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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战”的中国居然成为了战胜国！11月14日至16日，北京各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胜利。11月15日，在北大学生及各界群众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李大钊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生前最后一幅照片在李大钊看来，庶民的胜利即广大民众的胜利。北京行政学院侯且岸教授这样分析：“李大钊当时讲的庶民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民众的胜利，是一种新的文明。布尔塞维主义所带动的世界的新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相继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到了1924年，他又与孙中山一起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的双重身份在北京开展工作。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宣称凡“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北京陷入恐怖之中。1927年4月6日，在敌视苏联的英、美、日等国家的默许下，数百名军警特务不顾国际惯例，强行闯进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八十余人逮捕。
4月28日上午10时，所谓的“特别法庭”秘密开庭，宣布对李大钊等20人判处死刑。下午2时，他们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刽子手使用了刚从外国进口的绞刑机，李大钊第一个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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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传播新知（2）
在李大钊生前的最后一幅照片中，他身穿一件褪色的灰布长袍，脸部有些浮肿，但神态却依然安详。那一年，他刚刚38岁。
野心勃勃的段祺瑞和想复辟的溥仪
清末段祺瑞曾是袁世凯的亲信掌握了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1918年，以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周树人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大动荡、大分化之后，已经重新凝成一股新的力量。然而，当时操纵着中国命运的，却是其他一些特殊的人物。段祺瑞就是其中之一。
段祺瑞原是袁世凯的亲信，为配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而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因为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在袁世凯垮台后，段祺瑞复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
幼年溥仪
小皇帝溥仪
1917年，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北京，工于心计的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战胜了亲美派总统黎元洪，又赶走了拥立溥仪复辟的军阀张勋。在自任总理之后，段祺瑞正式宣布对德国和奥地利宣战。
实际上，段祺瑞之所以积极参战，自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出卖国家利益，大肆借款，建立所谓的“参战军”，竭力扩充着自己的势力。
1918年的北京，在各色人物尽情表演的大舞台上，有一个小孩子却常常被人们忽视。他时常骑着自行车，在锯掉门槛的巨大庭院里转来转去。他就是躲在紫禁城里的清逊帝溥仪。
溥仪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当了三次“皇帝”的人。
溥仪第二次当皇帝是1917年的“张勋复辟”。当年，张勋率领“辫子兵”气势汹汹地进入北京城，到处叫嚣着“奉还大政”。那时，北京满大街嚷嚷着“大清复辟啦”，穿着清朝袍褂的前清遗老遗少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脑袋后面拖着已经消失了好几年的辫子——那是他们不失时机地赶到店铺里订做的。而一度冷冷清清的紫禁城内，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在小皇帝的心里无疑盼望着复辟的成功。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当张勋的“辫子兵”与段祺瑞的军队打仗时，有太监告诉溥仪说，宫里供着的关帝显灵了，昨天晚上帮助张勋的军队打仗，关帝的坐骑赤兔马都跑出汗来了。溥仪急忙去看，说是不是真的。
可是，12岁的溥仪跟着太妃、王公、师傅、太监们高兴了没几天，形势就变了。段祺瑞重新执政，“辫子将军”张勋和他那支怪模怪样的军队终于被赶了出去。
经历过这次复辟的溥仪虽然还未成年，但他也从失败的痛苦中感受到一丝希望：看来天下渴望复辟者大有人在，他重新登上皇位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溥仪怀着对祖先的无限崇敬痛下决心，一定要把辛亥革命夺走的东西再夺回来！
对紫禁城里的人来说，1918年并不存在，他们称其为“宣统十年”。他们也并不关心在那高高的宫墙外面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心中所想的就是两个字“复辟”。然而，高墙外面的变化却正在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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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铁肩辣手”
著名报人邵飘萍
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名字是被经常提到的。
《京报》馆旧貌
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创立新闻编译社之后，又在北京创办了《京报》。这张报纸的宗旨是：“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为了激励报社同人，他还挥笔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
“铁肩辣手”出自明朝杨继盛的一副对联，上联是“铁肩担道义”，下联是“辣手著文章”。邵飘萍非常欣赏这副对联，特别欣赏其中的“铁肩”、“辣手”这四个字。他将其置于报社，表明他之办报要为民请命，要监督政府，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位于北京宣武门外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是《京报》业务量扩大后搬迁的报社新址。虽说这里的住户几经变换，可是这座两层的砖木结构小楼，还保存着旧日的模样。这栋小楼的临街立面采用西洋式砖壁柱装饰，大门处有古典柱式门廊，楼门的上方中央镌刻“京报馆”三个字，是邵飘萍亲笔题写。当年，为了使报刊内容更加贴近社会现实，邵飘萍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邵飘萍重视时政的报道，一些重大的事件均由他亲自采访、写头条、写评论，能够及时地反映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信息。这使得《京报》的发行量从原先的两千份猛增到一万多份。
