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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学习。20岁的张衍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进了学院一看，吓了一跳，原来和他一起学习的同学中有著名的红军将领王树声和李先念等人。从马列主义学院毕业后，党组织分配他去抗大当政治教员，教马列主义课，从此，张衍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
年轻人总想上前线杀敌，与日本鬼子刀对刀、枪对枪地拼上一拼。身体结实的张衍也不例外，他人在课堂教书，心可常飞到抗日前线。1944年，总算有了机会，时任抗大六分校政教科科长的张衍调到八路军总部，在朱德总司令领导下工作，任前方指挥部情报处三科科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进攻解放区，发动内战，1945年9月，国民党新八军高树勋部在邯郸火线起义，中央派张衍到起义部队去，朱总司令面授机宜，张衍和同志们出色地完成了对起义部队的教育和整编工作。他先后任民主建国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部长，1947年11月，张衍主持豫陕鄂第五军分区党政军工作，任地委副书记和军分区副政委等职。风风雨雨的军旅生活，把张衍锻炼成果敢刚毅的军事指挥员，他身体健壮，国字形的方脸盘黝黑透红，总挂着自信的笑容，毕竟他是抗大教员出身，口才之好已闻名军中，战士们一听他的政治报告，没有不着迷的。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邓小平把张衍找去。
“张衍同志呀，”邓小平对他说：“我不想让你带兵打仗了，要派你去办学校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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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校动员 林园万里搬迁忙（3）
张衍说：“邓政委，我没办过学校呀，没经验，我愿意带兵啊。”
副政委张际春说：“你在抗大当过多年教员嘛，熟悉学校的工作，办学还要靠你这样的知识分子。”
邓小平吸了一口烟，沉稳地望定张衍，语气坚定地说：“我们现在挺进大别山，斗争形势十分复杂，部队急需干部，建立地方政权也急需干部。干部从哪里来？要从学校里培养出来嘛。毛主席最近要求我们做好两件事，一是办报，一是办学。现在我们想以陈赓同志办的豫陕鄂军大为基础，再组建中原军政大学，我们的刘司令员兼校长和政委，组织上决定你作为军大的主要领导之一，参加筹办工作，你抓紧准备吧。”
没有二话可说，张衍坚决服从刘邓首长的命令。1948年9月，张衍出任中原军大政治部副主任。由中原军大到二野军大，他一直负责宣传教育工作， 是刘华清的老搭档。到了重庆，他仍任政治部副主任，余秋里、刘华清调离二高步校后，他和徐立行一起，主持学校的领导工作。
张衍坐在办公桌旁，下意识地扫视着宽敞高大的房间，这栋大房子就是当年蒋介石住过的“蒋公馆”，二高步校进入林园之后，余秋里住在“林公馆”，刘华清住在“蒋公馆”，两位领导调离后，徐立行和张衍分别搬进这两栋大房子里。
“别了！蒋公馆！”张衍一笑，自己开句玩笑，忙着铺开稿纸，开始准备明天全校动员大会的报告提纲。
电话铃声响起，张衍抓起电话，是西南军区副政委王新亭打来的。
“张衍呀，军委命令下达后，干部和群众中有些什么反应啊？”王新亭单刀直入，大声问道。
“王副政委，总的来看反应是积极的，坚决拥护军委的决定，服从命令听指挥嘛。但是也有不少思想问题哩。”张衍答道。
“主要是什么思想问题呢？”
“主要是南方同志怕冷，说到了哈尔滨，鼻子要冻掉了。”
“哈哈！”王新亭在电话那头儿忍俊不禁，“那都是瞎说，你忘了吗？我们过江之前，部队里流传这样的说法：江南的蚊子比麻雀大！北方人不是也吓了一跳吗？传说不可信。不过，学校一定要做好御寒的充分准备，到了哈尔滨，天气就很快转冷了，要多想想困难哩。”
放下电话，张衍继续伏案写报告提纲，多年政治工作的经验，他知道报告一定要抓住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由浅入深，摆事实、讲道理，切中要害，不能讲泛泛而论的空话。张衍文思快捷，不到两个小时，他已准备好了明天的报告，他站起来，想去看看孩子睡没睡，电话铃声又响起来了。
“是张衍同志吗？我是陈赓啊！”张衍刚把听筒放在耳朵边，就传来北京灵镜胡同的声音。
