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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照相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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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去秋来,星移物换!
  1959年9月10日,荷兰首都海牙举办“1959年世界新闻摄影展览会”。参加这次展览的有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比利时、丹麦、西德、英国、法国、印度、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美国、南斯拉夫、瑞士、瑞典等18个国家,会上共展出700多件作品。经评选委员会评选决议,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摄影记者史坦尼斯拉夫?捷列巴的作品《雨中守门员》获得展览会首奖。
  展览会上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参加此次展览。WPP与红色中国,度完蜜月就分手。
  ————————————
  注:本节参考资料来自中国摄影学会相关文件,及根据文件编写的、以“本刊记者”之名发表于1958年8月号《大众摄影》文章《一个新纪录——我国参加荷兰国际新闻摄影展览综述》。
  1958年我国参加荷兰新闻摄影展览入选作品(按展览目录分类排列)
  新闻类:
  欢迎于哥夫 吕厚民
  书市上的茅盾 吕厚民
  天堑变通途 郝纯一
  柬埔寨公主在中国 冀连波
  中印友好史上的新一页 侯   波
  万人空巷迎贵宾 袁   苓
  天安门上 邹建东
  庄严的检阅 楚   英
  *的队伍 孟庆彪
  龙舞庆佳节 柳庆瑞
  体育类:
  抢救了一球 刘东鳌
  海上健儿 陈之平
  征服山中之王——贡嘎山(一) 张赫嵩
  征服山中之王——贡嘎山(二) 张赫嵩
  抢险现场 张赫嵩
  特写类:
  女子测量队 杜宪诚
  帕米尔的秋天 王   平
  牧场上的欢乐 黎   枫
  年轻的勘探队员 李义芳
  井架搬家 李义芳
  我也来试试 李义芳
  玩累了,喝口水 李义芳
  中捷农场获丰收 黄景达
  向民间艺人学习 丁彬宣
  中印友谊 于澄建
  地形测量 张瑞华
  黄山 丁   峻
  海盐丰收 田   明
  收购牛奶 阿尔泰
  播种 肖述纲
  土族人民的新生活 袁少柯
  中缅边境的瑞丽江畔 王传国
  女社员们锄杂草 徐永辉
  扬场 许必华
  土地耕作 莫品莉
  削平山岩安钻机 胡   越
  建设中的发电厂 姚宗仪
  第一座大型轧钢厂 杨礼门
  洪水中坚持生产 郁   红
  一艘国产油船下水 贾承滨
  炼钢厂一角 李基禄
  新安江上忙施工 杨春敏
  探宝 游云谷
  第一汽车厂的早晨 刘恩泰
  

影子敌人(1)
1957年5月“鸣”、“放”时期,于云先曾写文《摄影界的沉默》,抱怨到处都充满了“百家争鸣”的气氛,而我们的摄影界却在沉默。在他开列出的可以争鸣的问题中,就有:
  这几年,我们除了访问过少数的兄弟国家,向他们学习了一些东西外,总的说来,对他们的经验并未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运用。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可以说就是没有研究。这种情况是应当及早改变的,也是应当在争鸣中注意的。
  但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有关新闻摄影问题的争论过程中,一个看不见的影子敌人——金发碧眼的异域他者,像幽灵一样,一直出没在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新闻摄影领域,甚至是部分从业者的灵魂深处。它的形象与能量也逐步被新闻摄影领域掌握话语权的人塑造与强化着:影子敌人时而东躲西藏,沉寂无形;时而咆哮嘶鸣,张牙舞爪。
  影子敌人被认为无所不在,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它时时刻刻侵蚀着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闻摄影大厦的肌体。它有一个特定的名字:资产阶级新闻摄影观,作为与“社会主义新闻摄影观”势不两立的对立面出现。
  它的大本营虽然在遥远的西方,但一切特征、动向皆被我方拥有话语权的人掌握。② 不过,大大小小影子敌人的来历,也有1949年以前的本土根源。自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建立的那一天起,它们就里应外合,时刻企图吞噬这一年轻的肌体。
  当然,在一定时期,影子敌人甚至也会被当作我方阵营——新闻摄影领域内部一些人刻意用来制造恐慌的工具。
  1958年5月22日,北京大学礼堂。
  这一天,新闻专业举行了一次新闻摄影专题讲座,新华社新闻摄影部副主任应邀向该系全体学生做了“批判资产阶级新闻摄影观”的专题报告。
  报告人对影子敌人——资产阶级新闻摄影观,做了系统的臆测与推演。当然,这并不是他个人独立思考或一时兴起的结果,而是一个时期以来,这一领域的话语权拥有者们集体意志的产物。
  报告人首先自国家的政治属性及地理方位来定位演讲的范围,他谈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新闻摄影观点”。
  为何谈这个话题?
