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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人的阶级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一切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使用他们为民主政府服务；同时教育他们克服其地主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当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护。”（《中共中央关于1933年的两个决定》第14页，中共北岳区党委翻印，1948年7月2日）
到20世纪50 年代，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了便于实际工作，曾为界定知识分子提出过三条标准：
一、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国家干部（行政管理人员、经济工作人员等）；
二、有技术职称者（高校教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新闻出版人员、医务人员等）；
三、中小学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不在内。当时一般尚无技术职称）。
确实，社会上老百姓一般把上述三类人，看作是“知识分子”。
1985年，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又重申了这三条标准。
20世纪50年代估计全中国知识分子大约500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即教授、名作家、科学家、工程师、名医等，不到10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4个500万”的说法，即现代产业工人50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500万、各级党政干部500万、知识分子500万，这是初步估计数。在“干部”队伍中有所交叉，即大致分为“工农干部”和“文教（文化人）干部”两块，其中文化人占少数地位，又属于知识分子范畴。
50年代以后我国培养了许多大专院校学生，主要是这些人扩大了“知识分子”队伍。
据政府有关部门测算，1987年我国有技术职称（教学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医务人员等）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共约2200万人，占全社会劳动者总数的％；但实际上，其中某些人的素质并不达标，恐怕还不能称作知识分子。
我国知识分子职业的三个层次
贯串整个20世纪，我国知识分子成为一种不断发展壮大的现代职业。
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属于脑力劳动者的范畴共有18种职业大类，或101个小类。我国知识分子，按照18个不同职业的社会分工，大致可以归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知识专业劳动者”，从事发现、应用、转化知识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的社会职能是，利用自己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从事生产。这类知识劳动者统称为专业技术人员。据1987年人口抽样共有1746万人，占全国在业人口的％；其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1004万人，占专业技术人员的58 ％，他们是知识分子中人数较多、文化素质较高的层次。
第二层次为“知识教育传授者”，主要是指教授、讲师和各级学校教员。他们是智力和人才的开发者。1987年各学校的教学人员有974万人。其中高校教师万人，已定职称的正、副教授为万人；中等学校教师万人，小学教师万人，幼儿教万人，特殊教育系统万人。
第三层次为“领导和管理者”，指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级管理经营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他们处于社会的中上层地位，具有党政、经济的特定权力。据1987年1 ％ 人口抽样调查推算，全国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责人共1031万人（不包括一般管理干部），占在业人口％，其中，国家机关有117万人，各级党群组织有207万人，企事业单位有707万人。在领导层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456万人（占44％），当时平均文化素质偏低。后来才逐步提高。
又，参照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分类，从事于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视电影业、科学研究、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和综合技术服务的专业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截止到1996年底，约为1907万人。（引自《中国统计提要》第61页。）
经过体制改革，按照“现代化、专业化、年轻化”的要求，90年代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和工程师、硕士博士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我国知识分子的队伍逐年扩张
1998年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空前地扩大招生。1999年高校入学154万新生；2000年221万新生；2001年260万，其中本科新生137万名。（据《中国教育报》2001年12月5日提供的数字）。平均入学人数占报考人数的一半左右，而过去入学率约为七分之一。此后“大学生”就显得相当普通了。
我国宣布2005年以后实现“大学在校生的人数达到适龄（18—22岁）人口的15 ％”，而早在1995年世界上“毛入学率”超过15 ％ 的国家就有68个，其中超过35 ％ 的国家有29个。高等教育的普及，乃是全球性的现代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了现代化社会“中产阶层”的标志之一。
我国大学（本科和大专）毕业生的人数逐年增长：2001年为115万名，2002年145万名，2003年212万名，2004年250万名。目前我国共有大学毕业生150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以每年15—20 ％ 的比例不断增长。在学的大专院校学生达到1000万人，今后每年大学毕业生将超过250万名，甚至达到300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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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什么是知识分子？（3）
21世纪初，我国中层（处级）以上的国家干部（公务员）多数是大学生。公务员的文化程度和素质正在逐步提高。
现在人民群众普遍认为：知识分子乃是具有大专学历的脑力劳动者。毫无疑问，整个20世纪我国成长最迅速的阶层乃是现代化的知识分子群体。从清末民初的几千人，到30年代的几十万人，到新中国成立初期（50年代）的五百万人，到改革开放的80—90年代大约两千万人，到今天的几千万人。今后每年增加二、三百万人。我国现代化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更新，社会地位和力量不断提高。