张衍的手轻轻抖了一下，他已经多年没有听到陈赓的声音了，记得是1942年初春，张衍在太岳军区第一次见到全军闻名的“陈胡子”司令员，他被陈赓的儒将风范深深折服了。在武乡县举行的抗大六分校开学典礼上，陈赓司令员和薄一波政委都讲了话。解放战争时，张衍在河北邯郸遇见陈赓，陈司令员见面就开个玩笑：“张衍，你现在这个样子，有点像博古同志呢！”陈赓像一团火，干部们一见了他，热情自然就高涨起来。
张衍握紧电话连忙答道：“哎呀，陈司令员呀，你好吗？我是张衍，我是张衍啊！”
陈赓在电话里照旧是轻松幽默的口吻：“张主任呀，多年不见，有点想念呢！这一次我们有缘千里来相会，一块儿筹建军事工程学院。徐副校长已经在北京了，你还要在重庆辛苦一段时间呢。二高步校是我们军工学院的基础之一啊，如果西南军区要从你们那儿调干部，你可千万不能同意呀！特别是师以上的干部，一个都不能放，这是中央军委定的。其他的事，比如思想动员、搬家准备，我相信你们都能很好地完成，我不多说了，重大事情，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同时注意取得西南军区的支持，你们还在军区的领导下嘛！”
听到陈赓亲切的声音，张衍的心情不禁激动起来，扼要地汇报校党委关于执行军委命令的具体工作安排，他最后说：“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二高步校的同志们一定会按着军委的决定，准时赶到哈尔滨。”
张衍在全校作了总的思想动员报告之后，校部、五个大队以及练习团又分头召开动员大会。此时余秋里政委已调到西南军区任财务部部长，他也被学校请回来，对排以上干部作动员。当时层层开大会，人人表决心，党团员带头，对思想有顾虑的同志则由干部包干，登门谈心，一次不行两次，直至思想通了为止。这些都是经过战火洗礼的部队学校所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没有多久，全校出现一派热火朝天的局面。“向苏联学习”、“为了国防现代化”、“迎接抗美援朝的胜利”，这样的大标语几乎布满了全校。凡是正式编制内的干部和教员，都为自己能有机会进入一所大学而且为国防现代化服务而兴高采烈，不属正式编制的人员只能以羡慕的目光看着。
8月初，各个单位都在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准备搬迁工作，收拾办公物品，钉好包装箱，登记造册，忙得不亦乐乎。张衍、张文峰等领导同志每天都下基层检查进度，要求大家发扬当年二野挺进大别山时，那种能打硬仗、团结协作、雷厉风行的光荣传统，出色完成全校的万里大搬迁。至于干部自身倒好办，当兵的嘛，打起背包就出发，谁家也没有多少细软家当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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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校动员 林园万里搬迁忙（4）
二大队三中队指导员林铁锋两口子都是老八路，爱人李锐是位医生，临盆在即，就是不肯请假，天天挺着个大肚子去上班，在医院里忙碌着，为了北上，医院里所有的坛坛罐罐她都舍不得丢下，终因劳累过度，孩子早产了，抱着才四斤重的儿子，李锐还是挺高兴的。
她对丈夫说：“老林啊，给孩子起个啥名呢？”
林铁锋说：“咱们就要去哈尔滨建设军工学院了，就给孩子起个‘小滨’吧，大号叫‘林晓滨’，纪念哈尔滨。”
林铁锋夫妇带着先天不足的孩子到了哈军工，在建院初期的繁忙工作中，没有时间管孩子，就托给一家市民看着，没想到孩子发高烧，得了小儿麻痹症。林铁锋夫妇一辈子养着这个残疾儿子，这是后话。
二高步校成建制地调往万里之外的黑龙江省，这在重庆的军政各界产生不小的影响。“三反”“五反”的时候，二高步校曾派出数百名干部到重庆各大单位担任工作组负责人，领导运动，因而名声在外，颇有影响，这次说什么也要好好欢送一下。于是，林园每天晚上都歌舞不断，不是演川剧、京剧，就是放电影，办晚会，好不热闹。西南军区话剧团还专门演了新编话剧《在新事物面前》，讲的是解放军干部转业地方，当了工厂厂长，在经济建设战线上由外行变成内行，再立新功的故事，情节生动感人，非常适合二高步校当时的形势要求，大受全校师生员工的欢迎。
从8月底开始，二高步校人员分批向哈尔滨开拔了，首批人员由主持训练部工作的副部长张文峰带队。在朝天门码头，张文峰正在指挥大家登上民生轮船公司的江轮，他中等身材，其貌不扬，却以沉稳机智，精明干练，口才一流而闻名于二高步校。
张文峰是山西夏县（原沁水县）人，1919年10月28日生于普通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小学和中学是在战乱中度过的，1938年3月，为了抗日救国，张文峰参加革命，同年6月入党，不久出任沁水县县委宣传委员。1941年12月，22岁的张文峰调任士敏县（现沁水县）县委书记，抗战胜利时，他已经是太岳纵队10旅教导大队政委，成为陈赓的部下。1947年初，张文峰奉调太岳纵队随营学校，任政治主任，随营学校的校长和政委由陈赓兼任，从此他和陈赓的接触就更多了。现在陈赓点将张文峰当先锋官，是基于对这位老部下的了解。
