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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越是优裕，奋斗的包袱可能越是沉重。人们只有看轻这种条件，有敢于割舍和抛弃的勇气，才不会使自己陷于背上包袱去奋斗的困难境地。
第三，恶劣的环境和生活条件总是人们在本性上希望摆脱的，这一摆脱的行为过程恰好构成了人生的奋斗，因而，恶劣的生活条件往往就是人生奋斗的外部动力。对于有能力创造自我新生的有为之士而言，恶劣的环境终究能够摆脱，因而，恶劣的环境对他们必定是暂短的历程，从而对他们是极为珍贵的生命体验，恶劣环境给予他们奋斗的刺激和人生的教诲会使他们受益终生。由于恶劣的环境一经摆脱后很难重来，因而一切有为之士应该倍加珍惜自己苦难的历程和苦难的岁月。
智慧大师老子告诉人们：“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六十九章》）这一“哀兵必胜”的规律决定了田单攻燕和田单攻狄必有不同的结果。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它指出了人生奋斗和一切社会活动中主观勇气的重要，揭示了恶劣环境对人生奋斗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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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襄王：明嘉大臣，掠收民心
齐将田单于公元前279年以奇计收复了被燕国占领的七十余城，恢复了齐国，立襄王法章为君，被封为安平君，任相国。《战国策？齐六》和《资治通鉴．周纪四》记载了齐襄王为与田单争夺民心而嘉奖田单的事情。
襄王和田单有一次同过淄水，有一位老人涉渡淄水后身体寒冷，不能行走，坐于沙中，田单见之，急让随从寻衣送之，因急难寻到，田单乃脱下自己所穿的裘衣相送。襄王见到后非常反感，对身边人讲：“田单惠施百姓，一定是想夺取我的国政吧？不及早收拾他，恐怕要来不及了。”他征求身边之人贯珠者的意见，贯珠者建议他说：“大王不如为此嘉奖田单，使田单的施民成为您自己的恩惠。”于是齐王公开下令道：“我做君主的担心民众受饿，田单就设法保证他们有饭吃；我担心民众受寒，田单就脱下裘衣送给他们；我担心民众劳苦，而田单也为此担心，他很了解我的心意；是我很称心的相国。”并赐给田单牛酒之赏，表彰其行为。按照贯珠者的安排，过了几天，齐王在朝中会见群臣时，召田单至前致谢，问候他的劳苦，下令寻求缺衣少食的人，让给他们供给衣食。不久，齐王派人到街头巷里打探民众的反映，听到许多男人窃窃私语说：“人说田单爱百姓，唉！那是君王教他施惠的。”
齐王看见相国田单解衣送人，心中老大不高兴，作为君王，他认为相国在自己当面私惠于人，是向百姓衬托了自己的无情，掠走了百姓本来对于自己的爱戴，甚至认为是相国在收买民心，欲图国政。一切正常的当政者都希望辖下的民众能感受到自己的恩惠，他们对民心的归属极为敏感。田单疏忽了这一点，无意间触撞了君主的忌讳之处，受到了猜忌。
为了争夺被田单掠走的民心，襄王采纳了贯珠者的建议，他利用自己的君主地位，对田单的施民行为大张旗鼓地表彰，甚至提出一些更为优厚的惠民措施安排田单去做，他把上述表彰和安排有意公开，使人们传扬出去，实际上是有意显示自己对民众的恩惠之心，使百姓感受到王恩浩荡的滋润，也借以向人们表白，田单不过是君王恩惠的传送者，他所送来的恩惠，其实是君王赐予的恩惠。而当某些地方受不到恩惠时，民众必然认为是田单传送不及所致。齐王采取这种办法，不但彻底取消了田单惠收民心的可能，而且使田单必然承担偶尔惠民不及的责任。
齐王心恶田单之时，对田单有两种对待办法，一是处置他，二是嘉奖他。第一种君臣残杀的办法不仅会削弱楚国的力量，示弱于天下，而且会彻底地失去民心。齐王采取第二种办法，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应该说，齐王对田单的嘉奖完全是在私欲支配下的一种权术行为，这里是虚假的惠民，别有用心的嘉奖，缺少的是诚实和谐的人格形象。事实上，一副狭小的胸怀中毕竟难以长存恢弘的君子气度，古人云：“务伪不久，盖虚不长。”（《管子？小称篇》）任何虚假的面孔因为和本我人格相违背，终究会暴露出来，留给人的只是虚伪的印象。如果襄王具有真正的爱民之心，又具有博大的胸襟，那他必会有对田单由衷的嘉奖，必会有一个诚实和谐的人格形象，人们无疑也会赞许他驾驭下属的高明的施政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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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君臣：口诺实辞，口是行非
