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中国艾滋病调查报告-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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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买菜，这个过程她大约走了１０分钟左右。在菜市场，她准备买点咸菜，但当她伸出手想去拿时，突然发现手上有一个“针眼”，“针眼”旁边是一道细细的划痕。吴女士看见这些情况之后大惊失色，赶紧到附近一家小卫生院进行包扎，医生从她的伤口挤出一点血，涂上一些碘酒，进行简单的处理。之后吴女士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觉得蹊跷，于是报了１１０。警察赶来，将她带到天津市高级法院，请法医对她作了检查。法医经过认真仔细检查之后认为吴女士的伤口可能是铁丝、竹刺等尖锐物划伤的，没什么大问题，要她不必为此担心。吴女士对此仍放心不下，老想到可怕的艾滋病。她对人说，她出门没碰到什么东西，不太可能是别的东西划伤的。自己已经５０岁了，对艾滋病并不感到可怕，主要是为家里的孩子担心。　　当吴女士被“扎”的传言再度袭击天津时，天津几乎变成了一座死城。人们不出门了，大街上见不到更多的人影，平时熙熙攘攘的商场，如今冷清得只有售货员垂手侍立在柜台前作无望的等候。　　反应迅速的天津市###门，为了确保孩子的生命安全，已向中、小学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学校内外的保安，同时还呼吁学生家长注意学生安全。有的学校在学校门口护送学生，附近派出所也纷纷派出公安干警对学生进行现场保护。　　此后，为稳定人心，天津电视台播出了专家释疑：艾滋病病毒是一种寄生性很强的病毒，它离开人体一分半钟后，就会因血液凝固而死亡。用扎针的方法很难传播艾滋病病毒，除非病毒携带者现场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给他人。　　１月１７日，天津市公安局发出通告，公布了涉及被扎案件的一些初步情况，这是官方就此事的第一次表态。根据通告公布的内容，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了数名犯罪嫌疑人，案情如下：　　１月１２日下午２时许，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手持注射器在某商厦伺机作案时被抓，并当场缴获了随身携带的一个包，包中搜出针头等物；　　犯罪嫌疑人安某某，曾因猥亵幼女被劳动教养一年，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７日６时许，手持针管在河东区扎伤一女中学生，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将其抓获；　　犯罪嫌疑人韩某某、陶某某，１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时许，手持装有红色墨水的注射器闯入女青年刘某某家中，并威胁实施抢劫，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出动，将该二人抓获，同时缴获了一些作案工具和部分赃款。　　公安部门表示，经对报案人身体检查，绝大部分未发现被针扎的痕迹，少部分人虽然被针状物扎中，但未发现任何附着物。经审讯作案人证实，其扎人时所用的针状物未接触过艾滋病病毒。公安部门还说，此类案件所用的作案工具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犯罪嫌疑人以用针头扎人来传播艾滋病之说，纯属骗人吓人”，“希望广大市民不要听信谣言，安心正常工作”。　　１月１８日一大早，天津市公安机关便向各单位发放宣传提纲，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平静心态，稳定社会，震慑犯罪分子。这样做的效果很好，此后的许多天，都没有被扎的报案。浮躁、骚动多日的社会日趋正常。　　为什么传言会变成谣言？为什么谣言会广泛流播？为什么大多数人知道是谣言，却还那样浮躁恐慌，引起了社会的巨大波动？这种社会病态心理难道是天津人的专利？　　一位专家回答说，这其实并不是天津人独有的态度，恐怕全社会对此都应该反思。人们对艾滋病人普遍地“避而远之”，缺乏必要的关怀和平等对待。这位专家还郑重地提出警示：照此下去，是很危险的！　　天津“扎针”事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平静地谢幕。谢幕之后，人们是否从中得到某些启迪，为什么关于艾滋病的谣言流传得那么快，那么广远？为什么人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那么强烈，那么不可理喻？为什么“扎针”事件以及它所掀起的扑天大浪发生在天津而不是发生在北京？　　据报载，天津“扎针”事件之后，很多人还是认为凡是艾滋病就都是作风问题所致。和平路一位售货员评论“扎针”事件时说：“那些人自己乱搞，得了绝症还来害人，抓住了要狠狠惩罚他们才行。”即使有人知道了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卖血、输血而被无辜传染上的，也抱着一种相当冷漠的态度。