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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等三位日本友人前往刘学询公馆会谈。会谈虽从晚10点多一直谈到次日凌晨3点，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宫崎等人返回香港海面时，发现孙中山为防清政府搜捕，已乘船驶往越南西贡。在西贡，孙中山仍一面准备武装起义，一面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
这期间，清廷于6月15日命令李鸿章“迅速来京”，两广总督一职由广东巡抚兼署。接此命令后，李鸿章满腹狐疑。朝廷如此催他迅速进京，却未言何事，更未授新职；朝政为强硬的主战派把持，一些温和的主和派官员性命难保；他本人曾多次冒死电奏朝廷，反对慈禧和顽固派的“联拳灭洋”政策，为顽固派官员和义和团痛恨；得到慈禧支持的义和团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为光绪皇帝，“二虎”为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三百羊”为开明官绅；义和团还提出要将亡命海外的“乱党”、从事维新改良的康有为及梁启超等统统捉拿归案……李鸿章明白，在此种局面下自己贸然北上，不仅无法改变政局，而且凶多吉少，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他一方面表示“立刻遵旨北上”，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拖延徘徊，拒不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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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李鸿章的最后时光（3）
6月21日，清廷对外宣战，但得到李鸿章坚决支持、以两江总督刘坤一及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的“封疆大吏”们却拒绝执行清廷的向各国宣战谕旨，与列强达成了维持东南局面稳定的“东南互保”协议。“东南互保”由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一手导演，但盛认为“东南互保”毕竟只是地方性安定，此时最迫切的是改变朝廷政策，实现全局性安定，而只有李鸿章重新担任“总督之首”和直接参与全局外交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才有可能尽快从根本上改变“国策”。于是，盛宣怀为李鸿章“官复原职”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积极活动。随着战局的恶化，清廷内主和声音开始出现。7月8日，慈禧终于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虽未明言议和之事，但明显是态度有所变化的信号。虽然李鸿章在7月12日尚未得知自己的新职任命，但他觉察到朝政有开始向有利于主和派方向发展的可能，于是决定北上。7月16日，即启程北上前一天，李鸿章得知自己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生性谨慎的他仍决定只北上半步，先到上海观望局势，再决定是否最后北上。
这时，李鸿章再次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正与八国联军交战的清廷不断催李迅速北上，以打开外交局面。确实，慈禧也不能不开始考虑后路，虽未明言，实有要李鸿章为议和做准备之意。直到7月初，一直对李抱有希望的孙中山又请人与港督卜力联系，希望他能力促自己与李鸿章合作，实现两广独立。卜力则从英国利益出发，对中国以后能否继续统一、稳定没有把握，仅希望华南能保持安定局面，因此通过英国驻广州领事劝李不要北上，留在广州以维持华南稳定。
7月17日，李鸿章乘招商局的轮船离开广州。开船之前，南海县令裴景福前来送行，李鸿章对他纵论时势，大发感慨。此时八国联军刚刚攻下天津，尚未向北京进发，裴景福问李鸿章万一以后京城被攻破，结果将如何。李鸿章回答说列强必会做以下三点：一是剿灭“拳匪”以示威，二是惩办首祸官员以发泄愤怒，三就是索要兵费赔款。裴氏接着问兵费赔款大约会是多少，李鸿章大为伤感，一边流泪一边回答：
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由广州海路北上要经过香港，港督卜力与孙中山对孙李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仍未完全放弃，还想借此作最后努力。卜力起初甚至想将李强行扣留，由于英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作罢。李鸿章在香港上岸时，港府还是准备了盛大的仪仗队，并鸣礼炮十七响，以示尊重。而在此前一天，孙中山已乘船来到香港海面，不放弃与李会面的可能。港英当局通知孙中山，由于几年前应中国政府要求对他的驱逐令尚未期满，所以不准他上岸，但如果李鸿章同意两广独立，即允其上岸与李会谈。在船上，孙中山仍是两手准备，一面等待卜力与李鸿章的会谈结果，一面筹划惠州起义。
卜力给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的报告说，他与李鸿章见面后，再三对李鸿章决定离粤北上表示遗憾，甚至劝他说这个任命是由极端保守、首先提出进攻使馆的端王载漪签署的，暗含此令有顽固派官员诱李北上而加害之意。李鸿章则反驳说，此令并非端王签署，确是太后和皇上签署的。卜力一再强调他对广东、香港稳定的重要，力劝他不要轻易离粤北上，但为李鸿章婉言拒绝。相反，李鸿章不仅根本不提与孙中山的合作，反而强调香港总督应禁止颠覆分子以香港为基地，强调威胁香港和广东安定局面的主要因素是香港的“三合会”和其他危险人物，矛头明显指向孙中山。
随后的谈话表明，李鸿章此时更为关注的并非粤、港，而是国家未来面对的局面。他甚至试探性地问以后英国希望谁当皇帝。卜力回答说，如果英国使馆安全，英国主要关心的是恢复秩序、贸易和商业；如果光绪皇帝与以他之名所发诏书所做之事并无关系，英国将不反对光绪皇帝继续统治。此时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已被杀，义和团与清军正在攻打各国驻华使馆。李鸿章显然意识到，如果攻下各国使馆，对清王朝来说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所以他对卜力说，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由谁来当皇帝；但是，如果所有公使都被杀害，情况就不一样，列强这才可合法干预，决定谁当皇帝。同时他进一步问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选择谁，并推测说列强可能会选一个汉族人当皇帝。卜力答道，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紧接着说不管太后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然而，英国的殖民部却据此认为李鸿章本人“不是不乐意当皇帝”。这种推测究竟有多大的准确性着实可疑，很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大英帝国希望李鸿章当皇帝的潜在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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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李鸿章的最后时光（4）
