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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犹太人直系后裔”②。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国曾经从埃塞俄比亚（借道苏丹国）用飞机接走了大约7000名犹太人，这个行动以“摩西计划”（Operation of Mose）而闻名。1991年又有大批犹太黑人从埃塞俄比亚飞往以色列。如今留在埃塞俄比亚的正宗犹太人据说已经不多了。这些人很多是黑人，公认他们就是所罗门的后裔，与示巴女王有关。比较巧合的是，我自己在以色列国旅游时还真的见过一些犹太黑人，他们当时穿着以色列军服，不用说国籍没问题。
许多人有寻根攀贵的喜好，中国的“孟”姓寻到伟大的“所罗门”我会予以完全的支持。可以肯定“孟”姓为真正的“黄帝”之后、贵胄之门。“苏”姓则可以直接攀亲“所罗门”（“苏莱曼”）。或者以后的历史研究将证明这些推理并非全是玩笑。
天啊，但人！（1）
在搜索以上资料的过程中，我无意中碰到了一些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令我震惊的大好消息，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小矛盾，这些矛盾是由于资料的“过分充实”造成的。
一则来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文章指出，以色列的“但”部落在古代曾经来到过埃塞俄比亚地区！
顺着这个线索我们是否可以做出另外一个猜测，上面的“孟尼利克一世”是以色列12支系之一的“但人”后代？示巴女王本来就有犹太“但人”的血脉？让我们再回到同期的周朝，我们发现具有“西伯”爵位的“季历”父亲叫“Dan”（亶），其孙也叫“旦”，春秋末期的贵族老子据说也姓“旦”，也有人说他只是名字叫“旦”。这些中国的“旦”贵族是不是“萨巴（西伯）王国”的以色列“但”家族呢？除此之外别忘记他们还使用了一种相近的文字呢！难道所有这些都是偶然的？
我是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网站①看到上面这则消息的。其实我只要知道所罗门的儿子在埃塞俄比亚曾经登基就足够解决我的许多推论了，“但人”家族在埃塞俄比亚的出现使我在惊喜之余开始手忙脚乱。我需要分析这两个派系的发展关系。
一开始我就推测过周朝具有犹太人色彩，也说过说“周”就是“Jew”，但两者怎么联系起来一直是个问题。当我因为“南阿文字”确定把目光应该锁定红海南端的时候我又在想：是不是我的推论哪里出了问题？是“牵强附会”过分了吗？因为那里似乎离犹太人很远啊。所罗门的儿子在埃塞俄比亚已使我欢喜不已，而这个刚刚获得的“但人”信息则使我又惊又喜，我的种种迷惑顿时烟消云散！
埃塞俄比亚地区与古代也门具有多重的犹太文化色彩，尽管也门今天属于典型的穆斯林国家，对岸也几乎全是具有穆斯林色彩的黑人。这些表面的假象蒙骗了所有崇尚常识的人们，包括学者也不敢如此大胆“猜测”——我当然不仅仅是凭空“猜测”，只是大家对“概率”的认识不同才会有人认为我“逻辑缜密”，而同时另外一些人认为我凭空胡扯。在基本条件下的大胆猜测，是刺穿历史迷雾的最好利器。
假如以色列“但”人来到埃塞俄比亚，则更能证明我以往的两个推测都是正确的：夏、商、周既与红海南端的“萨巴王国”有关，也与以色列人有关。以色列人通过“萨巴王国”的通道在中国建立了“周朝”，所以说中国的周朝应该既有阿拉伯色彩也有犹太色彩，难解难分。可以肯定地说，周朝是闪、含结合的族群。
按理说示巴女王就是个黑人，所以在中国周朝起码不会出现肤色歧视。事实上，中国彝族（完全可以怀疑曾经有过“夷族”的称呼）曾经有过黑彝白彝的说法，违反我们常识的是，在传统社会里“黑彝”的地位更高，是统治者。
河南省光山县出土的周朝（春秋时期）的黑人头像。这些尊贵的黑人很可能是从埃塞俄比亚远道而来的犹太人后代，他们是中国周朝的贵族统治者。
进一步的研究我发现这个所谓“但”族来到埃塞俄比亚的传说不是作为“失散的十个以色列部落”。假如说真的有“但人”家族流落到埃塞俄比亚，我认为多是在约书亚时期以色列人土地不够分配的情况下“但”族长期“寻地居住”①而来的。《圣经》里没有说明他们迁往哪里，甚至没有明确说“但人”离开，只是在后来《历代志》提到其他族群的时候独独“但人”这个家族不存在了，这才暗示了“但人”的离开。在《向东向东；再向东》一书208…212页我介绍了《圣经》中的“但”人出走，他们因分地不均而从中东出走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200年。我觉得解释为大部分“但人”集体有组织地离开是比较可信的，依然有少部分“但人”留下来了，因为后来的参孙就是个“但人”。至于外迁是从红海的海路还是从中国西北的陆路，我并不十分肯定。假如是水陆并进的话，我假设从印度河进入中国昆仑山是个比较可行的捷径，从那里他们顺塔克拉玛干河到达河西走廊，然后逐渐发展到陕西一带。从海上而来的船队也可以与他们汇合，他们可以先期有一批人到达萨巴，与那里联姻达到融合，实际上成为但人的一个中转站。海路本来就是萨巴人最擅长的。当然我给出的只是主线发展。
