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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时空-解放-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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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特予指出的是韩国政府对企业兼并相当纵容,甚至宁愿牺牲社会福利而加强财阀的垄断地位。造成了韩国的市场集中程序在国际比较中处于最高之列,而这种局面一定意义上又符合韩国国内市场狭小的国情的策略。韩国政府也有限制不正当竞争和滥用市场行为的法律,是限制垄断所产生的不利于市场竞争的行为而不是垄断地位本身。这一点尤以韩国公平竞争法的内容为最鲜明的体现。《公正交易法》(1980制定,1988、1990、1992年三度修改)的高速范围主要为:①禁止滥用市场优势地位;②限制企业兼并;③抑制市场力量集中;④禁止不合理的共谋行为;⑤禁止不公平贸易行为。而韩国公平交易法适用例外的情形有:①企业联合限制例外。法律规定,对于产业合理化及提高国际竞争力有必要的,可不受法律限制;②共同行为限制例。法律规定,为实现产业合理化、不景气的克服、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或交易条件的合理化而实施的共同贸易行为,不受公平交易法有关实体规定的限制。可见韩国对垄断和兼并是相当宽容的。

  (三)韩国国家干预的特点和问题。

  韩国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干预模式取得的成绩不容否认,但问题也不少。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1、韩是市场调控与政府调节并重的体制。曾出现了20多年的“开发专制”,即“为了实现开发政策,采取强权措施也在所不辞。”政府对经济过程的调控广泛,而且较之美、日等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国家,其政府的手段更为直接和具有强制性,它所实行的宏观决策权更为集中。如用指示性计划指导经济行动并时常采用行政手段来达到目的。

  2.韩国政府采用的发展计划化政策,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从停滞落后状态中摆脱出来相当有效。这里所说的发展计划化是指政府作出自觉不断的努力去增加其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并改变阻碍达到这一目的制度。如韩国政府在致力于改善国家洲社会状态时建立了有效的专家管理与咨询制度以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具体的做法有:韩国建立了专家、学者组成的,相对独立于政府、但受政府财政支持的“韩国开发研究院”、“韩国产业研究院”等政府的“脑库”。这些研究机构负责研究现实经济动向并提出政策建议,此外,还为政府部门输送经济官员,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往往与企业界、商界和学界代表协商对话。

  3.韩国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的活动主要是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而这种活动是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要求为基础,并且不是去取代私人投资,而是引导私人资本流动方向,最终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事实证明,韩国政府虽对经济干韩国政府虽对经济干预甚多但并未严重扭曲市场经济运行的环境。

  韩国政府主导的弊端也在多年的经济实践中日渐为人们所认识。这些弊端表现在经济结构的各种扭曲上;①产业结构失衡。由于采取优先发展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农、林、牧、渔业等发展缓慢,地区发展因素失衡。②过分重视国际市场,国内市场长期发展缓慢。③各种差别税收及优惠贷款造成企业待遇不公,部分企业对于依赖政府优惠。

  韩国政府已认识到这些弊端并在八十年代将增长格局从“增长第一”转向“稳定优先”,实行了国有企业私有化及金融自由化等自由化政策力图解决这些问题。但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韩国仍将坚持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干预模式。

  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瑞典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高福利国家典型,并一度成为欧洲最令人向往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收入最高、社会稳定、还有“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制度。但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起,高福利国家的隐忧日渐暴露: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对瑞典模式的研究因此就集中于这种模式经济效率的巨人变化上。

  所谓“瑞典模式”的特征在于:①劳动市场中的劳资谈判和自由的集体可约。这种订约应避免政府的干预。在劳资谈判中的根本性的协调认识在于要使正常企业保持足够的利润,劳资双方和政府都承认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前提是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保持瑞典工业生产的竞争力。

