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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中国艾滋病调查报告-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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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事终于从天而降，１９９９年，夫妻俩被确诊患了艾滋病。医生对他们说，母亲是ＨＩＶ携带者，如果在此情况下再怀孩子，很有可能孩子被感染上艾滋病，建议李琴不要孩子。可是，当Ｂ超显示妻子肚子里的小生命是男孩时，夫妻俩又忧中有喜起来，他们抱着侥幸的心理把孩子生下来，不久经血检，孩子也未能躲过艾滋病恶魔的侵袭，小马朝生下来便是一名ＨＩＶ携带者！ 就这样，一家三口都染上了艾滋病，老小三人又都同时成了桂希恩教授确定的重点医疗对象。 桂希恩教授每一次到文楼，总是先到三个家庭中走走看看，除了进行诊治和发放药物外，还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宣传有关艾滋病的科普知识，使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底，自己是怎么得的病，艾滋病经过怎样的途径才可能被传染，作为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或者艾滋病患者，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怎样做才能够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生命。 即使是回到武汉，桂希恩教授也没有割断他与他的那些重点医疗对象的联系。 他在文楼时，与程金照了一张握手的合影，桂教授专门放大了一张寄给程金，写信要程金“把这张照片挂在你堂屋里，告诉村里的人，一般的接触是不会传染的”。在给程金的信中，桂教授还鼓励程金“拿出勇气来生活”，还提醒程金“注意一定不要传染给妻子，过性生活一定要戴避孕套”。老教授怕程金有些忽略这些琐事，特意在上边那句话下边划了几个圈。在桂希恩教授的叮嘱下，程金把一些注意事项牢记在心，妻子与他一直共同生活，至今都没有被传染上艾滋病。 “除了提供药品、治疗与咨询，我想我还可以充当一个中介关系。”桂教授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说。 当记者问及什么中介关系时，桂教授告诉记者说，现在有些艾滋病人同医院、政府沟通不够甚至彼此之间 存在对立情绪，有的病人提出一些过分或不切实际的要求，“我们应该帮助他们面对现实，平衡心态。不过，更多的还是需要政府去做工作，毕竟他们当年是因为贫困才去卖血，因为卖血才得上艾滋病的。” ２００１年５月，桂希恩教授准备把程金、程雪梅、###、李琴和马朝等五名艾滋病患者接到武汉，一方面打算给这五名重点医疗对象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此为契机，寻求社会对艾滋病人的理解和帮助。让桂教授始料不及的是，他和他的艾滋病患者在武汉的行动，酿成了一场大的风波，事后一些媒体称这次风波为“五月事件”。 ５月９日下午５时左右，从北而来的火车徐徐停靠在武昌火车站，来自河南上蔡的五名艾滋病人在桂希恩教授的带领下，经过五个小时奔波，终于走下了火车。武汉这座华中大都市，对于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未来过，甚至没有印象，他们很想仔细看看大城市究竟是个什么模样，看看长江究竟是个什么模样，但是他们却在老教授的带领下匆匆出站，径直去了中南医院。 到了医院，由于感染科病床已满，一时又找不到较为理想的住地，在医院领导的安排下，五名艾滋病患者只好住进了医院老宿舍区内一栋即将拆除的楼房的底层。 刚搬进来那一阵子，周围的邻居也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大都认为这是几个普普通通前来就医的农民罢了。 