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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庄王之后约三百年的思想家孟轲为此尖锐指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认为在战争中“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孟轲是立足于更一般的意义上谈论战争诸条件的比较，其思想和楚庄王是相通的。
一个国家可能不需要战争的进攻，但任何国家都需要战争的防御。楚庄王的分析从反面告诫人们，战争的防御需要物质条件，但战争的防御的重点应在于促使民心的和顺，且不可以伤害民心为代价而强求换取超过国力负荷的某种物质条件。人们应该常常注意一种事物反面因素的存在和作用。
楚庄王：臣不超己，退朝而忧
战国时的吴起一度在魏武侯手下为臣。《吴子？图国》和《新序？杂事》中记载，魏武侯与群臣谋划事情，群臣都赶不上他，武侯退朝后面有喜色，吴起于是对他讲了春秋霸主楚庄王的一件事情。
楚庄王曾经与群臣谋划事情，群臣都赶不上他，他退朝后面露忧色。大臣申公问他为何面有忧色，楚庄王回答说：“我曾听说，每一世代都有圣人，每一国家都有贤才。能得到圣贤为师的人，才能为王；能得到圣贤为友的人，才能称霸。现在我本人才能不高，群臣反而没有能赶上我的，楚国恐怕危险啦！”
讲完这一事情，吴起接着对魏武侯说：“在楚庄王感到担忧的地方，您却很喜悦，我私下感到不安。”魏武侯于是面露惭愧之色。
君主和臣下都是所谓“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语）的人物，客观上总有一个才能的高下比较。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说来，或者是君主的才能高些，或者是臣下的才能高些。在君主才能高于臣下才能的时候，魏武侯一类君主感到非常得意，而楚庄王一类君主却感到非常忧虑，这两种不同的心境反映着两类君主不同的认识观。
在魏武侯看来，当臣下赶不上自己的时候，正好衬托出了自己才智的高超，正好表明了君主所以成为君主的理所当然性。这种情况不仅满足了他自矜自尊的心理需要，而且使他免除了对臣下恃才谋篡的担忧，因而他感到庆幸。但在楚庄王看来，当臣下赶不上自己的时候，正好表明了自己身边人才的缺乏，表明了国家的空虚，这种情况满足不了他称霸天下的客观需要，甚至还可能危及自己国家的生存，因而他感到焦虑不安。两种相反的认识看来都有各自得以成立的理由。
魏武侯和楚庄王都是一国之君，把君主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们就会发现，君主这一社会角色的成功与否，关键是看他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是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高明的君主总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毫不转移地投放于国家事业上，国家事业的长足发展才是他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从这一角度来审查，魏武侯的认识观背离了君主的角色要求，他追求的仅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心理需要；而楚庄王的认识观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正是在这里，才见了两位君主才智的高下，而这种高下也已得到了历史的证实。
事实上，君主和臣下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社会对他们双方有着不同的要求。君主所应有的才能，主要不在于对具体事情的谋划，而在于调动和裁定群臣的谋划。一个君主，如果他拥有才能出众的臣下，并且善于驾驭臣下，他所追求的事业就有无限的生机。
魏武侯在具体事情的谋划上也许真的比群臣高明些，但他仅仅看到了个人才智高明的一面，却未看到手下人才缺乏的一面，表现了一位君主个人注意力的偏差，吴起以楚王的事情相提醒，他转喜为愧，表明了他尚未失掉知错而悔的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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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庄王：谎称“神箭”，诈言稳军
《左传’？宣公四年》记载了楚庄王在危急关头编造假言以安定军心的计策。庄王执政时，令尹斗越椒反叛，庄王率领军队，与斗越椒战于皋浒之地，他亲自出战，击鼓督军。斗越椒远远望见，弯弓射来一箭，那箭飞过车辕，穿过鼓架，扎于铜钲之上。庄王急令避箭时，斗越椒射来第二箭，这枝箭飞过车辕，穿透了车盖。庄王军队在一片惊慌气氛中退却。休战后，士兵们拔下斗越椒射来的两枝箭观看，但见其特别长大，锋利无比，见之者个个吐舌。庄王见士卒对斗越椒的“神箭”很恐惧，于是心生一计，他让夜间巡视军队的人对大家说：“我们的先君文王当年攻克息国，得到了三枝这样的利箭，越椒偷去了两枝，已经全用完了。”士兵们听到这话，才放下心来。第二天庄王军队奋勇杀敌，击败了斗越椒。
