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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2月15日，奥列霍夫给刘居英写了一封亲笔信：“……学院里某些人员和各单位的某些代表企图把各个地方大学的经验盲目地、机械地照搬到学院的教学过程中来，照搬到学院的组织和编制中来，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理由有二。其一，学院是一个军事部门，而且是一个模范的军事部门，凡是那些旨在使军事学院‘地方化’的一切东西，都不会给军事学院带来好处，只会带来害处。客观情况是，目前学院面临着‘地方化’的巨大危险，必须经常不断地、系统地、全力以赴地以一切办法同这种危险进行斗争。其二，军事工程学院刚建立，它的传统和经验正在创造中，全体人员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形成这些传统，积累和总结自己在培养军事工程干部中的经验上。地方大学的经验对我院个别教授会可能有所裨益，但整个说来地方大学的经验在军事工程学院能够采用的非常有限。在军事工程学院，应该十分仔细地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学院的经验，应该把这些经验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应用到军事工程学院里来。”
奥列霍夫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和军事教育家，长期在军事院校担任领导职务，他希望哈军工保持其军校的特色，创建自己的传统和经验，而不要全面“地方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恰恰证明了奥列霍夫的担心是“不幸而言中”，10年后，哈军工真的脱掉军装，全盘“地方化”了。
1955年春夏之交，是奥列霍夫最辛苦的时候。根据1954年10月的中苏两国联合公报，苏联军队将于1955年5月从旅顺军港撤走，并将军事装备有偿移交中国。
军委指示哈军工派出代表团，在沈阳军区的统一领导下，到旅顺口办理接受有关军事装备的事宜。
哈军工的各级领导闻讯皆大欢喜：嗬，我们又要增加新的家底儿了！
作为“军中骄子”，哈军工的家底儿已经够厚的了，各军兵种凡有好的装备，必先拨给哈军工一份。当时学院已有雅克…18型教练机、里…2型运输机、雅克…2型通讯机各1架，T…34坦克和各种自行火炮多辆，100毫米高射炮等先进装备也运抵学院，这回又要去旅顺口挑选好的装备了。
5月初，刘居英和奥列霍夫率一个大型代表团，来到春意融融的大连市，住在大连铁路局招待所。
奥列霍夫与苏军驻大连卫戍司令关系颇熟，“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让司令官开了个通行证，哈军工代表在接受装备中畅通无阻。老爷子可为哈军工立了大功，各种飞机、坦克、舰艇的解剖件、零件，各种先进武器装备，整整向哈军工运去几节车皮，为学院的教学和科研，特别是实验室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彭德怀和宋庆龄代表中国政府到旅顺口欢送苏军回国，刘居英和奥列霍夫应邀参加盛大的欢送宴会，奥列霍夫急忙理发刮胡子，让锻钢看看自己是否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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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节约典型 陈赓院长奖励建筑工人（4）
肖劲光和邓华特地到招待所看望哈军工代表团，对哈军工给予大力支持。
按当初中苏两国政府间的协议，哈军工的首批苏联顾问已任期届满，应该回国。由于陈赓的挽留，中国外交部与苏联政府协商，苏方同意延长奥列霍夫为首的57名顾问的任期。1956年2月16日，国防部致函哈军工，特别通知此事。
1957年春，奥列霍夫延长过的任期也到了，刘居英征求他的意见，奥列霍夫说，他一定要等第一期学员毕业，看看毕业生的质量以后再离任回国。
3月27日，星期三，下午四点多钟。西斜的阳光柔和地落在刘居英的办公室里。此时，陈元兴打电话报告：首席顾问要与刘副院长见面。
刘居英放下手中的工作，驱车到大和旅馆，在长沙发上与奥列霍夫谈话。
“您近来身体怎么样？后天出差会不会太累？”刘居英关切地问道，因为奥列霍夫决定后天去外地几个部队和工厂，检查第一期学员的毕业设计。