后来有记者闻讯赶来，又是拍照，又是摄像，又是伸出话筒，看热闹的人们开始围了过来。 这些看热闹的人大多是左邻右舍，怎么听着看着越听越看越不对劲，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特别刺耳的词语来。 “艾滋病——？！”犹如汽油见了火星，群众的情绪一下子被点燃了—— “看看！艾滋病人住在这里，我们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啦！” “怎么能将他们安排到这里？谁都知道这是让全世界都害怕的传染病，如果被传染怎么办？” 各种议论、责怪和斥问铺天盖地而来。 几名众矢之的的艾滋病患者犹如惊弓之鸟蜷缩在屋角，他们不理解偌大一个武汉，竟然也不同情和理解他们，给他们栖息之地。 桂希恩教授站了出来，承担了一切责任，并一再向邻居解释，一般的接触不可能传染艾滋病，更何况他带回来的这些病人与左邻右舍一般的接触都没有机会，怎么能传染上艾滋病呢？ 人们还是听不进去。 有人把威胁责难的电话打到院长家里兴师问罪：是谁批准桂希恩这样做的？出了事谁负责？ 有人还当场向桂希恩教授提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书。 这时，记者的现场采访也受到了干扰，外边也有人乱吼乱叫，楼上有人乱蹦乱跳，各种声音汇聚在一起，目的就是要撵走这些魔鬼附身的人。 五名艾滋病人受到歧视，五人中四人都屈泪盈眶，只有不满一岁的小马朝不晓世事，睁着一双大眼睛，痴痴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一批记者刚走，又一批记者来了，几名艾滋病患者面对话筒，不约而同地哭诉着自己的不幸遭遇和不公对待。 这时，更为强大的压力向桂希恩教授袭来，为了平息事态，也为了安慰几名艾滋病患者，更为了向世人表达艾滋病传染途径的科学常识，桂希恩教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从５月１０日起，五名艾滋病患者住进他家里，自己与这些病人同吃同住，看一看一个医学教授、传染病专家究竟会不会因此染上艾滋病！ 决定一出，舆论大哗。桂希恩教授的同事和朋友也纷纷劝诫他“不可鲁莽”，“一定小心”，而那些责怪桂教授把艾滋病人带来武汉扰乱民心的人脸上也升起了难以理解的疑云。 ５月１０日中午，桂教授带着帮手去给艾滋病患者搬家，亲自帮他们搬床，拿被褥，每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五名患者或拿着桂教授给他们买的一次性用品，或惶惶不安地收起刚刚晾在外面的衣服，一个个如同无助的孩子一样沉默地紧跟在桂教授身后朝桂教授家走去。 桂希恩教授家住的是三室两厅，平时倒也宽敞，但忽然来了五名不速之客，且个个都是重症在身的患者，加之五人来自三个不同的家庭，房间一下子就不够用了。为了解决临时居住危机，桂教授只好把自己的卧室也腾出来让给“客人”们住，自己随便搭个地铺凑合睡几宿再说。 安顿好住宿后，桂教授又给这些客人们讲起了生活科普知识，大到电视、电话、冰箱等家用电器怎样收听开关，小到卫生间的抽水马桶怎样使用，这些来自豫南贫穷地区的普通农民，样样都感到新鲜好奇，对于桂教授循循善诱的讲解，客人们听得津津有味。 “桂教授，您忙了大半天了，也歇会儿吧！”见老教授忙里忙外累得满头大汗，“客人”们说。 “累是累，但心里愉快。” 桂教授对他的“客人”说，“你们是我的病人，也是我的客人，更是我的朋友，这儿就是你们的家了。” 艾滋病人住进桂教授的家里后，外面的压力没有丝毫减轻的迹象。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艾滋病人的普通群众来说，心理上产生恐惧和惊慌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中南医院甚至医院传染科的医护人员，没有具体接触艾滋病病例之前，对艾滋病一样存在心理恐惧感。 病人要抽血怎么办？这可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关键环节，桂教授干脆就在自己家里为五名艾滋病患者抽取血样。事后桂教授也认为这是违规行为，但迫于无奈，只有这样了。 有些问题个人的力量实在无法解决，比如胸透和Ｂ超。