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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或者想确定的是，假如两地之间确实是殖民地关系的话，那么它们之间得以维系的体制是什么？隶属关系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这个两地关系的研究非常关键，哪怕找到一些当时其他国家的殖民地成例进行借鉴观察也是可以的。
小小的也门地区曾经并立过无数王国，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夏、商时期也根本不是这两个王国独树一帜。据史料看，夏商存在时它们周围方国千万，这一点与也门地区的格局也取得了统一。
希木叶尔王国 与其他王国称呼国王的名字为“马里克”或者“穆卡拉布”不同，希木叶尔王国称国王为“祖”，如“祖·里丹”。佐法尔城是其首都。希木叶尔王国存在了640年，公元前115年建国，公元525年灭亡。
这个王国势力之大，超过了我的想像。
公元400年，希木叶尔王国统一阿拉伯半岛南部，有关国王的远征故事充斥阿拉伯文学，真伪难辨。据说在征服了波斯和中亚一些国家之后，他们还征服了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并留下了后代，至今在西藏繁衍生息①。怪不得有语言学家认为尼泊尔人的语言与远在甘肃的裕固族人接近，而裕固族又与藏区相连。种种迹象显示裕固族同胞来自海边——他们的一些重要仪式需要海螺。古代也门人既然能从也门攻入西藏，那么跑出藏区也当在意料之中。与此有关的一个穿凿附会的联系是：也门地区曾经传说有几个兄弟共娶一个妻子的“一妻多夫制”，西藏某些地区也有此古俗。原先我还以为是贫穷导致的，现在看来更多可以归结为一个传统习惯。另外，印度某些贫穷地区也有此俗。后来看这个风俗曾经风行全世界呢，细究之下，发现美洲土著、非洲土著、新西兰土著都有此俗。②
希木叶尔王朝的语言体系与麦因、萨巴王国都是一个因袭体系。
希木叶尔人主要信仰拜物教，星宿崇拜在他们的信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所谓“占星术”是也），所以这里天文的发达是必然的。中国在商朝晚期的甲骨文里就已经有日食与月食的记录了，也显示了天文的发达，另外“摘星楼”在晚商纣王时期的出现似乎也可视为星辰崇拜到达一定程度的一个体现。在###教兴盛的7世纪之前，也门地区先后接受了犹太教与基督教。
综合的也门
也门人善于金银制造，玉石工艺、石刻也是其长技。在雕刻人像时，他们有把人眼做成宝石的习惯。这个使用宝石镶嵌人眼的习惯我们在《历史也疯狂》的中山国那里就已经见过一例。
今日也门地图
古代也门人使用的语言统称为“南部阿拉伯语”，也叫“希木叶尔语”。据说这个语言最初应该是象形文字，后来改革为拼音文字体系，演变为29个字母，它也被称为“木斯奈德”文字，并至少有3500年左右的历史。
5世纪之后也门文化开始衰落，与北方文化碰撞之后也门的语言连同文化彻底消失。公元575年，也门成为中国曾经的邻国——波斯的一个行省。
曾经觉得中国离中东很远，但从也门的历史看，中国与也门似乎只有一纸之隔。假如不提远程海路的话，中国与也门之间，一会儿从西藏相连，又一会由波斯串起，无论如何也门与中国之间在古代不会太为隔绝。
南部阿拉伯半岛到底距离中国有多远？南方海路（最短）为大约“6000多海里”。陆地直线距离从霍尔木兹海峡到中国西北边境大约为3000公里，相当于新疆喀什到甘肃兰州的距离；假如涉过阿曼湾沿印度河则只需穿越1000多公里就可抵达中国西藏地区，相当于北京到湖北的距离。假如有一匹好马，最短只需要2天就可到达中国边境。假如是负荷沉重的商路，需要的时间自然很长。
也门处于一个非常奇特的地理位置，这使其在人类商业活动发展初期处于核心地位，并且曾经迅速发达起来；在没有飞机汽车这些现代化交通工具之前，曼德海峡几乎成为整个世界的交通命门。它位居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印度乃至中国之间，是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海上通道咽喉。世界上几个大区的远距离贸易必须通过南部阿拉伯地区，后来的罗马、希腊要到印度洋和东亚也要有求于辖曼德海峡之险的萨巴王国。这个突然而来的“运气”应该开始于大约4000年前。因为之前的消费人群还没有培育，商业概念还不完全，除了埃及与两河流域，4000年前的任何地区其实都接近真正的原始社会。加上这个地区出产香料，更是如虎添翼了。“腓尼基人”的海上优势加入也使这个地区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依靠商业通过海路纵横全世界。我的评价是，也门虽没有如两河与埃及那样发达的文明，但却成为奇特的商业“暴发户”，它的根基就是商贸经济。
