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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国初期、人才奇缺的年代，陈赓爱才心切，敢于起用一个死囚犯为哈军工的教学服务，这件事在哈军工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成为哈军工的一个历史掌故而流传多年。
沈毅到哈军工后，当过一段预科的辅导教员，由于不能上讲台，学院就让他发挥外语方面的专长，在翻译室里翻译外国技术资料，刚开始几年他还挺卖力气，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多年脱离技术，他实在无法胜任翻译之职，有时不得不去找张述祖和杨仲枢等教授帮帮忙。为了照顾他，学院把他的儿子调来，与他一起生活。
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鉴于沈毅的表现还可以，学院通过法律程序，宣布赦免沈毅。他后来什么也干不了，学院只好养着这么一位特殊人物，每个月发100元生活费。陈赓逝世的时候，沈毅的两眼哭得通红，应该说，沈毅是个不大争气的人，但良心未泯。“文化大革命”时他被红卫兵撵出哈军工，押解回乡，他不服，老闹着要去北京找周总理。宜兴老家的农村干部抱怨说，一个病老头子，在家乡没个亲人，送回来干什么？我们天天还要派人看管着他。最终，沈毅死于贫病交加之中。
然而近几年有个别舞文弄墨的“写手”把这段故事炒来炒去，沈毅被他们包装成一个杰出的大学者，说他为了保护哈军工的科技资料，冬天不敢生炉子（沈毅当时的宿舍里是有暖气的！），故天天靠饮酒取暖，陈赓看到满屋子的空酒瓶，先怒后喜，深受感动云云，编得有鼻子有眼儿的，这些杜撰的离奇情节就与当年的真实事实风马牛不相及了。
再把话说回来，刚把沈毅送走，陈信就拿着一叠材料来找陈赓。
“院长，我们昨天审查档案，发现这个女教员不适宜调到我们学院工作。”
陈赓放下手中的文件，抬起头来问，“她叫什么名字？”
“俞大缜。”
“有什么问题呢？”陈赓接过陈信递来的材料。
“她的社会关系太复杂，特别是她有个哥哥叫俞大维，以前是国民党兵工署长，现在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是国民党上层高官呢！”陈信对这份档案材料认真研究过。
陈赓放下关于俞大缜的材料，摘下眼镜，揉了揉疲劳的双眼，缓慢地说：“这个女教员的情况我了解，我看她是个不错的同志嘛，我们军工应该欢迎她。”
“可是……”陈信愣在那儿，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他小声嘀咕道：“我们可是机密单位呀，这政审条件不是规定……”
陈赓重又戴上眼镜，笑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还有个哥哥在大陆，是我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老革命，就是黄敬同志嘛！这个俞大缜不跟着国民党的哥哥跑去台湾，而是跟着共产党的哥哥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你说她思想进不进步呢？这样的好同志我们军工为什么不要？”
陈信明白了，连忙抽回刚才的材料，要退出去，陈赓补了一句话：“社会关系复杂一点不怕的，只要清楚就好。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看个人的现实表现，你要好好记住这一点。”
十月份，李懋之和张衍分别去哈尔滨一趟，实地考察了军工学院的校址和哈医大的搬迁情况。他们回来后，陈赓又派徐立行去哈尔滨。他对徐立行说：
“立行呀，还得你老将出马，这一回就在哈尔滨长住吧，主要解决各路人马的住房问题，北方天气就要变冷了，御寒的关键是住房问题，你上次说过，教授们来了住在哪儿？”
“斜纹二道街的两幢楼房，是王一伦市长帮助解决的，有暖气、煤气，条件很好。”
陈赓又说：“苏联专家不久就要来了，他们的住房问题要早作安排才好。”
徐立行说：“哈尔滨市较好的房子也有限，而且松江省有苏联专家的单位早就捷足先登了，大部分已经占用，目前找到符合标准的用房比较困难。”
陈赓说：“你这次去，再找省市领导同志帮帮忙，无论如何要设法解决。”
徐立行回到办公室，刚吩咐许鸣真买两张火车票，吴兆光就带着几个年轻人进屋来了，徐立行第一眼就看到二高步校的俄文大队学员秦彬。
“哎呀！这不是我们的歌唱家秦彬吗？”徐立行站起来和大家握手，又拉着秦彬坐在自己的身边。
秦彬有副男高音的好嗓子，虽然在俄文大队学俄语，可他的男高音不仅使二高步校引以为荣，在重庆市也颇有名气。这次学校北迁，刚刚毕业的秦彬打报告，要求转业去地方当歌唱演员，可组织上决定分配他去哈军工当俄文教员，他思想不通，军人要服从命令，他别别扭扭地跟着部队来到北京。
