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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了心。这里又增加一篇我母亲的文章，她也是《大公报》的记者，但文笔更有文学色彩。她写过许多国民党、共产党与高层*人士，更写过重庆、北平形形色色的老百姓。她与沈老文字交开始得很早，但对面握手却在十年之后的1946年。沈先生当时一到北平，她和我父亲就去看沈，结果扑空。到第二次再去，才终于见到。
北京的形象（6）
彭子冈：《沈从文在北平》1946年夏，沈从文从西南联大回到北平，继续在北大任教，就住在距离校区不远的沙滩中老胡同的教授宿舍里。当年住在这里的还有朱光潜、周炳琳、张颐等教授。朱光潜的女儿朱燕的童年杂记，记录了这段短暂的快乐时光：“晚饭后家中客厅常是高朋满座，同院的沈从文、贺麟、冯至、陈占元及住东斋的常风等是常客。他们谈文学、诗歌，很热闹。”
这是8月29日，北平秋天的黄昏，街上果子摊上复杂色调，气坏了画家画板，我似乎已经闻到了良乡栗子的香味了。北平各大学的复原带来了各色各样的学者教授文人，以及活跃的知识青年。北平的文化气息必然浓厚，色调也必然繁复丰富，这才是文化的温床，清一色会令人窒息死亡。
沈先生正伏在方桌上整理旧稿，跳起来向徐盈和我说：“你们是——”
报了名字，于是像旧师生般握手大叫起来。
“我正写了封信要寄给你！”他递了封信给我说：“十年不摸电话，不知道怎么用它，同时也点了十年的清油灯了。”
客人占据了他仅有的两把椅子，主人便只好坐在覆了白被单，有一条绒毛毯的床上。有点意外，这么玲珑瘦小的一个人，写了80几本书。并不意外，文格与人格的形象，甚至内心是统一的，他全无半点湖南人的豪迈，却有点让我怀疑《浮生六记》中的主人翁就应该是这副样子。下边删节了十一个自然段，最后的两小节如下：由《忆北平》也可以看出他对时局的忧虑，他屡屡追问时局的症结：“你们告诉我，批评我，免得我发了傻气说了糊涂话。”他不断提到他的小朋友们，那些环绕着他的年轻人，他最推崇的新作家是汪曾祺，在本报《文艺》与上海大型刊物《文艺复兴》均有其作品。
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件灰色或浅褐色的毛质长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上寻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码，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我非常欣赏最后的这一段，朋友圈中无论什么人看到了都要拍案叫绝。这是心灵中才气的流露，不是事先就设计好了的。我母亲这篇文章没有直接写北京，而是写了一个由外乡的乡下人变成著名京派作家的人。我母亲早年走上文坛遇到两位好老师。第一位是叶圣陶，他可是位非常和善的老好人，乡土观念极重，主抓教育是他最大的特点。他曾和自己的亲家夏丏尊先生合写了一本给青少年读的小册子《文心》，也就七八万字，结果，叶老就用他那一半的稿费在故乡苏州买了一个小四合院。我去过的，虽不是北京四合院那么严谨，但院中花木扶疏，很美丽的。院子长期没人住，“*”后苏州作家陆文夫去看他，他就主动把房子送给苏州作家协会编刊物了。陆文夫那里当然感谢，特意留出一间，平时也注意打扫，专为叶老的子女在苏时居住。陆对我也是很好的，他特意说：“你来苏州，如果需要长住，这儿对你也是开放的。”叶老从年轻时就很关心后起的作家。我母亲也是苏州人，同时更是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学生》杂志的积极撰稿者。我父亲也同时是撰稿者，双方慢慢相互认识了，最后走到了一起。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叶老至少对我母亲这个小老乡，是采取了鼓励与推动的作用的。随后，我母亲的另一位老师就是沈从文，他当时兼任了一份副业，就是替《大公报》编副刊《大公园》，母亲时常有稿子投寄给他，他总是修改后迅速刊登。我母亲的字迹很难认，每个笔道都是圆的。然而沈先生的毛笔字非常规矩。我小时在家里还看到母亲当时投稿的原稿，两种笔迹互相掺杂着，母亲珍藏旧稿已经多年。然而，沈先生与我母亲的见面，却在十多年之后的1946年，在前文所述的北平。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多次讲述沈当年写作的奋发：冬天的深夜，他因贫穷，屋内没有生炉火，就用一条厚毛毯盖在膝盖上。室温可以结冰，他就把业已冻结了的毛笔放到嘴边去“呵”，等毛笔的尖端化了冻，他再一字一句在稿纸上去写。他的七八十部长篇小说，大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沈先生是湖南凤凰人，自称“乡下人”，但他最后却被公认是京派文人的代表之一。这其中的道理耐人寻思。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北京的形象（7）