桂希恩教授只好跟医院上上下下联系和解释，说服工作有了成效，五名艾滋病患者终于在医院作了胸透和Ｂ超。 恰好在这段时间妻子出差在外，照顾这些“客人”日常生活的担子全压在桂教授一人身上。 每天早晨不到６点，桂教授就起床开始为“客人”们弄早点。 五名“客人”起床、洗漱、吃过早点后，就开始看电视，到１１点便开始接受抽血检验，有时还得呆在家里，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 自从五名艾滋病患者住进了桂希恩教授家里之后，刺耳的责怪和无端的非难少了，但一些议论却仍然存在。 一天下午，桂希恩教授去教学时，路上碰见邻楼的一位同事。那同事笑了笑，说：“哎呀！你怎么带艾滋病人住在家里，害得我们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桂教授只好抱歉地笑了笑：“实在对不起了。” 几名艾滋病人想都没有想到，他们得的这病，就是在文楼，也会受到难以想象的歧视，但到了堂堂医学教授家里，却受到了朋友一般的尊重，这样的事情真是天下罕见啊！ 几天的紧张工作，桂希恩教授为五名艾滋病人做完了全面检测，检测的情况详细记录在案，根据这些检查结果，桂希恩教授又为病人们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供他们在后期治疗时参考。 就要离开武汉了，桂希恩教授突然记起什么似的对他的“客人”说：“哦，差点儿忘了，我说过带你们去游东湖，还没有兑现呢！” 第二天，桂希恩教授专门抽出时间来，陪着五名艾滋病人游览了东湖，了却了一桩心愿。 ５月１３日上午９时４０分，武汉市汉口火车站人头攒动，桂希恩教授亲自把他邀请来的几名“客人”送上列车。 临分手时，几名艾滋病患者不约而同地泪如雨下。 就在临上车之前，前来送行的武汉新闻媒体还对几名艾滋病人作了专访，一名艾滋病人噙着热泪对记者说：“桂教授是个大好人，我们村里的人都把他叫做白求恩。” 另一位艾滋病人更是万分感动地对记者说，他们从河南到武汉来去的路费、生活费和医疗费都是桂希恩教授支付的，临行前，每个家庭还得到了桂教授资助的４００元钱！ 桂希恩——白求恩，这就是人民对桂希恩教授的最高奖赏。 “五月事件”终于结束，但它引发的余震却并没有完结。 五名艾滋病患者离开中南医院离开武汉已经有些日子了，一位住户还生气地对记者说，桂教授这种做法太武断太突然了，医院有传染病房，他本身就是传染病专家，不可能没意识到将艾滋病人引进居民区，会给住户带来的精神压力。真要研究和医治，也应该对他人负责，让患者住进病房里去。 还有人打电话询问：“艾滋病是非常可怕的传染病，为什么不把病人关起来呢？” 当桂希恩教授将艾滋病人带回家的消息在全国多家媒体报道之后，在武汉，在华中乃至全国各地引起了较大的震动。 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也有人对消息的准确性产生怀疑，甚至有人对桂希恩教授的动机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猜测。 对此种猜测，桂希恩教授表明自己绝非“炒作”或者“做秀”，他心怀坦荡地告诉人们：“艾滋病人需要生活的勇气，我以理论和实践向你们保证，生活类的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我与他们共餐，勾肩，共用电话、桌椅和卫生间，绝不会传染上艾滋病！” 原来桂教授在以身示范。 何等仁慈的心怀！何等坦荡的胸襟！何等崇高的精神！ “五月事件”发生之后，中南医院因为有桂希恩教授这样一批防治艾滋病的专家斗士，被上级主管部门指定为湖北省艾滋病治疗技术指导中心。 作为中心负责人，桂希恩教授不仅要直接与艾滋病人打交道，还要主持自己的研究工作。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艾滋病家庭内传染的研究。” 桂希恩教授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他在接触到的６０对夫妻病例中，发现只有６对双方感染。 这一现象使桂希恩教授颇感兴奋：“这说明性行为传染艾滋病，但也说明单配偶婚内性行为的传染率相当低。那些病人感染艾滋病都已有四五年的时间，夫妻吃一锅饭，睡一张床，甚至被同一只蚊子叮咬，但科学证明这些接触并不危险，更不用说一般的生活、工作接触了。