“小秦呀，思想问题解决没有呢？”徐立行和蔼可亲，“军工学院请了很多苏联专家，俄文翻译需要很多人，你是学俄文专业的，正好有用武之地嘛。个人爱好要服从当前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你爱唱歌，到军工照唱不误，咱们还要建立个高水平的文工团呢，我要在哈尔滨听到你唱的《三套车》！”
年轻人都笑起来，秦彬红着脸，点点头说：“我听首长的，个人服从组织。”年轻人走后，徐立行又叮嘱吴兆光，“你们去哈尔滨，路上你要和秦彬在一起，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让他安心做好俄文翻译工作，这是我交给你的一个任务，下次见面我要检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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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刀下留人 董必武改判死囚专家（5）
徐立行到哈尔滨没几天，11月初就给陈赓报告个好消息。他在电话里说，已经了解到哈尔滨铁路局的苏联专家将要陆续撤回国，请陈院长马上和铁道部联系，把他们给苏联专家住的红军街7号大和旅馆要下来，那可是哈尔滨有名的大旅馆，日本人建的，条件很好，房间也多。
陈赓听罢，喜出望外，他马上吩咐李懋之，“你以我的名义，给周总理起草一份报告，向铁道部要这个大和旅馆。哈哈！这个徐立行没白跑哈尔滨，消息灵通，反应挺快！”
11月5日一早，陈赓拿着报告驱车去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正在会议室主持一个会议，陈赓探头望望，估计这个会一时半刻还散不了，他摘下军帽，挠挠头皮，让刘云去搬把椅子，他就坐在门旁等着，想见总理，不下点功夫不行啊。
大约等了一个来小时，陈赓发现周总理离开座位从会议室的侧门出去，“哎呀，总理上厕所！”陈赓在心里说，“赶快跟上总理！”
陈赓快步走上去，等在厕所门口，周恩来刚从厕所里出来，陈赓就上去堵住他，笑嘻嘻地说：“总理啊，这有一份紧急报告，请总理批一下吧，晚了怕抓不到手了。”
周恩来嗔怪地瞪了陈赓一眼：“什么事这么急，连解手的时间你都不放过！”
陈赓还是笑眉笑眼，说：“你不是要求我抓紧时间建设军工吗？这房子要不抓紧就没了。”
周恩来接过报告，半开玩笑地对陈赓说：“你阿赓真有办法，找到厕所来让我办公，这是你的一大发明，应该写到你的自传里去。”
周恩来站在厕所门口看完了报告，走回会议室，立即把报告批给铁道部滕代远部长，让陈赓去面谈。
周恩来签好名，递给身后的秘书郭英会，又小声交代了一句：“那个旅馆是中长铁路的财产，军工学院只能借用啊。”
郭英会走出会议室，把报告退给等在门口的陈赓，又转告了周总理的话。
11月7日，陈赓带着李懋之去铁道部，在滕代远的办公室面交周总理批示过的报告。
身体微胖的滕代远，一身旧军装、光着头，笑起来两眼眯成一条缝，他是党内和军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待人谦和诚恳。当年在太行山抗击日寇时，滕代远是八路军总部的副参谋长，常和陈赓见面，两位湖南老乡关系极好。
“老陈啊，有了总理的批示，你何必亲自跑来呢？你不怕两条伤腿再犯病呀？”滕代远看完报告，一边为陈赓和李懋之倒茶水，一边乐呵呵地说。
陈赓说：“我怕你不重视呢，拖了时间可就误了大事。”
滕代远指指报告说：“这有总理的批示嘛，我哪敢不重视呀！只是大和旅馆属中长铁路的路产，涉及中苏两国的利益，即使借给你们用，也得容我与苏方商量一下。”
陈赓站起来，拱拱手道：“那就多劳滕部长了，我们就等候佳音啦！”
滕代远一直把陈赓和李懋之送到楼梯口，才挥手告别。
铁道部慎重地研究了陈赓的报告，且取得苏方的同意，哈尔滨铁路局郭鲁副局长还奉滕代远之命，打电话给正在朝鲜战场的中长铁路中方局长刘居英，征求意见，刘居英自然同意铁道部的决定。
铁道部雪中送炭，把大和旅馆借给了哈军工。
1953年5月，首批苏联专家住进大和旅馆，后来，哈军工的不少历史事件都与这座米黄色的俄式建筑物有关。1970年，哈军工南迁后，几经周折，大和旅馆才重又归还铁道部，这是后话。
10 关怀备至 周总理亲选军工将才（1）
关怀备至 周总理亲选军工将才
马不停蹄 李懋之落实基建计划
陈赓是个急性子，筹建学院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顺心的事，有时他也难压住火气。前面说过，刚从朝鲜回来的时候，听说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对军工学院的选址报告压着不批，他给贺晋年打过电话，贺晋年是当年四野有名的“剿匪司令”，胆大心细，可是也惧“陈胡子”三分，他赔着笑说：“陈司令员，不是我的问题，听说高主席有考虑呢。”
