对我仍是一个谜。
经过施泰因吕克一事的挫折，我悟出了一点：刺探联邦德国政治秘密的秘诀在于四处撒网，广开情报来源，对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要让他们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右翼方面，我们同京特·格雷克建立了联系。他是一位爱国者，战前曾任国会议员，因反对希特勒坐过监狱。后来参加了1944年试图暗杀希特勒的密谋集团。格雷克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一些铁杆保守分子最终和我们站到了一起。他们反对阿登纳企图借美国产婆之手接生一个新德国的政策，与他势不两立。格雷克公开会见乌布利希，以表示他对阿登纳政策的不满。为此他被驱逐出阿登纳的政党。我们仍然与他保持往来，把他作为了解基督教民主联盟圈子内情况的一个重要消息来源。他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情报。
当格雷克的助手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的消息传出后，格雷克认识到波恩当局十之八九也在着手准备收拾他，借此把所有反对亲美政策的人打成共产党间谍，把他们搞臭。事不宜迟。我o］立即通知格雷克逃到东柏林。一直是保守分子的格雷克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局。不过当时我们话说得很直率，他别无选择。如果阿登纳决定拿他开刀，杀一儆百的话，他在西德也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