  劳动市场的集体计约意味着职工的工资很大程度上不以企业的利润和成本为转移,而是实行全国或行业范围内的同工同酬。这种普遍一致的工资政策所造的压力使较差的公司更快地破产而将资源让给盈利的和止在扩张中的公司。劳动费用的压力加速了经济的结构变化和生产率的提高是瑞典经济增长的一个特点。②、高福利政策。60年代中期以后,优良的增长绩效使民主社会平文理论的实践有了经济保障,雄心勃勃的福利目标成为瑞典政府的追求、政府开支迅速膨胀,并承担了保持低失业率的义务、即使在经济衰退的70年代,瑞典的总失业率也没有超过4%。

  在瑞典模式中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实行福利政策,政府一般不限制市场运转,金融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也在政府干预甚少的情况下发展。此外,政府也有一定的干预宏观经济运行的反周期的责任。

  (一)瑞典公共部门的规模

  瑞典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规模很小。国有制主要存在于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品的部门,如邮政、电讯、公路、铁路、水电等,这些部门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获取利润。瑞典公共部门的职工占总就业人数的1/3。远远高于其它发达国家。而这些职工中又以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主,这种现状严重削弱了劳动市场的纪律和秩序。

  瑞典公共部门的总经费达GN P的2/3左右,而且政府部门的这种庞大规模是在近几十年的短期内迅速膨胀起来的,瑞典1929年政府支出占GNP的8%,1960年和1985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就分别为 31%和 65%。从 1929年到1960年的政府开支增长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力量膨胀相一致的,但此后政府开支的急剧攀升则归因于瑞典政府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模式。

  (二)瑞典的公共政策。

  根据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民主”是瑞典模式的主要目标之一,瑞典学派则早在凯恩斯主义之前就提出社会经济总量分析的理论,较早地提出了强调国家调入利用公共投资政策来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有运用宏观政策的思路。故瑞典的公共政策强调在协商的基础上利用宏观政策来调控经济,而这种调控又是间接调控,即政府主要任务是制订市场规则和运用宏观政策来调控经济以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目的。因而,瑞典的财政货币政策被赋予了相当多的维护公平的色彩。要求这些政策为社会福利政策服务。

  1.瑞典的经济计划。

  瑞典的经济计划分为年度计划、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三类,均是指导性计划、对企业并无约束力。制订计划的目的主理是为了减少政府未来政策和活动引起的不确定性、减小经济增长和广大外贸过程中的确定性、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同时也为努力实现计划所规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并与政府积极合作的企业提供财政上的便利。

  2.瑞典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瑞典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最重要手段,在瑞典,要比其它国家更为经济和有意识地应用凯恩斯式的扩张政策。公共部门的巨大增长引起了瑞典经济结构变化;公共部门吸收了几乎全部增加的劳动力和从私人部门中失业的人员,并补充了由于私人消费和投资下降而留下的空隙。但也出现了预算高赤字及私营工业部门过小的问题。

  财政政策是用以实现再分配的重要工具。瑞典是著名的高税收国家,1984年和1990年瑞典税收占GNP的比率为51%和,极高的边际税率是压抑生产和投资积极性的沉重负担,并引起资本外逃,恶化了国际收支。瑞典也因高税收而存在大量的“黑市”活动和“灰市”活动,防碍了经济政策的效力。在财政开支方面,以政府消费为主,政府投资所占比例很小,。1988至1989年度的财政预算中,社会、教育、住房和劳动市场等方面的预算占全部预算的,而这些部门的开支主要用于社会福利事业。

  瑞典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虽资本雄厚,(中央银行资产占整个金融体系资产总额的4%)但独立性差,决策权基本由政府掌握。控制通货膨胀并不是瑞典政府的主要目标,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流动资金政策诱致资金向国家计划所确定的优先部门流动。1980…1990年瑞典年均通胀率为,高于同期英、美、德甚多。

  3.瑞典的福利政策及劳动市场政策。

  福利政策是瑞典政府最为倾心的促进公平等社会目标的政策手段,经过多年努力,瑞典国民享有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福利待遇。瑞典福利制度的内容大体有六项;退休金制度,工人退休后可禽其在业工资80%的指数化退休金,免费医疗制度,失业补贴,家庭福利,住房补贴,工伤保险,可谓面面俱到。