列国复杂的矛盾纠葛常使某些国家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战国中后期秦国在西部崛起，与关外数国的矛盾异常突出。齐国居处东土，与秦国没有接壤，两国的矛盾稍微缓和些，但这种局面却常常使齐国处于两种势力争夺的两难境地。齐国曾经用口是行非的策略手段谋求对这种困难处境的摆脱。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资治通鉴？周纪四？赧王中》记载，秦昭襄王见七国国君都称王号，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贵，于是准备称帝。他为了拉拢齐国，使齐王与自己分担各国的责难，乃让齐湣王也同时称帝。齐湣王受到秦王推举，很是为难。如果接受帝号，势必得罪关外五国；如果推辞帝号，则又拂逆了秦王之意。后来，齐王采纳了苏代之计，采取“受之而勿称”，接受帝号但不使用的办法，一时应付了秦王，又未得罪五国诸侯。
与此相同的另一件事是，《列国志》根据《史记？楚世家》所载楚怀王合纵六国军队伐秦时“齐独后”的事实，生动地描述了齐国当时对出兵###一事的计策谋划：“伐则结秦之仇，不伐则触五国之怒。莫如发兵而缓其行。发兵则不与五国为异同，行缓则可观望为进退。”（第九十一回）按照这一筹划，孟尝君田文率兵参战，但他一出齐郊，就突然称病治疗，一路耽搁不行，直到五国军队在函谷关之外被秦军打败逃归，齐军尚未进入秦国疆界。
齐国在上述两难的场合都是采取了口头应诺但不真正实施的策略手法，在两种势力的尖锐对立中，一种势力首先拉齐国入围，齐国口头上答应了其相约之事，因而取得了该势力的欢心；但另一方面，齐国在实际行动上找他事作借口，并不真的履行诺言，因而也不得罪另一相对立的势力。齐国用这种口是行非的计策来应付两难的处境。
应该说，口是行非的计策使施计人一时摆脱了眼前的困难处境，为其观察事态的发展，选择稳妥的立场和方针提供了较充足的时机。然而，它也给施计人从长远上带来了消极的作用：首先，它是一种伤害施计人信用的手段。尽管施计人在做出违背自己承诺的行动时，会找其他事情作借口，巧妙地搪塞别人，但个中隐秘终究会被他所搪塞的人所看清。如果多次使用此计，其心迹必然大白于天下，会造成世人对其歪曲型人格的塑定。其次，两种势力的对立和争夺，不会与施计人绝对无关。施计人对两种势力一味取中立和观望的态度，似乎避免了矛盾，实际上并未能彻底解脱于矛盾之外，两种势力争斗的长远后果必然直接影响到施计人本身。口是行非，企图超脱于矛盾之外，反映了施计人对自己长远利害的短视，从事情发展的全过程看，实是一种坐待焚身的拙策。比如，在秦国吞噬关外诸国的关头，齐国只有支持五国的生存，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齐国的执政者看不见这一长远利害，居处于战争的背后坐观列国争斗，没有给五国以坚决的支援，遏制秦国的兼并，及等秦国灭亡了五国，齐国也就自然成了秦国的囊中之物，被迫吞下了亡国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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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姬：谗杀太子，佯做好人（1）
春秋前期，晋献公娶骊戎女骊姬为夫人，骊姬为了使自己所生的儿子奚齐继承君位，多次诬陷太子申生，《国语？晋语一、晋语二》、《左传？僖公四年》和《史记？晋世家》记载了骊姬谗杀太子申生的几个计策。
第一，找借口支走太子。骊姬首先贿赂献公宠臣优施、梁五等人，让他们在献公之前大造舆论说：“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是晋君宗庙所在地，必须让太子居守。”晋献公听了他们的话，遂让申生离开国都绛城（今山西翼城东南），去了曲沃。
第二，激将献公，离间申生。申生去曲沃不久，骊姬有次哭着告诉献公，说申生在曲沃收买民心，准备夺取国政。献公略有所信，问道：“那该怎么办呢？”骊姬故意劝献公道：“您可借口年老，交出国政。申生得到国政，说不定会赦免您。”献公听罢坚决表示说：“绝不能给他国政！我以武威扬名诸侯，现在没有死就丢了国政，算什么武！自己的儿子都胜不了，算什么威！我一定要想办法收拾他。”晋献公自此对申生暗伏杀机。