  答案是,批判资产阶级新闻摄影观点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1。 资本主义新闻摄影事业是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文明,提倡资本主义的拜物主义和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报刊图片上,我们只能看到他们虚假的繁荣和豪华的景象。这些图片就类似一张张的巨幅广告,而丝毫也看不到表现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现象的图片,因为他们所豢养的一批资产阶级的摄影记者是不敢接触劳动人民的生活的,更不敢去揭示社会的本质现象。
  2。 资产阶级新闻摄影事业宣扬个人的才智和个人的权威,刺激人们的领袖欲,追求偶然的机缘。很多图片都只是报道那些所谓“伟人”的生活和富有刺激性的社会新闻。劳动群众在资产阶级摄影记者的头脑中只是作为陪衬的东西,作为物质的奴隶的表现。
  3。 资产阶级新闻摄影不能启发人们面向现实,而是引导人民逃避现实或使人们安于现实,把自己的未来都寄托在幻想上。
  依照上述逻辑推断,报告人对身处其间的资产阶级新闻摄影事业从业者——摄影记者作出了这样的定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影子敌人(2)
总之,资产阶级摄影记者是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服务的,他们所追求的就是金钱和奴役人民的当然权利。
  报告人对“资产阶级新闻摄影观”的诠释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甚至先入为主,把政治标签作为言说、论证的前提。在要求“政治第一、业务第二”,并且信息闭塞甚至严重不对称的情形下,报告人的这些听似言之确凿的演说,无疑会对在座的年轻学子——包括部分未来的新闻摄影从业者的价值观及思维方式产生影响。
  事实上,新闻专业的年轻学子们与新闻领域的从业人员一样,几年来也一直被灌输着这样明确的“工具论”观点:
  世界上的所有新闻图片毫无例外地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①
  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在新闻摄影教育及实践领域的斗争中被明确下来:
  作为新闻和新闻摄影来说,它不是被无产阶级用做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就是被资产阶级用做对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两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条路线可走。
  对于资产阶级新闻摄影观的具体表现,有人在1958年新年到来时撰文,列举美国合众社每天向全世界广播的新闻传真照片,都是富有政治性的,如杜勒斯举行记者招待会,美国的各种“代表团”到殖民地国家“访问”等等,这些照片都是为了宣传美国当前的各项政策而拍摄发布的。此外,资产阶级通讯社和图片社还大量发布“明星”、“撞车”、“玩狗”等等新闻照片。
  撰文者分析到,这些照片的作用,在于麻痹人民,把人民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日常琐事和低级趣味上去,从而便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纵然是“明星”、“撞车”、“玩狗”等等新闻照片,从实质上说,也是带有政治性的。
  国内的状况如何呢?撰文者回溯道,1949年以前,国民党中央社也向报刊发布新闻照片,虽然张数很少,但它的内容也完全是*、反人民,为反动政治服务的。
  而此刻,在国内新闻摄影界内,谁、哪个群体是“资产阶级新闻摄影观”——这个影子敌人衣钵的“继承者”、“代言人”,或者说“同道”、“马仔”呢?
