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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万余元，白银95万余两。全国被掠夺的金银外币数字，据美国白皮书透露，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方面报告，金圆券所收兑的外汇，已经超过1亿5千万美元（参看《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中译本332页）。事实上是决不止此数的，一般估计约达2亿美元。
这是一次财政大洗劫。所得财物，后来大多运往台湾。
广东海南的银圆券
1949年7月，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等地开始发行“银圆兑现券”即银圆券；9月，由广东省海南特区行政公署（长官陈济棠）筹建的海口银行也发行银圆券，是在香港印刷的，面额有2分、5分、2角、6角、1圆等五种。规定银圆券1元兑换一块银圆，折合金圆券5亿元；而市场上银圆券1元折合金圆券8亿元。
当时包天笑对广州国民党当局发行银圆券，作过评论：“问他能否立即兑现？ 若能立即兑现，或可支持，否则仍蹈金圆券的覆辙，不过将金圆券降级为银圆券耳。有人说：能兑现也不成。兑现以后，可以将白银完全抢光，这种币制可行得吗？”
10月13日包天笑记载：“银圆券，广州中央银行挤兑，本来每一银圆券值港币4元者，今日仅值5角。美钞在台湾本值官价5元，前日黑市已涨至7元2角”。银圆券比起金圆券来，更加丧失信用，被人民唾弃，很快地成为废纸、垃圾。
1950年4月23日解放军进入海口市。银圆券在海南仅仅流通了几个月，就销声匿迹、跟国民党政权一起在中国大陆彻底完蛋。金圆券、银圆券，在现代世界货币史上是最短命、最无信誉、最卑劣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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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在北京大学
1948年8月20日，北京大学秘书处通知全体教职员，北大遵照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即日起，会计出纳一律以金圆券为单位。又，国民政府###训令：自1948年8月份起，公教人员薪给一律改发金圆券。
此后物价飞涨。10月17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学生自治会16日上书训导长。因公费“不足维持最低之伙食”，要求“公费全部配给面粉，副食费亦按官价配售。”
10月23日，北大秘书处通告：“查公教人员9月份配备面粉，本校业向平市配委会借到每人半袋（22斤）。定于25日至下月5日配发，请携私章、面袋一个、手续费、运费、出库费等共金圆3角，至庶务课领取。”
10月25日，北京大学教授发表《停教宣言》：我们每月收入不过维持几天的生活……难于安心工作”。“政府对于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日，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同日致函胡适校长“要求学校在1周内借支薪津二个月，以免冻馁。”在宣言上签名的有82人。北平各院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支援师长停教宣言》。
同日，###代电：奉行政院核定，学术研究补助费，自本年7月份教授每月法币500万元，副教授400万元，讲师300万元。助教200万元。自8月份起改发金圆券，教授每月20元，副教授15元，讲师10元，助教5元。
10月27日，###代电：各校教授电请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并增加学术研究补助费为金圆券100元。行政院1948年10月11日指令均应从缓议。同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也发表《停教宣言》：“币制改革以来，物价上涨10倍。而我们的薪给被冻结着，……我们和我们的眷属为饥寒所迫，不得日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谨此宣言。”
11月1日，北京大学沙滩四院的自费和半公费学生致校长函：“四院冷清清的整个在饥饿中，一天每人吃到3／10两油，一餐每人吃三块丝糕以及十几块苦味的萝卜。下月预算说：除2／3袋面粉（30斤）外，还要40多金圆券。面粉何日运来还遥遥无期，至于40多金圆券，那也更不是我们所能负担的。我们吃不饱饭，不能安心上课。万不得已，请校长立即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要求是：（一）给我们特种救济金，与全公费待遇相同。（二）特种救济金###未答复前，请学校暂垫。”
