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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荣耀》也是从埃及的神庙里找到的，这本书里记载了许多示巴女王与所罗门以及他们儿子的故事。
公元前536年，埃及成为波斯的一个省。“救世主”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2年从马其顿远道而来，受到埃及人的热烈欢迎。托勒密王朝开始于公元前305年，延续14代最终被罗马帝国在公元前30年推翻。公元395年，拜占庭统治埃及。公元639年，###世界的阿拉伯人进军埃及。所以，今天在埃及看到的人不是壁画上的那些种群，他们是后来的希腊人、中亚人以及阿拉伯人。
埃及早期一直是多神崇拜，后受基督教影响极大，公元7世纪又全面实行了###教。
对于史前史的研究，许多人喜欢以规律寻找答案。但有时候照搬规律也会失败。因为创造历史的人们是活生生的人，那些富有个性的国王会使僵化的考古学家永远也找不到正确答案。比如古代宫殿多是有城墙的，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鉴定王城就是依托城墙来辨别，在安阳就碰到了类似的难题，一些宫殿看起来像是王宫但是缺乏城墙证据的支持，不知道现在是否最终找到了那些宝贵的痕迹。不过在商朝同期的公元前14世纪，埃及帝国的爱赫那顿法老就是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他在底比斯以北300公里处建造的王宫就没有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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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世纪埃及“政变”（2）
年代 国家 古埃及 中国“三代”
公元前2040年 中王国开始 夏朝开始
公元前1567年 新王国开始① 商朝开始
公元前1320年 拉美西斯家族上台② 后商开始
公元前1085年 后王朝开始 周朝开始
注：此表取大致年代
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巧合实际上不仅仅发生于中国与埃及之中，假如有其他较大的中东古国相比较，都有或深或浅的可疑对应。偶尔我想，或许这更大范围的两地“谐振”才是更合理的？比如“二战”期间，为什么欧洲在卷入战争的同时远东地区的中国也与日本开战，甚至把远在美洲的美利坚合众国也给牵涉进去。这些全球效应并非偶然，并且亦非近代如此，自古可能就已经有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远古与今天的区别由于交通的不便可能只在时间上有些拖延，其余都应该是一样的。
埃及与周边的可能联系
在过去大约2500年内，古代世界各个不同文明与埃及发生着走马灯式的联系，一直到7世纪阿拉伯人的统治才获得了相对的安定。作为人类最辉煌的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埃及，在近代已经失去了光辉。
很难考证对于远古时代埃及与周边国家的联系，现代的一些历史或许可以为我们找到一些案例以说明古代的可能敏感连动。看看下面这个案例我相信会有助于我们对红海两岸的历史了解。
1962年，一群青年军官在首都萨那发动政变，夺取了也门政权。被推翻的君主逃到沙特阿拉伯地区，他们在那里筹措资金准备回到也门进行内战。同时，政变者却去请求埃及政府支援，当时的埃及纳赛尔总统真的派出军队到也门增援③。
也门内战在1963年残酷地展开，埃及军队直接参加了战斗。事态惊动了远在美洲的美利坚共和国与联合国，他们出面调停，希望沙特与埃及势力离开也门，呼吁双方停战。但是调停没有成功，几谈几战，埃及派兵最多时达到5万。
中东地图
这时在地中海东岸发生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它牵制了也门的局势。埃及与沙特无力东顾，趋向和解，以共同对付以色列人。埃及撤军引起也门国内大乱，示威游行导致了上百名埃及士兵被打死，最终沙特在1970年被迫承认也门共和国成立。
埃及在此期间军费达10亿英镑，据说多半花在也门战场。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有人分析败在同时介入两个战场”①。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可以说明中东地区，主要是埃及与阿拉伯半岛地区，“牵一发动千钧”的局面。古代的情形与此不会相差很远。比如公元前的14世纪。
埃及与中国
很意外地在《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389页）中看到：“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西周的丝绸就经中亚、西亚，辗转运抵埃及。”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以“黎轩”、“黎踺（革建）”、“乌迟散”、“阿黎散”等出现于中国的文献。同时在南方，“埃及人利用西南季风从红海起锚，直航印度，运回珍贵稀有的中国货”。