10月下旬，陈赓接到张衍从哈尔滨来的电话，说高岗那边还是拖拖拉拉，很多事不顺畅。陈赓放下电话，眉宇间溢出一股怒气，他拍了一下桌子，大声道：“高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明天我找总理去。”
陈赓素来对位高权重的“东北王”高岗不太“感冒”，1952年3月28日，他奉命返回朝鲜前线去换彭德怀回国，途经沈阳，在见了高岗之后，他就在当天的日记中表示了对高岗糜烂生活作风的不满：
我党成分复杂，有些思想作风不纯者，混入党内，无论什么运动，均为积极分子。即平日铺张浪费高人一筹者，一至“三反”，其积极程度也高过他人，并且夹杂一些严重的个人企图。此为党内之不健康现象。我想在一定的时间内，党内是免不了这些现象的。只有注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才可肃清这些现象。
鉴于高岗对创办军事工程学院之事一直采取“不表态、拖起来”的消极态度，陈赓不得不去请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尊神”压一压他。
第二天是周三，下午是周恩来专门接待民主人士的日子，陈赓算好时间，带着秘书去中南海的总理接待室排座，他静悄悄地坐在几位民主人士的后面，耐心等待着。
周恩来和民主人士谈完话之后，问秘书外面还有谁，秘书说：“是陈赓司令员，等待您接见呢。”
周恩来不禁哑然失笑，招手让陈赓快进来，朗声问道：“阿赓你有事就来嘛，怎么也当起民主人士了？”
陈赓说：“您那么忙，我可不愿老来打扰您。”
周恩来仔细听取陈赓的汇报，又在笔记上做了简短的记录，思忖片刻，他沉静地说：“我知道了这个情况，阿赓呀，你再去找聂荣臻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谈谈，然后我在会上讲，再向毛主席汇报。”
鉴于时间紧迫，陈赓受命替毛泽东起草了电报，要求东北军区对军工学院选址问题给予支持。一周后，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发文件，命令国家卫生部和东北人民政府把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医科大学万平方米校舍拨给军事工程学院作为立足点，哈医大另选校址。周恩来随即派出一个政务院检查组，去沈阳和哈尔滨两市，督促、落实东北有关方面的人力物力保障问题。至此，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文庙街建院的划地问题，才得以完全解决。
只有陈赓，才能直通毛泽东和周恩来，面陈一切；只有陈赓的崇高威望和成熟的政治经验，才能领导哈军工的创业者们克服横在筹建工作中的所有困难。
为了工作，陈赓是不怕得罪人的，对老熟人、老同事也照样不给情面。
第一批调人名单送交高教部后，进展不快，陈赓又来了火，那天他亲自打电话，请人事部部长安子文和高教部副部长钱俊瑞来筹委会“作客”。
两位部长不敢怠慢，急急忙忙赶到恭俭胡同，他们明白，陈赓八成是摆个“小鸿门宴”，所以都是笑容满面地走进了四合院。
陈赓把早已准备好的调人名单和有关资料递给两位部长，然后大声说：“今天中午两位部长大人不能走，我请你们在这里吃全聚德烤鸭！”他转身吩咐许鸣真：“许参谋，快去准备！”
安子文笑了，他熟悉陈赓的脾气，陈赓为了军工学院废寝忘食，傅涯在部里碰见他总要诉诉苦：“请安部长多帮帮陈赓，他现在是个拼命三郎啊！”
吃过一次烤鸭的钱俊瑞可就有点紧张了，不时望望安子文，那意思是：“你快帮忙解围啊！”
安子文说：“陈院长盛情难却，老钱呀，咱们赶快看名单吧，要不吃不上烤鸭啦！”
这句话把陈赓逗乐了，刚才紧张的气氛也随之缓和下来，一个上午，不仅确定了第一批调入人员的名单，同时又研究了第二批调入人员的名单。那天中午，大家满脸油香，开心地大吃了一顿烤鸭。
转眼到了西山枫红，遍地菊香的深秋季节，调入的教授和干部陆续到京，联络处设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第一宾馆。陈赓给筹委会立下一条规矩：凡是调来的教授路过北京，当天他就要带着筹委会的领导同志前去看望，并设便宴招待。
就跟刚见到南京来的教授们那样，陈赓一见面就向教授们讲形势，讲建立哈军工的意义：“……我们在朝鲜作战可吃了技术落后的亏，打炮，没有知识，震聋了战士的耳朵；缴获到美国的汽车不会开，只好推到稻田里去；有些装备出了点小毛病，甚至只是缺个把螺丝钉，安上了就可以用，可就是不懂啊，所以现在要办军工这样一个学校。但我们办不了，要依靠你们，祖国需要你们，人民需要你们，今后要真正发挥你们的作用来办好这所学校。”
陈赓一贯把知识分子当“自己人”，他推心置腹的一席话，就能让初次见面的教授们心悦诚服。