  历史选择了“新闻摄影界的右派分子”们。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报纸说成是“商品”,把新闻说成是“茶余酒后”的消遣品,他们的目的在于取消无产阶级新闻的政治性和战斗性。在新闻摄影界,右派分子则反对以工农兵为新闻报道的主要题材,而强调拍摄“艺术作品”。他们所谓的“艺术作品”的内容,就是资产阶级趣味的风花雪月,其目的同样是要取消新闻摄影的政治性和战斗性,并企图把它改变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具。
  在对待“资产阶级新闻摄影作品”态度方面:
  右派分子常常把带有强烈资产阶级政治性的新闻图片隐讳起来不谈,而把那些充满资产阶级趣味的新闻照片,改头换面为“艺术作品”和“小品”,来欺骗人民群众,实际上是企图把它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来麻痹无产阶级,这不是十分明显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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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饱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旧知识分子的答辩与自责(1)
1959年4月,“一个饱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旧知识分子”——33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中国摄影学会理论研究部工作人员狄源沧陷入深深自责中。他在1957年初开始编辑,当年3月底交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摄影作品欣赏》一书,在1958年年初正式发行后不久便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与责问。这本书的成书时间是“大鸣大放”时期,而受到指责的时间恰好是在“反右”的当口。
  1958年5月,批评者首先提出了这本书的编选方针“令人莫解”。
  书中收集了13个国家的45幅照片,却只收集了苏、捷、匈、波4个社会主义国家的19幅照片,占全部篇幅不到一半。更让责问者感到奇怪的是,书中居然没有一张中国摄影家的照片。
  批评者愤愤不平地责问起狄源沧这种没有“分寸”的行为来:
  我们是6亿人口的大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几年来摄影事业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可是在中国人编的《世界摄影作品欣赏》中却无一席之地,这是为什么?
  而美国人的作品却选了8幅,占全部篇幅的六分之一弱。这又是为什么?
  另一批评者借读者之口,也表达了同样的不解: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号称《世界摄影作品欣赏》的一本书,没有一张新中国摄影家们的作品,难怪读者怀疑选编这本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一年以后,狄源沧在《编辑〈世界摄影作品欣赏〉的自我检查》中对此做了检查:
  我当时被资产阶级艺术观点迷了心窍,在编选时眼里充满着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这样编出来的书里,读者很难体会到社会主义各国以摄影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成果;反之,倒感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摄影事业很有成绩。
  因此,这本书里就没有反映出目前世界上两个阵营不同的艺术道路,没有反映出在摄影艺术上也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一事实,反而给人以“西风压倒东风”的错觉。
  批评者依照“两个体系”、“两条道路”的二元划分方式,作为对这本书进行评价的前提:即世界上存在着对立的两个社会体系——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而中国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这应当是本书的编辑前提,并决定本书的编辑方针。这本书里虽有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但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这里很明显地并列着两条创作的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但是,在这本书里所体现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形式主义胜过现实主义。所以,它虽然标榜世界作品欣赏,而实质上要我们去欣赏这些资产阶级形式主义①的作品。
  在此“原则问题”上,被批评者并没有争辩,狄源沧依照批评者的逻辑更进一步自责道:“这不是长资产阶级摄影艺术的志气,灭社会主义摄影艺术的威风吗?”并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是编辑立场的错误”,值得自己深深警惕。
  在随后到来的批评声浪中,大连工学院学生王浩更是对这本书中狄源沧本人写的“编辑前言”进行了逐条批驳。王浩提出,编辑前言中提出的“引起人们的兴趣”,实际上指的是资产阶级那种把艺术作为玩物的兴趣;在这个标准中找不到最重要的标准——政治内容,编者脱离现实,把艺术看作没有政治内容的东西。没有“政治内容”,编者只有竭力夸张“技巧”了。

一个饱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旧知识分子的答辩与自责(2)
但在狄源沧提出的“批判接受自己所需要的那一技”里,王浩通观全书,却没有看到编者的“批判”,只见到了其强调“一技”,那就是编者所极力推崇的“技巧”、“艺术”、“无形的视线”之类的东西了。
  不过,在“检查”过后,狄源沧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对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解释,并巧妙地反驳了批评者的责难。
  针对有人提出,为何书中没有一张中国摄影作品?难道中国不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吗?难道偌大一个中国选不出一张摄影作品吗?狄源沧肯定悟得出自己所做的“世界摄影作品”选编,已被身边一些“摄影家们”当作了排位工作,他们不能容忍这一集体被忽视的耻辱。他一定深知这些责问背后的潜台词。当有人气愤地指责他“简直失去了中国人的立场”时,狄源沧回应道:
  但我应该说明,当初在编这本书的时候,由于以前曾经编过一本专门介绍我国摄影作品的小册子,所以想通过这本书专门介绍一些外国作品。我在取书名时考虑得又不全面,只是根据“世界知识”、“世界知识年鉴”等专门介绍外国情况的书刊取了这个书名。
  狄源沧还是检讨了自己“浓厚的资产阶级艺术观点”。对自己成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传声筒”,毫无分析地把资产阶级评论家的观点照搬过来向我国读者宣传,表示悔恨。他列举了在编辑自己喜欢的法国摄影家罗伯特?波耶兹诺时,就把资产阶级评论家的话一字不移地端了过来,说他是“世界上最有独特风格的摄影家之一”,全然没有考虑资产阶级评论家所说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包不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否承认这位摄影家的“独特风格”?更没有考虑资产阶级评论家为什么对波耶兹诺推崇备至?是不是因为他拍了不少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照片而给他奖赏?是不是为了引诱更多的摄影爱好者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以这种赞誉为钓饵?