古代埃及人称呼也门以及红海南端为“朋特”。
中国与也门的交往（1）
“也门位于东西方交通要冲，古代也门人在阿拉伯半岛开辟的陆路商道和在红海、印度洋开辟的水上商道，成为也门与外界沟通的两大动脉。这两条商道，特别是后者，在也门与中国交往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门盛产香料，销往世界各地。“也门人认为，早在马因王国时代，也门商人就扬帆动渡，抵达印度和中国。而中国有关最早中也往来的文献，则可追溯到汉武帝时代。东汉郭宪在《别国洞冥记》中列举了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年～前104年）焚烧天下异香，有沉光香（乳香）、涂魂香（苏合香）。” “涂魂国”的对音是也门今天的“佐法尔港”。当时中国人称也门国为“香国”，翻译为“勒毕国”。
汉前后所谓“条之国”或者“大食”，核心就是阿拉伯地区，与也门地区应该有一定联系。据说此国主要分为“黑衣国”与“白衣国”，这让人想起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特别尚黑或者尚白的风俗来，其间联系尚待深入研究。
《后汉书·西域传》言曰：“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谴使贡献”。“蒙奇”就是今天也门的“穆哈”，“兜勒”是埃塞俄比亚的港口“阿杜利”。
北魏的使节所至国家，广及地中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各地，“各国使节也纷纷来华”。
“7世纪以前，中也间的贸易关系以海上间接贸易为主，也门商人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中发挥过重要的中介作用。中国的丝绸等商品，首先运到斯里兰卡，然后由也门、埃塞俄比亚和波斯等地的商人运到波斯湾、亚丁湾和红海。到达也门港口的中国商品或供当地需要，或沿海路继续北上抵达埃及，或转由阿拉伯半岛的香料之路北上，运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等地。”假如此类叙述为真实历史，可以推测阿拉伯海北岸国家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从上述中也之间的交往看不出航海技术方面有什么决定性的因素介入，换句话说，航海技术对中也交通不构成什么障碍，没有资料显示此时的航路是新开辟的。
中国的历史记录只能看到从汉朝开始的中也交往记录；之前没有记录并不等于没有联系。西汉时期人们在接受也门“香国”时没有显示出“友邦惊诧”，说明这种联系习以为常。向上越过短命的秦朝就是纷乱的东周。很可能在东周期间两地确实断绝了来往，中国人“忘记”了，并且由于中国文字的不完备以及地理概念的模糊，也没有留下明显的印记。但是，当时语言文字更发达的“西方”阿拉伯人却较为清晰地记得这些来往事件，所以他们承认3000年前中也之间就有联系！我看到的几本介绍也门的书籍提及也门古史时都提到也门人认为中也之间早至商周时期就有相互来往，但却并不具体。
善水的也门人以“南方腓尼基人”著称，就是形容他们的远航能力的。“（北方）腓尼基人”在4000年前就环非洲旅行了。“也门人认为，早在马因王国时代，也门商人就扬帆东渡，抵达印度和中国。”但是严谨的中国学者目前只愿意追溯到汉朝，偶尔有学者在公开的场合也以这样的描写一笔带过：“他们（麦因王国的人）甚至来到了印度和中国”。假如也门人的说法可靠，我愿意把“香料海路”最可能发生联系的时间定在麦因王国最兴盛的“公元前14世纪”。
对于也门人如何具体描述中也之间在马因时代的关系，我特别关心。但很遗憾暂时得不到，恐怕一般人也很难得到。不过我很快为也门人的说法找到了依据：中国商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中就发现了6800多枚阿拉伯绥贝！同时在殷墟中发现的贝类产地甚至远至“南非”海岸，它们的运送者很可能就是善水的“腓尼基人”！中国学者异口同声地赞同“三星堆”遗址文明来自北方的商朝或者至少两者同源，可是在三星堆中同样发现了来自也门附近海域的海贝。它们说明了商朝与红海入海口——也门的特殊联系。这些海贝除非长了翅膀飞过千山万水一头扎进中国商朝贵族的坟墓里，否则只能是也门附近的人带来的。
