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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留中的委员长（3）
经过近两天的观察，蒋见宋文梅对自己尚算恭顺，又是他的黄埔军校学生，以为有机可乘，便话中有话地向宋文梅讲起当年自己独自一人赴“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上“勤王”的故事，说当年孙中山总理避难在“永丰”舰上时，惟他一人从奉化老家赶到舰上护卫孙中山云云。其言外之意是让宋文梅也学他的样，来一个“勤王”之举，企图将宋文梅拉过去。但宋文梅忠于杨虎城，他的拉拢显然没有奏效。尽管宋文梅没有被蒋拉过去，但蒋对宋的细心照料还是很满意的。据说，蒋曾有意提拔宋文梅，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假如宋文梅在看管过程中虐待了蒋，那蒋出去后是会报复的。”
13日黄昏，张学良第三次来见蒋介石，告以住在新城大楼诸多不便，请他移居他处。蒋不允。
不久，张又请邵力子来劝蒋搬家。蒋表示：“这是西安绥靖公署，属行政院在陕之机关。我是行政院长，住在这里才无愧于职守。张汉卿如果不把我送回洛阳，就让我死在这里。我绝不到别的地方去。”
当晚11时，孙铭九奉张学良之命来请蒋介石搬家。宋文梅将孙铭九的来意告诉蒋，蒋怀疑对他不利，坚决不肯搬。宋文梅与孙铭九商量是否可以不搬，孙铭九说奉副司令的命令，必须搬迁，要宋文梅劝蒋，蒋坚决不同意。宋文梅没有办法，只好请孙铭九入室一起劝。蒋见孙铭九腰间别着左轮手枪，以为孙要把他拉出去枪毙，十分惶恐。他对孙铭九说：“你在日本上学时，我对你很好，你还记得否？我是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应该住在西安绥靖公署里，因为绥靖公署是受行政院管辖的，要我搬移，我不愿去。”
孙铭九和宋文梅再三劝说，蒋就是不听，他恐惧万分，最后干脆以被子蒙头，不再回答。事已至此，宋文梅只好与孙铭九退到房间外面商议，现在已是深夜，是否等到明日再搬迁？孙铭九同意，即返回向张学良复命。蒋经此惊惧，竟彻夜失眠。到14日清晨，蒋介石因为一夜未寐，结果患了重感冒。他头依枕侧，鼻涕长流，呻吟不已，一副不胜痛苦的模样，并要宋文梅给他几片阿司匹林。宋文梅向张学良报告，张即派军医前来给蒋诊治。
14下午5时许，张学良偕端纳来新城大楼见蒋。蒋见到端纳后情绪才真正安定下来。
中外的反应（1）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对于国民党和南京当局来说，则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请看当时的南京政府要员陈公博的回忆：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夜，我记得是张岳军（群）在他的外（交）部官舍请我们食饭，那夜是两桌人，孙哲生也在内。那夜我不知为什么，大概是偶然罢，不到七时便到了外交官舍，除了我之外，一个客也还没有到。张岳军匆匆地下楼招呼我，又匆匆地上楼，我觉得他神色张惶，而又故作镇静的样子，这时已有两三个客来，张岳军又下楼拉我到饭厅。
“蒋先生被捉了。”岳军还沉着。
“是被谁捉的？”我有点惊诧，因我以为蒋先生还在洛阳。蒋先生的行踪报纸一律不敢登载的，我对于蒋先生的行踪也一向不愿意打听被张汉卿捉的。”岳军似乎怪我连蒋先生早到西安的临潼还不知道
“现在蒋先生在哪里？”我不由得感觉有些悲哀。“
“今早在华清池被捉，解到西安了。”岳军声音也显了哽咽，但嘴边似乎挂着苦笑，掩饰他的悲痛。
“唉。”我不觉流下泪来，“我虽然和蒋先生很隔膜，但我实在太难过了。”我抑制不住我的伤心，因为蒋先生到底是国民党一个负责人，今日遭遇了这个悲运，我起了同情和可怜之感，不觉把一向不满意于蒋先生的反感消失了。
“不要再说，孙哲生来了。”岳军抑着我，其时孙哲生入了客厅。那夜的宴会算是草草终席，主客也不再提。席散之后，岳军告诉我他要去何敬之（应钦）公馆开会议，而我则要去告诉汪夫人，我约定见了汪夫人之后，再到何公馆会合。
……只是我当日听了蒋先生被捉的消息，心内倒有些凄然，我一生的脾气都不愿落井下石的，也鄙视幸灾乐祸的，他一世英雄，纵横捭阖，桀骜枭雄，结果也像胡展堂（汉民）和李任潮（济深）被人扣了，我不由得不洒一掬同情之泪，对于他一向的强项，似乎已登时软下来了。
而且他的被捉，生死未可预期，他落在别人的手也还罢了，今日倒落在无法无天的张汉卿、无知无识的杨虎城和素与国民党敌对的共产党之手，如何使我不同情，不悲愤。
军政部长何应钦于12日下午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到他位于南京斗鸡闸的官邸交换意见。这些国民党的大员们碰到这样的大事，也已经是六神无主，人言庞杂。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在日记中记载：李烈钧主张考虑蒋安全，陈璧君主安全，陈公博亦然、朱培德主打，何敬之主打，叶楚伧主打，戴季陶主打。主张打的人认为张学良劫持统帅，应当实行武力###。
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两会成员外，还有五院院长和各部会负责人，共约四五十人参加。会议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丁惟汾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于右任两位###主持。会上仍然是两种意见争论不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回忆录中透露当时开会的详细情形：
甲说：谓张杨此举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其背景与助力，在内为不尽悦服蒋公之疆吏与将领，如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甚至如河北之宋哲元，四川之刘湘，皆可引为同路）在外为垂竭待尽之共产党徒，甚至如第三国际之苏联，皆可暗中联络。张杨既藉此背景助力，出以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昔项羽囚太公，汉高不屈，而太公卒还；清廷囚郑父，成功不屈，而郑公竟死。此中关键，固须审慎，然千秋后世，终必赞果断而贬屈服。故中央对策宜持以坚定。况蒋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此说，辞旨严正，考试院长戴季陶实主之。
乙说：对于甲说之揣测虽不否认，但不信学良等之通电将发生若何之效力。且谓蒋公抗日，早具决心，凡在帷幄，均所熟知。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上之出入，而非性质上之枘凿，此中已饶有说服余地。况张氏既有保证蒋公安全之电报，自须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决策。如即张挞伐，无论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
