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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家苏洵评论项羽，“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清代诗人王昙也写诗加以批评：“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针对项羽死前说的“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劈头断喝，说天意并没有袒护刘邦；项王的失策在于他留恋江东，决计返回故乡，以致坐失良机。如果能够早日攻破函谷关，进军长安，登上帝座；又何必等到后来刘邦成了“气候”，才不得不摆下“鸿门宴”去设法谋杀他昵！
应该说，在这方面，刘邦是很会处理的。尽管他也非常留恋故乡，但并不感情用事，能够从大局出发，作出正确的决策。《资治通鉴》记载，刘邦开始定都洛阳，齐人娄敬劝他迁都长安。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想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群臣中当地人占多数，“争言洛阳优势”，唯独张良力排众议，大讲关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指出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刘邦甚以为是，即日决定迁都长安。宋代学者胡致堂盛赞此举：“高帝起兵八年；岁无宁居；至是天下平定，当亦少思安逸之时也。而敏于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业，宜哉！”
二
对高祖还乡这一颇具轰动效应的著名历史事件，《史记》、《汉书》上都煌煌在录，历代的诗文典籍，也都以不同观点、从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的评述。
唐代诗人胡曾题诗予以赞颂：
汉高辛苦事干戈，帝业兴隆俊杰多。
犹恨四方无猛士，还乡悲唱大风歌。
清代诗人袁枚就此写了两首七律，对高皇帝荣归故里、慷慨悲歌这一豪情壮举，特别是对于那首前无古人的千秋绝唱，极尽颂扬之能事。其一云：
高台击筑忆英雄，马上归来句亦工。
一代君王酣饮后，千年魂魄故乡中。
青天弓剑无留影，落日河山有大风。
百二十人飘散尽，满村牧笛是歌童。
第二首诗中的后四句是：
父老尚知皇帝贵，水流如听筑声孤。
千秋万岁风云在，似此还乡信丈夫。
此老一向会作趋奉文章，这些诗句也同样弥漫着这种陈腐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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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还乡（3）
而最具特色的是元代散曲作家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作者选取独特的视角，以全新的手法和十分巧妙的叙述方式，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对一千多年前的史迹进行生面别开的解读。
作品一开头，就通过一位担当“叙述人”角色的村民，以第一人称描述村社头面人物准备接驾的场景——那些原本土头土脑、懵懵懂懂的村官，今天却显得威风八面、盛气凌人，摊派差使、布置场面，比过去加倍的蛮横无理。一方面描绘了这一盛典的肃穆、庄严；另方面也衬托出这位“草根皇帝”还乡可鄙可笑的行径。
在叙述人看来，你皇上也好，大员也好，回乡就回乡呗，有什么必要招遥造势，小题大做呢！而那班筹划接驾的人，整饰衣裳、执盘备酒、吹笛擂鼓，原本是一帮“乔男女”在那里弄景、“装幺、”“胡踢蹬”。
紧接着，作者以＇耍孩儿＇、＇五煞＇、＇四煞＇三支曲子，描画了皇家仪仗、舆服的赫赫声势，通过村民眼中所见，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封建帝王出巡时的盛大排场。但并非正面铺陈，而是以戏谑、调侃的话语出之，从而涂抹掉笼罩在“龙章凤质”之上的神秘灵光。那无比庄严、神圣的月旗、日旗、蟠龙旗、凤凰旗、飞虎旗，在这位村民眼中，却成了：
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
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
而金瓜、钺斧、朝天镫、红叉、雉扇，以及那些执仗者，则是：
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
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
衣服。
通过对迎驾队伍与皇家仪仗、扈从场面的杂乱、喧嚣的渲染，使人感到所谓御驾还乡的盛典，不过是一场莫明其妙、笑料百出的滑稽闹剧。
仪仗队过去之后，皇帝的车驾迎面而来。皇帝下车了！那君临天下、威仪万方的帝王，在这位村民眼中，只就是“那大汉”。接下来的四支曲子，集中地表现了叙事人对“那大汉”的蔑视态度。
