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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邦的情操与道德，必须要对西方的东西进行批判性地过滤与筛选。当此之时，必须要培养起对西方的足够的免疫力，而不是不加选择地一味拿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在抵御西方软实力战争方面的个体自觉性、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目前，经济发展是中国的主题，也是中国令世界最为瞩目的方面，但中国应该明白：你的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丰衣足食的人们都生活栖居在草肥水美、澄明爽怡的醉人环境中呢？是为了让人们都能够去花钱买享受呢？还是非常遗憾地表现为去花钱买罪受？——生活在日甚一日的巨大污染之中，让世界第三大河的长江，一直去扮演“西太平洋的最大排污口”的角色。如果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不过是让青山被代之以黄山、碧水被代之以浑水、蓝天被代之以灰天、芳草被代之以沙漠、澈湖被代之以泥污、日月被代之以酸雨、季风被代之以尘暴、画景被代之以煤窑，并意味着让和善谦恭、文质彬彬的一代儒雅君子被代之以惟财是好、惟利是图的经济动物的话，那么，人们拥有再多的财富、经济取得再大的增幅其意义又何在呢？如果经济发展是不惜以牺牲自然、生态、道德与人伦为代价的话，那么，这未尝不是有点偏离了复兴的主题，这些不足之处很大程度上都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是中国应该尽快加以避免的；同时，美国也应对自己自觉加以限制，对其无孔不入的软实力潮水，一定要自觉进行最大限度的自我制约，以免污染了东方净土。美国应该明白：东方受到西方糟粕方面的污染程度越轻，中国就会越像中国，就会越是中国，就会越纯而又粹，那么，它对世界，尤其对美国的意义和影响就会越举足轻重，越不可或缺，美国也只有在一个非常纯粹的中国的影响、濡染、感化与熏陶之下，才能去克服其本文明难以克服、无法克服的痼疾与顽症，才能步向完善与理想境界，才能赋予西方文明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去实现它的光荣与梦想。坐落于中国岳麓山的岳麓书院中，有这样一对石狮，二者居然不是面目狰狞地恶颜相向，而居然是在互相微笑不息！这一幕应值得普天下，尤其是当下的美国从中深受启发，它仿佛在无声地昭告着这样一种愿景：那就是在一种纯朴、诗意、唯美而儒雅的精神的不懈感召与滋养下，就连凶恶狰狞、嗜血成性的狮子也都会笑面相迎的。
总之，硬实力方面的全面遏制、软实力方面的全面渗透中国的政策，虽然目前被美国视为是符合其战略利益的，但究其实，却是一种想象中的、渲染中的战略利益，而并不是其真正的战略利益本身，因为显而易见：这一做法与美国文明得以继续存在、得以排除自身难以排除的危险与毒素，而亟待需要一种走向复兴与完善的伟大文明的伟大启迪之时代要求恰相冲突。
换言之，如若中国不能迈向充分复兴，不能有效完成对其古文明的历史性传承与奋力弘扬，不能生发出普天下的影响力与感召力的话，那么，由于缺乏一种崭新的文明源泉与精神力量，美国所蒙受的损失将可能是灾难性的，美国的那种不断膨胀而缺乏有效调谐与约束的文明将可能难以为继，甚至将可能发生惨痛夭折。亦即是说，东亚的重要国家在复兴中的中国之影响和挈领下越是富于与西方文明迥然不同的另一种色彩，对未来世界，起码是对21世纪才越有裨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才越能从中——东方世界那里——受到启发，甚至是领受到伟大启示，从而去加强其自律性并弥补其久已亏缺的一面。如此，东西方世界才能走向共谐共融，才能达成一种时代共振与有效互补——而不是相互瓦解——才能将跨越汪洋的世界大合唱持续不断地保持下去。毋庸置疑地，鉴于长期以来，美国虽然做出了重大牺牲、付出了巨大代价然而却并没有使国际局势与国内形势在总体上发生根本性好转，目前也看不出有发生根本性好转的任何迹象，倒是无尽的悲凉继续在笼罩前方，那么，美国的当务之急也许是应立即对它一直以来的全球战略、尤其是对它的近年来显然是缺乏理性思考的对华政策做出一次深刻的反思，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与考量，这种反思、评估与考量特别需要有大量的人文学者（而不仅是利益集团与军方人士）来参与其中，要将此举当作一个重要的文化战略工程来对待，去看一看渗透中国、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文化尤其是对其文明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只会有百弊而无一利，但愿美国人民能够做出一个无愧于美国精神的划时代选择；而如果美国当局非要不识时务地令台海这一极其微观的问题与整个时代大潮及世纪乐章相悖的话，那么，如前所述，无论就这一微观问题本身而言，还是就恢弘的世纪主题而言，对美国乃至整个文明都将可能会造成长期而难以抚平的创伤，也惟有当美国能够深深意识到台海问题其实不过是一个非常微观的问题，美国有远比此问题严峻得多的越来越在攸关其生死存亡的众多问题——诸如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全球化问题、西方文明的本质缺陷问题、核失