中外的反应（2）
戴季陶有趣的是，强烈主张###的竟然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一批国民党###，如戴季陶、吴稚晖等，此外就是何应钦等黄埔系将领。他们所持的理由就是所谓的纲纪。特别是戴季陶，他与蒋是八拜之交的金兰兄弟，一直以蒋的最高国策顾问自居。碰到这样严重的事件，戴季陶认为理所当然应该由他来拿大主意，故在会议上显得最为活跃。当两派意见僵持至次日凌晨，时尚不能做出结论时，戴季陶就从座位上站起来，神态简直像疯狂了一般，慷慨激昂地说：〃现在委员长的吉凶未卜，若是不幸而为凶，则我们还去和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地上了他的当，乃至将来无法申大义而讨国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匪赎罪的方式将委员长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逆，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挽救革命的事业。总理遗留下来的革命成果和委员长一生为革命奋斗的事业，总理遗留下来的革命事业和委员长一生为革命奋斗的伟大成果，断不能因为这次西安事变便毁灭了。”他还引经据典地说了一大通，最后警告与会诸位：“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的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
说完这番话后，他注视着军政部长何应钦说：“万一有意外，只有我二人做文武翁仲耳！”
在主战派的强烈坚持下，会议于13日凌晨做出如下决议：
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二、调整军事委员会指挥机构。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五至七人，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会负责。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同一天，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联合署名发表国民政府令，公布了这个决定。
通过这一系列的决议，将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转移到了蒋介石的亲信孔祥熙、何应钦的手中，排除了非蒋系势力染指南京政府权力的可能性。会议结束后，何应钦即着手调遣军队，准备进攻西安。
西安事变的爆发，同样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国内方面，社会舆张季鸾论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褒贬、毁誉各异。
左翼的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赞扬张、杨的爱国行动，支持他们的救国主张。在西安的西安学生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18个民众团体于12月14日联合发表通电，斥责蒋的误国政策，称赞张、杨的爱国壮举，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爱国主张，迅速召开救国大会，实行抗日。同日，北平学生联合会致电张、杨，呼吁早日召开救国会议，贯彻八项主张，克日誓师北上，收复已失山河。
12月15日，全国救国联合会发表《为当前时局紧急宣言》，站在民众的立场，站在团结御侮的立场，对张、杨的主张表示同情，但反对采取兵谏的方式。宣言说：“张学良、杨虎城诸将军提出的主张是联合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全国力量，出兵收复失地）而所用的手段却是扣留蒋介石先生，实行武力诤谏，这种不合常轨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我们要求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要求张杨诸将军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
右翼团体（右翼知识分子及其舆论工具如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等则明确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攻击张、杨的行动。一贯拥护蒋介石的张季鸾、胡适、傅斯年等极右翼上层知识分子更是如丧考妣，在这些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使用最恶毒的语言，歇斯底里地攻击张学良（杨虎城，同时使用肉麻到牙齿发酸的语言狂捧蒋介石，掀起一股笼罩全国的宣传恶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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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的反应（3）
西安事变期间，《大公报》每天发表一篇由主笔张季鸾亲自撰写的社评，斥责张、杨，吹捧蒋为惟一领袖，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以1936年12月18日发表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为例。该文说：
……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躁着，祈祷你们悔祸。……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哪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说甚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使诚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你们制造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拼命，那么你们怎样还说要求停止内战？你们大概以为把蒋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现在###令下了，多少军队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气中正往陕西开。你们抗拒，是和全国爱国同胞抗拒。