10 关怀备至 周总理亲选军工将才（2）
军工筹委会选调教授的工作一直得到周恩来和其他军委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9月22日，陈赓向粟裕副总长呈送一份关于要求从###门和科学院延聘教授的报告，10月3日，粟裕副总长即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写报告，他说：“……现据陈赓同志报称：为便于明年开学，目前急需培养师资、训练助教，惟欲从部队中遴选教授实属困难。故必须从政府系统###门、科学院等处延聘（并已得###负责人原则同意）。否则势难如期开学。特附呈陈赓同志报告，该件已呈彭副主席，恳请准予如数调配。”
三天之后，周恩来对粟裕转报的陈赓报告做出批示：请邓（小平）副总理办理。
看一看1952年10月朝鲜战场的形势就会明白，周恩来的批示时间正是上甘岭战役的前夕，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是把军工延聘教授的事当成紧急军情而迅速处理，可以说，中央领导把创建军工学院与朝鲜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了。
那天陈赓高高兴兴地从前门回到筹委会，安子文部长就追来了电话：“陈院长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周总理最近亲自为你物色了几位老同志，我还舍不得调给您呢！”
陈赓急了：“安部长，可别卖关子了，既然总理是为我们军工挑选的，你可不能半路打劫呀！他们到底是谁呀？”
安子文笑道：“我要是半路打劫，你陈司令员还不活吃了我？告诉你吧，一个叫唐铎，一个叫徐介藩，这两位都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由组织派往苏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还有一位叫赵唯刚，在日本和苏联都呆过，他们三位的俄语就不用说了。另外，决定从民航局调来唐凯和葛燕璋，他们都是老红军干部。怎么样？周总理让我问问你，这五位干部，除了你自己推荐的唐凯，其余四位你意下如何？”
陈赓听罢喜眉笑眼，连声说：“谢谢总理，也谢谢你部长大人！我正为缺少部系一级的领导干部犯愁呢，这一下可解决我们的大问题了！”
放下电话，陈赓忙喊来李懋之：“懋之啊，你快去中组部找安部长，仔细谈一下，如何尽快让这五位老同志来筹委会报到，了解一下他们的家属和子女情况，有什么困难？回头马上告诉我。”
李懋之从中组部回来后，把这几位老同志的资历向陈赓作了汇报，除了唐铎还在苏联，即将回国外，其余四位都在北京。陈赓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走了几圈，感慨地说了一句：“总理亲自为我们军工挑选将才，真军工之幸也！”
单说这五位老干部中的唐凯，他是湖北省黄陂县人，生于1916年10月。1929年冬，13岁的少年唐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红军，次年由团转党。他历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连副指导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团营政治委员和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支队长、第二分校一团团长，冀热辽军区支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副政委，东北野战军三纵、五纵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军委民航局副局长。
1952年上半年的“三反”运动，民航局抓出一个“大老虎”沈毅，中央批评民航局领导犯了严重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的错误，所谓“铺张浪费”，是指唐凯向韩先楚等几个赴朝参战的老同志送了御寒的大衣和皮衣，还有租房子给他们的家属住。局长钟赤兵和副局长唐凯，同时被中央纪委给予行政撤职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被停止工作的唐凯心情沉重，感到无地自容，作为一个对党忠心耿耿、多次立过战功的红军老干部，刚建国就莫名其妙地跌了个跟头，他困惑、苦闷，只能闭门思过。
没想到陈赓知道了唐凯的事，早在长征路上，他就熟悉这个小老弟，一个在危难中帮助战友的好同志会犯“铺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