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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姿态是“扩张”—不预设结论，而是尽力“扩张”研究工具和“扩张”研究材料。在他描绘的要展开的田野调查的版图中，充满四处扩张之气势，甚至要超越“中国”的边界：
这研究所的所在或者一部分在广州一部分在北京，位置的方便供给我们许多工作进行的方便。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汉路，安阳至易州，安阳殷墟以前盗出之物并非彻底发掘，易州邯郸又是燕赵故都，这一带又是卫邶故域。这些地方我们既颇知其富有，又容易达到的，现在已着手调查及布置，河南军事少静止，便结队前去。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将来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亚细亚各地，就脱了纯中国材料之范围了。为这一些工作及随时搜集之方便，我们想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番、疏勒，设几十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因为广州的地理位置，我们将要设置的研究所要有一半在广州。在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汉语将来之大成全靠各种方言之研究，广东省内及邻省有很多种的方言，可以每种每种的细细研究，并制定表式，用语言学帮助，作比较的调查。至于人类学的材料，则汉族以外还有几个小民族，汉族以内，有几个不同的式和部居，这些最可宝贵的材料怕要渐渐以开化和交通的缘故而消灭，我们想赶紧着手采集。我们又希望数年以后能在广州发达南洋学：南洋之富于地质生物的材料，是早己著名的了；南洋之富于人类学材料，现在己渐渐为人公认。南洋学应该是中国人的学问，因为南洋在一切意义上是“汉广”。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48
第15节：
傅和梁处在当时类似的客观条件下，都同样重视实物史料，但傅认为尽可能开放地收集不同的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关键，而梁则从一开始就受史观影响，对史料收集有极强的选择性。二者也都为民族主义情感所驱动—傅斯年的文章以“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结尾。但傅在历史研究上，其民族主义理想集中在使中国的“东方学”称雄世界，而不太有自己的学术产品被用于“实践”的问题。而梁的民族主义不光要提升自己从事的学科的水准，还期待自己的学术产品成为工具，被中国建筑师们用在创作实践中，以实现中国建筑的现代复兴。当然，二者从事的领域不同，我的比较不可能精确化，我也无意对二者下任何褒贬判断，只是想通过粗略对比来建议：在当时，另一种建筑史学仍是可能的。
我对汉宝德和夏铸九的回应是：另一种可能，也可以来自我们自己读解梁及其同仁著作的方式的转变。汉和夏倾向于将梁的各文本当作完整、自足的作品孤立地阅读，确实如赖德霖指出，对1930—1940年代的历史语境重视不够。而我则更进一步，建议一种更贴近当时语境，更开放、更动态的“在路上”读法。我前面已经分析，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直有特别强烈的建立一个完整的、近乎封闭的中国建筑“体系”的愿望。但在我看来，他们在十几年的研究过程中，实际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要远比他们想建立的体系丰富得多。如果我们“一头一尾”闭合起来读—将梁和林1932—1935年的一系列理论文章与梁1944—1946年的两部建筑史著作放在一起，确实很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的从理论构筑到史料填充的诠释结局，从而再次强化梁和林史学的“体系性”。但我们应有意打破孤立、静止、“体系化”的读解模式，转而重点考察梁和林早期搭建起建筑史观念体系之后，各种“异质性”的社会因素和学术产品如何与他们的体系产生张力和冲突，甚至如何“溢出”他们的体系。我们甚至不再将梁及其同仁在1932—1946年间的任何一篇写作，当作终极、完整、自足的作品；而是把它们看作十五年坎坷旅程中不断产生出来的有着多种质地的片段，把这一系列片段放到十五年间时代的动荡与作者个人心灵、智识的挣扎过程中读。如此，梁及其同仁的写作会绽放出更多的，甚至是全新的意义。