控与核扩散问题、由全球性残酷竞争的主题所导致的日益恶化的全球性生态灾难与人性灾难及道德灾难问题等——才真正是其当务之急的时候，特别是在美国能够满怀深情去散点性地环视天宇，并敞开心扉试与一个冉冉升起于东方天际的中国在灿烂的星际空间中互相倾听着、互相鉴照着、互相激励着去比翼远翔的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那么，21世纪世界新秩序的伟大蓝图便跃然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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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题涉及
本书主要涉及有如下之问题：
【媒体时代与独立精神问题】人格问题、道德问题、品性问题、机制问题、舆论监督问题、媒体全球化问题、媒体对日常生活的决定性影响问题、媒体属性问题、媒体与战争问题及国家意志问题、媒体与政治问题、媒体与经济问题、媒体与时尚及习俗问题、媒体人的职业操守与独立精神问题、“9·11”事件与东方民族情绪问题、电视与报纸问题、电视与广播及网络问题、网络与书籍问题、在媒体的昼夜立体性滚动覆盖中如何去选择与判断之问题、“半岛”问题、中央电视台的优势与劣势问题、中国的传媒大国之梦问题等。
【国际问题与台海问题】美利坚帝国问题、帝国概念问题、强权与正义问题、永无休止的权力争夺问题、大国问题、文明的冲突问题、历史的终结问题、核武器问题、美国鹰派的战略理念问题、台湾海峡的战与和问题、###与中国之国家利益问题、三峡大坝问题等。
【当代与未来世界军事问题】伊拉克战争的教训问题、苏式武器系统及战略理念与美式武器系统及战略理念问题、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问题、核武器与常规武器问题、台岛作为不沉的航母问题、空中打击的革命问题、盛行于美国的美中冲突之论调问题、部队数字化问题、军种的取消问题、日本对华的软实力（动漫、游戏等）之战问题等。
【当代中西横向比较问题】 帝国的碰撞问题、大学及研究机构与军事工业的联姻问题、星巴克问题、文化符号问题、民主与自由之实质问题、文明世界的丛林法则问题、哈佛大学及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与北京大学之比较问题、大学的方向问题、大学的公司化与“养鸡场化”问题、文学批评问题、大片问题、电影的原罪与后殖民主义问题、诗电影问题、电影的复活问题等。
【北大改革与时代深层问题】北京大学的改革问题、海龟与土鳖问题、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文化与文明问题、文化输出问题、1820年作为东西此消彼长的分水岭之问题、中国在一千八百年中一直创造着世界四分之一财富的问题、此后中国江河日下问题、当前中国的周边境况问题、历史上的中国形象问题、中国形象之重建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及世贸组织对世界车轮的决定性支配问题、全球化的核心实质问题、全球化与当下中国问题、一切惟美国马首是瞻问题、竭泽而渔问题、全民学英语问题、英语潮的实质问题、出国问题、崇洋媚外问题、民族自信之衰落问题、中体与西体问题、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及生态问题、绿色GDP与黑色GDP问题、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精神问题、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问题、五种知识分子的层面划分问题、大国之复兴问题、儒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整合问题、未来世界之多元构成问题、未来东方中心主义问题等。
【历史文化与语言问题】当下西方哲学现状问题、哲学的终结问题、哲学的概念问题、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问题、哲学的定义问题、文化与实力问题、整一性问题、作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之问题、美～爱～智的三角关系问题、哲学的陨坑问题、语种与未来文明问题、大动荡时期的大理念问题、新时代之序曲问题、将属于未来的中国时代问题等。
【当代中国摇滚现象问题】真唱运动与假唱风潮问题、明星问题、蛋与生命问题、民族摇滚现状问题、唱片市场问题、演出市场问题、中西摇滚比较问题、摇滚精神问题、色调问题、艺术的价值问题、才华之命运问题等。
【巨额财富与人生境界问题】诗与建筑问题、“9·11”事件与建筑及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时空迷失问题、现代科技与鸡犬之声问题、华尔街与中国西部比较问题、时差与代差问题、对科学理性的反思问题、建筑与反建筑问题、建筑的标志性问题、国家大剧院与CCTV新厦及奥体“鸟巢”的时代定位问题、理性与感性问题、存在与虚无问题等。
【社会与人生的另类视角】历史的认知问题、知识的垄断问题、徘徊在启蒙与遮蔽之间的知识之角色问题、应该与不应该的无穷抉择问题、知识的诚实性问题、艺术的本真性问题、自然状态问题、划时代的标志性问题等。