总体看，也门的“马因王国”与“萨巴王国”就像中国的“夏”、“商”一样，说有者言之凿凿，说无者形容其一阵风过。自己人说得热闹，外面人认为这不过是“敝帚自珍”而已。
中国大唐时期迎来了被###教统一的阿拉伯世界。中国与阿拉伯人的联系空前繁忙。“回民”的说法就源于唐朝。南来北往的水陆商道同时大放光彩，也门的“亚丁湾”因为运送中国的货物而闻名天下，甚至被称为“通往中国之门”。我们当然也可怀疑这一名称产生的时间是否可以更为久远。
宋朝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同样顺畅。来者为香，去者为瓷。“据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的外贸统计，广州一处所收乳香就达34万多斤”。
中阿之间最著名的联系发生在明朝，这也给许多人一种错觉，以为中国人从明朝起才具有远航能力，甚至以为两地的联系从明朝才开始。或许“中国人”是缺乏远航能力的，但是“腓尼基”人却从来就不缺乏这一能力。1405年，郑和率领62艘“宝船”带领万官兵到达了包括也门在内的中东沿海。比较有意思的是也门国王那思儿回赠中国明成祖的物品，除了其他珍宝还有“猎豹、狮子以及麒麟（长颈鹿）”。这些物品应该不属于动物出口，而是“文化”引进。这种“文化引进”的源头应该不是在晚近的明朝，而是2000多年前。中国并不生产狮子，但是早在汉朝狮子的形象就很普遍了。
中国与也门的交往（2）
假如说“春秋时期”因为“上天变乱”造成中也交往的中断是理论推测的话，那么类似的情景有一个确切的记载可以进行比照。
郑和七下西洋后，明朝国策变为“不务远略”，突然实行了海禁。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如葡萄牙等却纷纷在此时大举“务远”，侵入亚非国家。局势不稳，中国与也门的往来就此中断。
假如不是距离今天很近，而且有文字记录，我们也不可能对“郑和下西洋”有所了解，即使是口口相传恐怕也只能视为传说。其实，即便是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也有许多需要清理的谜团，许多事实如今也变得“众说纷纭”起来。相对应的，3000年前的历史就更是一笔谁也理不清的糊涂账了。但毕竟我们还有想像的翅膀与逻辑工具，多少英雄好汉用血泪写就的历史真相不容如此轻易沉渊。无论多么困难艰险，一旦意识到这一任务，打捞历史就成为我们这些后人不可回避的义务。当然了，我作为个人更想知道：我从哪里来。
今天我收到一封匿名读者来信，在谈了“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对中外旧石器的特点进行比较后，他说：“另外，郑和下西洋我认为是一次民族的自我确认，很明显按历史角度来说，在那个时代，很需要这样一次确认。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是明朝，正是中国刚摆脱蒙古族的侵略，民族刚刚走上复兴，我想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时代特征是相似的，极其需要一次民族的自我确认，所以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目地就是让他搞明白我们的民族到底是不是伟大。现在，凤凰卫视派船走原来郑和的路，不也正是在做一次民族的自我确认吗？但是很遗憾，郑和没有到达欧洲，他并没有觉察到欧洲兴起的可能。……这次长途跋涉，可以说是失败了的，回来之后，中国依然在做自己大中国的春秋梦，直到清代。”我觉得这位读者的心得很有趣。
“民族确认”，我想他可能把我的行为也归类为“民族确认”了，因为他在上一封信中认为我的研究对于今天的“复兴”是个贡献，这很出我意外。近几天我与一个自称是“民族主义者”的年轻人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联系，他同样对中国的“复兴”抱着强烈的责任感，但是却激烈反对我的研究，或者说他不能接受我的研究结果。他说即便我的结果是正确的他从情感上也不能接受，不过他捍卫我说话的权利。他还说，假如这就是科学，那他诅咒所谓的“科学”给他感情上造成的伤害。他大概只希望情感上的“复兴”，认为科学可以不参与“复兴”，或者说“复兴”与科学发展无关。唉，假如他生活在古代有多好啊，那儿距离无情的科学还有一段安全的距离。我知道他首先是应该诅咒我的，因为他的一个伟大梦想在我的出现之后濒临破灭了，或者说受到了损害。月亮假如没有望远镜那是多么美妙的存在，科学使完美与古典浪漫受到了威胁。第一个踏上月球的科学家不知道是否听到过来自月神崇拜者的诅咒。世界有冲突，此事古难全。我打碎了许多人的美梦，但是也有人以为我给他们开启了另外的历史浪漫旅程。