该书认为中国与埃及之间的“直接”交往是从汉代开始的，根据《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曾经派人到“黎轩”。《后汉书》则记载“海西”（亚历山大城）的杂技演员到中国进行杂技表演②。我认为古代的国际交往或者外交，与今天的没有实质上的变化，都通过战争或者商业贸易或者艺术进行交流。中国的杂技本来来自“西方”，现在据说中国的杂技水平高超，我现在又看到中国杂技演员正在北非进行培训外援的报道。真是三千年河东三千年河西。假如不是有记载，谁相信啊。
中国古代称呼埃及为“勿斯离”，最早提到的可能是唐朝。“中埃直接经济交往可能开始于二三世纪之交（一说公元一世纪）”，……三世纪中叶的《魏略》介绍到欧洲去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经红海到尼罗河转进地中海的。
有人认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于二世纪进入红海。我认为这些时间都远远晚于真实的时间。真正的海上交通的开始至少得在5000年前。但是比较规范的来往则是从大约3500年前开始。这一推测是根据中国境内的某些考古结果来推测的，同时我也认为，只要在地理方面没有大的改变，技术方面没有大的突破，基本上就可以大胆推测交通状况在某些大的时段内的统一性，不必过分依赖文献——因为保存至今的文献所借助的文字成熟于大约2500年前，而这段时间恰好出现全球“变乱”，海路隔绝，文献的空白不能证明之前的交通就不存在。
中国与埃及直接面对面的交往发生在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与埃及发生三次大的激烈战争，以蒙古人的失败而告终。这时期来到中国定居的埃及阿拉伯人同样被称为“回”人。中国与埃及其实并不远。中国与中东也不远。
不能遗漏的沙特
按照“夏商周”的顺序，我该把拜访的第一站放在沙特。但我还是转了一个大弯，“最后”才不急不忙地来到沙特。由于我们对于沙特了解实在太少，所以刚一开篇其实就是结尾。
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沙特阿拉伯其实很年轻，然而它的历史却很悠久。沙特是中东最大的阿拉伯国家，是阿拉伯国家的核心。专门为夏甲所建的麦加城就在今天的沙特境内沿红海一侧。
属于闪族的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半岛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南部阿拉伯人，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主要居住在也门的盖哈坦人（Gahtan）；北部阿拉伯人叫阿德南人（Adnan），据说“阿德南”是亚伯拉罕之子易司马仪（亦即《圣经》）中的“以实玛利”）。“Adnan”这个名字让我再一次想起四川境内具有悬棺传统的僰人后代，据说在他们祖先的古墓中有名字为“阿旦沐”的物品，那些中国人自称姓“阿”。中国的悬棺最早登陆于中国的福建地区，时间是3840年前后。这些信息一次次让人想到亚伯拉罕的这位后代：时间、名字、以及悬棺方式。
南北阿拉伯人世代为仇，之间有许多差别。南方阿拉伯人善农业，北方主要为游牧业。南方为土著阿拉伯人，北方稍晚。我们一直关心的古典“南阿”文字就是南方阿拉伯人使用的文字；北方阿拉伯人最先使用过希伯来语，后来也接受了“南阿”，最后又演变出北方阿拉伯语。在###教革命之后，北方阿拉伯语取代“南阿”语言。这个语言发展关系对应到中国夏、商之际，可以有助于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北方阿拉伯人从西部进入中国腹地，南方阿拉伯人从南部进入中国腹地，所以夏商使用了不同语言体系。
首都在也门地区的“麦因王国”起始年代不详。其势力范围曾达红海北部的汉志地区，即今天沙特阿拉伯境内西部，包括麦加城。这个民族擅长经商，在死海附近的约旦等地都有商业驿站。麦因人在商业活动中使用腓尼基字母，可以确切表明他们与希腊和埃及都有商业来往。假如他们能到希腊，基本就和与进入中国西部的距离差不多了。麦因人使用腓尼基文字的事实很重要，中国夏朝以及晚期的半坡文化使用的恰好就是这种文字。
据说“麦因王朝”也是男性统治，有过27位国王。
与之比邻的萨巴王国早期是女性国王。古代萨巴王国也进入了今天的沙特阿拉伯领域。萨巴王国与麦因王国有不同的语言，萨巴人有“南海腓尼基人”之称，萨巴人同时以水利农业著称。
我们可以假设麦因人从北部进入了中国西北境内。萨巴人则可能参与了中国东部与南部沿海的活动，他们之所以比前者晚一些进入中国，原因是他们需要海航技术支持，部分人也可能通过印度进入中国西南地区，比如在孟加拉湾的最北端到中国的云南、四川一带直线距离很近，但那里山高路险，交错横断，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已知早期阿拉伯地区有几个周期性的大规模外迁活动，其动力为何没有结论，他们去向哪里也是个谜。
