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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是我的第三条死罪。”见平公有所动容，厨师接着说：“我猜想您的侍者中有嫉恨我的人。”平公让人查询，果然如厨师所言，遂免其罪，改而处罚了捣鬼的侍者。
平公下令杀掉厨师，并且不准劝谏，看来厨师必死无疑，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厨师的聪明之处在于以下两点：一是以自我列举罪状为借口，争取到了陈述说话的机会；二是在自己列举的三条罪状中，有意制造逻辑矛盾，让听众自己得出厨师不会有过失的结论。
厨师利用自我数罪的机会，讲了他对肉炙进行刀切、火烧和眼看的三个过程。三个过程和缠发的存在在时间上不能并存，这是简单的物性常识。事情的逻辑只能是：要么没有三个过程；要么没有该过程中缠发的存在。但是，刀切、火烧和眼观这三个过程是制作肉炙必经的三个程序，肉炙上席，说明三个过程是肯定存在、毫无疑问的。那么，这就逻辑地排除了缠发在肉炙制作整个过程中的存在，它就只能成了制作过程之外的增加物，而这与厨师已毫无关系了。
缠发既然不存在于肉炙制作过程，那就肯定添加于端盘进献的过程。发不会自缠于炙，必是侍者陷害捣鬼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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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偃：痈疮隐痛，梦坠头颅
荀偃属晋六卿中行氏之族，又称中行献子，一度为晋悼公时的中军元帅。《左传？襄公十八年》载，公元前555年荀偃准备伐齐，赴战前他梦见与先君晋厉公争讼，但未取胜，晋厉公持戈击他，他的头掉在前面，他跪下来安在脖子上，两手抱着头便跑，见到了一位名叫皋的巫人。几天后荀偃在路上见到了巫皋，向他谈起自己的梦，竟知巫皋也做过同样的梦。
荀偃的坠首之梦产生于两个原因，一是身体内部的感官刺激，二是他当时在君臣关系上的特殊心境。
荀偃梦见自己掉了脑袋，首先是因为他的头部正受到某种病理的痛苦刺激。《左传？襄公十九年》载，荀偃出师伐齐的次年春上，凯旋回国时生了毒疮，痈疽正好长在头部，以至于眼珠都鼓了出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严重的毒疮不会是突然生出，它一定在头部经历了一个由微到著、自隐而显的过程。荀偃出征前毒疮已开始形成，只不过疼痛极小，他的意识尚无明显的感觉，然而，他在白天没有感觉到的微痛，却在晚上被隐隐地感觉到了，于是他产生了别人以戈击己、自己脑袋坠地的梦境，梦使他头部的隐痛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弗罗伊德《梦的释义》中引用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断言说：梦很有可能使我们意识到在清醒状态并未予以注意的早期疾病状况。这一原因构成荀偃坠首之梦的内部机体刺激。
来自头部的隐痛刺激在荀偃梦中偏偏会形成与厉公争讼、头被击落的内容，是另有原因的。据《左传？成公十八年》和《史记？晋世家》载，公元前573年，荀偃因为惧怕晋厉公的几位宠臣危害自己，与当时的中军元帅栾书一起乘厉公外出时将这几位宠臣拘捕，然后指使大夫程滑杀掉了厉公，迎立晋悼公入主君位。晋悼公治国有方，深得人心；荀偃在悼公手下一直心不自安，他深怕悼公追究自己先前的弑君之罪，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是在厉公未曾加害的情况下将其杀掉的，由此产生了对厉公极重的负罪感，这种神经焦虑和道德的负罪感作用于潜意识，使其将来自头部的隐痛刺激制作成了上述梦的内容，通过他与厉公争讼不胜、头被击落的梦景，他表达了自己弑君的无理，并惩罚了自己弑君的罪责，长期困扰他的神经焦虑和负罪感得到了一次释放。当荀偃在梦中头坠于地后，他跪下来戴上了自己的头跑走，这既包含了向厉公跪而请罪的深层欲念，又表达了他诛而不死、罪而获生的求生的本能愿望。
晋军：虚张声势，示形惑敌
公元前555年，晋平公率数国诸侯伐齐，与齐灵公所率的军队相遇于平阴（今山东平阴东北）。《左传？襄公十八年》载，晋国军队在战前探测险要之处，到处竖起大旗，布置军阵，在战车左边坐上真人，右边放上假人，以大旗作前导，车后拖着柴草，故意扬起尘土。齐灵公远远望之，见晋国军队人数极多，自料寡不敌众，就率领军队乘夜晚逃遁了。
晋军中精通音乐的师旷次日晨对晋平公说：“乌鸦有了愉快之声，齐军大概逃走了。”晋臣叔向对平公说：“城上落下了乌鸦，齐师逃跑了。”晋军于是进入平阴，继续追赶齐军。