我前边引述的文化人，他们是用文字描绘自己认识下的北京，但都只是表达其北京情结的一个方面，仅仅是言论而已。事实上，他们的收入都不错，大多家庭和美，生活幸福。他们对文化的认识是通达而非狭隘的。所谓“故国”，就指人类全部的文化精神积累，并不分中国外国。比如林语堂，他的英文无比之好，通晓西方文化，还能用英文直接写作中国的事，比如他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一要有国内足够的生活，二要懂得西方人欣赏的趣味，必须适应他们的习惯。同时做到这两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我们出版部门提出“走出去”的战略，其实第一步走出去的，应该是如同林语堂这样的大作家。没有像他这样的大作品，光有出版部门的推导，恐怕还是事倍功半的。只可惜啊，可惜我们长期没有注意他。还有一位翻译家叶君健，也用英文直接创作了写自己经历的三部曲，外国反响很大，国内默默无闻。我们仅仅注意到了他能翻译这一点。再就是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梁实秋。过去我们只知道他写了《雅舍小品》系列，写过大量优美的散文，而且属于消闲文化的范畴，就从没报道过他花费四十多年的时间，独自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的翻译工作从大陆延续到台湾，又从台湾延续到美国，终于在死前完成了这个浩大的工程。这个例子说明：只要文人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其故国观念就必定升华——无论自己的故国还是洋人的故国，都一视同仁地热爱，也毫无保留地奉献，乃至于最后的献身。我想，今天我们谈故国，思想上也上到这个层次才好。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侯仁之（今年九十一二了）对我谈的一件事。他说：“1957年后，我去过你们家看过你母亲。她刚被打成右派，情绪很低沉，我同样痛苦，但也无奈。你大概不知道我与你父母如何认识的吧？我最初一直是《大公报》的读者兼作者，有了稿子就寄给你父母。当时我在北平，你父母在重庆，远隔万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面。终于抗日战争胜利了，你父母来到北平继续办报，而我忙于去英国留学，双方最后约定一起去西郊的卢沟桥相聚——既是初次见面，也是临别分手。因为你父母当初离开北平时，是在卢沟桥这里出的事，而如今胜利了，大家重新再来这里聚会。你说，我们这些人心里装的就是这样的情怀，大家都爱自己的国家，如今全国胜利了，你父母也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怎么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这件事，侯老就对我讲过一次。我后来再去他那里时，主要就是请教关于北京历史文化上的事情了。他一直对我很关心，每次去都耐心与我谈话，回答我各式各样的提问。他还站在墙壁上清乾隆时期的北京大地图前，用手杖在上边指指说说。我及时拍下了照片。这照片对我的价值很大，它一直鼓励我沿着京城文化这个课题不断前进。我有许多这样的照片或文人前辈赐予我的墨宝，多数是我父母的文坛朋友送的，如赵朴初、艾青、沈从文、吴祖光、汪曾祺等人的，也有我自己在梨园认识的，如前辈俞振飞、张君秋、袁世海等人的，还有我母亲从梅兰芳处拿回的照片，从程砚秋家拿回的欧洲小玩具等。这些东西，都构成了我对京城文化热爱的起因，每件东西往往都能引出一段小而又深的故国之思。今后有机会时，不妨再写一本这样玩儿着的书出来，相信读者或许会更有兴趣。
总之，不懂得故国，就不懂得今天的来之不易。把今天的一切看得太容易太简单了，就写不出有厚度并能历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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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锋一转说花鸟（1）