  劳动市场政策是为实现充分就业面实有的对劳动市场的调控政策。包括对职工的在职培训和转业培训,建立职业咨询的公共服务机构.反对因工作变动而搬迁的家庭予以补贴.这些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改善了市场机制,在衰退期间有效地刺激了私人消费支出和投资。

  (三)瑞典面临的危机及公共政策的变化。

  从奥经济经过七十年代的危机和八十年代初的调整,至今已几经波折。九十年代瑞典经济增长在OECD国家中是最低的,执政五十多年的社会民主党已下台,这些变化说明了瑞典经济南临危机的产重性。

  早在七十年代由于凯恩斯式的扩张政策对抗经济衰退的失败及工资费用猛涨,瑞典工业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份额急剧减少,出现极为严重的盈利危机。八十年代初由于克朗贬值加强了瑞典产品出口竞争力才出现较好的增长情况及税收增加。至八十年代后半期世界性衰退再次将瑞典经济拖入谷底。在这段时期瑞典公共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瑞典认识到危机弊端是由于国内各利益集团分配和较过程中缺乏立宪制约,造成财政预

  算大量赤字和国际收支恶化,通货膨胀高居不下。而这些问题在经济调整增长的年代却被掩盖

  了起来,不断扩大的“蛋糕”可以满足各利益集团的要求,而一旦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原因而导致经济低增长时,问题就尖锐了。针对这种情况,瑞典八十年代之后宏观政策实行了重大转变。首先,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政府通过一系列抑制信贷膨胀的政策来实现目的,如改变贷款方式,取消了对利润的政府调节。其次,财政政策转向削减预算赤字,而这种削减的主要方式是严格控制政府开支。这一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公共部门的亏损占GNP的比重由1982年的约6%下降到1986年的。第三个重要的政策转变是劳动市场政策的转变。力图通过分配政策的转变降低工资费用,从而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另外,对于公共部门雇员工资增长施加直接的压力,今后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的降长必须以生产效率提高为基础,否则不能满足公共部门雇员增加工资的要求。

  八十年代以来的宏观政策改革初见成效,经济严重不平衡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最终成效如何尚未有定论,尤其近几年来瑞典经济出现的负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下降说明瑞典政府将要走的路还很艰难,而这种艰难在瑞典曾有过的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显得更加突出了。

  从汽车工业看日本的计划经济

  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日本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可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的经济模式其实更类似于计划经济。下面就以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为例,来看一下日本政府是怎样搞计划经济的。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当首推汽车工业。目前日本的汽车工业占日本国民总产值的10%,就业人口的10%也都从事与汽车工业有关的工作,日本的巨额对外贸易黑字也是主要来源于汽车的出口。战后日本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生产国,应该归因于日本政府计划经济的成功。

  一、废墟中诞生的发展战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日本已基本成为一片废墟,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日本今后将永远作为一个三流的农业国。可是在这片废墟中,日本的官僚精英们已开始着手为日本策划一个既雄心勃勃,又务实可行的未来。

  由于日本是战败国,不可能再搞军事工业,要发展工业只能寄托于民用工业。同时由于日本的自然资源非常缺乏,不可能象美国和苏联那样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内市场,必须走“贸易立国”的道路。然而在没有充分自然资源的情况下,要想在只有中国面积25分之一的国土上,养活1亿多日本人,并让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只有靠搞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才能实现。

  在民用商品中,除了住房以外,小轿车是最昂贵、附加价值最高的产品,所以日本的官僚精英们把赌注下到小轿车这个代表民用技术最高水平的商品上。同时小轿车又是钢铁、橡胶、玻璃、机电的综合工业,可以成为推动整个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日本的官僚精英们认定只有民用轿车工业的发达才能使日本走向经济大国的梦