在会谈中，李鸿章还请求联军占领北京后一定要宽宏大量，不要采取报复措施。他告诫卜力说，报复只会激起中国人更普遍的仇外情绪。
总之，此番会谈表明李鸿章现在已毫无与孙中山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之意。但孙中山的助手、兴中会领导人之一陈少白仍不死心，还是登上了李鸿章的坐轮，企图让随李而行、也非常热衷此事的刘学询能再三劝说李鸿章改变主意，但刘无奈地对陈说，李鸿章“意甚坚决，无法劝阻”。孙李合作、两广独立的计划至此宣告结束。
李鸿章虽然官复原职好不得意，但对朝局仍不乐观，因此决定还是按以前计划先到上海，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他深知，此时此刻必须慎之再慎，走错一步将满盘皆输，很可能难保性命，所以7月21日到达上海后他便以健康为由，要慈禧赏假二十日。这时，慈禧太后明显乱了方寸，政策非常矛盾。她一方面急盼李鸿章前来与洋人打交道，有求和之意，另一方面仍重用极端主战的顽固派大臣，态度似乎更趋强硬。7月28日她将反对与列强盲目开战的大臣许景澄、袁昶处死，8月7日却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外交部电商“停战”，8月11日又将反对开战的大臣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五大臣被处死，中外震惊，李鸿章在上海得此消息不禁哀叹“成何世界”！很可能，他为自己没有贸然北上感到庆幸，此时更明确表示哪怕被朝廷“严谴”，也不能北行。他在给朝廷的密折中明言了对朝政、对自己有可能被义和团和政敌打杀的担忧：
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
所谓“菹醢”，是指被剁成肉酱。所以有同僚对他正式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表示祝贺时，他却十分淡然。他深知政治讲究的是实力而不是名分，如果朝廷政治格局不变，慈禧态度无根本性变化，自己其实只有全权之名而并无实权。此时，他不顾“龙颜”有可能“大怒”，多次递折要求慈禧彻底改变态度，一再向慈禧施压，要求一定要将外国驻华使节平安送出京城并且剿灭义和团，他还斗胆要朝廷下“罪己之诏”。当然，他丝毫没有反对慈禧之念，当有外国外交官对他透露各国公使有让慈禧归政光绪的打算时，他断然反对，并为慈禧开脱辩护：“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
此时慈禧自顾不暇，所以李鸿章一直在上海“小作盘桓”，他在等待局面的根本性变化。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仓皇出逃；8月20日朝廷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9月7日朝廷发布剿灭义和团的谕旨，诬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9月8日朝廷电旨再次表示“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几乎是央求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甚至低三下四宣示李鸿章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朝廷竟然公开承认大清王朝此时的生死存亡全赖李某一人，想来也是万般无奈。此时，李鸿章才认为北上议和时机成熟，于9月15日离开上海北上，开始为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清王朝作最后的努力。作为晚清重臣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他，很难做出别的选择。他的命运，已很难与这个腐朽不堪的王朝分开。
总之，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9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政坛风云剧变，充满惊涛骇浪。李鸿章身处政治的风口浪尖，种种无比尖锐的矛盾集于一身，稍有差池则大祸临头。在这短短几个月间，康有为、梁启超的祖坟为他所掘却仍能谅解他，孙中山为反清革命一再策反他，港督卜力想稳定粤、港局面竭力挽留他，慈禧要与列强和谈自保最终不能不完全依靠他。彼此不共戴天的各种政治力量在关键时刻竟都对他抱有某种期望，都如此看重他，而他也能周旋其间、应付裕如，足见其对政治、权谋的把握已是炉火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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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1）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无论是出于策略考虑还是由知识结构决定，康有为是以“托古改制”这一中国历代改革者最常用的方式，登上近代中国的思想、政治舞台的。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以鬼斧神工之法颠覆了几千年来的孔子和儒学形象，再造了一个改革的孔子和儒学，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合法性。
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正是康有为构建他的儒学时期，梁对乃师的再造儒学大为折服，随后就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书的编写工作。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梁启超更是依老师康有为之说，积极主张奉孔子为“教主”、“圣人”，主张立儒学为国教，以此作为变法的最重要理论根据。在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他将“保教”与“保国”、“保种”并列为变法的目的。他的《西学书目表后序》则明确要求将孔子奉为教主，强调通过读经，“当知孔子之为教主”，大力宣扬“孔教之至善，六经之致用”，同时声明这并非因为自己信孔尊孔而“自袒其教之言也”。在给康有为的信中，他甚至认为此时创立、传播孔教比维新运动还要重要，坦承“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钻研孔教之志。因此，他对在民间设立孔庙、举行祭孔活动也非常支持，在1896年底曾给驻美公使伍廷芳写信，建议仿照西方宗教仪式，在美洲的海外华人中劝设孔庙，定期礼拜。
