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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五年任期届满卸任，来到总理衙门向恭亲王奕？辞行。本来一桩例行公事的外交应酬，却非常意外地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蒲安臣1820年出生，184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波士顿以律师为业，两年后进入政界，积极参与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1855年，他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856年发表名为《马萨诸塞州的抗辩》的著名演说。这篇演说是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在1860年总统大选中，他全力协助林肯竞选。林肯就任总统后，于1861年春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奥地利公使。但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经发表过支持当时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匈牙利革命的演说为名，宣布不欢迎其人。此时他已在赴奥途中，到达巴黎后才得此消息，一时进退两难。这时，恰逢中国允许列强派使驻京，林肯于是改派蒲安臣为驻华公使。1862年7月，蒲安臣作为清政府接纳的首批外国公使之一入驻北京。
蒲安臣驻华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还是追随英、法等国从中渔利，与中国未有严重冲突。尤其是美国在1862年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使清政府更有好感。“合作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美国要与英法等国协商合作，赞助中国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不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蒲安臣不仅与英、法等国“协商合作”，也与清政府“协商合作”，在中美一些具体问题处理上注意与清政府沟通，因此奕？等人对他印象甚佳。所以，在欢送蒲安臣卸任的宴会上，听到他表示今后中国如与各国有“不平之事”，自己愿为中国出力、如同中国所派使节这番客套话时，奕？等人却灵机一动，认为如真能请他为中国外交使臣，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天朝”往外遣使的体制问题和中外礼仪的纠葛，因为他毕竟是“洋人”不是“天朝”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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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为清廷打工的美国外交官（2）
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等人的支持之后，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首先阐明了中国派使的重要性，然后赞扬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从前英人李泰国所为，种种不合，蒲安臣曾经协助中国，悉力屏逐。造后回转西洋一次，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并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朝廷也认为这是一个既不失中国体统又解决实际问题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所以立即批复同意。外国使臣谨见中国皇帝不行跪拜之礼，清政府认为有损国体国格，而任命外国人为本国外交使团领导，清政府反不认为有损国体国格。如此愚顽，确令人啼笑皆非。
清廷决定委派蒲安臣作为中国政府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使团出访，但又担心英、法两国有疑虑，于是决定加派一名英国驻华使馆官员为“左协理”，一名在中国海关任职的法国人为“右协理”。同时，又派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二人同蒲安臣一同出使，亦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使团随行人员有三十多人，其中有一些是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学生，充任翻译。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交使团就这样组成。
蒲安臣毕竟是外国人，所以清政府还是对其权限作了某些规定。总理衙门曾就限制蒲安臣权限向皇帝报告说：
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
使团出发前，又给蒲安臣八条训令，要求他前往各国，所办之事，所到之处，都应与中国使臣“和衷商酌”，大小事件都要“逐细告知”；遇到重大事情，必须与中国使臣一起“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同时还要求蒲安臣有培养、训练中国随行人员的责任，使其能“历练一切”。
不过，清政府最担心的仍是“礼仪”问题，所以对“礼仪”问题的指示最为详细。清政府要求中国使团不必见外国元首，“或偶而相遇，亦望贵大臣转达，彼此概免行礼。候将来彼此议定，再行照办”。每到一国，国书并不直接交给该国元首，而是“由该处执政大员代递”，并且要说明将来有约之国给中国皇帝的国书“亦照此而行，庶乎礼节不致参差”。“如有欲照泰西礼优待者，贵大臣不能固却”，但必须“向各国预为言明，此系泰西之礼，与中国体制不同，因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不必援照办理，不得不预为声明”。
中国自命为“天下之中”的“天朝”，从无“国旗”之说。但外交使团出访则不能没有国旗，所以蒲安臣在出使期间设计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即黄地蓝镶边，中绘一龙，长三尺，宽两尺。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方向上，中国又跨近一步。