11月21日，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致胡适函：“同人们真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请校长向政府据理力争，从11月份起按实际物价指数发薪，以维持低到无可再低的生活。还请求学校设法立即每人借薪一月，分期扣还，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11月22日，胡适为职员生活问题致函###，提出：教职工役等自改行金圆券后，物价又复上涨，员工实感不支，请设法予以调整。
这时，解放军已重重包围文化古城北平市区，国民党政府妄图将一些知名教授学者送至南京。12月11日，###长陈雪屏自南京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发来电报，嘱立即组织第一项名单所列各院校有地位之教授、中研院院士、各院校馆行政负责人先走（去南京）。其中特别提出：“适师及师母必须先行，无论空军专机或航机先到，立即动身。”其余“一俟场可着陆，即派机来迎。”“大抵每机可坐40人，拟用四机分两批”，何人先走，“排定次序，秘密通知，立即出发。”
12月14日，北大校长胡适给汤用彤教授、郑天挺秘书长留下便条：“今日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15日，胡适离北平飞抵南京，同机有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一家。
北大师生员工在饥饿煎熬中盼望着北平的解放。
金圆券在清华大学
1948年12月下旬，位于北平西郊的清华园成了“三不管”地带。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发放的教职员薪水，到12月份为止。一般教授们领取了金圆券1000元左右，但是迅速贬值。
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日记12月16日记录：“海甸、成府（注：即在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间及周围地区，中关村一带）交通如常。国军撤、###来，都无扰乱。商店渐开门，东西很贵。###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真是一份宝贵的史料。
这时候偶尔能买菜也很昂贵，12月22日的物价又涨到：肉60元（金圆券）一斤，鸡蛋10元一只，青菜4元一斤，冻豆腐4元一块，金圆券发了没几天就花光了。浦江清的日记中写道：“不知###何时把北平攻下，方始得到安定。……不知人民政府何时来接收清华，使我们能够拿到薪水。这些问题盘旋在我们的脑子里。”
这时浦江清记载了临近的燕京大学林庚教授来谈“述燕大近况，并慰问清华朋友。”
燕京大学紧挨着清华大学西边，就是后来“新北大”迁居的校址。据林庚教授谈“燕大昨日（12月20日）下午请###十三师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讲演。谓共方企图组织人民共和国，并非苏维埃制度。说话也毫不像一般人所想共产党员口吻。共方政策已变，适合国情，所要打倒者惟蒋政权及四大豪门。保护文化机关、公教人员、工农商各界。”
12月24日的清华大学教授会上通过议案，建议学校联合讲助教会、学生会、职员会、工警会等组织本校同人应变生活维持委员会，由教授会推出两名代表。
到12月28日，肉价还是金圆券60余元，纸烟40元20支，花生米涨到50多元一斤，浦江清“舍不得买”，跑了多家，只买了些黄豆（18元一斤）、黑豆（20元一斤）。
位于城内沙滩的北京大学仍在上课，北大同人得到了透支三个月薪水以应变，而且年内所应发的一部分实物分配如布、糖等，城里的公教人员都已领到。但是，“清华因交通断绝，独为向隅。梅公（校长梅贻琦）一走，主持无人，更落空矣。至于北平西郊，国军已撤守，解放军已来控制，而‘人民政府’的政工人员未到，清华大学并未正式接收，校政现由校务会议维持，生活问题不久即感困难。如果北平围上两三个月，大乱必起，情形不堪设想也。”这是他们当时最为担忧的。清华同人只拿到12月的薪水，既没有遣散费，也没有迁移费，“共方尚未正式接收，经济来源无着，同人均窘。有些人家已经没有买蔬菜的钱，天天吃白菜而已。”
南方文化人日记中的金圆券
金圆券在北平、天津的生命，到1949年1月已经宣告结束。然而在南方，金圆券还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从竺可桢、夏承焘、顾颉刚、包天笑等老前辈的日记中，找到有关的记载。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生前常说：今天的日记到将来多少年后就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话应验了。他们的日记，就是金圆券临终前的病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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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的记述