河东区的一位居民说，应该把艾滋病人送到孤岛上去，让他们与世隔绝。另一位姓李的中年人甚至说艾滋病人“应该灭掉”。　　但在北京，情况却有所不同。　　《北京青年报》曾经就艾滋病问题在北京市民中做过一次调查，高达９７％的北京人表示应该全社会来关注艾滋病问题；５７％的北京人表示应该给予艾滋病人更多的理解和关心。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不能歧视更不能抛弃艾滋病患者。他们认为，艾滋病由于主要通过性接触和吸毒途径来传染的，所以不像得了其他疾病的病人那样，能够得到大家的关心，反而是遭到白眼和侮辱。这样做对于病人来说，心理受到的打击比疾病造成的痛苦还要厉害；有３９％的被调查者表示应该区别对待，如果是输血传染上艾滋病的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心；４４％的北京人认为艾滋病患者值得同情，“他自己也不愿意得这病呀”是很多人的想法。他们认为艾滋病患者确实需要社会的帮助，尤其是ＨＩＶ携带者，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携带着ＨＩＶ而已。但是一旦发现，这个人就会被社会立即抛弃。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也许是谣言流传最后酿成大波的社会基础。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当然不仅限于天津。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出版的《成都商报》曾报道，成都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决议，为艾滋病立法”。这篇报道称：《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草案）》通过审议，这部前后修改了２０余次、引发无数争议的条例一旦经省人大审议通过，将于明年正式付诸实施，成都也因此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为防治性病艾滋病立法的城市。据了解，《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草案）》对艾滋病的防治内容、管理范围、职能部门分工等做了详细规定，其中包括：宾馆、饭店、旅社、招待所、公共浴池、游泳池、理发店、美容店、歌舞厅等单位在录用人员时，应当组织直接接触客户的人员每年一次到市、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性病、艾滋病防治专业机构进行性病、艾滋病项目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准予上岗，性病、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离岗治疗。性病、艾滋病人及感染者不得进入公共浴池就浴或进入游泳池游泳，违者将被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这一地方法规经新闻媒介披露后，曾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者潘绥铭等）认为“严禁艾滋病人进游泳池”是一个“荒唐的规定”，因为“那是不会传染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项目官员对此也非常担心，他说，如果成都的法规被通过，会加剧ＡＩＤＳ人群与健康人群的对抗情绪。　　然而，专家的声音却很无力，左右不了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和误解。　　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出版的《工人日报》刊载了一篇题名为《集中管理艾滋病人？——善良却危险的提案》的报道，这篇报道说：这些天来，关于艾滋病人的新闻突然多了起来。除了京津地区风传“艾滋病患者持针扎人”的谣言之外，来自广东“两会”的一份提案也卷了进来。《新快报》的消息称，有的广东省政协委员提出要像过去治疗麻风病人那样，对艾滋病人进行集中管理和治疗。这是一个善良的提案，也是一个危险的提案。尽管艾滋病的阴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把艾滋病人和麻风病人等同起来，是不是就能够像消灭麻风病一样消灭艾滋病？恐怕只能得到否定的答案。　　这篇报道在评论这种举措时说，西南某大城市（即前文提到过的成都）曾经酝酿过一项地方法规，要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拒于公共浴室之外。如今，类似的声音又在广东重新出现，而且由政协委员把艾滋病人与麻风病人并列起来，说明我们在善待艾滋病患者的问题上，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在台湾某剧院实验剧场里，上演了一出由真人真事改编的艾滋病故事剧《黄色小船》。真实的剧情与真情的表演，让在场的演员和观众哭在了一起，拥在了一起。　　