1868年2月25日，浦安臣使团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于4月初抵旧金山。蒲安臣知道公众舆论对美国国会、政府的影响，所以在许多地方发表演讲，宣传中国的进步，并公开表示：“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她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她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她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蒲安臣充满热情的演讲，在所到之处引起轰动，深深打动了听众。6月初，使团来到华盛顿，蒲安臣率中国使团来到白宫，他并未遵从总理衙门的训令，而以握手、鞠躬的西方礼仪谒见美国总统，呈递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国书。以后在访问其他国家递交国书时，自然也是援以西方礼节。
在美期间，蒲安臣还不顾总理衙门的限令，在华盛顿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而不是战败国身份签订的对等性条约。主要内容是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持不干涉政策，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两国互派使节，中国可派遣劳工往美国，保证彼此人民可在对方居住、传教和留学，并可归化为公民等。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美国“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对待，为几年后首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打下了法律基础。其他一些条款对赴美华工、侨民也起了某种保护作用。清政府长期视华侨为不忠不孝的叛逆，此条约则改变了清廷对海外华人华侨的态度。后来清政府就是以此条约为依据，对美国的“排华”采取抗争手段。1869年11月，美国公使与清廷交换批准书时，清政府虽为蒲安臣越权恼火，但因为此约毕竟是中国首个对等条约，且内容亦有利，于是批准此约。
◇。◇欢◇迎访◇问◇
第10节：为清廷打工的美国外交官（3）
1868年9月，蒲安臣使团来到英国，晋见了维多利亚女王，也递交了国书。对蒲安臣提出的“互惠政策”，英方原则上同意：不违背中国意愿与独立安全；中国当履行条约义务；英国只在侨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保留使用武力的可能。1869年1月初，使团到达巴黎。法皇拿破仑三世接见代表团，表明与英国的立场相同。在德国，德皇威廉一世多次约见使团人员。在德国使团还会见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时德国统一尚待稳定，更因面临欧洲种种问题无暇东顾，发表声明完全尊重中国意愿，彼此交往。在瑞典、丹麦、荷兰等国，因为没有“修约”和棘手的交涉任务，使团在这些国家有些类似于观光。
1890年2月2日，使团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2月16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见使团并接受国书。但沙皇避免谈及中俄疆界纠纷，反而大谈俄美关系，使代表清政府的蒲安臣大为尴尬，同时对俄国的对华政策深有疑虑。舟车劳顿加上冒寒犯冷，蒲安臣次日就病倒了，医生诊断为急性肺炎。在病中，他仍然关注俄国局势及中俄边境问题。据志刚记载，蒲安臣“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而中俄边境“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词未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势有加无已”，终至不起，于2月23日在圣彼得堡病故。2月26日，在圣彼得堡的英国教堂内为蒲安臣举行了葬礼。随后，他的遗体被运回美国，在家乡安葬。志刚对蒲安臣的评价是：
查蒲使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有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
蒲安臣病故后，使团由志刚主持，继续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志刚认为：“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所以，在觐见三国国君时，他也亲递国书，采纳国际通行的鞠躬、握手外交礼节。最后，使团在志刚的率领下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国政府不借“修约”之机提更多要求、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承诺。所以，当蒲安臣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颁布上谕深表痛惜，“著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交该使家属抵领，以示优待之意”。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的首位外交使臣是由美国人担任，但蒲安臣使团毕竟是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蹒跚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外交礼仪、机制的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随团出访的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成为近代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认识世界最初的启蒙读物。饶有历史意味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重新“走向世界”的曙光初现之时，已被遗忘的这三本书在百年后被再次印行，影响甚大，又一次成为启蒙读物。蒲安臣当年绝想不到，自己为清廷“打工”，会有益于百余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倘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此大感自豪罢！不过他的“自豪”，不恰恰说明了中国历史的曲折与艰难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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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还我头来”陈虞孙（1）
“还我头来”陈虞孙
提起陈虞孙，知道的人可能不会很多，但提起《还我头来》这篇杂文，知道的人可能会多一些。在“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之初那大地刚刚开始解冻、乍暖还寒的时候，陈虞孙先生在1979年3月的《文汇报》发表了《还我头来》。全文不足一千五百字，却犀利精辟非凡，社会反响自然热烈异常。
