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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或撤职降级、开除党团籍”的各种处分。连一些早已调离报社编辑部的同志也未能幸免。湖南报的优秀新闻工作者骨干被一网打尽。不少人妻离子散，有的迫于生计，流落街头靠拖板车为生。直接蒙冤屈死的7人，还有一些人受株连而身亡；新闻工作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平反后，柏原等同志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可以代表当时一些右派分子的心态：
毛主席讲了“五不怕”：一不怕被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有谁不怕呢？常言道，形势比人强。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环境跟现在大不一样。那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人们崇敬共产党，崇拜毛主席，到了迷信的程度。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如此，知识分子也差不多，不能设想党和毛主席也会犯错误。在政治运动中，如果不幸成为审查对象，即使受了莫大的冤枉委屈，也要尽力把自己往错误方面想，尽力克服抵触情绪。还相信，总有一天党组织会弄明是非，那时必定沉冤昭雪，从而还我清白。即使审查自己的人显然抱有私心和偏见，也要把他们看作党的代表，予以服从。这就是1957年反右斗争中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态。迷信的人们，在偶像面前必然是软弱无能的。这些人面对党和人民的名义便都老老实实地低下头……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圣谕一下，就知道在劫难逃了。所谓“错划”、“扩大化”云云，都是以后的说法。”
（引自《1957新湖南报人》第146页及第427页按语）
7月，民主同盟的唐荫荪以及钟叔河、朱纯（女）、李长恭、郑昌壬等5 人，被打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人报小集团”；不久，又把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苏辛涛以及编委傅白芦蔡克诚、各报道部主任共20多人，打成“党内右派小集团”。37岁的谌震（饶珍之夫）被判处徒刑13年。
在长沙，1958年春节元宵之夜，唐荫荪、李长恭、张志浩等待“发配”的右派分子共进晚餐。也许意识到这是他们聚会的“最后的晚餐”罢。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将受到何种处理？今后何去何从？有人估计发配农村（有的回老家）种田的可能性比较大，时间作三五年打算；唐荫荪则估计到劳改农场去的可能性最大，这便于专政部门监管。唐荫荪是理智又冷静的，他很沉痛地预言：“我们这一回都误入迷途了，今后的路是很艰难的，想要恢复工作，不太容易，说不定是一辈子的悲剧。” 李长恭坦率表示不在乎：“我光棍一人，任他五湖四海漂流。” 张志浩表示忧虑儿女幼小，负担重、困难多。4月中旬，召开处理右派的大会。宣布被划为“极右”，受到最严重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处分的，计有蔡克诚、柏原、傅白芦、钟叔河、郑昌壬、周艾从、朱正、张志浩、刘凤翔、易地、李长恭、萧湘共12人。除个别自谋生路以外，多数被押送到长沙劳动教养集训队。
4月28日下午，极右分子们背负着简单的行装，由人事科备车监送到长沙麻园湾劳教人员集训队（省公安厅临时主办）报到；湖南省直属机关送劳教的右派都在这里集合受训。“五一”节后，首批投入“劳教”的右派分子们，前往“新生”电机厂工地待命。6月，劳教分子约8千人，由荷枪实弹的武警押送，调往株洲“新生”工程队，即湖南省第一劳改管教队，投入株洲铁路枢纽站的土石方工程。被关在铁丝网栅栏围成的营地里，哨兵日夜监视。清晨5时排队由武装警察押送，做重苦力活，经常加班到夜间。不堪苦役者卧轨或撞车自杀。有少数仍留在“新生”电机厂工地。其中李长恭后来又被判刑12年，在劳改中被迫害致死。……报社编辑部此外还有16名右派分子归第2类处理，撤消职务，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每月都只发给生活费15元。下面例举一些右派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
（一） 朱正
鲁迅研究专家朱正所受处分，属于第一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文革中的1970年被错判徒刑。
1958年至1962年，朱正被劳动教养；在劳动一两个月之后，就根据实际表现出来的劳动力强弱评定工资等级，分甲乙丙丁四等，那时，甲等每月是28元，每等递减4元。朱正只评得个等外，每月工资14元。扣除伙食费10元，所馀也就无几。