斗越椒的“神箭”给庄王军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恐惧，以至于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军心浮动，为了安定军心，以利再战，必须消除“神箭”的恶劣影响。庄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否认“神箭”的存在，因为这是人们所共见的事实，矢口否认，反有欺军之嫌，然而，庄王在承认“神箭”的时候，机智地将“箭手”和“箭样”暗中分开，他闭口不提箭手斗越棚箭艺的厉害，却大谈箭样的来路不凡。他把“神箭”之“神”归于箭样的非同寻常，暗中抵销了斗越椒的超常箭艺，消除了兵士对叛臣的迷信和恐惧；不仅如此，庄王故意传言说斗越椒只盗得两枝箭样，这就等于明白地告知士兵：叛臣手中已用完了最厉害的武器，他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楚庄王在与叛臣战场较量的紧迫之时编造谎言，一时稳定了军心，然而，这一急智在后面留着一个极危险的暗洞：如果在此后的两军交锋中斗越椒再射来同样的一二枝箭，庄王的谎言就会完全“露馅”，这样，非但士兵的恐惧心理会重新产生、更加严重，而且士兵们会确认庄王对他们进行了欺骗，进而会失去对庄王的信任，事情肯定会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杜绝这一险洞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给斗越椒造成再次射箭的机会；在他再次放箭之前彻底结束战斗。庄王的急智的确稳定了军心，但同时也把自己逼到没有回旋的困境。英武的楚庄王第二天“鼓而进之”，消灭了斗越椒，自然会有出奇制胜的高招，可惜没有史载，今人不得而知，只有《列国志》中“养由基箭射斗越椒”的演绎故事供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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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由基：巧防神攻，箭射越椒（1）
春秋时楚国有一著名的神箭手养由基，《左传？成公十六年》对其高超的箭艺略有所记，《列国志》第五十一回描写了养由基与叛将斗越椒赌射并取胜的用艺之智。
斗越椒曾以两枝神箭震惊了楚王的军士，他也是一位有名的箭手。当楚王的平叛之军和斗越椒隔河相对时，楚王军中的小将养由基提出与斗越椒较射赌胜，两人约定各向对方射三箭，且不准移动躲闪。斗越椒欺养由基为无名之辈，遂提出由自己先射，欲将对手先行致死。斗越椒第一箭射来时，养由基用弓梢一拨，箭落于水中；第二箭射来时，养由基将身子一蹲，箭从头顶而过。斗越椒不准养由基这样躲闪，说定后射来第三枝箭，养由基两脚站定，并不移动，箭到之时，张开大口，刚刚将箭镞咬住。
轮到养由基射时，他提出只用一箭。养由基取箭在手，拉动弓弦，斗越椒听得弦响，将身子往左一闪，哪知养由基只是虚拉弓弦，并未放箭。养由基二次虚扣弓弦，只见斗越椒往右去闪，乘其闪身之时，养由基发出箭矢，正中斗越椒之首，斗越椒命丧黄泉。
养由基的赌射取胜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防御，第二阶段是进攻。在第一阶段上，养由基的中心任务是保护自己，防止对手进攻的伤害，他连续采取了拨箭、下蹲和咬镞的方式，使对手的三次进攻连告失败。养由基的三种防御措施各具特点，互不重复，均出斗越椒之预料，表现了他极高的防射技能。在第二阶段的进攻上，养由基以假象迷惑对手，他虚弦惊敌，令其防守而观其防守动静，在对手二次处于避箭防守的静态时，实发一箭，结果了对手性命。
养由基的较射是一种技能智用的比赛，从军事战术角度看，养由基在防御阶段上采取的是三种不同的应敌策略：第一次，他用中途“阻击”的方式粉碎敌人的进攻；第二次，他在敌人发出进攻之后，迅速转移受攻目标，使敌之进攻扑空；第三次，他凭借过硬的本领使受攻目标自我防卫。三次防御方式不同，都达到了保护自我的目的。值得提及的有两点：一是养由基的三次防卫虽然方式不同，但都遵守了赌射的约定条件，未作移动，他是在一定的条件之内选择防卫方式的；二是养由基的防卫形式多样、变化莫测，既使斗越椒难以预料和提防，从而极大地提高了防卫的有效性；，同时又借此向对手显示了自己的箭艺和手段，对对手起到一种心理威慑作用。
在进攻阶段上，养由基虚张声势，佯示攻击，以此调动敌人，探测其虚实，当敌人处于他自我感觉的最佳防御位置、再也没有其他防范的准备时，养由基出其不意地突然攻击，乘敌无备时一攻取胜，致敌于死地。