中国的崛起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崛起。在21世纪，我国知识分子的队伍，即将达到一亿、二亿之众。那时国家的面貌必然会有根本的改观。
是什么决定知识分子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近半个世纪，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来源，几乎完全依赖国家供给、计划分配。改革开放以来，便面临分化。20世纪末年，知识分子的“下海（经商）潮”一浪高过一浪，表明分化加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形态被压抑得太久了，一旦获得解放，其职业化的趋势不可阻挡。
“知识就是力量”体现在哪里？知识的价值规律如何？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又怎样？知识产权应有什么保障？什么才叫“尊重知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知识究竟是什么？是财富吗？在某种意义上是的，因为知识的种子能孕育生产、创造物质文明；然而知识有脆弱贫乏的一面，它可能成为空谈、谄媚或谗言，也容易被摧残、腐蚀、毁坏为垃圾或灰烬。
货币究竟是什么？是法宝吗？在某种意义上是的，因为它有丰富的营养，它能培植精神的花果。然而货币也有无耻无知的一面，它可能贬值或翻腾吹嘘成泡沫，它经常扭曲、污染、甚至扼杀新鲜的生命。
金钱不一定能转化为知识和智慧，因为这世界上有些珍贵的东西是大富豪无法买到的；知识也不一定都能创造价值和幸福，因为这世界上有些奥妙的玄机是书呆子无法理解的。
然而，许多知识分子从事的事业，如教育、科学研究、医疗卫生，大部分应该是社会公益事业，绝不能完全商业化（或所谓产业化）。学校不是商店，学生不是商品；医院也不是商店，科研机构更不是商店。教师、科学家、医生们，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他们没有所谓“身价”；他们的社会价值，他们所创造的精神文明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或官阶来衡量的。
贯串整个20世纪的始终，我国文化事业艰难萌芽、挣扎成长，好比一株青春之树，半身是不屈不挠、枝条茂盛、绿叶纷披；另半身却深受人祸天灾，枯败腐朽、凋谢飘零。鲁迅深恶痛绝的卑劣国民性：瞒和骗的手段、假公济私的伎俩，“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反右和文革的浩劫中酿成“劣胜优败”的历史大倒退，迄今令人寒心、忧患忡忡。知识分子蒙冤受辱之时，便是中华民族濒临破产之日。今后，是新枝绿叶盖过枯败腐朽，还是枯败腐朽压倒新枝绿叶？这将民族的命运。而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就是我国现代文明的命运。
笔者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曾经跟先师吴祖光先生反复讨论一些问题。吴先生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50年代，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对《红楼梦研究》、对《武训传》、对“胡风”的批判一步步转入政治问题的范畴。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号召向党提意见为名而向数十万响应号召提出各种意见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万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人间悲剧；尽管在几十午后大部分得到“平反”和“改正”，但巨大的创伤却是永远难以弥补的。而发生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却又是从迫害知识分子开始，十年浩劫，几乎使国家民族濒於毁灭。再三再四残酷践踏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以至生命，真是使人痛心，使人伤心。……近代，推翻满清政府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大批战友、壮烈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新中国的领导人也大都是知识分子。再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哪一个不是知识分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现实都得不出仇视知识分子的结论。……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明，知识分子是建设国家的主要力量。（引自吴祖光《要信任知识分子》，在全国政协的发言。）
现代化的知识必需跟廉正高效之“权”、合法稳定之“钱”密切结合起来。新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绝不是依靠无知、无赖、无聊、无耻的流氓痞子们吹牛拍马所能“包装”“炒作”起来的。知识分子们，必须优化我们自己，强化我们自己！因为现代化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决不是假大空的豪言壮语，而是求真、务实、积极建设、提高民族素质。以自己掌握的现代化知识为强大资源，确保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从而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支柱。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作者 2002年春节于北京——上海
2004年修订
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
内战期间，国共两党一直在争夺知识分子。这种剧烈的争夺，不仅体现在思想政治体制方面，而且体现在经济生活、工作条件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的“###之命运”生死存亡的争夺战中，多数青壮年知识分子（主要是学生）纷纷倒向共产党一边，而大多数中老年知识分子经过犹豫观望，也终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历史的选择，绝非出于偶然。
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促进了我国迎向现代化的世界潮流。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并不低于日本，在京津沪宁杭一带的高等教育和出版事业是跟国际水平接轨的。根据《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考证——
1927年规定，教育界待遇如下：
教授月薪400—60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0—18000元）
副教授月薪260—400银圆（合今人民币7800—12000元）
讲师、中学教师月薪160—260银圆（合今人民币4800—7800元）
助教月薪80—160银圆（合今人民币2400—4800元）
小学教师月薪40—12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3600元）
1935年新闻出版界待遇如下：
社长月薪200—400银圆（合今人民币6000—12000元）
总编辑月薪150—300银圆（合今人民币4500—9000元）
编辑部主任月薪120—200银圆（合今人民币3600—6000元）
特派记者月薪约100银圆（合今人民币3000元）
一般记者和编辑月薪40—8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2400元）