1970年到1973年，朱正又被判刑劳动改造。劳改犯是没有工资报酬的，每个月只发很少一点零花钱，以供购买手纸、肥皂、烟卷等等之用。朱正当劳改犯时，起初每个劳改犯每月零花钱是1元5角，后来提高为2元。可是，囚粮、囚服概不计价，真正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而且，夏季的蚊帐，冬季的棉被，谁要是缺了什么，也都免费发给。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比起来，“劳动教养”更是活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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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2）
（二）谌震、饶珍夫妇
1957年夏，“鸣放”一开始，饶珍就提心吊胆，预感大祸临头。丈夫谌震是一根直肠子通到底，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全不考虑后果。他是个闯祸的祖宗，一生就吃这个亏，全家也跟着他受了许多苦。果然，他在小组会上就“放炮”，说“肃反扩大化”太主观主义，是违反宪法。在今天来看，这话一点不错，谌震的出发点确是帮助党整风。然而在当时这话怎么能够说？谌震一年前还是肃反对象，新老帐一齐算，他能逃过这一关吗？妻子饶珍跟他吵过闹过，都枉然。谌震结婚已20年。1945年他因羊枣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一年多。那时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大的4岁、小的才生，妹妹湛良也只16岁，流落异乡，简直陷于绝境。幸而有朋友伸出同情之手，两人都找到工作；后来由福州回长沙，因黎澍同志的安排，途经上海、南京、武汉，都有朋友照顾。这回可不同了，谌震是右派，甚至是反革命，哪个敢同情他，敢接近他？那时已有六个孩子。大女儿刚考进中南美术学院附中（后改为广州美院附中），二女儿刚进初中，老六还只三岁。
饶珍的工资每月50元，平均每人只有7元，怎么活下去？幸而谌良和妹夫王蔚深很仗义，当时就承诺把老大的费用包下来。不过半年，又把老二接过去。结果老大在广州美术学院毕业，老二在湖南农学院毕业，都是他俩负担。这样做，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文革”初期，王蔚深担任长沙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是“走资派”，罪名之一就是抚养谌震的两个女儿。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大人有罪，儿女没有罪。我有责任使他们受教育，我是为国家分担困难，培育人才。”
1958年3月25日谌震被捕，半年后判刑13年。当时妻子一大早带着五个孩子搭汽车到故乡长沙县福临铺老家，姐姐是贫下中农，姐夫是党员干部。下放不久便遇着公社化，一时间仿佛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许多旧房子拆了，用陈壁土肥田；许多铁器都砸了，大炼钢铁；许多锅盆碗筷也都充公了，要办公共食堂。带下乡准备养殖的安哥拉兔和来享鸡当然也归了公社。饶珍分配到幼儿园工作。在大办水利的时候，也曾和姐姐一起，带着十二岁的二女儿参加修河。到1959年苦日子来了，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困难，副食品也缺乏，大人孩子都经常不饱，饿肚子。那是一场浩劫，全国非正常死亡达数千万人。
1958年新湖南报社处理右派时，谌震受的处分最重，判刑13年，送第一监狱印刷车间改造。1971年满刑，留厂就业。1976年作为“国民党县团级人员”，分配到望城县一家工厂。这些年都是二级工待遇，月工资32元。妻子的工资一直是50元，在农村供销社要算高工资了。1966年大女儿大学毕业，每月寄15元回家。勉强维持生计。罗斯福当年提出“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那些年代，最困苦的就是无从免于恐惧。谌家三个下放农村的儿女，得到点安置费和建房补贴，自己再凑合一点，在农村建了几间瓦房。生活勉强过得去，但无日无夜不处在忧患中。
（三）李长恭
他是山东莱阳人，有兄弟在江西赣南工作，1948年他也到了赣南，南昌解放后，他考入南昌新闻干部学校；1950年调入《赣南日报》社，后又调到江西《钨矿工人报》社，1954年调来《新湖南报》社，分配在工业组。当时不过24岁，尚未结婚。与人交往不亢不卑，重然诺，急公好义，很有一点山东大汉的江湖义气。李长恭被送到“劳动教养”的新开铺“新生”电机厂干体力活。因该厂要办一张油印小报《新生快报》，便把他留下，后任技术组副组长；却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分子判了刑。
1960年正是过苦日子的时候，有一天技术组加班到深夜，肚子都很饿，想把次日早餐换成当晚夜餐提前吃。厨房说要请示事务长，李长恭等人就去敲事务长的门，结果被睡意正浓的事务长大骂一顿。夜餐没有吃到也就罢了，哪知这事务长向厂里汇报，称他们聚众闹事。厂里不分青红皂白，第二天立即组织全体劳教人员讨论这件事的性质，众口一词说是“反改造行为”。过了两天，厂里突然宣布：这是一起利用粮食困难的“反革命暴乱”，罪上加罪。为首的技术组组长彭一农被判处15年徒刑，副组长李长恭被判处12年徒刑。押解到望城县坪塘“新生”水泥厂劳改服刑。