晋军在这次战斗中伪装兵士和军阵，以假诈敌，虚张声势，给齐人造成恐惧气氛，动摇了其作战决心，未曾交战就使齐军后撤。这是一次极成功的军事谋略活动。
平阴之战中晋人的谋略活动对同时代的孙武一定产生过一些影响，孙武以如下兵法理论概括了相类似的军事谋略：
第一，孙武提出“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孙子兵法？势篇》）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帅，伪装示形，用假象迷惑敌人，敌人便会听从调遣。唐代名家李筌直接以平阴之战为例解释《孙子》此句之意。杜牧认为《孙子》此句含如下之意：“我弱敌强，示之以强，动之令去。故敌之来去，一皆从我之形。”
第二，孙武提出了“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的用兵谋略。后代学者张预解释后半句时认为，用兵时可采取“迫而使之惧”的方式夺其“心谋”，这正好体现了平阴之战中的谋略。
第三，平阴之战中晋人在车后拖着柴草，故意扬起尘土，示以战车来攻。孙武正面理解这一现象，提出“尘高而锐者，车来也。”（《行军篇》）提醒人们，尘土高扬笔直上升，表明敌人兵车驰来。
第四，孙武总结晋人凭城上落乌而对齐军情况的正确判断，提出：“鸟集者，虚也。”（《行军篇》）和郑人凭鸟断定楚军空营的事情一样，杜牧、陈白皋、张预等《孙子》注家将此作为解注这一察敌之法的直接例证。
平阴之战是晋人谋略思想的胜利，它启发后人在军事活动中要善于筹谋，争取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的最高用兵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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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向：伪造私信，书“遗”敌庭
苌弘是春秋末期周景王、敬王大臣刘文公属下的大夫，在晋国六卿的内讧争斗中支持范氏，为晋国其他派系所憎恨。《韩非子？内储说下》和《说苑？权谋》都记载了晋国执政叔向诱使周室杀害苌弘所施用的“遗书计”。叔向常去周廷会见苌弘，这一次，他摹仿苌弘笔迹，以苌弘名义写下了一封托叔向转交晋君的书信，信中写道：“请按以前约定的时间兴兵攻周。”叔向会见了苌弘后照例拜见周君，假装把这封信遗失在了周君之廷，匆忙离去。周公看到这封信，认为苌弘暗通晋国，出卖周室，于是诛杀了苌弘。
叔向此计的要害，一是伪造苌弘通晋卖周的证据，二是把这一证据不露破绽地传给周君。只要完成了这两步，就自然离间了苌弘，达到借周君之刀杀掉苌弘的目的。
伪造苌弘通晋卖周的证据，叔向选用了书信的形式。他摹仿苌弘笔迹，写下了苌弘约晋兵攻周的书信，于是完成了计策的第一步。在更为关键的第二步中，他借拜会周君之机，将书信佯作遗失于周廷，于是把苌弘出卖周室的证据留给了周君，其他事情全如所料地顺利实现。
叔向的遗书计是对敌人的离间，它是把捏造的证据巧妙地转交给离间对象的上司，从而将卖国的罪名强加于该对象，不露痕迹地实现借刀杀人的目的。
遗书计被东汉末期的曹操谋士贾诩创造性地使用过。公元211年曹操率兵与马超、韩遂在渣关相持，曹操采纳贾诩之计，送给韩遂密信，信中重要字句故作改动痕迹，马超从韩遂那里要来书信观看，见多处改动，心中大疑韩遂。（事见《三国志？武帝纪》）《三国演义》据此生动地描写了“曹操抹书间韩遂”的故事（第五十九回），这都是巧借书信的离间策略。
智伯：送敌大钟，诱劈军道
春秋末有一小国，名叫仇由（在今山西阳泉市），此国地僻道狭，没有通车之路，故在大国争霸中得以生存。《吕氏春秋？慎大览？权勋》、《战国策？西周》、《韩非子？说林下》、《史记？樗里子列传》、《淮南子？精神训》多处记载了晋卿智伯以“大钟计”攻灭仇由的事情。智伯想攻灭仇由，苦于没有通车之道，于是筑了一口大钟送给仇由君，这口大钟必须两车并行才能运送。仇由之君为接回这口大钟，发动国人斩高岸、填低谷，拓出了一条又宽又平的大道。及仇由人将大钟运回，智伯率大军随到，一举攻灭了仇由。
智伯对仇由之君投其所好，以利诱之，他以赠送大钟为幌子，实则诱使仇由人修筑道路。智伯把自己征战中最困难的任务诱使敌方来完成，又避免了敌方的警觉，收到了出其不意和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钟计的要害是对敌人行动前投之以利，使其利令智昏。仇由之君接收大钟时，大臣赤章蔓枝曾反问说：“我们凭什么会得到智伯的大钟呢？”他向国君分析说：仇由国“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但仇由君因贪钟之欲甚强，根本听不进大臣的劝谏，真正如《吕氏春秋》所言：“欲钟之心胜则安仇由之说塞矣。”