“噢，副院长同志，我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奥列霍夫微笑道，“我一定要出去看看学员们的毕业设计，看看我们的花朵开得怎么样？”
聊了一会儿，奥列霍夫问起前些日子二系大楼那场火灾的善后处理情况，曾在火灾现场指挥救火的刘居英告诉他，由于哈尔滨市消防大队动用刚从民主德国进口的先进设备，全院许多同志奋不顾身冲向火场，21号楼的顶盖只烧毁了20余米长，造成一万多元的损失。起火原因是205教授会的抽风机工作时间过长，电闸发热后引起火灾。陈赓院长已发布命令，进行全院的安全大检查和安全教育，坚决消灭任何事故隐患。
奥列霍夫点头说道：“多么好的大楼，烧掉一大块多可惜！所以一定要抓好正规化制度。”说到这儿，奥列霍夫向刘居英发出邀请：“今晚上有一个小小的宴请，你能来吗？”
刘居英面有难色：“我今晚上还要加夜班呢，就不去啦！”
“好吧，你忙工作吧！”奥列霍夫一边和刘居英握手，一边说，“可惜你不会下国际象棋，要不，我要拖你下一盘呢。”
晚上，在大和旅馆的小型宴会上，奥列霍夫特别和陈元兴碰碰杯：“我祝我们的年轻人不断进步！”他红晕的面颊流露着慈父般的情感。
宴会散了，奥列霍夫拉着一位棋艺颇好的苏联顾问走进一楼中间的小俱乐部，两个人摆好棋盘对弈，你来我往、出车跳马，不知不觉下了一个半小时。
墙上的挂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响声，长短时针指在10点20分的位置上。
奥列霍夫拿起“一匹马”来，跳向对手的“皇城”下，下一步他就可以“将军”了。只听棋子落下时的一声轻响，奥列霍夫突然发出短促而痛苦的呻吟，他急速深吸一口气，头一低，斜倒在棋盘上。
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当奥列霍娃闻讯踉踉跄跄地从二楼奔向小俱乐部时，奥列霍夫手脚已开始变凉。
“亲爱的！你怎么啦？”奥列霍娃抱着丈夫的肩头，发疯似的哭喊着丈夫的爱称，楼里的苏联专家们都围在四周，七嘴八舌地呼唤着他们敬重的领导人。
大和旅馆的值班医生早有准备，几乎没有片刻的耽误就开始了急救，强心剂注入奥列霍夫的体内，然而无济于事，奥列霍夫已经没有脉搏和呼吸了。
11点10分，哈尔滨医学院的内科专家们赶到大和旅馆，几乎是同时，刘居英、刘有光等院领导人也飞车赶到。
一切抢救措施都用上了，奥列霍夫仍静静地躺在沙发上，医生们无奈地轻声叹息着，小俱乐部里死一样的沉寂。
刘居英擦着满额的冷汗，拨通北京的电话，他问许鸣真，陈院长在不在？许鸣真告诉他，陈院长正在江浙沿海视察部队。刘居英把奥列霍夫猝死的噩耗告诉了许鸣真，请他立即报告国防部和总参，并设法向陈赓院长报告。
翌日，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在省市领导的协同和帮助下，公布了以陈赓为首的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委员会沉痛地向全院和社会发出了讣告，同时公布了迎灵、瞻仰遗容、起灵、送灵、开追悼会等治丧程序和组织计划。
陈赓是在3月28日夜间接到总参的电话，得知奥列霍夫逝世的消息，他请总参把自己的意见转告哈军工党委。放下电话，陈赓走出驻军招待所，远处传来东海沉重的潮汐声。他仰望凄凉冷漠的夜空，下弦月细如弯镰，繁星闪烁，苍穹无语。陈赓喟然长叹，低下头来，难过地想：苍天啊，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竟残酷地把并肩战斗的战友、令人敬佩的老布尔什维克兄长带走了？陈赓只觉得胸中有一股热浪在翻腾，他靠在一株大树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3月29日，哈尔滨市的天气昏昏沉沉，大风吹起了沙尘暴，逼着人们眯起双眼，妇女们都用纱巾包严了头脸。下午，长队肃穆，黑纱一线，全院人员缓缓走向奥列霍夫的灵堂，瞻仰遗容，向首席顾问作最后的告别。
以国防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首的国防部代表团，以苏联炮兵上将赫列布尼可夫为首的国防部总顾问团代表团于下午一点飞抵哈尔滨，下机后立即赶到哈军工，到灵堂吊唁。
下午3时，开始守灵，参加守灵的除了哈军工的院、部、系全体领导和苏联顾问团全体专家外，还有李达上将、赫列布尼可夫上将、黑龙江省委书记冯纪新、副省长赵去非、军区司令员张开荆、哈尔滨市长吕其恩、苏联驻哈尔滨市总领事特列费洛夫等人。
32 节约典型 陈赓院长奖励建筑工人（5）
灵堂正中挂着奥列霍夫的大幅遗像，四周布满了巨幅的白布挽联，摆着一百多个鲜花扎成的大花圈，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国防部、解放军各总部送了花圈，哈军工各单位以及省、市党政机关和哈尔滨市各有关单位也送了花圈。