沉 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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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注释
＇1＇目前，国际学界对中国的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在19世纪初（1820年）以前在世界上长期居于不可替代的领先地位的时段，大致有以下三种划分方法：以拜罗克与保罗·肯尼迪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时段为公元1世纪至19世纪初；以麦迪森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时段为公元5世纪至19世纪初；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时段为公元5世纪至15世纪。此间（在1800年中，或在1400年中，或在1000年中），中国一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总量的平均数约为25％。中国被认为在近200年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学者休斯·黑尔文语）。而对中国到底是在唐朝时，还是在清朝时的GDP在历史上曾达到了最高值的说法，目前尚不统一，有学者认为是唐朝。而麦迪森则认为是在1820年时的清朝，那时中国GDP达到了世界总量的；然而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统计认为，1799年才是中国经济的顶峰，那时中国的GDP占全球的44％，认为此比例比今日美国还要大一倍。
＇2＇18世纪启蒙运动领袖级人物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曾对中国的瓷器、丝绸、园林艺术，及中国人的才慧、德行与科技创造能力都推崇备至，中国一度被其想象为最伟大、最诱人的文明之邦，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曾将中国置于世界各国的首位，而给予了重点评述。
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l749…1832），也曾是一个中国迷，时常幻萦其心际的，是古罗马的伟大与古中华的典雅。歌德在1813…1819年间曾广泛涉猎过许多中国的书籍，涵盖历史、地理、文学与哲学诸多学科，他甚至还钻研过中国的书法，并翻译中国诗歌。他曾感慨道：“中国人几乎与我们拥有着相同的思想、行为与情感，彼此是那么地契合，特别地，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显得更加澄明、纯洁而雍容”。那时，中国曾一度风靡德国上流社会。至今，在法兰克福的歌德故居，还保留着一个“北京厅”。
英国历史哲学家、英语世界中最具前瞻性眼光的思想泰斗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4），至少在30年前便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认为，西方和西方化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外乎是一条“走火入魔”式的“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而且“它们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眼光和智力来解救它们自己和全人类”。那么，希望的曙光在哪儿呢？汤因比告诉我们，“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变得柔和一些，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找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汤因比以极富历史穿透性的眼光预言道：“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之外”。虽然中国在近两百年来一直处在接连不断的水深火热之中，但汤因比还是对中国寄寓了不小的期望，他无比智慧地这样刻写道：“人们尚无法预测中国或人类的其他部分，是否能够成功地把传统的‘正题’与现代西方的‘反题’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能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综合体’”。汤因比在30多年前的深情寄望，也许正是我们今天应该为之奋斗的重要主题。
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大师、德国哲学泰斗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同样对中国的古老智慧情有独钟，他曾冀图翻译过《道德经》。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光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道家思想的一种跨越时空式的神秘辉映与呼应，并将这种思想升华且推向了一种更加高迈、更加诗意的境界——由天、地、神、人所幻构的四位一体性圣境。