在那个夏秋之交的大热天里，重庆的市民常见到一队队军容整齐的年轻军人有说有笑，奔向江边，他们响亮的歌声，随着浩荡东去的大江，飘得很远很远。这就是中国现代军事教育史上值得记上一笔的二高步校万里大搬迁。
船过水急滩险、峭壁千仞的三峡，直奔武汉三镇。在汉口，二高步校的师生们常常要等上几天火车，当时哪有舒适的客车送他们北上，大凡军事行动，都是坐闷罐车。在京汉线上，时常要停下来等待，为别的车让路，一路上的辛苦不言而喻。一出山海关，身着单军装的人们很快就感受到秋风瑟瑟，寒气逼人了。大批同志不适应气温骤变，感冒发烧。但是一个神圣的目标——建设军事工程学院，仍让这些年轻的创业者们一扫旅途疲劳，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
张衍天天都与陈赓和徐立行以及北京筹委会的同志们保持电话联系，特别是干部的安排问题，张衍要随时听到陈赓的指示。二高步校有个200来人的高级研究班，学员都是国民党起义或投诚部队里的将校级军官，还有一个教导总队，则全是俘虏过来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出于军事工程学院必须严格保密的要求，学校决定：将这两个单位留在重庆市另作安排。张衍认为高级研究班中有三位原国民党起义将军，教导总队里有几十名校级起义军官，他们都是思想追求进步、学有专长的军事教官，他想把他们带到哈尔滨，请示陈赓，陈赓当即拍板同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位起义将领和几十名校级起义军官在哈军工的建设中表现是很好的。
军事工程学院筹委会在恭俭胡同成立后的一周，即9月7日晚上，西南军区正举行欢送二高步校离渝北上的联欢会，会餐结束，举行舞会，二高步校的领导同志自然躲不过女战士们的盛情邀请。张衍刚刚跳了一个曲子，秘书王秉衡就把电话打进来。
张衍去接电话，心里还挺纳闷，这个王秉衡真有办法，怎么这里的电话他也知道呢？
要说张衍的这位秘书可是个不错的年轻干部，他原是河南大学的大学生，1948年5月作为学生领袖去南京请愿，回校后面临被捕的险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和王亚寒等四个大学生穿越战场，向豫西的第五军分区领导张衍报到。张衍一眼就看中这个面带微笑，举止稳重的“###领袖”，“你就在我这儿干吧！”张衍扔下一句话，王秉衡从此就跟着张衍了。
王秉衡是个细心人，为了让一天四处奔忙的张衍不致中断与北京的任何通讯联系，他和张衍的警卫员私下约定，只要跟着首长，随时把电话报给他。今天舞曲一响，王秉衡已经有了找到张衍的电话号码了。
张衍抓起电话：“我是张衍，你是？啊！陈司令员！”张衍高兴地昂起头，一边擦着脸上的汗珠。
陈赓在电话里说：“还是叫我院长吧，我已经走马上任了嘛。我说张衍呀，你快来吧，筹委会成立一周了，快要忙死人。你熟悉情况，你快来！”
7 全校动员 林园万里搬迁忙（5）
张衍说：“那好，我明天准备一下就出发。”
“准备什么呀？”陈赓有点急了，“让秘书收拾一下就行了嘛。”
“我还得向军区首长辞行吧。”张衍说。
“不用了，我给贺老总打个电话，你快让秘书买飞机票，我们明天在北京见。”“咔”的一声，陈赓挂机收线。
舞也别跳了，张衍匆匆返回林园，对王秉衡说：“快给我买一张明天飞北京的机票，一早就走。”他望一眼孩子的房间，问王秉衡：“你说这两个小东西带不带？”
王秉衡帮助拿主意：“带走，北京有好几位女同志，让她们先帮帮忙，我随后带保姆就到。”
张衍不再犹豫，补充道：“再买两张十分之一的小孩票吧。”
第二天凌晨，王秉衡帮助张衍抱着孩子，带着简易行装，直奔机场。张衍连警卫员也没有带，抱着儿子，领着女儿就匆匆上了飞机。飞机钻进厚重的云层里，吃力地向上爬升，颠簸得很厉害。密封很差的机舱里，冷飕飕的，女儿有点害怕，小手紧紧抓着张衍的衣襟。儿子倒很乖，已经悄悄睡着了。张衍用毛毯把女儿裹紧，又紧紧把儿子抱在怀里，爱人重病住院后，张衍是又当爸爸又当妈。他看看表，再有两三个小时就能看见陈赓司令员了，他要是看见我这个拖儿带女的样子，不知又要说什么逗趣的笑话了，想到这儿，张衍自己先抿嘴乐了。
8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1）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
求贤若渴 黄景文倾心聘名师