养由基在这次较射赌胜中体现出的军事攻守策略与《孙子兵法》中的许多原则是相吻合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孙子兵法》将军事战术分为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进而提出：“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虚实篇》）《孙子》在这里是把军事攻守的成功完全建立在对敌人智谋取胜的基础之上的，认为对敌人攻守的成功首先在于智谋上的取胜，进而指出：“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形篇》）主张作战者先要严密防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捕捉时机、发动进攻，以战胜敌人。《孙子》认为：“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防守时要让敌人莫测虚实；进攻时要让敌人猝不及防，这样自会达到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养由基的较射防攻之策是完全符合这些原则的。
第二，对于防守，《孙子兵法》讲：“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兵法主张防守时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来进攻的侥幸心理上，而要自己作好充分准备，寄希望于自己难被制胜的强大实力上。养由基深知斗越椒箭艺的厉害，他谨慎防卫，一方面用“实而备之，强而避之”（《计篇》）的基本防御策略避免敌人的攻击伤害；另一方面又用“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势篇》）的原则，灵活地选取各种防御手段，使敌人难以预料。
养由基：巧防神攻，箭射越椒（2）
第三，对于进攻，兵法要求“避实而击虚”，认为“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虚实篇》）。养由基和斗越椒初次交锋，难知对手防守的虚实，于是他以佯动示形的方式调动敌人，探测对手的防御规律。兵法云：“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势篇》）如何调动敌人，探其虚实，兵法提示人们说：“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主张用挑动、示伪和角量等方式探测敌人。按此要求，养由基用虚扣弓弦的方式调动敌人，使其显形于己。摸清敌人的防守规律后，养由基本着“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虚实篇》）的原则，猝然发矢放箭，收到了“攻其所不戒”（《九地篇》）的理想进攻效果。
养由基较射的胜利启示人们，取得某种技能较赛的胜利，首先要依靠自己该项技艺的高超，人们应该常常注力于自己某项技艺的培养和提高，以此去和对手决胜，而不应该把决胜的希望寄托于技艺之外；同时，某项技能的较赛还有赖于智谋的指导和配合，人们在自己技能培训的同时，还应着力于谋略思想的锻炼和提高。技能和智谋是人生克敌制胜的两个必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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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相者：以交相人，命运粗断
《新序？杂事》记叙说，楚国有一个善于相人的人，他因对人断语正确，、从无差失而闻名于国中。楚庄王见了他，询问他相人的奥秘，那人回答说：“我并非能相人，只是能观察人的交友。一个平民百姓，如果他结交的都是遵守孝悌、忠厚谨慎的人，那这人必定家财日增，一生平安，这就是所谓吉祥之人。一个做官为臣的人，如果他结交的都是诚信之人，好行善事，那这人就会不断长选，官运亨通，这就是所谓吉祥之士。一个君主，如果身边的多为忠诚之士，敢于直率地劝谏君主，那必然国家安稳、君主尊荣、天下富裕，这就是所谓吉祥之君。我就这样从人的交往中看人之相。”
我们难以断定相人有否真正科学的依据和方法，但却能够肯定，上述楚人的“相人”之方有其极大的合理性。
人们按照自己的认识和观点看待外界事物，对于与自己看法大致相同的人，会逐步产生一种内心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如果能不断得到强化，那相互间就会增加往来，甚至结为知己；，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交往关系。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有内在原因的客观事实。
楚国的这位相人者也许对他的考察对象并不知底，但他首先确定该人的交往范围，接着分析这一范围内许多人物的共性特征，凭此就知道了考察对象的基本情况。事实上，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那些自发的交往群体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其相同要素的凝聚，它们要本能地通过凝聚形成力量，既抗拒来自不同要素的压力，又实现自己的归属。因而，同一群体的人总有其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只要愿意仔细考察、认真分析，总能发现其有别于其他群体的共性特征。反过来，某一群体的共性特征必然为该群体中的个体所拥有，发现了其共性特征，就等于掌握了对其中任何个性做出断定的基本依凭。
