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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者”，或称为自由撰稿人。即便是已经身为职业革命者的作家，也要用写作的稿酬收入去补给他的革命者的活动。
作家们不断有著作问世，因为作品是自由撰稿人的衣食来源。建国后除少数作家，如老舍、巴金、傅雷、张恨水仍以稿费、版税为生，更多的作家则接受了供给制。全国解放以后，出版社、报社已经由国家控制起来。例如，50年代初张恨水一度生活困窘，经文化部研究，决定聘请他担任文化顾问，每月支他一笔钱，帮助他一家渡难关。后来他大量写民间故事，认为可以靠稿费维持生活，就辞去了国家的补助（据袁进的《张恨水评传》）。但是私营出版社分期、分批地逐步“公私合营”，后来又纳入国营企业；出版界的私有制在改造中逐渐取消。稿费、版税已降得较低，多数作家已不可能以稿费为生了。
1952—1955年的校园生活（4）
一个特例：齐白石依旧卖画为生
画家和书法家的“润笔”收入，是我国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常规。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时还不能杜绝。例如北平的国画大师齐白石，一辈子以“润笔”为生。
齐白石多年来身受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欺压和敲榨，一直盼望着有太平盛世、政治清明的一天。徐悲鸿来北平办美术专科学校以后，他们经常来往。徐悲鸿给老人许多照顾，包括让齐白石到美专教画，得些酬劳。当时他卖画只收银圆，换成金条。
1948年底，齐白石听徐悲鸿说北平要和平解放，就日夜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过去，他被人欺侮惯了，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他把一些金条装在一个袋子里，藏在一个大木箱中，这是他多年卖画刻印积攒下的财富，以备自己后半生和留给子孙们用。在###的年月，他怕这些东西被人偷去、抢去，睡觉时便背在身上，直到听说北平要和平解放，他才把袋子卸下，藏进箱底。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齐白石欣喜异常，欣逢盛世，他作画更勤奋了。他还收了一些弟子，比如评剧演员新风霞，就跟齐白石学画，还成了他的义女。
新中国成立后，齐白石仍以卖画为生。那时他的画，400块大洋可以买170幅。平均每幅大约23银圆，相当于新人民币70元。在琉璃厂，一件齐白石的扇面或画，也只能卖几元钱。到50年代中期，齐白石画的成扇，极精彩的，才12块钱一把。这时，齐白石仍是过着很简朴的生活。齐家门房老尹，平时不领工钱，齐白石每月给他一张画，作为工钱。老尹就把手头的画转卖给顾客。
吴祖光先生曾告诉笔者：那时（50年代初）齐白石老人的画“润例”是按照画幅大小计算的。对于熟人，价格为人民币十元一尺，这算是便宜的呢。有一次陈毅同志来吴先生家，要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陪他同去齐老家，提出要老人画一幅画。齐老当时画了一幅螃蟹给他，那幅画是三尺，吴祖光代陈毅付了三十元。他们辞别老人出来时，陈毅说：“还要给钱的啊？”吴祖光先生至今记得他的四川口音。
齐白石的作品能卖上较高的价钱，是他到了90岁之后。不过，那时他的一幅画也就卖100元左右（新人民币）。
其他许多国画家，就没有齐白石那样幸运了。他们大多数被纳入配给工资制的轨道，成为“干部画家”。
“干部作家”还是“自由撰稿人”？
供给制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机关、各单位干部的基本分配方式。在文艺界，首先从文学研究所开始。用这种共产主义分配体制培养作家、管理作家，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建国后成为作家队伍中主力作家的，很多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多是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党的干部，又是作家。对内对外，他们总是声称自己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这时，他们都自觉地确立着自己在新的体制中的位置。
当时的作家更羡慕苏联的作家待遇。萧三在他的《重游苏联》一文中写道：“戈尔巴托夫对我们说：‘苏联作家的生活好不好？看他工作得好不好。谁工作得最好，谁就生活得最好，党和政府给他完全的生活保障。现在苏联的名作家每个人都可以买一个别墅，芬兰式的，价值五万卢布；可以自购汽车、汽油……作家有必要去各地考察、生活、访问……的，作家联盟给他一种创作的旅行派遣，给他旅费，他在那里可以住几个月。”
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到了和平时期不便于长期维持。那么，是转向实行配给工资制，让作家们获得某级别的干部身份呢，还是回到过去的自由市场制、依旧靠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当时的选择只能是前者。这是因为：
（一）社会已经不具有自由出版的市场，如何有自由支付稿费、版税的社会空间？靠稿费生活的除了此前创作量很大、版权尚多的作家外，一般的作家靠多少年写出一本书、几篇文章，是无法生活的。如早期“湖畔诗人”汪静之说：“我多年没写诗了，上海解放后第二天就写了三首诗，投稿不登，以后就提不起兴趣了。”像这样的诗人心情，怎能让他们靠稿费生存呢？对于新体制内的作家，工资制的实施，使他们即便长期不发表作品，也有生活保障。建国后17年间版税制逐步取消，稿酬也一减再减，稿酬的有无只是生活水平高一些和低一些的标志。诗人郭小川在日记中常提到，拿到了多少元稿费，陪夫人去买布料做衣服。从当时多数作家的生活情况看，稿酬再不是生活仅有的依靠了。不会像30年代周扬在上海时，妻子即将临盆，手里硬是连妻子住院生孩子的钱都没有，急得他到处告借。
（二）当国家在大范围内实行供给制（和包干制）时，正是计划经济初期建立的时候，完成了向指令型计划经济的过渡，也就完成了作家由自由职业者向配给工资制的转变。
1955年的知识分子待遇（1）
1955年年底，中央统战部以及“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已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作了调查，掌握了许多真实情况。
1956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人数的调查报告》 指出——
一、到1955年为止，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多一点。其中高等院校的教育人员3万多。 这显然与6亿人口的大国不相适应。