《黄色小船》的故事背景发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知名导演沙大伟（Ｄａｖｉｄ　Ｓｅａｒ）婚后喜获贵子，取名潘杰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但不幸的很，新生儿却是一个先天的血友病患者。后来不慎因输血感染了ＨＩＶ，当时对艾滋病的了解和治疗极为有限，结果潘杰明只活了８年４个月又２９天。在潘杰明短短的生命中，带给沙大伟夫妇的是爱子诞生与成长的喜悦，同时还有爱子面对病魔而父母束手无策的无助及痛苦。潘杰明从得知染上ＨＩＶ那一刻起，就开始被亲友歧视，被学校强迫退学，最后在父母及朋友的爱的包围下，他也知道自己即将死去，他却能以一颗童真的心说，要在死后把他的玩具分给朋友。　　这部实验话剧，透过孩童的眼光，探讨艾滋病、血友病、死亡与病重儿等问题，戏剧的感人力量胜过千言万语！它告诉人们，惟有了解艾滋病，关怀病人，才能挑战艾滋病，才能最后彻底瓦解和战胜艾滋病！　　今天，黄色小船又飘到了我们身边。　　在艾滋病这个世纪魔鬼面前，我们和那些不幸的患者其实同在一条船上。　　那些试图用法律“严禁艾滋病患者进入游泳池”的做法，那种重新引入麻风病人概念的观点，只能意味着对患者和弱者的冷漠。　　我们今天需要做的，是勇敢地伸出自己的双手，去帮助那些徘徊在死亡阴影里的人恢复生命的自尊和生存的勇气。　　挽救了他们，也就是挽救了我们自己，也就是挽救了整个人类。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艾滋病是２０世纪末横行于全世界的恶魔，就目前而言，人类还没有办法战胜它，但人类完全有可能遏制住它恣肆无忌的脚步。　　为了挑战人类共同的敌人，世界已经行动起来，中国也正在行动。　　２００１年９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等３０个行政部门和单位共同制定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计划指出，当前，中国艾滋病性病流行呈快速增长的趋势，发病人数上升迅速，中国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遏制艾滋病性病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降低艾滋病性病的发病率。到２００５年底，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性病发病人数年增长幅度控制在１０％以内；将艾滋病病毒经临床输血传播的平均水平降低到十万分之一以下。其中，在艾滋病高发地区，控制在万分之一至五万分之一以下。　　这个“五年行动”计划中提到，将制定有关降低人群危险行为的政策，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和社会救助措施，使高危行为人群中安全套使用率达到５０％以上。在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集散场所，以及医疗保健机构等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开辟宣传橱窗，发放宣传材料（品），在营业性娱乐场所放置宣传材料（品），开展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针对高危行为展开干预工作，减少人群的危险行为。在公共场所设置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利用计划生育服务与工作网络和预防保健网络大力推广正确使用安全套。积极开展针具市场营销，推广使用洁净针具，绞杀共用注射器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危害。　　中国政府已经吹响了挑战艾滋病的号角，作为在战斗最前沿冲锋陷阵的广大白衣天使的状况又如何呢？他们的态度也许是这场无国界战争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此，《北京青年报》记者陈明莲采访了战斗在艾滋病防治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态度让人们感到欣慰。　　１９８７年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第一例艾滋病人，这是一名外籍人士，此后又有一名外籍ＡＩＤＳ患者入住该院，１９９１年第一例中国人开始入住该院。回想起护理他们的情景，当时在该院艾滋病病房担任护士长的小徐、副护士长小丁，今天仍记忆犹新。　　徐护士长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心里确实紧张，可活儿总得干啊！我是党员，又是护士长，这时候我不去护理他谁去护理他？丁护士长谈到当时的情况时笑了：“那时候，我和徐护士长全副武装——白大褂外套双层隔离衣，戴上帽子、口罩、手套，脚上套上胶靴，即使是这样，还是战战兢兢，要知道当时对这方面的宣传太少，我们也从没学过。护理这种病人的知识，总觉得捂得越严实越安全。记得当时没有眼罩，我还特地买了副平光镜。现在想想觉得真可笑，可当时真是这样。”　　随着对艾滋病的深入了解，在地坛医院，越来越多的人转变了观念，已经不把艾滋病看得那么可怕和恐怖了。