《京报》
化装采访的邵飘萍
邵飘萍和夫人祝文秀
据说，邵飘萍是个很讲究“派头”的人，他自己抽的香烟是特制的，印有他的名字；他外出采访时乘坐的洋车装饰得很华丽，两边各装了三盏十分漂亮的灯，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专车，后来换为马车，再发展为小汽车，都显得很豪华。然而，对邵飘萍来说，如此讲究“派头”，却有着特殊的原因。
那时的北京，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处于最混乱、最腐败、最没有秩序的时期。邵飘萍要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这就迫使他不得不讲派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解释道：“比如说当时很多人没有小车，他自己有个小车，他买个小车，买小车对他来说采访是很方便的。别人一看，邵飘萍居然开上车子了，说明他肯定有实力。”因此，邵飘萍并不是有意去耍派头，而是为达到工作的目的，不得不这样做。
1918年，邵飘萍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教授新闻采访课。当时，在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当中，有许多后来十分著名的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等人。而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实务课，更引起了学生们的热烈反响。
1918年即将过去，32岁的邵飘萍还在为他的《京报》而忙碌。
在第二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邵飘萍在《京报》上设置专栏，对五四运动做了长达一月之久的连续报道，并且亲自撰写文章，揭露当局的卖国罪行。
邵飘萍激进的办报行为触怒了段祺瑞政府，1920年《京报》馆被查封，邵飘萍也被迫流亡日本。也正是在流亡期间，邵飘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于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段祺瑞政府垮台之后，他又一次回到北京，恢复了《京报》的出版。
1926年4月，被邵飘萍斥为“独夫民贼”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4月24日，邵飘萍返回报馆料理事务，被早已埋伏的军警逮捕。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押至天桥刑场。临刑前，他向行刑官挥手作别道：诸位免送！枪手当即开枪，子弹由后脑射入，自右眼下穿出。一代著名报人，就这样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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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1）
1918年8月19日，一列从湖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坐着二十多名湖南学生，他们准备到北京学习法文，然后再赴法国勤工俭学。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毛泽东是一位高大英俊的年轻人，这一年他刚刚25岁。
毛泽东来到北京之后，起初住在湘乡会馆，后来搬到了东城区鼓楼豆腐池胡同，住进了他在湖南时的老师杨昌济的家里。
当时，在北大哲学系任职的杨教授住在一所幽静的两进院落的四合院内。前院的北房东侧是杨先生的卧室，住在北房西侧的是他的女儿，名叫杨开慧。而毛泽东则住在前院靠院门的房间里，与他同住的还有提前来到北京的蔡和森。
18年后，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经谈到了这次北京之行。他说，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那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
北大红楼
因为当时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得较为分散，联络不太方便，毛泽东等人就在景山东街三眼井租了三间平房，从杨昌济家里搬了出去。当时住在这里的除毛泽东外，还有蔡和森等另外七名新民学会会员。由于人多屋小，房间里就显得十分拥挤，睡觉的炕上每个人仅有一块砖那么宽的地方，要想每人各盖一条被子都不可能。正如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里所说的：“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1918年夏天，在离紫禁城东北角不远的沙滩，北大的新校舍建成了。新校舍的主体建筑，是一座五层的工字形楼房，由于它通体皆为红砖，所以被人们称为“红楼”。在红楼有一层全部为图书馆，有更为宽敞的资料库，更为明亮的阅览室。
陈独秀、李大钊的工资表
毛泽东的工资表
在杨昌济教授的推荐下，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差事，主要是在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打扫屋子，登记每日新来的报纸和来看报纸人的名单，以及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
在84年后的2002年5月，原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陈列室内展出的一件文物十分有趣，那是1919年2月北大职员的“薪金底册”，也就是当时北大财务部门使用的“工资表”。在那份“薪金底册”上，陈独秀的名字位于蔡元培之后，月薪300元；时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居中，数量是120元；而作为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名列表格末端，月薪仅有8元。
尽管毛泽东已经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湖南小有名气，但在北大这块精英聚集之地，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外地青年，没有人会注意到他，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带着湖南乡土气息的图书馆助理员，在不久的将来竟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蒋介石悬赏25万银洋要他的头颅。
多年之后，毛泽东曾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回忆这段在北大的经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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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2）