其实不能遗漏的国家与地区实在太多了，但是我们暂且先关注到这里。不过可以在这里提示一下，我一定会在以后合适的其他著作里重点介绍中东北部的一些国家，比如赫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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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与孔子（1）
在东周和秦朝，有人会出于一些特殊目的进行文化清洗，这些人可能首先是为了重建当时的新中华文明，彻底割断与“夷地”的联系，或者有其他的“文化革命”思想也未必。
从种种迹象看，汉朝有“西域”的记录，无论水陆交通全无禁忌，那么这个故意割断文化“脐带”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汉前，最有可能在秦代，并且进行得很彻底。
著名华裔考古专家张光直先生在《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318页）中说：远为重要的是我们从后来的历史中得知，秦朝的建立者——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下令在全国焚烧政治类的书籍。根据由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所编写的中国通史《史记》的记载，在秦始皇34年，他的丞相李斯建议“烧掉除秦史之外的所有史书。除官方的学者外，任何人所保存的古代诗歌、史书或诸子百家的书都一律由地方官和军队将领加以没收和焚烧……不必焚毁的只是那些医书、占卜书和农书”。这位皇帝采纳了该建议，焚书在整个秦帝国的范围内进行。一些书幸免于秦人焚书的浩劫，但其数量寥寥无几，且常处于因被腐蚀而残缺的状态。
秦始皇这个人非常特殊。中国的统一历史开始于他，统一文字始于他，统一度量衡始于他，统一思想恐怕也始于他。或许这个人胸怀重建中华文明的大志，而改革文化只是他革命的一部分。在他统治期间，发生类似于斩断文化的可能非常大。他排斥儒教、坑杀儒生的行为，除了思想上的分歧之外，有可能是种族分歧，昭显了秦与“三代”尤其是周朝的种族上的分别，或者级别上的对抗。以秦始皇在其他方面的魄力看，他的毁灭行为是非常彻底的。我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对于秦始皇时期的探讨不够，有些问题从来就没有被提出来过。
“焚书坑儒”很可能是一场宗教斗争的结果。要从这方面研究“焚书坑儒”事件，首先就要清理“儒教”的真正根源。
前几天看到一篇厦门某大学老师写的“儒教起源于犹太教”的论文。没错，中国儒教内核很可能就是犹太教，最初的儒生很可能就如那位学者推测的是“拉比”。“儒教”乃“犹教”，从发音上，ru…you，也很接近，在北方这两字发音区别还比较大，在南方很多地区基本上没有差异。
我认为“儒”（ru）实际上可能来自与“Jew”有关，“d u：”而“ju：”，然后再转换为“ru”就清楚了。“儒教”在初期可能属于或者根本就是“犹太教”（Judaism），或者就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逐渐分离出来并最终形成我们熟悉的“儒教”。
孔丘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有人视其为不信鬼神的原始唯物主义精神，这个推理是错误的，并且错了2000多年。
在中东，犹太教与“怪力乱神”的万物有灵的原始萨满教也一直势不两立，之间有过几次血腥斗争，动辄处死败者一万上千。这从《圣经》上看得很清晰。作为一个犹太教的传人孔丘自然也是愤恨“怪力乱神”的，而非唯物主义思维。信“一神”而“远鬼神”会被人误以为是“不信神”，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萨满教、一神教、唯物主义，三者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最大的差别是一神教依然为有神论者，只是反对万物有灵而已。这个对于“不语怪、力、乱、神”的误解竟然歪打正着导致了中国某种程度的“无神论”传统。明朝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公元1552～1610）初来中国时就在三教（其他两者为佛教与道教）中独尊儒教，大概就是因为“儒”天生与“犹太教”的同源关系，后来他发现实际上儒教是无神论者，所以他又下令禁止祭孔。但不管最初的孔子是否是一神论者，总之人们已经把他当作无神论者了。孔子已经被注解了2000多年，孔子还是最初的孔子吗？假如孔子有可能不是原本真实的孔子，那么儒教当也不是当初的儒教了。
作为儒教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了2000年，孔丘的“不语怪 、力、乱、神”很可能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一种意外的色彩：任何宗教都无法长期深入地占据中国。尽管最初很可能是出于“一神教”而提出的这个思想，但由于后世人们理解的混乱反而成为遏止宗教的口号。这样的儒教土壤倒是极其适合唯物主义思想生长，所有儒教发达地区（在中国主要是汉族地区），有组织的一神教反而更不容易生根发芽，但原始的自然崇拜却依然盛行。这是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①”但一碰到思想的高压线，孔圣人的原则还是有的，这点正如《圣经》中犹太人当初镇压金牛教崇拜者。对于孔子是否诛杀少正卯一事至今已聚讼千年，我试着在“全球文明同源”的背景体系下再来一解，看是否可以互相印证，从而也看看“不语怪力乱神”是否也在这个奇特的案件中得到了贯彻。