  想成为现实。

  1945年8月28日,距日本宣布投降仅仅13天后,日本通产省的官员就召集丰田、日产等当时日本汽车公司的首脑,商讨日本的工业再建问题。通产省的官员向汽车公司的首脑们说明了政府准备以小轿车产业为今后工业发展龙头的计划。可是由于战前日本是军国主义的经济结构,丰田、日产等汽车公司都只生产军用卡车,从来没有生产民用小轿车的经验,所以“军转民”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另外一个难题就是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用轿车生产国,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可能对美国关闭本国的民用轿车市场。当时日本的小轿车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在美国轿车的强力竞争下,日本的小轿车似乎没有取胜的可能。可是在“官民”协商会上,与会者们经过仔细研究讨论发现,美国当时生产的轿车都是排气量1500毫升以上的大型轿车,几乎不生产1500毫升以下的小型轿车。如果日本生产1500毫升以下的小型轿车的话,就可以避开同美国汽车厂商进行直接竞争,这是日本发展民用小轿车的唯一出路。

  在这次“官民”协商会上,确定了把排气量1500毫升以下小型轿车作为日本经济发展龙头的战略。所以这次“官民”协商会成为日本民用轿车工业发展的原点。这个正确的经济战略,为后来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初期的苦斗

  1945年9月2日,进驻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出指令,禁止日本生产一切汽车。这对于日本的民用汽车发展计划,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的丰田公司社长丰田喜一郎向全体员工宣告:“本公司今后将步入苦难的旅程,说不定连工资也发不出来,愿去愿留请大家自己定夺”。几天后,有8000员工的丰田公司只剩下3000人。无事可作的丰田公司只好从事汽车修理,同时生产一些电熨斗等民用小商品。

  在此同时,日本政府的官员们开始向盟军司令部陈情,恳请盟军司令部允许日本生产一定数量的汽车。他们说日本的交通已经废墟化,急需汽车来运送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盟军司令部经考虑后,于1945年9月28日同意日本全国每个月生产1500辆卡车,但仍然禁止日本生产轿车。

  不让生产轿车怎么办?那就先搞研究,先搞试制。要搞研制,首先要有足够的技术人员,丰田喜一郎开始四处搜寻技术人员。正好当时许多从事研制“零式”飞机等军工企业的技术人员大量失业在家,丰田喜一郎一气招收了200多名技术人员。

  丰田公司以德国小轿车为原型,开始研制排气量1000毫升的SA型小轿车。1947年1月,试制成了第一辆SA型小轿车。但这种小轿车是由一批完全没有商品意识的技术人员搞出来的,只注重技术的先进性,完全没有考虑到生产的容易性和成本价格问题。SA型小轿车采用了许多当时十分先进的技术,如独立悬挂车轮机构等。

  但由于采用了过多的新技术,使车辆的生产成本很高。更为深刻的问题是车辆的耐久性和可靠性太差,行驶几千公里车轮的悬挂弹簧就会出现断裂,驾驶时换档的动作稍微粗鲁一些变速器的齿轮就会损坏。当时使用过SA型小轿车的人评价说:就象玻璃作的一样,一碰就坏。

  1947年6月,在日本官员的努力说服下,盟军司令部终于同意日本每年生产300辆小轿车。于是丰田公司在1947年10月将SA型小轿车投入批量生产。可是由于SA型小轿车的大部分零件都是手工制造的,生产成本很高,加之可靠性和耐久性的问题,SA型小轿车在市场上根本卖不动。可是当时丰田公司搞生产的部门还是按照军工生产的方式管理生产,只是设法拼命增加生产量,根本不管轿车是否能卖得出去,结果造成公司的巨大亏损。

  1948年,丰田公司不得不停止SA型小轿车的生产。SA型小轿车总共才生产了215辆,亏损就高达1亿多日元。另外由于大量的库存积压,丰田公司的负债额已高达2亿5000万日元,公司已处于倒闭的寸前。多亏日本银行及时给丰田公司提供了2亿日元的融资,才使丰田避免了倒闭的命运。虽然没有倒闭,丰田公司的经营仍非常困难。1949年丰田公司又亏损了7600万日元,不得不进行裁员和减薪。

  但裁员和减薪引起了工人们的极大愤慨。工人们抗议说:本来丰田靠生产卡车还可以赚一些钱,公司的巨大亏损就是因为搞小轿车的研制所引起的,强烈要求公司停止研制小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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