你们当中，有不少真正爱国者，乃既拼了命而祸了国，值与不值？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且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仰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你们大家应当互相拥抱，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察，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地拥护祖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的泪一定更多，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多几十倍。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此次之后，他看见全国民众这样悲忧，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前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这样牺牲，而又受你们的感动，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从此之后，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广益，负责执行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这一场事变，就立刻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了。你们记住几点：（一）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自己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二）蒋先生若能自由执行职务，在西安就立刻可以执行。你们一个通电，蒋先生一个命令就解决了。（三）切莫索要保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你们有甚么意见，待蒋先生执行职务后，尽可以去贡献，只要与国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采纳，一定比从前更认真去研究。（四）蒋先生是中央的一员，现在中央命令###，是国家执行纪律。但我们相信蒋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们恳求，一定能爱护你们到底。……”
这样肉麻的文字，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家们也未必能够写得出来，所以当报纸出版后，国民党中央下令将《大公报》加印数万份，用军用飞机运到西安上空散发，成为攻击张、杨的重磅炸弹。胡适表面上给人以温文尔雅的大知识分子印象，但实际上他骂起人来却是狠毒无比，这次骂张、杨也不例外。他文章的题目是《张学良的叛国》，内容就更恶毒。他说：
中外的反应（4）
……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这是毫无疑义的。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
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戡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政府的###令所以迟到四天之后才下，大概是因为蒋院长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虑。现在###令已毅然发表了，我们当然赞成政府的处置。”，12夜政府的决议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时期的组织16日的###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地、迅速地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介石）陈（诚）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彻底明白，凡奸人劫质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坚持不受要挟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挟持劫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一向霸王气十足的傅斯年则更加出格，他污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为“贼”，开口闭口〃张贼”、〃杨贼”，充分暴露了这些极右翼上层知识分子的极端仇恨心理。
张季鸾、胡适、傅斯年等人的言论代表了国民党统治区极右翼上层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观点和立场，极右翼上层知识分子历来是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的铁杆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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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公馆成临时监狱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抵达南京，被安排住进北极阁上的宋子文公馆。戴笠奉蒋介石之命调派军统局特务队前往监视，这是张学良幽禁生活的开始，不过这时行动还有点”自由”。宾客临门的虽然不多，但并不特别冷清。过去纠缠张学良不放的吴铁城、张群和孔祥熙来看过他，张学良也可以外出拜客。每次出门，总有四部汽车随行：张学良乘一部，多半有宋子文相陪；张从西安带来的秘书、副官乘一部；南京市警察厅的特务乘一部；军统局特务队乘一部。无论张的汽车到哪里，特务们就跟到哪里。
12月31日，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前往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受审，他从西安带过来的秘书、副官等随即被宪兵团缴械、扣押。审判后，张学良再也没有回到宋公馆，而被直接押到南京太平门外事先已腾空的孔祥熙公馆。
从这天起，蒋介石对张学良就从暗中监视变为公开囚禁，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