我确实处于越来越多的矛盾声音之中，无论在宗教领域还是民族领域，或者学术领域，我不断听到截然不同的声音，有把我当成当代伟大圣人的，也有把我当成讨厌的学术骗子的。来信的读者多数是赞扬我的，少数是批评我的，网络上的情形则相反，形成了鲜明对照。对这一反差我的解释很简单，给我写信的人多半是我的真正读者，因为他们写信基本上都是开口就说读了我的书云云，并且我的电子邮箱地址就附在书的《后记》里。而网络上的人多半只是看了几眼网络新闻就开始发泄观感了。我对此并不担心，那怕只有一个人喜欢我的书就够了，更不用说已经有那么多的人在支持我期待我。同时，经过这些纷乱，我深切感到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由截然相反的观念支撑的，矛盾与冲突充斥着这个世界，我既不能平复关于中国文明历史的争论，也不能平复关于我的研究的争端，它们将永远继续下去，所以我终于放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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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名与中国商王庙号（1）
在阿拉伯世界人名后面加“丁”这个发音习惯很常见，“丁”的意思是“宗教”，如“塔吉丁”、“萨法丁”、“萨拉丁”等。
核查中国的商王列表，18代（30个）商王中竟然有7人名中有“丁”。请注意，他们与阿拉伯地区的命名顺序都是一样的：名后带“丁”，“丁”出现于名字的最后，一个例外都没有。他们是：“太丁”、“沃丁”、“仲丁”、“祖丁”、“武丁”、“康丁”、“文武丁”。
对于这个“丁”或许还有人认为我又在牵强附会，因为在商王名字里，“天干”序号反复出现，“丁”只是“甲乙丙丁”之“丁”。这个“丁”是属于“天干”，但同时不可否认，还有一种可能——它正是因为“宗教”（或“信仰”）的含义才被纳入“甲乙丙丁”的“天干”序列。①
我在《历史也疯狂》一书最后一文中说过，“甲”就是“太阳”崇拜，“乙”就是“蛇”崇拜。也就是说，“丁”这个字在具有“天干”顺序含义的同时不排除它有以“宗教”、“信仰”的本意进入商王的命名习惯，并且位列“第三”。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因为第一个原因就轻易抛弃这条线索。
我觉得以往在研究史前史时，人们过分强调“严谨”，过分注意学术研究方法在伦理层面的价值，惟恐被一些无聊的人指责为“牵强附会”、“胡说八道”，而不敢利用现有资料大胆试错，轻易否定了一些本来已属难得的证据，结果使得史前研究裹足不前。我再一次强调，史前研究由于资料难得，需要多使用所谓“牵强附会”的“加法”，而不要使用“严谨”的“减法”，否则就是自取灭亡，自寻短见。中国人恐怕过多注意“小心求证”这一端，而忘记要“大胆假设”了，这可能正中了朱大可先生所说的“中国史学界正在成为猥琐考据或庸俗实用主义的天堂”的结论。
假如上面的“丁”大家认为是特例而不足为证，我们还有其他的例证可以继续补充论证。假如仅只因为说服力薄弱而放弃这些证据，在我看来简直是犯罪。其实中国“天干”的起源本身还是个谜，或许弄清楚“天干”的起源后，商王名字里的“丁”的意义也就清楚了。
商王名字里还出现了“甲”，“乙”，“丙”等一系列“天干”。按照张光直的一种推论，30位商王很可能并非出自严格的一个家族，而是几个王族轮流执政，那么被称呼为“丁”的这个家族可以考虑来自一个家族之内，他们因为统一的一个信仰或者一个命名习惯而出现于商王的队列之中。其他称呼为“甲”的可以考虑有“太阳”崇拜，称呼为“乙”的可以考虑有“蛇”崇拜，名字带“丁”的一方面可以考虑是某种宗教的特指，比如“萨满教”等。“干支”体系的运用被商的后裔非常看重，这似乎是一个与商朝基本同期而起的一个文化现象。
有关“丁”的疑问可以继续留意，它不是惟一得到怀疑的问题。商王名字中还有更为惊讶的发现。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再说他们是巧合似乎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太多了，加起来他们将是四个元素的巧合：两个字以及他们的顺序。
同时期也门贵族和国王都有叫“祖”的习惯，比如也门人说“祖·里丹”，意思就是“里丹”这个地区的“领袖”、“国王”等。“祖”的意思为“最高领袖”、“大酋长”等。商王里面竟然有5人次以“祖”命名：祖乙、祖辛、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