这里应该提出的一个细节是，在中国西北，很早就有一个民族叫“有邰”，而且周人的祖先后稷的母亲正是一位“有邰氏”妇女姜（ ）！
我在本系列第一本书《大猜想》中推理：“但人”建立了中国周朝的一个根据是周王族中有人叫“旦”，有人说这太牵强附会，可喜的是，《历史也疯狂》中我已经找到新的证据：这个家族不止一个人叫“dan”，“周公旦”的爷爷就也叫“亶”（dan）。按照上面推测，“但人”离开中东的时间与中国周朝的“古公亶父”出现基本同期。
“但”家族的一个光荣是与“参孙”联系在一起的。大力士“参孙”是“但”族后人，他曾经在以色列做士师20年②。参孙头发的故事肯定也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头发被剃而失去了力量，他最后被剜去双眼并与敌人同归于尽。在东亚的中国人一直视头发如生命。春秋时期（东周）曾子言：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损。清时这一身体发肤的伦理命题验证到了极致：留发不留头。可见中国人对于头发的特殊观念有些特别起源，“参孙”如此惨痛的“教训”可能一直让中国人视发如命。当然，中国人用的是另外一套孝道伦理来说明这个传统：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参孙前后是以色列历史惨淡的一个时期，当时比较强盛的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是一个海上民族，生活在地中海东岸南部沿海地区。
天啊，但人！（2）
参孙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1世纪。
这期间以色列族内还发生了一起大事，“便雅悯人”被其他以色列人追杀殆尽①，我认为他们也大部逃亡。
《圣经·士师记》20：41 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便雅悯人就甚惊慌，因为看见灾难临到自己了。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转身往旷野逃跑，以色列人在后面追杀。……20：44 便雅悯人死了的有18000，都是勇士。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往临门磬去，以色列在路上杀了他们5000人，如拾取麦穗一样。追到基顿，又杀了他们2000人。
20：46 那日便雅悯死了的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和畜生，并一切所遇见的，大批用刀杀尽了，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
以上的“旷野”在临近红海地区。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解释上面的“600人”时说：“这些人若没有逃脱，便雅悯支派就全遭消灭了。前往拉亿的但人也是600人。”
埃塞俄比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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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周”的关系（1）
我最近看到的一条信息是，埃塞俄比亚的以色列“但人”是在参孙于公元前11世纪失势时逃亡至红海南端的。
最大的可能是，“但人”确实到过埃塞俄比亚，后来所罗门的后代又在这里立国也是事实。两者并不冲突，只是谁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是，所罗门让当时没有居所的整个“但人”家族护卫他的儿子一起到埃塞俄比亚去了。
最后听到以色列人在埃塞俄比亚的消息是，大约上万黑人分两批在上个世纪末被以色列国从埃塞俄比亚接走，即便是黑人他们也被认定为以色列人。