当时多数文化人可称“安居乐业” ，文教学术硕果累累。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内忧外患、战乱不断，破坏了中华民族文明建设的进程。到40年代以后，国民党政府的“法币”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持续飞涨，造成经济上的致命伤。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下降、物质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法币和金圆券时期的实际薪津
我国知识阶层的贫困化，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
1935年11月“法币改革”之初，1元法币可兑换1银圆，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0—40元。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国防政府在财政上施行了“以法币为筹码”的通货膨胀政策；加上贪官污吏的腐败、不法奸商囤积居奇、靠投机生意“发国难财”，造成物价飞涨。整个40年代，知识不值钱，知识分子待遇一直滑坡。
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底薪为基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实际薪金 ＝ 底薪基数 ×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
1946年3月，国民政府###通知：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5万元，物价加成倍数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17万元，物价加成1100倍。
所以底薪为600元（抗战前银圆数）的教授实领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万元法币，实际收入合抗战前53银圆；可买23袋面粉，每袋44斤，共101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 副教授月薪法币400元，实领薪金（400元×1100＋170000元）＝61万元，可买18袋（合79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200元。底薪170元的助教，领薪金万元，可买10袋面粉有余，约合今人民币660元。底薪法币100元的小职员，实领薪金28万元，可买8袋面粉，约合今人民币550元。但这样的生活水平总比抗战时期好些。
1947年5月上旬，由于内战军费激增，嫁祸于民，国民党统治区物价猛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物价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但是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660元；下降到一个清洁工的水平。底薪150元的助教，实领的薪金61万元，不够买4袋（176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280元，下降到最低的贫困线。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1947年9月21日，胡适校长致电###，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
1947年9月，物价总指数为56000倍，10月份则达85000倍，……
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按照3个月调整一次生活指数发薪，以底薪中的30元为基数、照生活指数计算发给；超过30元部分、以十分之一的照生活指数支给。1—3月份生活指数为万倍，底薪600元的教授领薪万元，还不够买5袋面粉，实际收入只合抗战前17银圆；合今人民币510元。
知识分子怨声载道，对于国民党的###和贪污腐败，深恶痛绝！
金圆券的穷途末路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全国经济面临崩溃，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发布“总统紧急命令”进行币制改革，开始发行金圆券。把物价和薪津、工资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新发行的金圆券1元币值应相当于抗战前银圆5角左右。规定：
文武公教人员之待遇，一律以金圆券支给。其标准以原薪额（注：抗战前夕的基准法币）40元为基数；超过40元至3百元之部分，按十分之二发给金圆券；超过3百元之部分，一律按十分之一发给金圆券。
这就是说，一个刚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按照抗战前标准领取40圆月薪，这时得到金圆券40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0圆 （金圆券1元＝ 标准银圆5角＝ 标准人民币1元5角）；实际收入比战前降低一半。
刚毕业求职的大学生、或已经工作数年的职工，照抗战前标准如果领取80圆月薪，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48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4圆（合今人民币720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三分之一。
照抗战前标准领取300圆月薪的普通教员、记者、编辑等，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9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46圆（合今人民币1380元）；实际收入约为战前标准的七分之一。
而照抗战前标准领取600圆薪水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等，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12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61圆（合今人民币1830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十分之一；有的教授加薪40 ％ 实际得到150元，也只相当于战前银币75圆（合今人民币2250元）。
这对于全国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是歧视性的限制和压榨式的打击。
1948年8月19日上海市限价如下：米价每石金圆券20元9角（合每斤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猪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但是从10月以后市面上就没有“限价”商品了。物价又急速飞涨（详见《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
到1949年10月底，中央银行已经从民众（特别中产阶级）和工商业主手中收兑了大量金银外汇。仅上海一地，就有黄金114万余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圆369万余元，白银95万余两。全国被掠夺的金银外币数字，据美国白皮书透露，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方面报告，金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