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这些知识，因为它们是有科学依据的。” 在桂希恩以身示范行动的鼓舞下，社会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五月事件”中的五名艾滋病患者，武汉市民也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共收到各界人士的捐款２万多元。这笔钱在桂希恩教授的提议下，３个家庭每家获得２０００多元现金，余款平均分给村里另外５０户艾滋病家庭。 所有捐款中，有一笔款让桂教授感触颇深。那是一笔１３３．２元的零碎钱，它是武汉一所小学一个班里的全体同学捐的，几乎全是大大小小的硬币，毫无疑问这是孩子们的零花钱。 桂希恩教授看到了这一包数目并不大但却异常沉重的捐款，似乎看到了希望：“这不是一分分钱，而是孩子们一颗颗心啊！” 从这包钱上，我们看到了早晨的阳光，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看到了防治艾滋病的长城在崭新的一代人心中延伸！
挑战已经开始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第一个春天里，约翰·肯尼迪向全世界发表演说，宣布人类开始了征服月球的挑战。事情仅仅隔了９年，阿波罗１１号就载着尼尔·阿姆斯特朗、迈可尔·柯林斯中校、埃德温·奥尔德林上校于１９６９年７月１６日发射升空。５天之后的７月２１日，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３点５６分，阿姆斯特朗从鹰号登月车上走下来，登上了月球：“我当时真正地感觉到，从视觉上感觉到，月球确实是一个球体，而不是一个圆盘。看上去几乎让人感到，月球正在向我们展示它的圆满，展示它与地球相似的形状以示欢迎呢！我当时确信，她会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主人。它长期以来一直在等待着第一批客人……” 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８日，另一位美国总统——擅吹萨克斯的克林顿先生同他的前辈总统一样，在巴尔的摩大学发表演说，向艾滋病发起挑战。克林顿反复强调，这是与当年征服月球的挑战一样对人类具有深远意义的挑战！ 这次挑战的具体目标是：１０年内在美国制造出抗艾滋病的疫苗。 自１９８１年６月５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首次用４６行文字向全世界宣告最早发现艾滋病这种新的传染疾病以来，人类已经与艾滋恶魔抗争了２０多年了。２０多年里，有成功，有喜悦，但是更多的却是无休止的烦恼和接踵而至的失败。 在征服艾滋病恶魔的漫漫征途中，我们当然不该忘记极为稀罕极为珍贵的成功与喜悦—— １９８３年：艾滋病病毒分离成功。 艾滋病病毒分离成功是在首次发现艾滋病病例两年后完成的。１９８６年，国际微生物学会及病毒分类学会将这一病毒统一命名为——ＨＩＶ。 １９８４年：早期ＨＩＶ研究有了重大突破。 重大突破之一就是发现ＨＩＶ首先要与人体细胞表面受体ＣＤ４分子相互作用，ＨＩＶ的核酸（ＲＮＡ）才能穿过人体细胞膜进入细胞。后又发现其他一些帮助ＨＩＶ进入人体细胞的辅助受体。这些基础研究和突破阐明了ＨＩＶ的致病机制和流行规律，为今后研究免疫重建和阻断手段包括治疗药物和治疗性药物的研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１９８５年：第一个艾滋病诊断试剂药盒问世。 我们知道，ＨＩＶ抗体一般在感染后４周逐渐出现，可延至终身，是人类感染的重要指标。最早用于检测ＨＩＶ抗体的方法是间接免疫荧光法（Ｉ－ＦＡ）、酶联免疫吸附实验（ＥＬＩＳＡ）和免疫印迹法（ＷＢ）。这种新型试剂盒的诞生使确定一个人是否感染上ＨＩＶ有了依据，尤其在控制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例如对献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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