＇三煞＇ 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
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
气破我胸脯！
＇二煞＇ 你须身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
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
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
＇一煞＇ 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
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涂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
书。
＇尾＇ 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
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这样，就直接把矛头对准了皇帝本人，大胆泼辣地进行挖苦、嘲弄与鞭挞。“泄底最怕老乡亲”。由那位本来就熟识刘邦的村民出面来戮穿老底，历数他当年如何不务正业、好酒贪杯、抢麻偷豆，什么坏事都曾干过，彻底地暴露了这个“无赖刘三”的本来面目，让人们看清楚了声威赫赫的帝王原本是个什么东西。
前情后景，事件经过，都是通过这个了解底细的村民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并巧借他的嘴巴说出来，反映了这位当事人的生活经验、心理反应、认识能力和观察事物的特点。
本来，“汉高祖”是刘邦死后的庙号，他活着的时候不可能有这种称呼；可是，出自一个村民之口，当面指斥他：大丈夫做事要敢作敢当，不该为了逃脱债务，便改姓更名，叫什么“汉高祖”，这就令人忍俊不禁，掩口胡卢而笑了。
作品把一向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家盛典，处理成怪相迭出、滑稽无比、颇为村民侧目的一场闹剧，意在剥下皇帝的伪装，还他流氓无赖的本真面目，以倾泄世人深藏于心底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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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还乡（4）
散曲问世后，数百年间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赞誉。较作者稍晚的钟嗣成称赞说：“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睢景臣）《哨遍》制作新奇，余者皆出其下”。现代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它“确是一篇奇作”，通篇“借了村庄农人们的眼光，看出这位‘流氓皇帝’的装模作样的衣锦还乡的可笑的情形来。真把刘邦挖苦透了”。
三
说到“流氓皇帝”刘邦的痞子个性与无赖习气，在历代帝王中是出了名的，而且，为当时公众所有目共睹。其般般行径，在本朝修撰的史书中记述得颇为详尽，是无须文人笔下渲染的。
他出身农家，却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而且好色、轻薄。当亭长时，对公所中的吏人无不加以轻侮，并经常向酒馆赊酒，无钱付帐，醉卧不起。父亲刘太公嫌他没有出息，直接指斥他为“无赖”。直到当上了皇帝，也还是流里流气，对他人缺乏应有的尊重。诸如，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骑在大臣的脖子上问话；对于诸侯王动辄“箕踞骂詈”，加以慢侮；等等，都充分地反映出他的市井流氓习气。借用孟老夫子评价梁襄王的话：“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倒是恰合榫铆的。
刘邦从小就厌烦读书，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是中国第一个“匹夫崛起而有天下者”。他最初当泗水亭长，大约是负责接待往来公干的食宿、行旅。比起他在沛上的那些朋友，就算是有头有脸的了。与出身贵族世家的项羽截然不同，他所交游的那些人，大多是引车卖浆、贩夫走卒者流，有的甚至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萧何、曹参，史书上说他们，“皆起秦刀笔吏，当时碌碌，未有奇节”。周勃“为布衣时，鄙朴庸人”，生活无着，靠帮助人家办丧事混点零花钱。
单父县有个吕公，为着躲避仇人，迁来沛县落户，沛中豪杰、吏人都前往祝贺。当时，萧何担任接待、受礼的差使，一看来的人太多了，便宣布贺礼不足一千钱的一律坐于堂下。这天，刘邦也到场了，他哪里拿得出一千钱，但是，觉得坐在堂下不够体面，便高喊：“贺钱一万！”然后，就毫不客气地昂然端坐于首席之上，谈笑自若，频频饮酒。萧何也拿他没有办法。