魏文侯：示人和好，双辞韩赵
战国时的韩、赵、魏是晋国分化的三个国家。《战国策？魏一》、《韩非子？说林下》和《资治通鉴？周纪一》记载，有一段时间，韩、赵两国结怨欲战，韩君派人向魏国请求援兵，魏文侯回绝说：“我与赵君是兄弟，不敢借兵给贵国。”不久，赵君也派人向魏国请援，魏文侯回绝说：“我与韩君是兄弟，不敢借兵给贵国。”韩、赵两国从魏国没有借到兵，对魏国很是憎恨。后来，两国知道魏文侯是想以此使他们讲和，都很感激，于是两国尊服魏国。
魏文侯欲阻止韩、赵两国交战，但又不愿以武力去干涉制止，于是在双方请援时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他在拒绝请援时将受攻击的另一方称为兄弟，故意表现出与其更为友好的口吻，既未使请援方受到过分刺激，又使他们难于轻易向另一方进攻。
魏文侯拒绝了一国的请援，又显示了与另一结怨国相友好的姿态，必然引起该国的憎恨，这是魏文侯能够预料得到的。然而，在某种交往中，魏文侯并不想得到对方一时的欢心，韩、赵同是自晋分化出来的新诸侯国，国力相当，在战国数雄中不算强大，双方相互攻击，必然两败俱伤，会伤害他们长远的生存利益，对这一点他们迟早会看清楚的。以某种方式阻止他们相互攻击，虽然会使他们一时憎恨，但等他们看清长远的利益后，是必然会得到他们感激的。尤其是，魏文侯在拒绝请援的方式上是给了两个仇怨之国同样的拒辞，当相互结怨的韩、赵两国知道了对方向魏国请援而被拒绝的情况后，他们又必然会为此高兴，这不仅会抵销他们对魏文侯眼下的憎恨，而且还会增加他们日后对魏文侯的感激。魏文侯双辞韩赵的请援，正是想收到这样的良好效果。
在与相仇怨的两方私下接触中，不是顺着一方说另一方的坏话，而是逆一方的心愿说另一方的好话，固然不能讨人欢心，得罪了两方，但却显示了不好是非、盼人和睦及忠厚处世的君子胸襟。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仇怨，当对立双方的仇怨冲淡或解除后，留给他们的就仅剩下了一个诚实厚道和可亲可信的形象。相反，如果在与相互仇怨的一方接触中，一味投其所好，说另一方的坏话，虽然一时讨得人的欢心，但却容易给人留下待人狡诈、喜弄是非的不诚信印象，人们在愉悦之后会怀疑他是否在别人面前也说了自己的坏话，是否也算计了自己，因而并不能对其建立起应有的信赖。魏文侯在与韩、赵各方的接触中谈论与另一方的兄弟关系，正是显示了自己不喜是非、消弭仇怨、为人和好的淳厚品格，双方虽然恨他，但却在内心信赖他。当韩赵两方看清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消减了相互的仇怨时，对魏文侯的憎恨转而变为感激，他们最终尊服自己所感激的信赖者，当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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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巧诈拙诚，价值何取（1）
智谋之士和信义之士往往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形象，哪种形象更易得到人们的信任呢？《韩非子？说林上》、《说苑？贵德》和《淮南子？人间训》多处列举了“乐羊以有功见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的两则事情，对智谋之士的“巧诈”和信义之士的“拙诚”作了一番比较。
乐羊任魏将去攻打中山，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为仕，中山国君杀烹了他的儿子并将肉羹送给乐羊，乐羊为表示必取中山的决心，食掉了这杯肉羹。魏文侯对堵师赞说：“乐羊因为我的缘故而食子之肉。”堵师赞回答说：“亲儿子的肉他都吃，那还有谁他不会吃呢？”乐羊攻下中山回国后，魏文侯奖赏了他的功劳，但怀疑他的忠心。与此对照的另一事是：鲁国的孟孙打猎，抓到一只小鹿，派秦西巴把它装车押送回去，小鹿的母亲一路跟着啼叫，秦西巴心中不忍，放归了小鹿。孟孙回家后向秦西巴索要小鹿，秦西巴回答说：“我当时心中不忍，把小鹿还给了它的母亲。”孟孙很生气，把秦西巴撵走了。过了数月，孟孙又召回秦西巴做自己儿子的师傅。御人问孟孙为什么要重用一个受到惩处的人，孟孙回答说：“他这个人不忍心残害小鹿，还会忍心残害我的儿子吗？”根据上述两则事情的比较，典籍的作者得出了“巧诈不如拙诚”的结论。