1967年秋天，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跳崖自杀。
（四）邓钧洪、李茵夫妇
1958年4月，领导宣布对邓钧洪的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到师范学院图书馆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还说：“我们本来是可以把你拉过来的，不一定划右派。但是由于你的态度恶劣，死不承认你的罪恶，所以划了你的右派，还加重处分，就是监督劳动。”人事科长又通知邓的妻子李茵去宣布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5月初，李茵被下放到衡山县大浦农村劳改。1959年秋天李茵第一批摘帽，但不给安排就业。1961年9月恢复工作，每月34元5角。报社分给一间房子，在经武路281号。这是报社大院外面的一个小院，夹在贫民区当中，报社一些“有问题的人”都住在这里。一间房子里开了三个床，李茵带着五个孩子住着。每月扣了房租、水电以后剩余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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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3）
邓钧洪直到1961年摘了帽子，安排在师范学院函授处，工资由11级降到18级，每月有80元工资。交50元给家里，自己留30元在师范学院吃饭。李茵每天到报社上班，带着这三个小的孩子，有两个上报社子弟小学了，最小的也上报社幼儿园。中午在报社食堂吃饭。傍晚下班时带着这三个小孩，提着一瓶开水回到家里。小孩子的衣服都烂了，没有布票。以工分券买些洗澡用的布巾、纱围巾，再买点颜料，染成黑色。给他们做衣裤。孩子们的鞋袜也烂得快，几乎天天晚上都要补。李茵白天上班，晚上就做针线。周末也没有休息。从农村回来以后，眼睛肿起来了，睁不开，看不见。医生说这是角膜水肿，营养不良，不用吃药，吃鸡蛋就会好。但是鸡蛋太贵，要五角钱一个，实在买不起。1969年又被送往五七干校（原福田劳改农场）。1975年李茵退休，每月退休费按原工资60 ％ 只有24元6角。女儿顶替到食堂烧锅炉，月工资29元5角。生活苦不堪言。
1982年邓钧洪、李茵全家才算“落实政策”，恢复待遇。
（五）柏原
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处理“右派分子”。柏原受到最重的处分：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从此全家人走上苦难的历程。
在宣布处分一个多月后，即6月中旬，柏原和本市同样被判处劳教的分子，由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上火车，发配株洲。这一伙人五花八门，有被划右的教师、艺术家、机关干部，也有流氓、盗贼等刑事罪犯，一视同仁。全省各地的劳教分子约七八千人，集中在株洲，编成新生工程队。内部称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工程队承包了广州铁路管理局京广路复张株洲枢纽工程，便由这批劳教分子来完成。被关在木栅栏和铁丝网围成的营地里，哨兵站在了望台上日夜监视着，不许自由进出。每天早晨5点钟排队，由民警带领去工地，开始一天的劳动，主要是土石方工程，全凭锄头挖、肩挑、土车子推，从不言八小时，十小时，经常加班加点，直到午夜。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沉重的苦役，有的人忍受不了，加上心里委屈、绝望，便选择了卧轨、撞车，种种自杀的道路。
当时柏原35岁，正当壮年。最难应付的却是个“教”字，也就是政治教育。从入队的第一天起就被警告：到这里必须认罪认错，这是最主要的一条。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内容和外边的一样：交待、检举、认罪……批斗。除了强度很大的劳动之外，精神是非常紧张的。到这儿来的人大多数想争取早一点摘帽、解除劳教，获得自由，“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因此，要把“认罪认错”、“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经常吊在嘴上，发违心之言，表违心之态，人格分裂，精神分裂，苦苦地熬过一天又一天。
（六）袁家式
1958年秋，最后宣判袁家式摘掉帽子，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4级，又下放劳动。工作组在大会上告诫：“帽子时刻抓在我们手上，不老实，随时可以再戴”。1958年至1960年，袁家式和张雨林、严伯嘉一道，在衡山修水库，“低着脑袋做人”。1960年到省文化局。1964年调省文化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馆里第一批抓的黑鬼就有“这个老右派”，前后被专政三年。
1969年10月得到“解放”，旋即去绥宁农村劳动三年，又转到五七干校审查半年，直到1972年分往洞口一中，教了一年化学、五年语文。
（七）李均