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小问题。假如我们承认犹太人之后在中国建立了“Jew”朝，则“但人”建立周朝似乎说不过去，因为严格意义上讲“但人”不属于“犹太人”，他们应该叫“以色列人”。但幸运的是，今天“犹太人”是所有“以色列人”的代称，或许这个代称是从3000年前就开始的，那么这个小小的矛盾也就消失了。就是说，“但人”与所罗门的后人共同建立了周朝，并将这个朝代取名为“犹太人王朝”，不过在中国真正的统治者是“但人”家族，政治上很可能属于“示巴王国”的附庸，因为这个家族继承了“西伯”（也就是“示巴”）爵位。最初“但人”很可能相当于“总督”管理着一片方国，他们政治上与红海的“萨巴王国”或“所罗门王国”息息相关，但同时也必须受到当地势力强大的商朝的统治。秦始皇之前从来中国无“帝”（emperor）只有“王”（king），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否则，秦始皇就不会兴师动众地自命为“始皇帝”了。另外这还说明了秦始皇很清楚他之前的中国只是殖民地，而只有从他这里中国才剪断了与中东母国的脐带。
张光直先生在《青铜挥麈》275页这样论述三代时期的王族发展：
在王族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会产生某种需要，得让族中一位男子离开王都，到外地去建立新的城邑。他或许是王的手足，也可能是王的叔伯或堂表兄弟。大批人民会随他出行，这或者为了减轻人口压力，或者为了开垦新的土地，也可能是去戍守边防。无论何种原因，他离别时都要带走以下物事：（一）氏族的关系和徽号；（二）属于一个或几个氏族的数群宗族成员，他们既是农业、手工业劳动，也是兵士的来源；（三）对于新领地的管辖权；（四）标志新政治单位的新名称；（五）保证他同太宗的仪式联系得以延续，并作为他新独立地位象征的仪式符号和道具。他将在新领地中建立新的宇宙，最后还要把自己的牌位放进去，以作为新宗族创立者的标记。于是，一个新的支系开始繁衍。作为次一级的宗族，它必须对自己原来所属的大宗表示归顺。它的政治地位和仪式地位也相应要低一等。这种分化过程还会重复，从而形成第三级、第四级和以下各个支系。
但族从以色列的分裂正是类似的情形，把但人当作类似的情形推测还会解开前面其他的许多疑惑。比如，当但人从以色列离开时，带走了大批人，他们是可以保留他们的氏族称呼的比如“但”（Dan），所以我们在周人祖先里发现好几位叫“旦”（Dan）的人，但是他们的朝代却被称呼为“周”（Jew）；表示对于上一级宗族的归顺。
在我的整体推测中，“三代”中的夏商周曾经属于同一个宗族，不管有多少其他民族的联合与加盟，他们来自亚伯拉罕的这一根系是统一的，并且是主流。
夏之离开以色列正是第一次的分化，留在原地的正宗是以色列。后来的“以扫”也是同样的原因被分化出来。但是以扫的支系地位高于夏人。所以当“以扫”的家族来到东亚时夏人必须款待和迎接他们，因为“以扫”属于王族出身，夏根源上就不是，母系是妾。夏商并非礼让对方以政权，政权的交替还是经过了复杂的武力比拼。
后来“但”家族出现于东亚时，假如他们打着“以色列”或“Jew”的旗号，以扫按照宗族就必须让着“但人”，因为“但人”尽管并非在同代人里面属于王族，但他们是雅各的直系后代，身份还是比以扫更高。这点还需要研究，到底是王兄的身份高呢还是王之庶出的身份高。下图可以显示三代之间的可能关系：
看来当时的宗族制度非常严格，这保护了战败者都没有被赶尽杀绝，他们一旦表示投降让位就可以被保留下来，甚至当权者会与前朝战败者结亲，原因是他们具有高贵的身份地位，比如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不降低身份周人还会与商人后代的宋国君主联姻。
周朝开始后，可以判断狭义上的“犹太”家族在但人站稳脚跟之后也来到了周地，并且具有很高的地位，以至于国家被称呼为“Jew”。因为在总根系上当时最高的统治者是“Jew”，但人尽管可以保留自己的姓，但是王朝却为了表示归顺于“天”就叫“周”。这合乎上面张光直先生的表述。
周朝的“昭穆”两元制很可能与这些有关，比如“昭”代表犹太人，“穆”代表搀杂有一定阿拉伯色彩的但人；或者是但人代表了Jew，而另外一个支系是阿拉伯萨巴贵族。假如以上的推测是正确的，夏商两朝就属于穆人，因为在《圣经》里，夏甲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从这个意义上，我更赞成三代是一种错落存在的关系，既不是同时出现于中国，也不是互相的突然取代。甚至，每一代分化出来的新人，比如商与周人，来到东亚时，都引起了上一带同宗者的高度警惕，或许新来者本来就带着“老家”的君命也是可能的，命令前者让权于后者。但是从传说上并非如此，例如封神榜之类的演义，显示出商人的无德逼迫周人推翻商人，事实如何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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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周”的关系（2）