乐羊在军中食子示志，最终攻取了中山，反映出了他的“巧诈”之智，而秦西巴怜而释鹿，反映出了他所具有的一种“不忍人之心”（孟子语）。按照儒家所倡导的仁义观念，秦西巴比乐羊更符合于臣子的标准，因为以他所具有的“恻隐之心”（同情怜悯之心），必然不会产生对君主的残害行为，必然会尽心维护君主的地位而不会有非分的篡逆念头。乐羊恰恰相反，他虽然立了大功，但立功的过程正好表明他缺乏那种“不忍人之心”。许多典籍选取这两件事情作比较，并引申出某种结论，确实反映出了历史上特定文化背景下社会所具有的某种价值审判，意在启发人们按此标准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恰当的人格定向，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上述两事有一种性质上的不可比较性。乐羊的巧诈对象是敌国，而秦西巴的诚信所施，并不是孟孙的敌人。秦西巴可以对小鹿怜而释之，这并不会妨碍什么，但乐羊如果对中山之敌怜而释之，就不会有什么军功，就是对魏国的犯罪。人们可以要求某人对狩猎之物施以怜悯，以相互表白自己原本具有的恻隐之心，取得社会的赞许和认可；但任何君主都不会要求、也不希望自己的将军在战场上对敌人给以仁慈和怜悯，这一道理是根源于现实的功利观。
魏文侯绝不会反对乐羊在战场上以巧诈之智而立功，绝不希望乐羊在军中见亡子而饮泣丧志，但当乐羊食羹示志，以巧诈之智立功后，他转而又怀疑乐羊对君主的忠诚之心。魏文侯对乐羊的矛盾心理，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的功利观之间巨大矛盾的反映，表现着传统文化对于社会现实的背离。观念的要求和现实的要求从不同方面牵动着人们，使君主在看人用人上产生相互矛盾的心理，也使平常人常常在立功和立德的选择之间无所适从。现实要求人们立功社会，但立功的过程往往必须剔除无原则的仁慈，使用某种巧诈之智，而这很可能难以立德，为人猜忌；传统观念要求人们讲究仁慈，以诚信待人，杜绝巧诈，但这一要求又使人们难以立功。观念和现实的不同要求使用人的人和被用的人同时陷入了不易解脱的困惑中。
社会的发展总是要求观念向现实相趋合而不是相反，把握住了这一点，就是把握住了解脱上述困惑的根本方向。人们应该面对现实，经常地在观念领域除旧布新，而不应该让传统观念凝固了自己的思想，束缚住了树功于社会的心理和行为。众典籍的作者将上述有关乐羊和秦西巴两个性质不同的事情作比较，虽然机灵地揭示了人们在巧诈之智和拙诚之忠两者之间进行价值选择的矛盾困惑，但他们没有发现造成这一困惑的根本原因，没有从促进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得出了“巧诈不如拙诚的结论”，这一结论诱使君主着眼于一己私利来看待臣民和处理问题，引导臣民明哲保身地进行行为选择和人格塑造，会使人们常常放弃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
魏文侯：巧诈拙诚，价值何取（2）
其实，“巧诈”和“拙诚”并非互不相容的两种人格属性，它们可以统一于同一个人身上；人们也不能脱离具体对象和条件来谈论二者的孰优孰劣。抛开两个特意选定的事例，它们的关系就能看得比较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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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璜：贤君臣直，智救同僚
《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新序？杂事》、《资治通鉴？周纪一》讲述了战国初翟璜巧谏魏文侯，免除任座之罪的策略方式。魏文侯与几位士大夫宴饮，席间他问大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大家赞仁称智，都说的是赞扬之语。轮到任座发言，任座说：“您是一位不贤明的君主。攻取了中山不封给弟，却封给儿子，以此知道你不贤明。”文侯不高兴，怒形于色，准备处罚任座，任座吓得快步跑了出去。接下来轮到翟璜发言，翟璜说：“您是贤明的君主。我听说过，贤明的君主，他的臣子说话就直率。刚才任座的话很直率，‘因此可知您很贤明。”文侯听了很高兴，急忙将任座从门口请过来，拜为上卿。
魏文侯让大家评论他，看来是更喜欢听到赞扬的话，任座的批评之言惹怒魏文侯之后，翟璜既想肯定任座的意见，又想不再惹恼君主，还想让君主高兴地赦免任座，于是就在君臣关系上巧设玄机，把君主的贤明和臣子说话的直率作为一般的规律而联系在了一起，提出了只有君主贤明，臣子才说话直率的认识前提。以此为前提，他以任座说话直率来反证魏文侯的贤明，自然使魏文侯乐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