杨开慧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灰心，能够在北大工作，使他得到了许多听课的机会。他对政治的兴趣日益增长，他的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1918年的年末就要到了，25岁的毛泽东仍然在北大图书馆默默工作着，按月领取他每月8元的工资，同时也更广泛地接触新事物、接受新思想。而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他爱上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毛泽东在湖南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杨开慧。那时的杨开慧还是个14岁的小女孩，但现在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在北京，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渐渐萌生了爱情。杨开慧后来曾经说道：“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毛泽东也真诚地爱上了杨开慧，他曾经写过一首叫《虞美人·枕上》的词来抒发自己的恋情，其中说道：“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色长天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那充满柔情的诗句，与他后来戎马生涯中所作的那些气势磅礴的诗篇形成强烈的对比。
杨开慧
两年后，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又过了十年，杨开慧被叛徒出卖，在长沙惨遭反动军阀杀害。许多年后，毛泽东对他的第一位爱人仍然充满深深的怀念，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1918年即将过去，而此时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的毛泽东正准备离开北京。在第二年春天，他南下去了上海，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送行。后来自上海返回湖南，结束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北方之行。
当然，那时他自己肯定不会想到，1949年，当他又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成为著名的革命领袖。他在战友们的簇拥下登上当年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安门城楼，以难以抑制的激动向全世界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在中南海里的新住所，离他的三眼井那个破烂的小院仅隔着一段很近的距离，即使是步行，也只需几十分钟。而走完这段路程，他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
平淡的1918年就这样过去了。叱咤风云的人物行色匆匆，在不经意间为这平淡的一年涂抹上一层绚烂的色彩，让她成为历史长河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这就是北京的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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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延安（1）
1946年，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在惨遭失败后，又集中精力针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1947年3月初，蒋介石派出了大批飞机轰炸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延安。3月13日，胡宗南的15个旅约14万官兵分两路向延安进攻。
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并且在枣林沟村兵分三路。毛泽东和中央前委留了下来，继续向西转移，以七百多人的队伍吸引身后的数万敌军。
1947年3月18日的延安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与原来人来人往的景象相比，空旷的街道和无人的房屋，显得异常冷清。延安的群众、中共中央各机关、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已经撤走了。
在延安的外围，国民党的军队正在迅速逼近，有着十年中共中央驻地历史的延安即将沦入胡宗南之手。
（1） 兵临延安
中央军委礼堂旧址
写在墙壁上的“保卫毛主席”的标语
王家坪，位于延安宝塔区西北约四公里处，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这里是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所在地，中央军委的礼堂就在这里。
1947年2月，为了便于指挥已在全国各战场展开的解放战争，毛泽东搬到这里。这时的王家坪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总参谋部的所在地。毛泽东就住在王家坪的南院。之所以选择王家坪做驻地，是因为它位置隐蔽，山后的防空洞可以躲蔽敌人的轰炸和炮击。
从3月11日到18日，蒋介石用空军三分之二的轰炸机，对延安实施了密集的轮番轰炸。
面对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召开保卫延安动员会，提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号召全体军民坚决粉碎胡宗南的进攻，牵制和消灭胡宗南的军队，支援全国其他各个战场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
陕甘宁解放区军民有秩序地撤退，中为刘少奇
陕甘宁边区的民兵
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军队只有两万多人，而胡宗南加上宁夏马鸿逵的军队一共28万之多，以一当十、历时七天七夜的延安保卫战开始了。
3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在西北野战军的掩护下，延安实行坚壁清野，转移工厂和粮食，不让国民党从延安得到一点东西。不仅粮食都带走了，就连桌椅板凳、门窗也没有留下。时为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回忆说，妻子腌的一缸酸菜，也在临走前顺着山坡滚到了山根。延安变成了一座空城。
中共中央认为，面对强大的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
陕甘宁解放区的军民按照计划有序地进行撤退。
最后撤离的毛泽东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
第一批撤离的多为女同志，中央机要局机要处译电员马可玉就是其中一员。她当时结婚不久，又怀孕了，便派给她小毛驴带着部分文件先行撤离。撤离的路途中充满艰辛，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的腿就在行军路上摔断了。她记得是在晚上行军的时候，“我看不见，过一个小河沟的时候，一下就把腿摔坏了。我的腿趾骨一下就分开了，整个腿都肿了。开始骑老百姓的毛驴，又骑过老百姓的黄牛，最后有些地方实在没办法了，马都不能走的山坡，都是同学背着我过来的”。
撤离延安（2）
疏散到1947年3月中旬的时候，留在延安中央机关的人已经很少了。即使留下来工作的人员，也在随时准备撤退。
在延安的西北野战军部队和陕甘宁边区的民兵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同仇敌忾，沉着应战，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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