“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②到底犯了什么王法竟然遭到屠杀而使圣人不手软？关键在“乱政”二字。
诛杀少正卯发生在鲁国。山东这个地区是商朝故地，是中东到中国的海路停靠站、大本营，这里有十分特别的人文土壤，商周时代这里肯定是犹太教的天下。从中东本土犹太教与其他自然崇拜的激烈冲突看，中国山东肯定也有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鲁国当为旋涡中心。孔丘上台做宰相7天就诛少正卯，看来不仅“罪行”清楚，而且有人急不可待，是非杀不可，即便有违“仁政”也在所不惜。
秦始皇与孔子（2）
《荀子·宥坐篇》总结少正卯几大罪行为：曰心逆而险、曰行僻而坚、曰言伪而辨（辩）、曰记丑而博、曰顺非而泽。总体看来没有实质罪行，排除了刑事可能，亦非经济民事犯，也没有具体的政治叛乱，看来属于“莫须有”的思想犯，就是常见的“乱政”###。实际上很可能应该是“异教徒”犯，在孔子时代准确地应该说是“异端”①。
孔丘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犹太教徒，相去也一定不远。孔丘杀少正卯就应该是宗教###。而秦始皇“焚书坑儒”基本上也出于类似原因，但是却从相反处来。并且可能由于儒教的中东根源，为了切断这个根源，焚书坑儒，干脆把历史也给毁了，连带把国家民族历史生生割断，这影响的岂只是中国史前史，它直接影响了世界史的连贯，甚至影响了人类发展史的圆满推断。中国是个大国，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一环断环环断，一个文明链条因为中国的缺损而断裂。
这个历史事实到底如何，我还是报怀疑的态度，因为汉之前的历史我们掌握太少了，而有些资料则彻底消失不见。甚至今天家喻户晓的甲骨文在100年前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所以在文字并不健全的年代有什么深埋地下应该给出一个想像的空间。
我推测中国古代与外部世界曾经有广泛联系，截止春秋战国时期人们都很清楚这些历史，但从秦开始中国人才开始失忆。比如战国时期的齐国方士邹衍就曾经说过中国之外有八十国的理念，但邹衍的著作佚失，他的思想却通过晋张华的《博物志》所引汉代纬书《河图括地志》而得以流传：“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部之立（原作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其山中应于地，最居中，八十国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好过也。”《史记》邹衍地理学说中有“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分居其一分耳” ①。以上信息都在告诉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还是对全球有基本认识的，他们知道中国只是全球之一小部分。
西汉人把张骞出使西域当作凿空第一人，一直到上个世纪人们这样认同了2000年。但是现在已经证明西汉人的这个记述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的“失忆”已经被证实。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是，这些失忆，并且是如此近距离的失忆，这让人实在难以相信，但又是事实。它是如何形成的？我相信这是个很重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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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宗教猜想与对比（1）
要继续深入了解“三代”以及孔子的背景，需要重新审视中国“三代”时期的宗教背景。
中国早期的宗教是犹太教而不是基督教，这是首先要区分的。“三代”在“主前”，基督教产生于“主后”。他们两者尽管是同源，其实差别很大。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也进行过广泛激烈的冲突。在也门地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也是犹太教而不是基督教。公元6世纪也门地区犹太教对传播过去的基督教进行过屠杀灭绝运动。也门对岸的埃塞俄比亚大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