竺可桢（1890—1974）是气象学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共达13年（1936—1949）。
他的自传中说：“对于一般的国民党员我是瞧不起的。不但是我自以为做科学和教育事业为清高，我从宋子文、孔祥熙的明目张胆贪污行为，更觉得官是做不得的。”宋子文是他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功课很平凡”，做了财政部长，“数年之间顿成富翁”。竺可桢埋头科学研究，不太关心政治，可对国民党豪门的贪污腐败非常蔑视。
1948年11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物价狂涨，为向来所未有，米昨日肖山170元一石，杭州250元，而上海到450元。今日闻上海已到700元。”
1948年11月29日：“报载行政院通过本月杭、京、沪公教人员比照10月份增加5倍，即6倍发薪，而立法院以为太少，尚有异议。但11月已到月底，而经费薪水均一无增加，是以不能不沿门托钵，向银行借贷度日。艺专教员因不能维持生活已罢教数日。浙大本月已发10月之5倍，现定10月1日又发一倍，薪水300元以下者发100元，300元以上者发200元，以资维持。”
1949年初的几个月内，整天为浙江大学师生的薪水、公费、伙食而烦恼，不断地向###、行政院催款。1月7日，竺可桢写信给###代部长陈雪屏：“因目前已到公私两无办法之时候。私人方面目前一个月薪水只可购担米（昨白米860元），而公家方面每月经常费只一万二千元，不及电费八分之一而已。”这时，白米每斤价格为金圆券5元。浙江大学每月电费为金圆券10万元。
1月8日，他派人到南京和###、行政院接洽。“告以浙大教员困苦情形及校中拮据状况”。又派人到中央银行借款，“于星期二可以加发一个月之薪水，因许多教员均将无法维持生活。”1月10日，浙大从中央银行借到二月份的经费款。他决定第二天发薪，薪俸额300元以内的各发金圆券1000元，薪俸额300元以上者发1500元，其余的等南京款到后再发足。晚饭后，他带着孩子到街上一走，才知道物价大涨，白米近千元一担（160斤），每斤价格涨到金圆券6元。
2月27日，他再度来到上海，第二天会同复旦、交大等校代表14人夜车赴南京，准备分别上书行政院和李宗仁副总统，提出改善教职员待遇（以生活指数计算）、学生伙食费改为银圆6圆……等要求。
3月4日他从杭州火车站乘黄包车回到浙江大学，花费金圆券200元。可见贬值的迅速。
3月28日：“上海中行（中央银行）发5千、1万、5万、10万之大票面，物价大涨。”
4月8日：“自昨日报载各大学共由政府拨400亿，将以l万倍发薪消息传出后，物价大涨。昨天米是14万一石，今天已25万。袁大头昨晨每元23000至25000，今日上午35000，下午至4万余矣。”
4月17日：“物价更高涨，袁洋已到每枚万，孙洋亦17万元，而米每担已超出100万元之外，较昨日60余万元又加l倍矣。”
4月21日：“袁头上午17万，下午已23万。米上午140万，下午180万一担矣。”
5月1日（在上海）：“6点在……乔家栅吃面，每碗100万金元，余一人一餐可抵杭州全家一星期之伙食。”
5月20日（在上海）：“上海各校闻传将以关金发薪，依照底数每元关金作80万金圆（市价240万），而袁洋价已2700万一枚，则教授薪亦不过袁洋三数枚而已……” 由此可知上海解放前夕，教授们最后一次薪俸只相当于3枚多银圆（合今100元左右）。可怜！5月21日：“下午发5月份薪，得亿元……”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5月26日竺可桢和友人谈及政局，“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多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5月27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民十六年（1927）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
夏承焘的记述
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1900—1986），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并在日记中留下了亲身体验的史料。摘录如下——
1月4日：“浙大同事有得共产党传单者，劝各安心职业。传共产党广播决心解放到底。国民党政府宣言皆不称###而称###矣。物价仍日涨，米价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物价连天飞涨，米出800关，黄金9千余矣”。7日“过大街购一帽，金圆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 日“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600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4日：“剪发付13元，前次仅3元”。