  狄源沧真诚地检讨道:“而我呢,对这些问题毫无考虑,就把钓饵对着我国的读者撒了出来。”
  在受到批评后的一段时间内,狄源沧选择了沉默,在1959年4月这篇迟来的“自我检查”中,他进而从“灵魂深处”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剖析:
  我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感到自己在编写这本书时,多半是根据外文材料,谈的又是各种摄影艺术、技巧、技术问题。
  我当时又认为我周围的同志,“懂外文的不懂摄影,懂摄影的又不懂外文”。自认为像我这样“双全”的人一时还找不出来。
  除此之外,狄源沧还主动坦白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名利观念和爱面子的思想”,承认编辑这本书时怕事先叫人知道了,万一出版不了,说起来面子上不好看。另一方面,又想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到时候来个名利双收。正是在内心深处存在这样一些认识,使得初步编辑完成后,没有拿给周围同志和领导看一看,征求一下同志们的意见。
  这份检查充满技巧。狄源沧把所有的“错误”都揽在了自己身上,没有为难“周围同志和领导”,并且还一反常规地把“领导”排在了“同志们”的后面,这更为自己的“领导”撇清了干系。这样的表述,如果不是“领导”授意,那在客观上,也能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至少,狄源沧可以在自己身边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个饱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旧知识分子的答辩与自责(3)
狄源沧还以一种自我批评的方式巧妙地提醒批判者,这本书出自“大鸣大放”时期,并曲折地表达出自己对事后算账方式的不满:
  加上自己对“百家争鸣”不正确的理解,以为资产阶级的毒草也可以无原则地乱放,终于放出这本饱含资产阶级毒素的书籍。
  20世纪50年代后期,狄源沧“致力于将外国的摄影情况介绍给中国”也有另外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业界一些人对本土摄影状况的意见。
  1957年6月,一位“新闻摄影战线上的新兵”、“关心学习,力图提高自己摄影艺术技巧的人”——李子青,“诚恳地期望摄影理论家们少贩旧货”,提出“新品种的介绍与推荐工作在今天来说至关重要”。
  李子青说自己每次听到看到介绍与评论优秀摄影作品时,那些示范的东西,不是齐观山的“斗地主”,便是葛力群的“和平签名”,或者是郑景康的“红绸舞”,要么就是石少华的“雁翎队”。他承认“这是一些好作品”,但作为介绍新中国新闻摄影事业成长的历史,作为衡量一幅新闻图片好坏的准绳,仅仅这几幅东西是不能说明全面问题的。
  李子青以“新闻摄影战线上的新兵”的身份发问:
  我奇怪中国摄影(新闻摄影)历史上,就只拿得出这样几幅像样的东西?仿佛在号召全体青年摄影工作者与业余爱好者们都必须向他们“学习”、“看齐”,否则就会失掉“标准”的,艺术表现手法的“传统”,担心我们(青年)会越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闻摄影的创作——艺术表现方法的常轨。”
  其次,一些评论摄影作品的文章,也总是干巴巴的,除了什么“有丰富的政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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