二、高级知识分子绝大部分生活比较清苦。和抗战以前（20…30年代）相比，现在（1955年）高级知识分子的货币工资还是低得多。以大学教授为例，1955年的最高工资为252元6角，而抗战前夕（1937年上半年）可达当时法币600元，折合人民币1500元 （以战前法币1元折人民币元计）；若用百分比，则为，通俗地说，1955年高级知识分子收入只相当于抗战前夕的六分之一。
于是，一个借鉴苏联经验的“特定津贴”办法，即《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提交中央会议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选出八百多名突出人才实行特定津贴，每月能保证工资达到新人民币500元左右。（相当于抗战前夕的三分之一，或30年代前叶的30 ％）。
这八百多人的名单，包含了当时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科学界、卫生界的代表人物精英：
陈寅恪，中山大学教授，现有月薪253元；
顾颉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218元；
翦伯赞，大学教授，元；
向达，北京大学教授，元；
俞平伯，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85元；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元；
王力，北京大学教授， 元……
这些都是中国高等院校一流的文史学者专家，但他们的平均工资只有二百元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名单遗漏了一些不该遗漏的名人，例如没有吴宓的名字……
（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
1956年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这是为 1月14日开幕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供讨论、修改的文件。该草案提出：
“必须对目前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和历史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认为当前的主知识分子队伍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进步分子，已经占多数”。“党中央要求全党一切组织，首先是同党外高级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的科学机关、高等教育机关、文化机关、文化团体、经济机关、企业、卫生机关、军事机关等机构中的党组织，迅速地坚决地消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缺点和错误”。
1月14…20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共中央各部门、各直辖市和各省区的负责人、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上千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着重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及妥善解决有关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
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经过建国后六年来贯彻执行党对旧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就是必须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大规模地培养新生知识分子，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
周恩来尖锐地批评了党政部门对知识分子问题存在着宗派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为“低估了他们 （指知识分子 —— 引者注） 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而我们目前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帮助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更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周恩来并提出：
1。对所使用的知识分子应给予充分信任与支持，让他们有职有权，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 2。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
3。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如配备助手、解决资料、制订合理的升级及奖励制度等）和必要的生活条件。
这里所说的“必要的生活条件”之一，就是大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具体说来，就是上述《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所提出的：对于突出人才实行特定津贴，每月能保证工资达到新人民币500元左右（合今人民币5000元）。但是这个英明正确的建议，由于反右斗争、大跃进和“文革”连续的政治运动而未能兑现；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得到落实。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到会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955年的知识分子待遇（2）
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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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行政级别
1956年6月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基本确立了我国此后将近40年的工资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确认的“级别”，成为中国干部、军人、工人、职员（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的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主要标准。同时确定的城镇户籍制度，跟劳动工资制度一起，成为决定共和国人民生活状况的基本因素。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城乡差别，由此定型。