第三，置毒栽赃陷申生。又过了一些时候，骊姬以献公的名义转告申生说：“君父昨晚梦见了齐姜，你可在曲沃立即献祭。”齐姜是申生早已去世的生母，申生闻命，即在曲沃祭食，其后按规矩将祭祀的酒肉送于献公，献公正好出猎未归，骊姬将毒药置于酒肉中，献公回来后，厨师立即献上酒肉让献公食用，骊姬从旁制止道：“酒肉从外面来，请先试验一下。”将酒洒于地上，地皮马上隆起小泡；用肉喂狗，狗立即死亡；让小臣食用，小臣当即毙命。骊姬佯装大惊，哭倒于地。献公见太子要给自己下毒手，亦怒不可遏，派人执杀了申生少傅杜原款，最后申生被逼自杀。
骊姬对申生的陷害是一步一步完成的。她首先找借口支走申生，隔绝了献公与申生的直接联系，切断了他们父子间频繁的沟通渠道，为后面的用计和陷害准备了基本的条件。骊姬支走申生，是贿赂其他朝臣，指使别人给献公提议的，她自己未曾出面，从而掩饰了她对太子的险恶心机。
骊姬第二步编造了申生欲谋反夺位的事情，这与许多妃子诬陷太子的方法无出二辙。骊姬之计的特别机巧之处，是她在编造了此事后，假意劝献公交君位给申生，让献公以此换取申生的赦免。骊姬这一提议暗含的前提是：申生夺位绝不宽容献公。她故意把献公父子的关系视作水火难容，并用激将法刺激献公，诱使献公自己做出杀害申生的准备，而她本人则在表面上充当了一个爱护献公，又不愿伤害申生的贤妃角色。
献公此时虽恨申生，但申生谋反的证据不足，献公并无立即惩治申生的意思。骊姬于是有意设定机会，实施置毒栽赃计，把图谋鸩君的罪名强加给申生，终于促使献公对申生下手惩治。在此计的实施中，骊姬只向献公伪造和显示申生害君的证据，并不提议什么，她佯作失惊大哭，以受害的弱者自居，又借此刺激献公。在欺骗献公的同时，对自己的诡计作了巧妙的掩饰，使献公受骗而不自知。
除上述三计之外，《列国志》还描述了骊姬为陷害申生所采用的“蜜蜂计”。说的是骊姬以激将法挑动献公，见献公对申生尤不深恨，于是向献公提议让申生回都城暂住几天，说是要向申生示之以德，融洽她和申生的关系，献公立刻同意了。申生来宫中和骊姬吃过几顿饭后，骊姬晚上向献公泣告说，申生午饭饮酒时曾调戏她。见献公不大相信，骊姬遂安排说：“君若不信，妾试与太子同游于囿，君从台上观之，必有睹焉。”（第二十七回）次日，骊姬约申生同游囿园，她先将蜂蜜涂于头发上，游园时招惹得蜂蝶绕头纷飞，落于发鬓之上，于是她请申生替她驱赶蜂蝶。申生挥袖子为骊姬驱赶蜂蝶，献公从远处高台上望见，以为申生果真调戏骊姬，心中大怒，当即欲诛杀申生，骊姬反而跪下求情说：“宫中暖昧之事，外人未知，姑忍之。”申生还曲沃不久，骊姬即导演了置毒栽赃计，终使献公杀掉了申生。
骊姬：谗杀太子，佯做好人（2）
骊姬的蜜蜂计是对申生设下的陷阱。她在诬蔑申生调戏她后，一方面安排献公暗中观察申生与她独处时的情景，另一方面又假借驱蜂之名让申生对她以袖拂发，由于拂发的动作与一种调戏动作相似，而暗中观察的献公又只见动作不知其情，于是在骊姬事先谗言的误导下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申生在无所知觉中坠入了骊姬奸计之中。
在蜜蜂计的实施中，骊姬事先涂蜂蜜于发鬓，她将蜜蜂喜蜜的生性巧妙地利用于计策之中，为诱使申生做出拂发动作埋下了奸诈的伏笔。献公欲杀申生，她以“暖昧之事”为借口替申生求情，这一求情之辞益发肯定了她对申生的诬陷，使献公对申生的憎恨蓄之更深。骊姬把献公对申生的蓄恨刺激到一触即发的程度后，佯求和事，以好人自居，尔后设阴计点燃献公蓄怒的导火索。
狐突：仇视惠公，幻见申生（1）
晋献公的太子申生于公元前656年被骊姬谗言陷害逼死，成为春秋前期晋国的一大冤案。公元前650年，执掌国政的晋惠公夷吾为收买民心，准备改葬太子申生，晋国老大夫狐突随行至申生生前所居之邑曲沃新城（今山西闻喜东北）。狐突是晋臣狐偃之父，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的外祖父。《左传？僖公十年》和《史记？晋世家》载，狐突在新城参加改葬时，恍惚间遇见太子申生，申生让狐突为他御车，在车上他告诉狐突说：“夷吾办事无礼，我已求得天帝的同意，准备把晋国交给秦国，秦国将会祭祀我。”狐突乃对申生回答说：“臣听说，神灵不享受别族的祭品，百姓不祭祀别族的神灵。如果晋国不存在，您的祭祀会断绝的。何况百姓有什么罪过，为什么要以灭国作为处罚呢？处罚不当而又祭祀断绝，都是不合适的，您还是考虑一下。”太子申生说：“好。那我将重新请求。过七天，在新城西边，将有巫者在那里附现我。”狐突答应到时候去见巫者，申生突然不见了。到了约定的日子，狐突去见巫者，这位巫人告诉狐突说：“我请求惩罚有罪的人，天帝允许了，这人将会在韩地受困。”