夏侯婴是他的同乡，两人一向很亲近。有一次，他开玩笑，不小心把夏侯婴弄伤了，被人告发。按当时的条律，他身为亭长，有官职而伤害人，应该科以重罪。于是，他就申诉说，并无伤害别人之事，还让夏侯婴本人出来作证。后来案子翻了过来，进行复审，结果，夏侯婴为他坐牢一年多，并被鞭笞数百。
这是对待朋友。那么，对待自己的亲人又如何呢？同样是忮刻寡恩，不讲情面。他在寒微时，常常带朋友们到家里吃饭，长嫂讨厌他只吃饭不干活，便在他到来时，故意用杓子敲锅，表明羹汤已经喝光了，示意他们到别处去另找饭顿。可是，过后他弄清了真相，便记恨在心。当了皇帝之后，分封宗室，独独漏掉了这位长嫂的儿子。刘邦的老父亲觉得不公平，便出来为孙子讲情。刘邦说，只因为他的母亲不够资格做一个长辈。最后，经过讨价还价，封侄儿为“羹颉侯”。羹颉者，羹竭也，以此对于长嫂进行报复。
刘邦就是这样，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后，器度仍然十分狭小，早年的丝恩发怨他都不肯放过，用群众的口语说，叫做“好翻小肠”。汉高祖九年，未央宫建成之日，他大宴群臣，席间，趁着向身为太上皇的父亲敬酒祝寿的机会，问道：“当年，你常常骂我为奸诈狡猾的无赖，说我不知道治理家业，不如我二哥勤俭。今天你看到了吧，我置下的产业与二哥相比，到底是谁的多呀？”快意之情，溢于言表。在场的群臣高呼万岁，“大笑为乐”。只是，刘太公可难堪了，弄得面红耳赤，尴尬无言。
宋代诗人张方平，对此颇不以为然，写诗加以讥讽：
中酒疏狂不治生，中阳有土不归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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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还乡（5）
偶因世乱成功业，更向翁前与仲争！
中阳，是刘邦的故里。诗人指斥刘邦：酗酒疏狂，有地不种，不事生产；只是趁着乱世，浑水摸鱼，才夺得了天下，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到头来终究是个无赖。
刘邦的“产业观”，典型地反映了封建君主的天下私有论。他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语）
晚唐诗人唐彦谦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驳斥：
千载遗踪寄薜萝，沛中乡里汉山河。
长陵亦是闲丘陇，异日谁知与仲多！
诗中冷冷地说：岁月无情，时间淡化一切。风光无限的帝里，于今已沉埋于荒烟蔓草之中；而长陵（汉高祖墓）上的土，当时谁若是动了一点点，就算犯下杀头之罪，现在也都成了闲丘废陇了。究竟是谁高谁下，谁少谁多，怎么去说呢？
刘邦极端自私、残忍，存在着人性缺陷。楚汉战争全面展开后，彭城之役，汉军的主力被楚军围困，尽归覆没，刘邦率数十骑乘风奔逃。他带着一双儿女——后来的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乘坐在驾术高超的夏侯婴的车上。当时，挽马已经疲惫不堪，后面的敌人又穷追不舍，他嫌车上人多，车跑得不够快，便屡次用脚去踢两个孩子，想把他们丢下车去。夏侯婴不忍心甩下无辜的孩子，每次都抱起相救。这样，自然就影响到马车奔跑的速度，刘邦气急败坏，几次要把夏侯婴杀掉。其为人之鸷狠，于兹可见。
广武之战中，楚汉两军对垒，相持不下。这时，汉将彭越由梁地出兵，断绝楚军粮食，项羽深以为患。于是，便把作为人质的刘太公拉过来，放在阵前一个高处，然后给刘邦喊话：“你现在若是不赶快投降，我就烹杀太公。”刘邦部下见此情景，都焦急万分；你道他是怎样答复项羽的：我们二人“都曾北面受命于怀王，同时‘约为兄弟’。所以，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一定要烹杀你的父亲，那就请你也分给我一杯羹”！话说得竟是这么轻松、洒脱，似乎与己毫不相干。真是无赖已极！
四
当然，刘邦最遭人诟病、最受世人谴责的还是他的惨酷寡恩，诛戮功臣。到他还乡前后，开基创业的元戎、宿将，已经被他诛杀殆尽；可是，唱起《大风歌》来，却又“泣数行下”，呼唤猛士。奸雄欺人，上下其手。苍黄反覆，莫此为甚。
客观地说，刘邦对于英才在国脉兴衰、事业成败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是认识深刻的。出于创辟“家天下”的政治需要，他不仅善于从敌对营垒中争夺人才，像谋臣陈平、猛将韩信等都是从敌手项羽那里挖来的，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充分发挥其卓越的才能；而且，对于出身卑微但才能超众的人也都破格使用，比如，对于当过吹鼓手的周勃，作过屠夫的樊哙，布贩出身的灌婴，穷书生郦食其，车老板娄敬，草寇彭越、英布等，他都网罗到身旁，并按照各人的特长委以重任，从而形成一个由智囊、猛将、战略家组成的庞大的人才集团。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作为封建帝王，刘邦还有另外的一面。他在消灭了强大的敌手项羽之后，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自以为天下既定，四海归一，便充分暴露其残忍、狠毒的本性，多疑善忌，诛戮功臣。