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大量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思想进入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脑质”为之改变。他脱离了维新时期以托古改制宣扬改革的中国传统话语，而更多地以西学词汇、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而同样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此时仍坚持托古改制理念，并在海外更为积极地进行以孔教为国教的保教活动。对此，梁启超渐生歧意，终于在1902年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公开反对保教，反对立儒学为国教，与乃师大唱反调。开篇他即声明：
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他承认，自己曾是保教大旗下之“一小卒徒也”，但现在之所以反对，首先是因为“教非人力所能保”。他认为各种宗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竞争发展。
其次，他认为儒学的本质并非宗教，而持保教论者现在处处模仿佛教、基督教，主张“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之仪式，著信仰之规条”。姑且不论这种主张能否成功，即使能成功，也是对孔子的诬蔑，因为孔子并未像耶稣那样自称是上帝之子，也未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他批评保教的根本失误在于根本不知宗教为何物，误解了宗教的概念，最后“则所保者必非孔教矣”。
第三，他承认主张保教者有抵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抵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良苦用心，但他明确说道：“耶教之入中国也有两目的：一曰真传教者，二曰各国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权利者。中国人之入耶教也亦有两种类：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国教士以抗官吏武断乡曲者。”但真传教、真信教者，对中国并无害处，而基督教之所长，“又安可诬也”。“吾中国汪汪若千顷之波”，不但有本土的道教，而且对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都能容纳，何必于基督教独不能容呢？“至各国政府与乡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权，挠我政治，此又必非开孔子会、倡言保教之遂能抵抗也。”根本措施是要“使政事修明，国能自立”，“主权在我，谁能侵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说者，吾见其进退无据也”。
而后，他详细论述了政教分离、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问题。他提醒说保教论者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不知与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适相刺谬也”。不知其师康有为读到此句时作何感想。梁氏还以欧洲历史上血流成河的几百年宗教战争说明政教不分的可怕结果，正是巨大的灾难，使欧洲各国开始政教分离，“画定政治与宗教之权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属世间法，宗教属出世法。教会不能以其权侵政府，固无论矣，而政府亦不能滥用其权以干预国民之心魂也”。他特别强调“自由之理：凡一人之言论、行事、思想，不至有害于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保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无损于人者也，故他人与政府皆不得干预”。因此，社会才大大进步。如果将儒学立为国教，中国将“教争”立起，“而政争亦将随之而起。是为国民分裂之厉阶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长思也”。他告诫说，“保教”的最大危害是“束缚国民思想”，因为“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他认为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但自汉武帝以后，儒学却成为束缚思想自由的绳索，使思想渐渐窒息。历代大儒的思想、演说其实“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妪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他不禁叹道：“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欢◇迎◇访◇问◇。◇
第20节：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2）
面对各种几乎是势不可挡的“新学”，当时的保教论者亦有人力论可以用现在的新学说、新理论重新解释孔子，对此，梁启超大不以为然，“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但这其实是“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他认为孔子所见或有与今日新学理暗合之处，然若一定要将二者一一比附纳入，这种思维的实质还是因真理与孔子暗合才接受，“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而对那些不能与孔子暗合的学理，“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也不敢接受、遵从，结果是阻碍真理在国人中的传播。因此，他颇为激动地写道：
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
然则以此术保教者，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可断言也！
如果去掉过于尖刻的“舞文贱儒”四字，此番评析，对百年后的“新儒家”也完全适用，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君不见，时下祭孔、拜孔、尊孔之风正盛，更不乏以和谐、环保、自由、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人权、市场经济……一切现代价值来诠释、比附儒学，论证所有这些价值、观念儒学早就有之，想以此使儒学“返本开新”的“新儒”学者。若起梁氏于地下，面对此情此景，他依然会果决地做出“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的断言罢。
最后，他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