需要说明的是，三代即便如此，也不能说中国人就全部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中国境内三代之前有人存在，而且即便在三代期间其统治阶层中也不全是以上提及的亚伯拉罕后人，情况会非常复杂，我们只能提出以上主线，并在这个之上去推测人种的问题。
假如确实是但人成为周朝的主人，并且他们在周前就来到中国发展，那么他们肯定带来了新的宗教，不同于商朝祖先遗留下来的宗教。由于商人很可能是任何神灵都拜的人，所以除了以前他们知道的神灵也欣然接受了但人带来的新宗教，并且这个新宗教很可能还是强加于他们的，因为那可能是“天命”。
为什么商朝武乙曾经射天辱神，许多人认为不太合理。其实套入以上的模式就可以推理。原本商朝是信仰自己的萨满神灵的，突然在3500年前一神教出现，尤其是但人与犹太人的到来打破了商人的宁静生活，而且带去了他们一点也不愿意接受的新神棗所以在考古中会发现商人既信仰“上帝”同时又有多神崇拜。最让商人不高兴的是，很可能但人对他们提出了一些过分的政治要求，甚至狐假虎威对他们造成了危险。然而在严格的宗族制度下，商人必须听命于后来者，所以会忍气吞声，但个别统治者会带出情绪来。武乙是商朝倒数第四个商王，距离商朝灭亡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此时商周的矛盾公开化，所以射天辱神就不仅仅是对神的不满，而是一种影射。
从这里再一次扯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对于周人的愤恨可能同样是与武乙类似的心理。秦这里表示着中国文明的成熟以及与中东的断根，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旧的宗族制度的挑战。而秦王朝之所以那么快地灭亡，也可能不简单地是大家看到的景象，恐怕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广泛冒犯旧贵族的问题。
当然以上是猜测，部分比较有说服力，部分就比较牵强附会了。
《圣经》挪亚与中国女娲
根据目前暂时掌握的情况判断，中国“夏商周”的起源主要来自中东红海两岸。家谱可以参考我的《向东》一书，与今天中东国家的对应则基本如下：夏朝发源地在沙特阿拉伯，周朝的发源地与红海南段的“萨巴王国”或“所罗门王朝”有关。商朝可能与以上两者都有一定的关联，但我更倾向于它同时是一个与“商业”有着特殊联系的王朝，“商”这个称谓可能并没有其他的高深来源，仅只因为“商业”。①
以上区域由于当时在古埃及帝国的边缘，深受古埃及文明影响，从语言文字到政治宗教，皆可参照古埃及的历史进行中国“三代”研究。舍博就约，中华文明假如主要指“夏商周”开创的文明，基本上可以说中国文明属于“埃及文明板块”。但由于阿拉伯半岛夹在“两河流域”和埃及之间，所以来自红海的中国文明实际上兼具以上两大文明的特点，但埃及文明为多，因为埃及直接面临红海。中国文明整体有明显的红海特点。
夏商周应该是一个善水民族，所以确定中国地区的“西来”陆路成立之外，东部的海路也是重要的通道，尤其是商朝来自沿海山东更说明了这一点。
从民族构成看，“夏朝”可以描述为希伯来人后代，也属于一般所谓的早期阿拉伯人，具体为夏甲与亚伯拉罕之后。“商朝”与“夏朝”有所不同，其父系依然为亚伯拉罕，但母系可考虑为《圣经》中以撒后代。该王朝与阿拉伯南部地区的“麦因王国”有关，其成分除了以撒后代之外，还有挪亚支系的“盖哈坦”人。以上两朝全部为挪亚之后闪族人，与今天的以色列人共祖但不同族。中国“周朝”主要建立者为3000年前曼德海峡两边的也门人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估计人种上多有黑人。
综合看，中华文明为挪亚子孙所建。中国地区的部分神话传说应该来自中东。所谓中国人为“女娲”后代可能为一讹传，“女娲”（Nüwa②）实为“挪亚”（Noah）；换句话说“女娲”不是个女人，是个男性祖先。并且中国这一传说应该是捏合了亚当与挪亚的事迹最后合二为一。其中的“七崇拜”痕迹明显提示了西方《圣经》的根系。
我曾经推论的“远古战争中长期杀男留女的混血结果”使今天的人们更接近于中国“三代”之前的土著，后来中国人无论是什么种族实际上都会很快湮没于最古老的居民之中，因为他们数量最大。我最近还找到一个人类学的支持。台湾学者李光周先生是李济先生的公子，他曾经研究恳丁遗址的网坠与纺锤，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