在对接受调查的１９３名护士中随机抽取了５０份问卷，其中８８％的护士表示会服从组织分配到艾滋病房工作，８４％的护士表示会像对其他普通病人一样护理他们，而且会主动地跟艾滋病人聊天、谈心。　　已在艾滋病房工作了七八个年头的徐护士长表示：如果需要，我们会去为他们工作，我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心理。你如果能够以诚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他们会把心里的感受主动说给你听，包括他们的个人隐私，也许这样更能释放他们的心理压力。　　新任护士长小白，是位２０多岁的年轻姑娘，在她还未走马上任之前，对护理艾滋病人的工作就作好了思想准备。她非常自信地表示：“我觉得艾滋病人并不可怕，那么多护士、医生都和艾滋病打过交道，人家能干，我照样没问题。”　　丁护士长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至今在艾滋病医护人员中记忆犹新。　　一天晚上，抢救一位艾滋病患者，小丁为了照顾一位正在怀孕的年轻护士而顶替她参加抢救工作。就在丁护士长掰输液瓶时，碎玻璃划破了她的拇指，她当时由于紧张忙于抢救工作，未能注意到这一情况，待抢救工作结束后她在清理收拾污物时，才发现胶皮套破了，拇指渗出了血。职业敏感使她意识到刚才她在操作过程中，曾经接触过病人的体液、血液，如果无孔不入的ＨＩＶ趁这么一个小小的创口进入自己的血液中，那她一切都将完了。　　在后来的一年多的监测时间里，她也曾经焦灼不安过，但从没有对自己工作有丝毫埋怨和松懈；她也曾后悔和恐惧过，但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情绪传述给她的病人。一段时间里她怕传染给家人，曾主动向爱人提出分居，但后来监测的结果证明她没有因一年多前的那一场虚惊而染上ＨＩＶ。今天回忆当时的情况，丁护士长说：“现在好了，我们不断总结经验，一方面丰富自己的艾滋病知识，一方面提高护理工作的技术水平，最大可能地避免由于一星半点的不慎而带来的终身遗憾。不过现在即使发生不测，也有了药物可以预防和补救。”　　在调查中，有６６％的护士敢于将自己从事艾滋病人的护理工作告诉家人，因为她们知道亲人会理解她们，支持她们；有１２％的护士还不敢把实情告诉刚认识的人；有２２％的护士认为不能告诉家人以外的熟人，因为社会目前尚不能接纳。　　在北京地坛医院，有一批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一颗颗爱心，构筑起防治艾滋病的长城。在这道长城的荫护之下，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有了理解和同情，有了关爱和温暖，有了做人的尊严和与病魔抗争到底的信心和勇气。　　赵红心是地坛医院传染病房的主治医生，初次接触艾滋病这个恶魔时，同普通人一样，她也曾有过恐惧心理，但最终战胜了自我，战胜了恐惧，以一个医务工作人员的大无畏人道主义精神，完成了自己心灵的净化。　　２００１年７月底，一个既是艾滋病人又是吸毒贩毒罪犯的特殊病人由公安干警送往地坛医院救治。这个人在遭抓捕而逃跑的过程中摔伤了手臂，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进院时伤处扎着绷带，绷带上浸透了血。　　病人被送来之后，面对如此情况，一些医生不知所措，害怕这名特殊病人的血液会污染自己。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人是个罪犯，一切恶果都是他犯罪行为所致，是罪有应得，用不着同情和可怜。　　赵红心赶来，对跟随来的警察说：“他是一名罪犯，但同时也是我的一名病人，这一点与其他病人一样，让我来为他治疗。”说着赵红心便动手为这个人拆纱布，上药，重新包扎。这个人一个劲儿地说：“没想到你能为我治病，没想到你能为我治病！即使到了阎王爷那里，我也要感谢你的！”　　今年３２岁的马东长了一张娃娃脸，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给人一种乐天派的感觉，毕业后，她就来到地坛医院传染病区当了一名护士。　　马东刚分到医院那会儿，正碰上医院收治第一例艾滋病人，马东和其他年轻护士一样，生怕自己被传染上艾滋病病毒。工作时全副武装，隔离衣、双层手套、帽子、口罩，浑身上下只有不得不露出的眼睛露在外边。不得不进病房时，也是提心吊胆地进去，百般小心地操作，忧心忡忡地出来。这样一来，与艾滋病患者的交流沟通自然就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进一步接触，马东认识到艾滋病是可怕的恶魔，艾滋病患者并不可怕，虽然患了病，但依旧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她决心走进病人的内心世界，多给病人一些人文意义的理解和关爱。　　碰巧她接触的第一位患者是她的一位朋友的朋友，病人刚住院的那一段时间里，心情特别不好，整天郁郁寡欢，以泪洗面。马东与他聊天后才知道，小伙子得知他得的这个病，既是大家都厌恶的病，又是怎么治都治不好的病，于是产生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的想法。　　在聊天之中，马东了解到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