引录文字业已结束，从现在起，我开始自己的叙述。我谈北京，自然会说到它各种的重要的项目，但在这开篇之际，却要话锋一转，先要说业已消失了的一花一鸟，说一说两件被消灭了的北京风物：中山公园里的牡丹，隔壁太庙中的灰鹤。它们确实不大，但都曾是饱含文化意味的活物儿，因此就格外让人缅怀不已。应该承认，这两件活物儿，也就是北京这个“故国”时期活的象征。
有些奇怪么？上一节引录的那许多前辈，有许多还应该是我父母的前辈，他们回忆北京的文字，他们抒写对北京的感情，大多直接与国计民生紧紧挂钩，有很强烈的时代精神。可作为一名小小后辈的我，为什么话锋一转，就要谈什么一花一鸟了呢？我是否也太无聊太软弱了呢？
容我申辩。第一，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从小就没听见过枪炮声。第二，这篇要谈及的一花一鸟，确实又是老北京极其重要的两桩风物。它们本来很和平地留存、衍生于北京，是近代各式各样的炮火枪声干扰并驱赶了它们，让它们无法继续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故国无端的炮火是有罪的，而这些活的风物是无辜的。我，作为众多后辈青年中的一个，阴错阳差地赶上了它们的余脉，就赶上那么一点点，但也就是这样的一点点，就让我终生难忘了。这次写书写到了这里，终于有机会让我一吐为快了。
先说牡丹。说一说生长于中山公园里的牡丹。中山公园，原址为明清故宫的社稷坛，位于天安门与端门之右，乃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土神）和稷（谷神）的处所。民国初年，北京政府“辟新华门为敷政布令之地”，禁地既除，“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休息之所”。（引文为朱启钤著《中央公园记》）1913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视察社稷坛，看到历经世变后坛内已是“古柏参天，废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以如此名地废弃可惜”，欲辟为公园。第二年，朱启钤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辟坛为公园之议”遂得到落实。1914年秋，段祺瑞、朱启钤等六十余人发起筹办公园的募捐，不及半年得募款四万余元，其中个人捐款以徐世昌、张勋、黎元洪和朱启钤为最多，每人捐款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元间。董事会由此产生（凡北京市民每年捐款五十元即为董事），朱启钤被推为董事长。董事会负责为公园的经营拟订了《公园开放章程》，并以公园“地当九衢之中”，命名为“中央公园”。1914年9月，公园对公众试开放。10月10日国庆纪念日，公园正式开放，“是为北平公园之始”。（此说据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版）1928年7月，“中央公园”奉北平市政府令改称“中山公园”，1937年10月因日据原因又恢复“中央公园”原名，抗战结束后复改称“中山公园”，其名沿用至今。牡丹是中国的国花，它的花、叶、茎、根，到底怎么美都无须我细说，我只讲讲对它的认识过程。我祖父住家在和平门里的绒线胡同，步行到中山公园是很方便的。就在临近新中国成立与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间的那几年，我时常由大人带着，步行到“公园”（它是中山公园的简称）看牡丹。就在一进门的西侧，有“很大很大”的几个花坛。我去的时候当然在花期，花谢了之后，又有学画的人专门画它的茎与根。我这时才发现，牡丹全身确实都很美。牡丹花苑旁边有一大片的金鱼木盆缸，它们露天摆放着，一个个大绿色木盆中，都有不同品种的龙睛鱼在自由地游荡。牡丹与金鱼（只是硕大的龙睛鱼）是相得益彰的，缺了谁也不行，但其中领衔的还是牡丹。我曾盛赞“公园”的牡丹，但大人摇头，说更好的牡丹在南城的崇效寺，那儿的品种更多，花的植株更高，花朵也更大。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宣南二寺中有记：1913年5月5日，先生“下午同许季士往崇效寺观牡丹，已颇阑珊，又见恶客纵酒，寺僧又时来周旋，皆极可厌”。显见心情不是太好的了。5月5日，恰是鲁迅到京城一周年的纪念日，时方谷雨，恰好节令，正是赏花观景的绝妙时节，而鲁迅却乘兴而去，扫兴而归，确是让人遗憾。鲁迅先生当时住在城南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距枣林前街斜行过去的崇效寺山门前，只有区区的三里之遥。崇效寺不大，只不过是一座佛院而已。其规模和名气的由来，主要因为花事。20世纪30年代每到花期时，北平的电车汽车厂子都开设专线，由内城直达那里。传说在它的花期中，整个北京全都“游人如织”。还传说新中国成立时，朱德总司令专程驱车去崇效寺看过墨牡丹呢！可惜后来南城要盖工厂，就把崇效寺给拆了。拆除之前，分三批把那儿的牡丹移栽到了公园。牡丹生性最怕移栽，结果死了不少，能活下来的，花朵少了，同时也小了。后来我看到的牡丹，就是这“朵少了也小了”的。再往后，中山公园也不栽牡丹了，牡丹又移栽到了颐和园，就在东宫门刚进去的那块地方，花的植株矮了，朵也更加“少了和小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话锋一转说花鸟（2）