苏联电影大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32…1986），一向被认为代表了此前世界艺术电影（诗电影）的最高成就。虽然他未曾来到过中国，但中国的诗境却在其心灵中萦绕不息，并使他在《雕刻时光》一书中感慨不已。他的主要电影作品与生命轨迹，某种意义上既可以看作是为西方文明所谱写的一首挽歌，又可以看作是在竭力踏向东方空灵境界的一种前奏。其代表作为《乡愁》、《牺牲》、《镜子》。
美国当代理论物理学家F·卡普拉（Fritjof Capra；1939…），对中国古代的神秘主义欣赏不已。在其所著的《物理学之“道”》中，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近代物理学的关系这样描述道：“在中国哲学中，‘道’就是‘无’和‘无形’，场的概念不仅包含在‘道’的概念中，而且还明确地表达在‘气’的概念中。新儒家发展了‘气’的概念，使得它与近代物理学中量子场的概念极为惊人地相似。和量子场一样，‘气’也被看作是一种微妙而不可感知的物质形式”。卡普拉进而将一些概念上升到文明模式的层面来进行批评性的反思，他指出，“用中国的词汇来说，目前我们的观念过分偏重‘阳’、过分富于理性、男性和进取性”，因而他认为，当前的社会是缺乏和谐感的，且与近代物理学所含有的宇宙观—— 一种与东方神秘主义极为相似的宇宙和谐图像——是不协调的，也许“需要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以使“整个人类文明得以延续”。未来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对东方神秘主义某些‘阴’的观点的接受能力，体验自然界的整体性的能力，以及与之和谐地共存的才艺”。他认为，中华文明的极为可贵之处，体现在其“阴阳”两极的互补性上，二者的“动态的相互作用”表征着“一切自然现象和一切人类境遇的本质”。相对于西方机械的、分割的宇宙观，他甚至将东方古代“生态学”的宇宙观视为某种“解放道路”。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博士是20世纪西方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迄今为止，他是西方世界中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评价最高的人，也是第一个明确指出了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的西方人，其所著的拥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告知世人道“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的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李约瑟是一位对中国科学与文化研究极深的人，有鉴于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神圣的立法者的观念，他指出：“在中国的宇宙观中，一切存在之物的和谐协调不是来自其外的上级权威，而主要受其自身内在本性的支配。因为它们都是构成宇宙模式的整个层系的部分”。他认为，西方经典思想中的“自然法则”，大致相当于汉语中的“理”，即他所理解的“组织的原理”。中国智慧中所蕴蓄的某种自洽性，是李约瑟一向所较为看重的。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深入考察，从地理的视角李约瑟这样分析并预言说：“如果中国人拥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北面为沙漠阻隔、西面为雪山封闭、南面为丛林遮蔽、东面为大洋局囿的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空间的话，那么，情况会迥然不同，我敢斗胆断言，那就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会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像伽利略、牛顿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断言，若那样的话，则将是欧洲人来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相反。当然，地理因素也许并不能真正破解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雄居世界领先地位，而到了近代以后却走向衰落。中国科技在近代衰落之缘由，也许只有从中华古文明的深层才能找到，那就是，这种文明精神也许先天性地需要将科学技术限定在某种范围和限度内，当超出了这种范围和限度——就像工业革命以降的西方科技所表现出的那样——当科技变得更有活力，当然同时也是更具破坏力的时候，其势头便被自动消解。
尼克松（Richard Nixon； 1913…1994）是美国历史上最具非凡影响力、最为才华横溢的几个总统之一。虽然当年在中国与美国之间隔着世界上最为浩瀚的太平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