狐突遇见申生完全属于一种幻觉。幻觉是在没有外物刺激的情况下由人体自身生成的一种虚假的感知，亦即人们常说的“白日梦”。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主要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大类，后者代表着人的本能欲求，平常受到意识的潜抑，而当意识因某种原因变得松弛时，潜意识就会以做梦、幻觉、笔口之误等形式表现自己。因而，幻觉在本质上代表着人的某种深藏不露的期盼和欲求。
在晋献公晚年的朝政纷争中，狐突更倾向于支持申生，申生被害后，由于重耳素有贤名以及与重耳的亲缘关系，狐突转而支持重耳，他的两个儿子狐毛、狐偃一起随重耳出外流亡，这是狐突支持重耳的最明显的证据。惠公夷吾回国执政，不合狐突的本意，加上惠公一上台就杀了里克等倾向重耳的大臣，使狐突对惠公政权更产生了一种内心的对抗和憎恶，但这种情绪因受到传统的君臣观念的抑制而难以表现。在改葬故太子的活动中，悲愤情绪的强烈刺激和长时间的精神紧张使狐突的意识松弛，潜意识的暗流遂在某种场景的诱导下冲过意识的堤防，以幻觉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狐突通过遇见申生的幻觉，表达了他复杂的深层心理愿望：其一，幻觉掩饰了申生的死情，把狐突带入一种君臣重逢的愉快情景中，实现了他让申生存活人世的愿望。其二，狐突在幻觉中借申生之口，表达了他准备以晋畀秦、灭掉晋国的心理，这一要求因为已经得到了天帝的同意，成了无法避免之势，从而报了申生的冤仇，也伸张了他们对惠公政权的报复心。其三，狐突以百姓无罪的理由说服申生放弃灭晋请求，表达了他厚民爱国的思想意识，同时也满足了他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心理愿望。总之，狐突的幻觉体现了他怀念申生和反对惠公政权的意念，表露了他既仇恨晋国当权者、又同情晋国民众的复杂心理。
巫者附现申生的情景，既可能是幻觉的延伸部分，也可能属于幻觉过后的真实情景。如果属于后一种可能，那我们在难以知道申生、狐突与城西巫者往日关系的情况下，只能将其揣测为《左传》作者的想像性描述。如果是属于前一种可能，那则表明了狐突对上述心理矛盾的妥协态度。他既爱恋祖国、同情百姓，同时又憎恨晋国当权者，在这两种心理欲求的作用下，最后的决定是在保存国体的前提下给当权的晋惠公以惩罚。这一决定仍然是以申生的请求表现出来，并且也得到了天帝的同意。
公元前645年，即狐突幻觉之后第五年，秦晋发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秦军俘虏，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惩罚，巫者之言得到了证实。事实上，抛却先验的认识方法，我们不难确定，所谓巫者之言的“预言性”记载，肯定掺杂了《左传》作者对后来真实事件的照应性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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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突：仇视惠公，幻见申生（2）
幻觉代表着人的一种潜意识活动，这种精神现象由于没有意识的参与，因而不受现实境况的制约，它完全是个人欲念的表达，使个人欲念在表达中达到满足；另一方面，幻觉对个人欲念的表达又要披上一些貌似真实的伪装，它要假借过去的一些真实体验以及一些深入人心的道德规范来粉饰自己，以便不至于使过于唐突的欲念惊醒休眠着的意识，能悄悄通过意识的警戒，成功地表达自己。这是幻觉自我制作的机巧。狐突在幻觉中为申生御车，这一情景是有来历的。公元前660年，晋国###赤狄的别种东山皋落氏（在今山西垣曲县西北五十里，今为皋落堡）时，狐突曾为申生御车（事见《左传？闵公二年》）。幻觉中狐突又重现了往日一种愉快的经历，同时幻觉也借此披上了一层真实的外装。
狐突见申生的幻觉，是他的一种深层心理及其人格特征的表露，同时也是他某种强烈的政治欲念的表达。惠公执政时，狐突曾告老还家，人们也许以为他变成了一位超脱政治的贤达之士，但幻觉明确透露了他对惠公政权的反对态度，只是当时人们不能全都知晓他的幻觉，也无从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因而得不出关于其政治态度的明确结论罢了。《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和《史记？晋世家》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