打了一辈子仗的陈赓，要静下心来办大学，的确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此时的陈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他将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而又是十分复杂的大课题——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陈赓向来就十分器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在战争年代，他把引进知识分子当成提高部队素质，克服草莽习气的重要工作而予以重视。陈赓豁达豪爽的军人性格，博学多才的儒将风度，礼贤下士的君子品格，使许多知识分子慕名而来。
抗日战争的时候，陈赓属下的决死一纵队，来了许多初、高中毕业学生，他们都是为了抗日救国而投笔从戎的好儿男，也有一些大学毕业生或肄业生去不了延安的，也来投奔决死队，陈赓非常喜欢这些年轻人，把他们提拔为基层干部。百团大战一打响，头两个战役决死队伤亡五分之二，一些知识分子干部阵亡了。陈赓心痛得吃不下饭，他去找彭德怀，建议让决死队少参加一些“啃核桃”的战斗，好多保留一些知识分子骨干。彭德怀叹口气说：“我也珍惜我们的文化人，但部队不打硬仗，怎么能培养出战斗作风来呢？”陈赓虽无言答对，仍不愿意让知识分子干部去硬拼。后来，他巧妙指挥了关家垴战役，打了胜仗，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骨干，陈赓爱护知识分子的故事也传遍了抗日根据地。
1949年底，云南和平解放，陈赓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处理军政大事的繁忙中，陈赓竟能亲自登门拜访一家私人牙科小诊所，当面诚恳邀请留美归国的牙科博士郭乃全医生参加军区医院创建工作，令郭乃全医生感激涕零。
现在是在和平条件下创建大学，陈赓深知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首要的问题就是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是寻找足够多的高级知识分子，让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来校工作并留住他们的开门钥匙。
全国选址归来以后，陈赓几乎每天都泡在恭俭胡同，南京来的教授们共占了四合院的九间房间，这里成了知识分子集中的大院子。陈赓先把许鸣真参谋找来，嘱咐道：“他们都是脑力劳动者，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大家都在恭俭胡同吃饭，你每天搞些鸡鸭来。”
陈赓吃了几顿饭后，感到不满意，他又派许鸣真专门找来更好的厨师。
陈赓特别喜欢和教授们聊天，中午和晚上开饭时，他端着饭碗，一边吃，一边嘻嘻哈哈地聊起来，南京来的这批出过国、留过洋的学者们很快就被陈赓的独特魅力所吸引，一吃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围坐过来。
那天晚饭后，张述祖、任新民、马明德、周祖同等人围着陈赓聊天，任新民说起几个月以前，在军事科学研究室的“三反”运动中，有7位研究员因为揭发问题不实，糊里糊涂地签了名而被上级关了一周多的禁闭，最后每个人挨了个“口头警告”的处分才放了出来。说起这件事儿，都成了笑话，陈赓和大家一起哈哈笑了一阵，然后他认真地说：“这件事要是在我这里，就绝不能这么处理，怎么可以把我们的专家关起来呢？”
陈赓接着就向大家谈起自己的经历，并讲到毛主席、刘少奇在历史上受过的委屈，启发大家要经受住一切考验。
周祖同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陈院长呀，军工学院要设许多军事机密专业，像我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能够接触机密吗？”
虽然其他教授们没有插话，陈赓也看得出，周祖同的问题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心中共同的顾虑，这就是担心共产党不信任自己。土改之后，全国城乡普遍划分了阶级成分，地主、富农以及资本家均是人们侧目而视的剥削阶级，已被打入“另册”。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早年能出国求学，多数家中殷实，无衣食之忧，有求学之资，所以大多数人不是工农子弟，他们的忧虑就不足为怪了。
陈赓看看大家，笑道：“周教授啊，请你来筹办军工学院，当然能够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