相人者不仅要断定一个人的基本情况，还必须指出一个人的大致命运。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其相对稳定的礼仪规范系统，都有与之相应的奖惩标准和升贬机制，掌握了一个人的品德、性格和特长爱好等基本情况，把他放置于社会特定的奖惩机制中去考察，分析社会对他的个性发展能给予多大的允许度，看他在社会中会得到多么大的奖惩量，这就多少能窥见他人生的必然命运。如果相者能在此基础上再辅以人生偶然性的诡秘式提醒，那就真可以作为一次人生命运的预测了。那位楚国的相人者看来是很有经验的，他把受相对象分为普通百姓、国家官员和朝中君主三类，结合各类人不同的人生目标和客观条件，紧扣受相者本人关注的问题，常常能做出令人叹服的预测。
凭交友而断定一个人，严格说来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相人，也许这位楚人要借“相人”之名蛊惑人心，吸引顾主，有他自己另外的目的，但不管怎样，他的“相人”不是凭主观臆断，有其客观上的合理依据，他“相人”的奥秘告诉人们：一个人的结交对象往往就是该人的影子，其中反映着该人的某些特征，从一个人众多的交往对象上，能观察到该人不少的个性特征。考察一个人，应该把他的交往对象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以从中发现直接考察所不能发现的特征。同时，一个人和他的结交对象在形象上互为镜子，人们常常不能准确认识自我形象，但只要能真正了解自己结交对象的群体形象，也就能对自我形象的基本特征有所了解，这也许是人们追求自知之明的一条有用方法。
孙叔敖：为官三怨，贤相可免
孙叔敖是楚庄王时的令尹，被后世视作列国名相。《列子？说符》记载：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隐士曾对孙叔敖说：“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问他何谓“三怨”，这位隐士回答说：“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孙叔敖告诉他：“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
爵位、权力和俸禄是一个人做官的三种伴生物，并且一般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一个人希望获得更高的官职，也正因为伴随这种官职而来的，是更高的爵位、更大的权力和更厚的俸禄，他个人的尊严、价值和享受由是也会得到更大的满足或更充分的实现。然而，事情也有另外一个方面：首先，愈高的爵位位数愈少。一个人获得了更高的爵位，表明他占据了更多的人所觊觎获得的目标，堵塞了众人企图逐层晋升、获取尊荣的狭窄之路，必然招致众人的嫉妒。其次，一种政权机构能够施予社会的总权力具有一个客观的限度，其中的一个人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必使主上的权力减少，而且更大的权力也构成了对主上地位的威胁，因而他很可能招致主上的憎恶。另外，丰厚的俸禄会使一个人拉大他与众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极易促成他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气，从而招致众人的怨恨：孙叔敖是当时楚王手下官职最高的人物，狐丘丈人告诉他高职位可能招致的嫉妒、憎恶和怨恨，这一诚恳的提醒包含着他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观察和深沉的思考。
孙叔敖并没有否认这三怨的存在，他也不愿蒙受三怨；作为一代名相，他向狐丘丈人告诉了自己居处高位而避免三怨的基本方法：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气越是卑下。低爵位和无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础，一个人占据了荣耀显贵的高爵之位，其显贵本质上是以不曾显贵的广大民众为存在基础的，因而他绝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应当愈怀卑谦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于民众的荣耀最大程度地还给民众本身。孙叔敖正是保持了这种卑下心态，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其次，他的权力越大，他处事就越是谨慎小心。在一定的权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权力界限，把自己的行为谨慎地控制于该界限之中，对于涉界的事情绝不擅权用事，留给上峰发挥意志的充分余地，彻底免除其受威胁之感；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自己权力的分量，慎重地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