这次国家干部的工资改革，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的干部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可以互相换算，如高教1级和文艺1级大致相当于行政8级；文艺7级大致相当于行政13级，高教8级大致相当于行政17级，等等。
评级定职的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资历和职务，参考德才进行评定。一般说来，正部长为3…5级；副部长为5…8级；正局长为8…10级；副局长为9…13级，正副处长为14…17级，正副科长为17…22级，等等。
地方干部，如安徽省委副书记马天水为行政7级；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为行政8级。
有些单位特别是中央领导部门因其特殊性，配备干部级别很高。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按级别至少为正部3…4级。在中国人民大学，10级（元）、11级（元）应为正局级而担任中层干部（处长）的，也为数不少。再如当时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为行政8级（元），副处长为行政10级（元）；而文艺处处长丁玲是行政7级（322元）；挂名在中央宣传部（和电影局）任副处长的江青是行政9级（到文革期间1968年破格提升为5级）。当时新华社社长不过为司局级，因为新华社曾隶属于新闻总署；而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副处长）李慎之为行政11级（相当于一般的司局级）。这些官衔为“处长”者，都属于“高干”待遇。
这次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后，干部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改由个人负担；同时，干部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的家具、水电，一律缴纳房租、家具费、水电费。但这些费用的数额很低，通常只有几角或几分钱。同时，对国家干部中因多子女生活困难者，特殊照顾（类似供给制包干办法）：仍用政府福利费予以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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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待遇标准（1）
1956年对于知识分子订立的工资标准，基本上套用国家干部的级别，把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纳入组织机构，以便加强监督管理。但在制订时缺乏三个重要的考虑：
（一）没有规定今后若干年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价的变化，将各级工资数额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反映社会经济产值的增长，而避免实际工资的降低；
（二）没有建立一套工资晋级的制度，以激发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以至于后来十几年的助教、研究实习员都没有提升为讲师或助理研究员；教授和研究员普遍年龄老化；
（三）没有全面考虑福利、保险和养老金制度。
大学教职员月薪
教授月薪（六类地区，即京津等地）分四级：一级教授 345元，二级教授 元，三级教授 元，四级教授 207元；（注：三、四级教授跟一、二级副教授交叉）
副教授月薪分四级：一级副教授 元；二级副教授 207元；三级副教授 177元；四级副教授 元；（注：四级副教授跟一级讲师交叉）
讲师月薪分四级：一级讲师 元，二级讲师 元，三级讲师 106元，四级讲师 元；
助教月薪分四级：一级助教78元；二级助教69元，三级助教62元，四级助教56元；
校务管理人员（大学正副校长、大专独立或学院正副院长）：行政6级（368元）—13级（元），相当于副部级到副局级。
科学研究人员（如中国科学院）月薪
研究员月薪（六类地区即京津等地）：一级（正研）345元，二级（正研）元， 三级（正研）元；四级（副研）207元，五级（副研）177元，六级（副研）元；
助理研究员月薪为：七级（助研）106元，八级（助研）元，九级（助研）78元；十级（研究实习员）69元，十一级（研究实习员）62元，十二级（研究实习员）56元；（注：以上科研级别跟大学教员级别相对应：教授相当于研究员，讲师大致相当于助理研究员，助教相当于研究实习员，等等。）
［附］其他如：主任医师的工资定为元到元；主治医师的工资为91元到177元；工程师的工资定为元到元。大中专毕业生的定级工资：研究生毕业为62元；大学毕业为56元，中专毕业为37元。
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
全国各校对教职员的住房和家俱配备等，都制定过分配标准。典型的方案如下：
住房标准（1952年—1955年）以房间数计算——
A，家属宿舍：副教授（处长级）以上，每户2间半至3间半（半间为厨房）；讲师、教员（科长级）每户2间至2间半，个别家庭人口多的讲师可住3间半；助教及一般干部每户不超过2间。
B，单身宿舍：副教授每人1间；讲师、科长2人1间；助教、一般干部3人1间。
1956年制订的住房分配标准，一般改为以使用面积或居住面积（平方米）计算。
A，家属宿舍：正副教授、正副教务长、总务长每户63平方米；讲师及正副处长级每户50平方米；正副科级人员每户4l平方米；助教及一般干部每户以30平方米为限。
B，单身宿舍：教授、副教授，每人28平方米，两间或一大间；正副处长级每人以不超过24平方米为限；讲师，每人15平方米一间；助教和一般干部，每人8平方米（2人1间）；勤工以5平方米为限（3人1间）。
1956年，有些大学新建教工宿舍楼，正教授4间一套（使用面积86平方米）、副教授3间一套（72平方米）、讲师为2间一套（58平方米）。
这样的住房标准，虽然合理，但是到1958年以后就没有真正兑现过。反右派斗争和十年浩劫期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倍受歧视，各校住房越来越拥挤，助教、研究实习员之中的新婚夫妇没有新房，30多岁、甚至40岁还只能挤住在集体宿舍的“筒子楼”里。从1958年到1978年甚至到80年代，20多年积压的住房紧缺问题成堆，被称为“老、大、难”的顽症。
官职、级别、资历
在这次评级定职中，注重的首先是级别，其次才是职务。职务只决定具体工作的责任和义务，级别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