人们注意到，院党委送的挽联写道：
万事起头难开创维艰幸得擘划经营规划宏伟成绩卓著是真国际主义精神且看事业方兴互切互磋巩固团结完成任务
一夕传星殒鞠躬尽瘁缅怀典型尚在大公无私深思高举此诚布尔什维品质必须认真学习群策群力办好学院永远向前
陈赓、刘居英、刘有光三人联名的挽联写道：
是同志是兄弟是敬爱的益友良师诲人永不倦讵料噩耗风传诗歌薤露
有文章有经济有高度的原则精神遗德必长在将勉大家学习用作花环
在灵堂正中，红旗下面，奥列霍夫面容安详，静静地躺在铺满鲜花的灵床上。他好像太累了，在那里熟睡着，醒来时还要到学院各个单位检查工作。
全院同志怀着悲痛的心情，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过灵床，一个跟着一个，一队接着一队，最后再看首席顾问一眼，许多人难过得热泪长流，特别是那些熟悉他的老教授们和警卫营的干部们，向《工学》报记者洒泪回忆首席顾问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老革命家的高贵品质。
1934年就与奥列霍夫相识的唐铎主任回忆起首席顾问不顾大雨和泥泞，亲自下工地，视察学员宿舍、教学大楼和实验室的建筑工程；1954年又不顾严寒，亲自为学院选择野营地点，在阿城看地形时，要爬山，汽车开不上去，他走几步就得休息一下，一直坚持到最后。第二天他病了，又带病检查两个系的十几个实验室。
周鸣【溪鸟】、曹鹤荪、孙本旺、曾石虞、慈云桂等老教授们回忆四年来首席顾问对教授会工作的具体指导，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帮助，学院许多专业的教学大纲、教科书和科研计划，都倾注着奥列霍夫的心血，临终前不久，他还叮嘱教授们注意学员的学习质量和减轻学员们的负担。
警卫营的两位排长单瑞田和周文和回忆起几年来跟随首席顾问的亲身经历：1953年冬天，奥列霍夫和李懋之等院、系首长一起去东部山区看地形，在严寒的气候下，他感冒了，当时生活条件很差，只能吃点干面包和普通的饭菜，可他总是乐观地说，现在是出来工作，又不是来享福。1955年2月去大连参观苏联驻军演习，由于全军很多首长都集中到大连，要车很困难，他就给顾问们规定，不准要车上街。他自己以身作则，没有要过一次车，也没上过一次街。每次出差北京，他都工作到半夜才休息，饿了啃点黑面包，喝点开水，他在火车上吃饭都是普通的一菜一汤，非常节俭；保卫人员吃饭，他来付钱，为了节约，他让保卫人员和他睡在一个软卧包间，半夜还起来为我们盖被子，他对我们就像对自己的儿子那么亲……
在举丧期间，锻钢和医生孙梦令、服务员赵金花三人一直陪伴着奥列霍娃，老太太向他们倾诉了家庭的不幸：“1953年我们来中国时，女儿沃良20岁，在读大学，儿子依果尔14岁，在读中学，家中突然失去父母的照管，女儿不听话，大学没毕业就结婚了，现在又离婚了，一个人带个孩子，生活困难；儿子贪玩逃学，学习成绩很差……我和奥列霍夫16岁相识相爱，38年来没分开过，我原来是幼儿园老师，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他现在突然走了，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锻钢三人陪着老太太垂泪。
在清理奥列霍夫的办公室时，锻钢看到首席顾问的几份手稿，其中有“五系顾问克里沃祖布同志因回国休假延误了归期，给以警告处分”，“苏联顾问在学院的任务，在于帮助中国同志们独立地掌握教学和科研的全过程……”在一本笔记中，有奥列霍夫画的女儿素描头像，下面写了他对女儿不幸婚姻的一段叹息感伤的话，锻钢读罢，涕泪纵横，谁知道首席顾问一直把自己的痛苦深藏在心里呢？
29日晚10点，奥列霍夫的遗体入殓，刘居英率院领导最后一次鞠躬道别。
30日清晨6点起灵，全副武装的护灵兵紧随灵车，后面是望不到边的车队。
车队后面，是哈军工的全院同志。晨光曦微中，前边的队伍已经走到秋林公司，后边的队伍还没有出学院的二道门。送灵总指挥唐凯主任站在敞篷吉普车上，来来回回地巡视着这支让哈尔滨市老百姓目瞪口呆的大队伍。送葬队伍默默地行进在哈尔滨的十里长街上，那时候哈尔滨市正闹流行性感冒，许多发烧患病的学员一定要跟着队伍走。
灵车在哈尔滨某空军机场停下来，卫兵们把奥列霍夫的灵柩移入苏联政府派来的接灵专机上。追悼大会于上午7时30分在机场举行，李达上将、省委冯纪新书记和刘居英副院长致悼词。追悼会结束后，学院派徐介藩主任代表学院扶柩到赤塔市，女医生孙梦令陪同奥列霍娃上机。
李达、刘居英和刘有光等领导同志与奥列霍娃紧紧地握手，最后表示亲切的慰问。刘居英问她：“您还有什么要求对我们说吗？”