“还我头来”本是《三国演义》中关云长被杀后在玉泉山显圣的故事，家喻户晓，并无深意。不过，陈先生此时认为，关公喊的“还我头来”其实很有意思，可以大加发挥。他写道：“人各有头，或称脑袋。谁都知道，人不能没有头。”倘有外物袭来，人们都会本能地保护脑袋。“然而一个人长了脑袋究竟派什么用场，却未必尽人皆知。有一种人，虽有一个脑袋，说话做事，好像从来不用一用他的脑袋。”为何如此，颇费琢磨，所以脑袋究竟有何作用，“仍不失为一门学问”。
“人们对这门学问，确实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例如，封建王朝，曾经有不少人，真心为皇帝着实动脑筋，极其直谏，力竭声嘶，可是往往落得一个丢掉脑袋的下场。”“因此，那些要保乌纱帽的官儿，为了保脑袋——试问脑袋都不保了，还到哪儿去找戴乌纱帽的家伙呢？——便总结出了一个诀窍，叫做：‘多磕头，少说话。’可以想见，皇帝老是高高在上，往下一看，只见文武百官都趴在下面，脑袋埋在地下，屁股翘向天上，一片万岁之声，整齐划一，岂非江山一统，天下太平了么？”但是，封建王朝最终仍被推翻。不过，“人长着一个脑袋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庆幸”自己在垂暮之年碰上了这个问题，“文革”中不是强调“不理解也要执行”么？“你们看，全国八亿个脑袋就只他一个脑袋行，你们七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脑袋都不行。你们不理解也要执行。你们干脆把脑袋上缴得了。谁不照办，索性把你的脑袋砍了。这就叫革命。可算是最最最最彻底的革命了。如此一转眼就十年。这是失去了脑袋的十年。要说实效呢，并不小。试看，万马齐喑，一片荒凉，如入无人之境。人而亡头，国将何有。万幸的是，在这存亡绝续之际，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这批丑类，拨乱反正，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也挽救了人们失去的脑袋。丰功伟绩非同小可。”不过，他并不盲目乐观，而是提醒人们，现在还有人“仍在过去昏天黑地的十年里，自愿把自己的脑袋层层上缴，自以为既可安身立命，又可延年益寿，久而久之，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和做官的诀窍了”。这种人不仅认为没有自己的脑袋无关宏旨，“甚至以为没有脑袋反而比有一个脑袋好。譬如，需要开个会商量些事情。会上总不免七嘴八舌，意见纷纭。这种人就难免觉得，事情就坏在每个人有一个脑袋。如果大家都把脑袋缴了，让一个人说了算，岂不省事。对这种人，如果提出‘还我头来’的口号，他不仅会不感兴趣，反会认为多事哩”。
或许因为读者反响热烈，十几天后，陈先生一鼓作气，又写了《“头头”与“本本”》一文，同样不足一千五百字。
这篇文章开头就说，由“还我头来”联想到“头头”，由“头头”又联想到“本本”。因为“古往今来，不少爬上‘头头’宝座的人，往往是靠‘本本’起家发迹的。”不过，这“本本”却不是一般的“本本”，而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天书”。天书有五大特点：一是必得之于天；二是一定只有个把人能得到，并非人人得而有之；三是一定只有那个得此天书的人，才能看得懂，即便凡人得到也看不到上面有什么字；四是书上说的，一定大到安邦定国，小到包医百病；五是“得此天书者一定是个天生圣人，是个天生的头头，谁不服他，就是违天，就要遭到雷劈火焚，万劫不复。”根本原因，就在于利用千百万善良百姓的迷信。“迷信具有两个特点：一曰信；二曰怕。”当然，现代的“本本”决不会完全采用过去天书的形式。“但是，天书的原理却不能违反。”“只有有朝一日善良的老百姓彻底地破除了迷信，什么七十二变化，也骗不了谁，吓不倒谁。那时候，那种想靠‘天书’招摇撞骗起家发迹的人便施展不出神通了。”所以，“怎样不受骗、不被骗、不被吓，还得彻底地破除迷信，真正发挥自己脑袋的用场。管你三皇五帝、三坟五典，都不在话下。不信神，不怕鬼。用自己的脑袋，独立思考，只服从经过千百万老百姓的革命实践检验的真理。”<；<；<；<；<；今昔人物两篇文章如此之短、如此之尖锐犀利酣畅淋漓，却放得开收得住，拿捏得恰如其分毫不逾矩，颇得鲁迅杂文精髓。方寸之间大显身手，固得益于学识，更得益于丰厚的人生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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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还我头来”陈虞孙（2）
陈先生1904年出生，是江苏江阴人，上世纪20年代就读于金陵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厦门、天津、上海等地教书。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很容易左倾，陈先生由左倾而参加革命，于1938年参加共产党，可谓标准的“三八式”干部。他一直从事地下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1946年，进入《文汇报》任副总主笔，不久又参与地下党领导的《评论报》、《文萃》等杂志的工作。后又参与组建中共地下上海市委宣传委员会，不久就任中共地下上海市委文委书记。
1949年5月解放军攻克上海后，他担任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秘书长，以后，曾先后担任《解放日报》副社长、上海市文教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
1957年夏，最高领导人震怒之中发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号令，《文汇报》自然成为反右的重点单位，领导层大改组，总编辑徐铸成被撤。“老革命”陈虞孙就在此时被任命为报社总编辑，任务当然是使《文汇报》回到“正确方向”。从此时到“文革”初被打倒，这十年间他一直是报社总编辑。这十年，路线、方针、政策曾发生过非常大的变化，报纸处于风口浪尖，因此“犯错误”者颇不乏人，但种种复杂情况，陈先生如履薄冰，终未出大事。对此，他的“部下”、老报人唐振常先生回忆说：“在《文汇报》工作数年，我有时佩服他，有时不以为然。”“当阶级斗争弛的时候，他办报真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提出一套又一套的方案，把报纸办得生龙活虎一般。”“当阶级斗争张的时候，他表面上亦可不动声色，一样可以跟着‘左’的做法去贯彻在报纸上，也可以把报纸办得似乎很有声势，其实是杀气满纸。这就是我所谓不以为然之处。但我忽略了他作为报纸总编辑不能不跟之苦，不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在当时情况下，他自然不易表露真实的想法，更何况是对于在他领导下的干部？但偶然也冒出一句两句牢骚语，比如一次我和他去剧协开会，人问他看不看一个叫《沸腾的一九五八年》的戏。他气呼呼地脱口而出：‘不看。沸腾个屁！’问者吃惊。”
作为党报主编，当然不能不跟形势。但在关键时刻，他却自有定见。1965年11月，陈先生奉命在《文汇报》刊出了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