要实现“在路上”的读解，我认为首先很重要的是，我们不光要将“语境”泛泛地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还要真切体会他们当时“在路上”的研究状态。今天坐在学院办公室里，或乘坐波音飞机和空调大巴旅行的我们，切不可忽略梁及其同仁们当年在驴背上颠簸的情形。他们的研究，既然建立在实物调查基础上，便不仅受抽象的文化理念驱使，还受当时当地各种具体的物质条件限制。营造学社以北平为中心，对河北、山西、河南等地进行调查，其中也许有“北方官式建筑中心主义”观念的制约，但另外两个时空因素不可忽视：一是紧迫的日程，“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1936年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愈益暴露，华北局势日趋紧张，梁与同仁要赶在日本入侵之前把华北、中原地区最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调查完毕；二是出行的困难，比如，从北京到宝坻县，今天不到两小时的路程，在当时要动用各种交通工具奔波一天。49
要真切体会他们“在路上”的状态，有一部分文本材料特别值得我们珍惜，那就是梁及其同仁对田野调查旅程的记录（图9）。在1932年《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以下称为《宝坻县》）调查报告中，梁思成意识到“旅行的详记因时代情况之变迁，在现代科学性的实地调查报告中，是个必要部分”。50自此以后，很多营造学社的田野调查报告都遵循一种格式：在考察概况、建筑详细分析、结论三部分前，先冠以调查者的旅程记录，称为“行程”、“纪（记）游”或“纪行”。这一篇篇旅程记录，生动地记录下当时的时代气氛、环境条件，以及研究者们的学术理念和心灵波动。它们一方面上承中国笔记史学传统（如宋代的《梦溪笔谈》），另一方面成为与他们的建筑史研究成果相平行的，关于1930—1940年代中国社会史和知识分子心灵史的珍贵材料。
第16节：
这些报告中，有些穿插着对外部环境和研究者心理的细腻刻画。比如，在《宝坻县》的“行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清晨上路时北京六月阳光“迫人的热焰”，听到“两千多只猪惨号声”（东四牌楼长途汽车站设在猪市当中），体会他们的车子在路上陷入泥泞的挣扎，感受他们到了广济寺三大士殿，看到里面有人在为驻扎在当地的骑兵团轧马草，致使所有佛像“全在尘雾迷蒙中罗列”的心痛。而终于，我们也得以分享他们抬头看到殿上部的“彻上露明造”做法时，所体验到的“先抑后扬的高兴”和“奢侈的幸福”。51
有些则记录下了时局动荡给调研中的学者带来的心灵焦灼。如《正定调查纪略》的“纪游”记录了1933年4月，梁思成趁“榆关事变”后的片刻安定，赶紧带莫宗江去河北正定调查的经过。该篇文字从头到尾都笼罩在战争逼近的阴影下。他们在路上花了一天，“沿途接触的都是些武装同志”，到了正定。第二天他们在隆兴寺转轮藏殿看到与《营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栱和许多精美奇特的构造，“高兴到发狂”。可是，刚刚兴奋地工作了两天，
得到滦东紧急的新闻，似乎有第二天即刻回平之必要。虽然后来又得到缓和的消息，但是工作已不能十分的镇定。原定两星期工作的日程，赶紧缩短，同时等候更坏的消息，预备随时回平。52
他们加紧工作：
这几天之中，一面拼命赶着测量，在转轮藏平梁叉手之间，或摩尼殿替木襻间之下，手按着两三寸厚几十年的积尘，量着材梁栱斗，一面心里惦记着滦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结果是详细之中仍多遗漏，不竟感叹“东亚和平之保护者”的厚赐。53
就这样匆匆忙忙干到第六天晚上，他们赶去车站等夜车：
站上有整列的敞车，上面满载着没有炮的炮车，据说军队已开始向南撤退。全站的黑暗忽被惨白的水月电灯突破，几分钟后，我们便与正定告别北返54
一方面时局急转直下，一方面他们在古建筑遗物调研上进展迅速。这两方面最终汇聚到一个最富戏剧性的瞬间。前面提到1932年梁思成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中表达了对唐代建筑的神往，但并不能确信还能否在中国找到唐代遗构。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纪玉堂一行四人，终于在五台山发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唐代木构—佛光寺东大殿。梁思成于1944年流亡四川李庄时写下《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其“记游”这样回忆道（当时在困难状况下，为节省篇幅，用了文言）：