2月5日：“早与妇乘校车往校，领暂发薪1300余元，不足买斗米（16斤）一银圆。今日银圆值1350金圆券。”12日：“校薪发至6月份，今日领6600元。内子入城，买得3袁洋，1430元一枚，教授生计不及早日女佣矣。近日雇女佣，月需三四斗米，乳媪（女）须一石二三斗。”
3月8日：“午后内子往校，领3月份500倍补发薪7万2千元。市上银圆已涨至4千余元一枚，浙大同事到处争购，内子无所得而归”。9日：“早人城，以7万元买金二钱五分，入晚每钱涨四五千元”。11日：“午后往校领研究费（500倍）5万8千元，买金一钱五分，银洋二枚，半日为钱财奔走”。3月25日：“物价日涨，袁头银圆万金元一枚”。28日：“早与伦清赴校取米7斗，营营半日，小事亦有计较心，徒费精神，后当痛改”。
4月7日：“领得1500倍薪水，共19万8千元。午后入城购得黄金一钱，18万5千元，昨日尚仅11万余也”。9日“午后为领薪20万金圆券，往众安桥买银圆3枚，奔走甚劳，近三四日金银物价风狂上涨，经济崩溃无法挽回矣。心叔从之江来，有朋友南开大学来信，教授每月可领小米千斤，待遇犹在劳工之上”。l0日：“今日发校薪1万倍，予得132万元，托伦清往市购得金戒三钱。抗战以来，公教人员以生活窘苦，皆孳孳向利，大学同事每闻发薪，即打点上市，为数万元市价争先恐后，恶俗不堪”。13日“又发校薪1万倍。声越谓各同事坌集金店，张皇奔走，数张钞票，弄得一班穷酸子六神无主”。22日：“袁头涨至40余万，今日发薪66万，不够2银圆”。
金银一日数变，连寄信邮费也不断地涨。夏承焘在日记中多次记下了邮票涨价前大量发信的事。2月20日：“明日邮票涨五倍，晚发各友人复信六七封”。3月31日“早发七函，闻明日邮费又大加矣”。他在3月9日的日记中曾叹息：“社会经济破产到此，当局犹作无用之挣扎，徒苦民耳。”
从夏承焘日记可以知道：当时人们领到以金圆券发给的薪水，尽快去换取银圆或黄金，方能保存价值。2月5日，发薪1350元金圆券，值1银圆。4月9日领薪20万金圆券，买银圆3枚。22日发薪66万，不够2银圆；袁头涨至40余万金圆券。……
又参照竺可桢、包天笑的日记，可知物价飞涨的程度。杭州每石（160斤）米价：1948年11月7日250元，上海到450元。1949年1月4日每石700元，6日860元，10日每石1000元；2月5日每石13500元；3月29日上海米价涨至每石9万元；4月3日，上海米价涨至金圆券16万；8日杭州米价25万，16日60万，17日米每担已超出100万元之外，上海白米价每石120万元；21日：“米上午140万，下午180万一担矣。”
……然而南方解放前的米价，每石10银圆左右，当时这个比值却是相对稳定的。
可见金圆券通货膨胀已濒临灭亡。当夏承焘教授听说：天津解放后，南开大学教授每月可领小米千斤，日常生活费用得到了保障；对比之下，他必然痛恨国民党的腐化败落，期待共产党的廉正、开明。
顾颉刚的记述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取代法币。顾颉刚对此不抱任何幻想。
10月14日家信中说：“可怜的金圆券，出世不到两个月，已经贬了十分之八的价值了！”
15日顾颉刚日记写道：“8月19日发行金圆券，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是未及二月之中物价已涨至十四倍也！可畏哉！”
12月初，顾颉刚乘飞机回到上海。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亲历的金圆券崩溃过程——
1949年1月18日：“一切皆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大家有活不了之叹！”
3月3日：“予薪水十二万（金圆券），不为少矣，而近日银圆价二千七百元，是亦不过四十余（银）圆耳！”31日：“今日发表物价指数达3402倍，物价之疯狂上涨可知。今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金圆券），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矣！……以前所谓‘经济崩溃’者，至今日竟实现矣！”
4月5日：“袁大头一枚，值金圆券二万###千矣，与美金几同值。”（笔者注：“袁大头”指民国初年所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10日：“大头扶摇直上，至六万元矣！”15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１５１４０倍。大头价１３万。”16日：“银圆涨至十八万矣！可骇！此真使人窒息！”22日：“今日大头价至４６－４９万。”27日：“大头一枚至一百卅万。”29日：“大头价至三百六十万。”30日：“今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