萧何，是刘邦的老乡，功高汉室，位冠群臣。在楚汉相争中，一身系着天下的安危，深得刘邦的倚重，但是，却不能消除对他的猜忌。诛杀淮阴侯韩信之后，萧何被拜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派五百士兵负责保卫他的安全。周围的人都向他致贺，唯独邵平哀吊他。邵平说：灾祸从现在开始了。皇上带着军队，在外辛苦作战，而你安守城中，没有矢石之险，却增加封地，还派遣众兵守卫——实际是看守、监视着你。看得出皇帝已经心生疑忌了。这番话正好说到萧何的心坎里。
他记得，早在与项羽对峙时，刘邦就曾多次派人侦察他的动向。后来，他主动让子孙兄弟凡是能够作战的全都到汉军里服役，实际是充当了人质，这才解除了汉王的怀疑。这次，他听了邵平的劝告，把全部家财捐助给军队，以讨好皇上。但这还不够，因为他自到关中以来，一直得到百姓的拥戴，刘邦听说后，曾屡次派人监视他的作为，怕的是人民归向于他而背离皇上。为了解除皇上的疑虑，他便买了许多田地，并利用手中的权势，鱼肉百姓，以激起民愤，污秽自己。这样，刘邦的心才算踏实了，他才得以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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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还乡（6）
宋代诗人张耒有诗云：
萧公俯仰系安危，功业君王心独知。
犹道邵平能缓颊（婉言劝解），君臣从古固多疑。
对一个刀笔吏出身的相国，刘邦尚且如此疑神疑鬼；至于手握重兵的人，当然就更是深猜重忌，必欲除之而后已了。
大将韩信的奇功伟业不消说了。即如彭越、英布，也是大有功于汉室的。当日刘邦大败于荥阳、成皋之间，项羽之所以不能挥师西进，捉此“瓮中之鳖”，也就是因为彭越在梁地流动作战，与汉军紧相配合，死死地拖住了楚军。当时，他的作用是，投于楚则汉破，投于汉则楚危。而号称“功冠诸侯”的英布，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由于他的背楚向汉，使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垓下决战中，英布也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刘邦得位之后，又是怎样报答他们的呢？
本来，他在封赐韩信等功臣王位之后，曾经信誓旦旦地做出承诺，给予他们以免罪特权，“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言，藏之宗庙”。可是，墨迹未干，言犹在耳，他就出尔反尔，设计逮捕了韩信，降王为侯，囚禁起来，最后被吕后杀掉，并诛灭了三族。同一年，梁王彭越也被剁成了肉酱。尔后，淮南王英布因惧祸及身，被逼谋反，也惨遭屠戮。真是“功似韩彭犹俎醢，英雄末路太凄凉”啊！
铲除异姓诸侯王，确保刘氏“家天下”，这是汉高帝既定的国策，而前者又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这从《史记·淮阴侯列传》高祖“见（韩）信死，且喜且怜之”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喜”字透露出“刀下玄机”。原来，异姓功臣封王，本是汉初一项“事出无奈”的权宜之计，或者说是一种羁縻策略。否则，就笼络不住那些手握重兵、喑哑叱咤的“强梁”。
但是，这毕竟是和刘邦的“家天下”体制大相悖反的。史载：高帝在日，即曾杀白马而为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因而，“谋反”云云，不过是一种借口；那些异姓诸侯王即使不以“谋反”见诛，也会因其他罪名、以其他形式，遭致杀身之祸。后世的宋太祖说得再露骨不过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耶！”
作为一个雄猜、鸷狠的封建帝王，从他防止分裂割据、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而言，或从巩固其刘氏一家一姓的专制统治来考量，诛杀异姓诸侯王，自有其足够的理由；但是，若从人性的角度、道义的角度、做人的角度，来评说刘邦的立身处世、功过是非，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诗人看问题，有其敏锐的视角。纵观历代诗坛，大多数人对于刘邦都持鄙薄、批评的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宋两位诗人的绝句。张方平有一首《歌风台》诗：
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
淮阴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
诗人前面叙说：当年落魄失意的刘郎，现在当上了皇帝，衣锦还乡了，乘酒作兴，激昂慷慨地唱起了大风诗；后面反问道：连那些当年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勋宿将，像韩信、英布、彭越等，都被你一个一个地绑缚、杀戮，夷灭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