乘驮骡入山，峻路萦廻，沿倚崖边，崎岖危隘，俯瞰田畴。坞随山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旅途僻静，景至幽丽。至暮，得谒佛光真容禅寺于豆村附近，瞻仰大殿，咨嗟惊喜。国内殿宇尚有唐构之信念，一旦于此得一实证。55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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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他们接下来花了几天实测佛光寺，“工作至苦”，但每每为发现年代证据和精美构造而惊喜。梁的文字也时常透出深深的悲哀。比如，他们惊诧于佛光寺文殊殿中有一根长达十四米的大梁。一小童引他们登后山丛林中，告诉他们该巨材取自那里。他们却看到，“今林无巨木，幼树离离，终未敢置信”。还有，他们登山到佛光寺后坡去看一座“左右萧条，寂寞自如”的墓塔，发现“佛教迹象，如随高僧圆寂。唐代一时之盛，已渺不可追，亦不禁黯然矣”。56
发现佛光寺东大殿这“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成为梁思成及其同仁十几年的田野调查中最辉煌的成就，而此时也恰恰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图10）。正当梁等四人还沉浸在发现唐构的喜悦中，在晋北一路考察寺庙，到了代县，工作了两天后，才知道五天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已经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梁等只好匆匆辗转返回北平，于9月流亡西南。在1944年梁写《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时，惘然不知当时佛光寺的命运：
当时访胜所经，均来日敌寇铁蹄所践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
今晋省沦陷已七年，豆村曾为敌寇进攻台怀据点。名刹存亡，已在未知之数。吾人对此唐代木建孤例之惴惧忧惶，又宁能自已。57
深具悲剧和讽刺意味的是，1937年抗战的爆发，逼迫梁和营造学社部分会员南迁，经长沙，到昆明，又到四川南溪县李庄，反而给他们开辟了新的田野调查的地域空间—云南、四川、陕西和西康等省诸多市县，也使他们的视野向更多的建筑类型、文化开放。比如，1940年6月，位于昆明的营造学社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委托，派刘敦桢负责调查西南诸省古建筑和附属艺术。该调查从1940年7月开始，1941年12月结束。1942年4月，刘在他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中回顾道，在上路前，他必须得在学术理想中的广阔的“西南”概念与实际可操作性之间权衡。刘的心灵挣扎文字摄人心魄，值得大段
引用：
受事之始，窃以西南诸省之涵义，在地理上，系指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五省而言位于此面积内之建筑，依其结构式样，大体可别为汉式与藏式二类。其分布情况，则藏式建筑随藏族之繁衍与喇嘛教之传播，约占西康省之大部，与四川、云南二省之西北部。除此之外，凡川、康、滇、黔、桂五省所辖范围，俱隶属于汉式建筑系统之内。然同为此式之建筑，复因地理、气候、材料、风俗及其他背景之殊别，产生各种大同小异之作风。每种作风又随时代之递嬗，而形成若干变化。故吾人欲于短期内完成详尽而系统之调查，殆为事实所难许可。58
我们可以想象，以刘开阔的地理、文化眼界，如有足够条件，在调查实物史料上，一定也会与1928年刚在广州和北京成立史语所的傅斯年一样，有并吞八荒的气概。然而1940年的刘，面对的却是山河沦陷、国将不国的危局。“书生何以报国？”—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曾激动地向中国知识分子们提问。流落边陲的刘敦桢的回答是，只要还有一丝可能，不管多么艰难，他都要坚持上路，继续他的田野调查：
然语其大要，则四川汉阙、崖墓，与梁以来之摩崖造像，实为我国文化史中重要之遗迹。其中后二者数量尤多，分布亦广，亟待调查研究，以穷真相。川省地势，为崇山峻岭所环障，在交通工具尚未发达时期，外部影响较难输入。惟一旦输入采用，成为定式，则又颇能维持较久时间。故时至今日，其一般建筑犹能保存若干古代做法，供治建筑史者之参考。云南境内，南诏、大理二代之佛教艺术，遗留迄今者为数颇众。其民居结构，为高原气候之支配，转与黄河流域接近，在西南诸省中，可谓独树一帜。惟黔、桂二省遗迹较少，且因地理关系，或受四川之影响，或濡染湘、粤二省之成法，致其现行式样，殊乏显著之特征可言。藏式建筑，在式样与结构上截然自成一系，其有待研求，自不容缓。然以地处边陲，交通阻塞，非今日人力、物力所能遍查。故权衡其间缓急，并斟酌工作上之便利，决先自云南着手，次及四川，而西康与广西、贵州又
次之。59
第18节：