李均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一系列打击接踵而至。先是被开除党籍，撤消现有职务，调任待遇较低的工作，由行政16级降为21级，月工资55元。随后又被发配到偏僻的南县农村，进行无限期的“劳动改造”。当时正处在“大跃进”时期，农村生活非常困苦。吃了公共食堂的一点点粗米饭，每天要从事十多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常常饿得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亲人寄来的粮票，竟被大队某干部没收。去讨要，反遭来一顿臭骂：“你这个右派不老实，还想搞特殊化。”脚上生疮、步履艰难，仍得一瘸一瘸地去劳动。那时农村生产队没有电话，大队中队开会，均由五类分子通知。劳累一天之后，晚上还得摸黑去送通知。眼力不好，几次雨夜送通知摔倒在田里。公社定期集训五类分子，大队经常找五类分子训话，每次必须去，每次均得老老实实认罪。妻子也受到株连，在1959年的“反右倾”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殴打、辱骂，并从学校下放到县药场监督劳动。她痛不欲生，几度欲寻短见，以死抗争。
1960年底，经过两年多的改造，被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在南县华阁公社办公室工作，自以为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可以直起腰杆做人了。谁知还是“摘帽右派”，处处仍受歧视。在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日子里，时刻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但求平安无事。这种起码的要求也被现实粉碎了。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发配到公社渔场监督劳动，从此成了劳改犯，挨批挨斗成了“家常便饭”。公社造反派频繁批斗“走资派”，每次均得挂着大牌子低着头陪斗。批斗会后还得挂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街示众。
（八）蓝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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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4）
1958年4月，报社对右派分子作出决定，对蓝岗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开除团籍（超龄）、撤职、降级、降薪，即从原行政17级降为21级，月薪从91元降到55元。应该说是报社右派中受处分比较轻的一个。
报社对保留公职的右派，分别下放到南县、衡山两个点参加劳动。蓝岗患肺结核未愈，留报社印刷工厂劳动。先在印刷工厂的排字房、铸字房、裁纸房打杂，后转到职工食堂养猪场喂猪。在喂猪的一年多里，没有走出报社大门，有时拖板车上街，也要有人陪同。并且要“事先请示，事后汇报”。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可说完全中断。在每天的劳动中，处处小心谨慎。甚至树上落下一片叶子，也怕打破脑壳。在喂猪期间，还在母猪下崽的几天里，把被窝、铺盖搬到猪栏旁，日夜守护，防止母猪翻身时压死崽猪。如此积极劳动，图的是什么？图的是有个好表现，以便早日摘掉右派帽子。
万万没有想到，不仅没有摘帽，反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因为某些人为了表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搞伪证逼供信。污蔑蓝岗“形成三十人之多的反革命集团”，目的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且“情节极其恶劣。” 经再三抗辩，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五年有期徒刑。法官宣判时，没有说明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第几款给我判刑，只是笼统地说：“本院为严肃国家法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依法判处蓝岗为有期五年，强制劳动改造。”这说明当时判刑，“依法”也有相当的随意性。判刑后，被押解劳改农场——岳阳县城陵矶建新农场。正是过“苦日子”时期，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反革命犯”，与一些土匪、强盗、强奸犯、杀人犯关在一起，在很难填饱肚子的情况下，每天要围进高墙，在看守员的枪杆子押解下，强制从事重体力劳动，身心饱受创伤与痛苦。
在过“苦日子”时期，劳改犯人的伙食很差，最先每人每天还可以吃到八两米“双蒸饭”，以后不得不改吃红薯、蚕豆和菜叶、蒿子粑粑。很多犯人由于营养不良，患了水肿病，熬不过的就倒下去了，被拖出去掩埋。蓝岗也因肺病复发，咯血不止，晕死过去，被送到了“落气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