奥列霍娃稍微迟疑了一下，才慢声轻语说出埋在心中的话：“如果可能的话，请中国政府帮帮忙，让我们的政府给我换一个稍大点的房子，现在的房子太小了，我的儿子和女儿都长大成人了，实在住不下了，我很难……”她说到这里，摇摇头，咬着嘴唇，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32 节约典型 陈赓院长奖励建筑工人（6）
院领导们的心都收紧了，感觉好像针刺般的难受，奥列霍夫老两口把孩子们扔在国内，一心扑在学院的建设上，从来没有提过个人的困难呀，刘居英强忍着眼泪，郑重地对奥列霍娃说：“奥列霍娃同志，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您。”
三年来跟着首席顾问当翻译，1956年夏才入预科读书的锻钢，一直被奥列霍夫老两口视为自己的儿子。这几天他痛哭了多次，现在眼睛还是红红的，他挤过来与奥列霍娃道别，老太太拥抱着锻钢，哭着说：“孩子啊，你要给我写信啊！”
锻钢痛哭失声，说不出话来。在一旁擦眼泪的刘有光连忙接过话说：“请您放心，锻钢一定会给您写信的。”奥列霍娃又拥抱泣不成声的陈元兴，这才上了飞机。
飞机开始慢慢地滑行，哈军工人注视着它离开了跑道，并绕机场低空盘旋一周，向送行的人们告别，最后飞机冲向灰黄色的天空，载着一个伟大的灵魂，渐渐消失在西北方向。
毫无疑问，奥列霍夫的英名已经镌刻在哈军工的史册上，他将永远活在哈军工人的心中。
33 两战洪魔 “一零三大堤”岿然屹立（1）
两战洪魔 “一零三大堤”岿然屹立
军中大禹 纪念塔雄姿永镌群英
哈尔滨市有一座妇孺皆知的代表性建筑物——江沿的防洪纪念塔，自1958年10月1日落成，迄今已有40余年的历史了。从道里中央大街往北，向江沿走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蓝天下罗马风格的弧形回廊和一座椭圆柱形花岗岩纪念塔，耸立于塔顶的是一组高举红旗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青铜像，造型壮观，气势浩然，塔身下部为哈尔滨市各界人民战胜洪水的浮雕群像。
如今只有年近花甲的哈尔滨市民才能说得清楚纪念塔的来龙去脉，不过细心的游人们，仍可以从塔背后镌刻的魏碑体文字中知道这段历史：
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是为了纪念哈尔滨市人民战胜两次特大洪水和建成市区永久性江堤而修筑的。塔身全高米，塔基用块石砌成，意味着堤防牢固、坚不可摧。塔基前的喷泉，象征着勇敢智慧的哈尔滨人民，正把惊涛骇浪的江水，驯服成细水长流，兴利除患，造福人民。塔座下部的两段水池，下阶表示海拔标高米，标志1932年洪水淹没哈尔滨时的最高水位；上阶标志1957年全市人民战胜特大洪水时的最高水位；两阶水池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塔身中部浮雕着防洪筑堤大军，从宣誓上堤，运土打夯，抢险斗争到胜利庆功等场面，集中地描绘了人们在和洪水搏斗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塔的顶端是防洪筑堤英雄们的主体塑像，他们高举红旗，象征着英雄的哈尔滨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永远是战胜一切困难的胜利者。
1956年7月中旬，连绵的阴雨天气使松花江上游的河水上涨，温顺的松花江突然变成汹涌的苍龙，混浊的大水直奔哈尔滨而来。整个松花江流域已发生严重的水涝灾害。水文部门每天报来的不断攀升的松花江水位数字，犹如箭镝似的穿进省、市党政领导人的胸膛。
“怕是要发大洪水呢！”市长吕其恩和他的一群部下在风雨中沿江巡察，他忧虑地说：“现在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保住哈尔滨市，马上召开全市各单位防洪抢险紧急会议！”
在全市防洪抢险的联席会议上，吕其恩声音嘶哑地喊道：“1932年的最高水位是米，目前的水位直逼这个数字。形势万分危急，虽然我市各单位、各学校和驻军单位的防洪大军早已上堤，但必须严密组织，紧急动员，加大力量。我们绝不能让1932年大洪水的惨状，在我们的手中重演！”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夏天，残破的松花江堤决口，哈尔滨市横遭一场大洪水的洗劫。道里道外一片泽国，10多万难民衣食无着，房倒屋塌，露宿街头，亡国又逢天灾，哈尔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一悲惨历史像噩梦似的印在老哈尔滨市民的记忆里，他们望着滚滚的江水，在心里问道，共产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