而实际上，在刘刚上路不久，日军入侵越南，一下子把云南从大后方变成了前线。这迫使营造学社于10月随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其间延误了三四个月的工作。到1941年12月，刘已走过了云南、四川、西康省四十四个县，重点调查了八十多个建筑和附属艺术单位。他这部分工作，成为营造学社在西南调研的极重要部分。而刘很清楚，这些他足迹踏过的地方，“以各省之市、县总数言，不过占云南十分之一，四川五分之一，西康十九分之一。而已查各市、县内，挂一漏万者在所难免。故对此三省之建筑，尚不能提要钩玄，遽加论断”。60
1944年，因印刷问题无法解决而停顿了七年的《营造学社汇刊》，在李庄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复刊。在《复刊词》（第七卷第一期）上，梁思成总结了学社同仁的西南调查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1932—1937年学社在华北、中原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经典官式建筑上，他们1938—1941年在西南的调查，建筑类型丰富了很多，而且也更加重视地方文化特征（图11）。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西南流亡使得营造学社的研究内容溢出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在1930年代初预设好的中国建筑史观念框架：
在抗战期间，我们在物质方面日见困苦，仅在捉襟见肘的情形下，于西南后方做了一点实地调查。但我们所曾调查过的云南昆明至大理间十余县，四川嘉陵江流域，岷江流域，及川陕公路沿线约三十余县，以及西康之雅安芦山二县，其中关于中国建筑工程及艺术特征，亦不乏富于趣味及价值的实物。就建筑类别论：我们所研究的有寺观，衙署，会馆，祠，庙，城堡，桥梁，民居，庭园，碑碣，牌坊，塔，幢，墓阙，崖墓，券墓等。就建筑艺术方面言：西南地偏一隅，每一实物，除其时代特征外，尚有其他地方传统特征，值得注意。此外如雕塑，摩崖造像，壁画等“附艺”，在我们调查范围者，多反映时代及地方艺术之水准及手法，亦颇多有趣味之实例，值得搜集研究。61
汉宝德和夏铸九，以及稍后的赵辰先生都指出营造学社不重视民居研究。62不管客观原因如何，营造学社对民居关注甚少，不能不说是他们研究的一大缺憾。林徽因和梁思成于1935年在《汇刊》第五卷第三期发表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其最后部分仅仅简略地描述了一下山西民居特点，恐怕是学社在1930年代唯一的关于民居的文字。但是，如果我们细读他们“在路上”的旅程，也会发现，营造学社被“下放”到西南民间，似乎也促成了这批“精英知识分子”（夏铸九语）的态度转变。刘敦桢在1942年4月写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中包括了他对云南和四川民居的观察。刘致平仔细测绘了自己在昆明住的那套三间四耳上下厦式民居63，在1944年复刊的《汇刊》上发表了《云南一颗印》，堪称中国民居研究的第一篇翔实报告
（图12）。64“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果说营造学社1930年代在华北发现五台山佛光寺是他们“上穷碧落”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我们不妨把刘致平1940年代在西南测绘的“一颗印”看作营造学社“下黄泉”所开创的一个新范式。
还有一个特殊例子是，1945年10月（抗战胜利一个月后）出版的《汇刊》最后一期（第七卷第二期）刊登了林徽因的长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林在重病中，利用美国寄来的资料，整理出英美国家四个现代实验住宅开发的案例。在文中，她从项目的历史背景、法律政策、住户构成、民意调查、土地来源、资本运作、租赁经营、住房设计、生产和建造等多方面介绍案例经验。在每个案例介绍后面，她还设“参考提示与评论”一栏，直接探讨该案例与中国状况的相关性，以及可能带来的启发。在一向以发表中国古建筑调研报告为主的《汇刊》中，林这篇探讨现代西方住宅的文章可谓绝无仅有。“编辑后语”解释这是因为“战后复员时期，房屋将为民生问题中重要问题之一”。65
从1932—1941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会员们，踏勘了十五省二百余县，考察逾两千座建筑物。在这些调研材料基础上，梁在李庄撰写了《中国建筑史》（1944年完成初稿）和英文的《图像中国建筑史》（1946年完成）。这两部史书确实是里程碑式的著作，但并不能囊括营造学社所创造出来的丰厚遗产。我宁可将这两本史书也当作学社十五年旅程中产生出来的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