新时期中，经张恨水作序的《北平游览指南》得以再版，书前有一组模糊的照片，其中就有崇效寺的牡丹。植株高与人齐，花朵有脸盆大小，这都是我绝没想到的。再后来，我购到《北京工商史话》一书，最后一篇文章是《牡丹之特点及培养方法》，作者佚名。其中说道：牡丹寿命长短，以地理为主，如其托根得所，其寿命即长；如是地脉不良，再加以人工不良之剪裁，使植物全体不得休养，其寿命即难永久。笔记所载，有千年以上者甚多。即从近代实践中，如甘肃某地山中，解放后伐森林，发现古庙一处，地势广大，建筑如新。庙内有大牡丹数十棵，独本者干径多在三十公分以上。丛生者多，皆高达十米，花开极繁，开辟以后设为公园，管理人马国瑞曾在五三、五四年两次来到北京，因会谈得知。又，北通县东二十里，有三义庙后殿阁宇七间，前有大牡丹花树四棵，高在十米以上，开花极多，可在楼阁之上赏花。余年十二岁时，同塾师往观一次，清庚子年，被八国联军焚毁。北京市东郊，东岳庙方丈院内，有唐花牡丹四株，高有三米，每株开花都在三百朵以上，解放后改为学校；又白纸坊崇效寺牡丹清人洪亮吉《卷葹阁诗文集》中有记崇效寺观花。邓云乡说：“门前见树尤绝奇，屋畔无枝不娟好……海棠无言压桃杏，莺声不来空昼永。寻廊万点白参差，恍若银河泻星影。闲心爱看日午花，采色讵似残春葩。”这是两百年前的崇效寺的花事图景，当时是以丁香、海棠著称的，所以诗中有“万点白参差”的描绘。可是后来崇效寺丁香凋零，牡丹葱茂，独以牡丹著称。洪亮吉诗中的旧景，就剩下那句“门前见树尤绝奇”的”故国乔木楸树了”。既多，在北京市是最著名的。解放后建为工厂，将全部牡丹移植中山公园，因为地势关系，移动了两次，合为三迁之荣。不数年死者不计外，勉强活者，寥若晨星矣。可惜佳种一失，即山东菏泽亦难寻觅。可见移植关系，甚宜研求之。请注意最后的五个字“甚宜研求之”，说得何等委婉，其内心早就在流血了。
在我近年研究京城文化之际，这牡丹就越来越给予我一种心象：在中轴线西侧社稷坛“五色土”的四围，同时也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五色旗映照之下，还幸运地环绕着姚黄魏紫一族。它们十分安然又欣欣向荣地生长着，正反映出20世纪初年中华民族的一种延续或凝聚。
说过了中轴线的西边，再去看它的东边。那里是太庙邓云乡《燕京乡土记》中记：太庙旧时还有一样奇物；就是灰鹤。这是一种在参天柏林中营巢的候鸟，春来秋去，浅灰色，比丹顶鹤小。北京只在太庙中有。《旧都文物略》也记云：“其东林木幽邃，有灰鹤巢其上者千百成群，为它处所罕觏。”太庙进门后东南一大片柏林，旧时四周有栏杆，人不能进去，小立栏杆边，静静地望着林中灰鹤来去，上下飞翔，是充满了寂静的生趣的。我曾多少次和先父来这里，在露椅下静静地坐着，望着那柏树林深处浮动着的阳光、轻雾，从那柏枝密处突然飞起的灰鹤，再过去那高大的红墙外面，就是丁丁当当响着有轨电车的闹市，而这里却那么静，静得似乎那远处灰鹤起飞，拍打翅膀的声音都能听到，我不禁想起《庄子》上的话，“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息以相吹也。”在这静中，似乎清晰地听着生命的、历史的脚步声……，高大的殿宇前，是有*百年的松柏树林，最古老的柏树要数辽代的了。每年春三月，总会从南边飞来一些灰鹤，它们从江苏北部的湿地起飞，一路左顾右盼，最后飞到华北平原，几经选择，总是在北京太庙上空转几个圈，最后选择松柏树丛降落。它们栖息于此。每天成年仙鹤要飞到中海和南海去“捕”鱼，然后衔回到太庙的树上喂他们的孩子。等感受到秋凉，它们又依照原路飞回苏北……这样的行程不知起于何时，我只知道苏北的那许多湿地是仙鹤家族的祖居之地。有丹顶鹤，有乌羽鹤，也有灰鹤。在北宋的时候，它们是飞向都城汴梁的，宋徽宗画的《瑞鹤图》的下部，是宫殿的屋脊，其檐角高高向天空挑起，虽然国运不济了，但建筑上的气势还在。至于那鹤，似乎不是丹顶鹤，也不是灰鹤。但鹤类喜欢“故国”是有传统的，最近的证据就是《瑞鹤图》。鹤类为什么后来舍弃了汴梁一线，恐怕还是和生态有关。灰鹤选择了北上，同时又一定要栖息太庙，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