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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检阅，四时往澄庐行辕谒见，承慰问周至，嘱再休养若干日，必俟病愈回京，蒋夫人赠余药一盒，旋即辞出……”
当时，陈怜（琏）在杭州念高中，而其姐细儿（）在作教师，陈布雷在1936年9月8日日记有记载：“晨五时卅分醒，六时起，作家书数缄，致四弟及细儿、阿乐等，致细儿一函较长，以其初作教师感觉新环境之不惯，故为之解释并告以补救之方法……”
最为一时之盛的是1936年10月14日，陈布雷在杭州的全家（包括同大哥陈屺怀、四弟陈训慈三家及下一代）40余人的合影，该合影由陈屺怀孙女陈明楞老太太（已85岁）保存，证实，1936年10月14日陈布雷日记中所记无误：“八时卅分，旭东来访，九时到招贤祠，祭奠先母七十（冥）寿辰，友人来祝者有绍棣……诸君，十时慕尹、孝先、荻浪同来祝……教厅同事到者亦甚多，午后周企虞、冯季铭、宣跌吾三君先后来，四时集合孟仲季三家老幼合摄一影，圻兄、望弟、产弟等亦均参加，约四五十人，圻兄谓克介公以下男女丁巳一百人以上矣，五时回新新旅馆……旋五妹、八妹、四弟妇、六弟妇及诸侄甥女等均来，在新新旅馆聚餐，均以如此团聚为难得之盛会也，晚餐后……与圻兄（陈布雷三姐夫陆思圻）长谈久之，颇以家人散处各地，一旦对外有事，不易处置，又不能事先准备，引为忧叹，十二时卅分寝。”
10月15日，陈布雷日记中记：“八时卅分往九莲村见委员长，报告由京来杭之情形，九时回新新旅社，贞柯等均来寓，家人八妹等亦来拟相约出游，适接委员长电话乃令彼等自往，余不同行。十时，偕委员长巡行湖堤，在里湖雇舟至湖心亭、三潭印月等处，至中山公园前登岸，进园略一游览遂回，午后……四时十五分到九莲村委员长命同往浙大视察……五时出，再至湖滨到孤山游览，旋至平湖秋月，周市长企虞来迎，泛舟至苏堤春晓处登岸，时已六时卅分……七时至九茅巷四弟家，家人均集，晚餐毕已十时，四弟、六弟复同来新新旅馆，谈至十一时卅分始别去，十二时寝。”
陈布雷家人兄弟难得团聚，可是这位委员长还是要他同车陪去。不久，就发生了西安事变。
两广事变：《报国与思亲》（1）
1935年11月1日，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被爱国志士孙凤鸣刺伤1935年11月，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六中全会，会上出现了汪精卫遇刺受伤事件。这件事倒并非是蒋介石授意搞的，可是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大吵大闹，陈布雷看了很心痛。汪、蒋之间矛盾由来已久，陈布雷对汪精卫的文章、口才是敬慕的，可是对其为人却有微词。11月12日，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林森致开幕词，也是由陈布雷起草的。大会开了10天。蒋介石作了一个外交报告，提出了“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作最大之努力。”这个报告实质上还要妥协，全国舆论不佳；只有日本人知道了蒋介石仍是继续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更是大胆侵略。“五大”的宣言是戴季陶草拟要点，由陈布雷缀成文，修改了3次，费了20个钟头，陈布雷忙得不亦乐乎，身体疲惫已极。蒋介石这次又被政敌们整了一下，“五大”选了胡汉民为中常委主席，汪精卫为中政委主席，蒋介石只任两会副主席，但兼了行政院长。老改组派顾孟余当了中政会秘书长（汪精卫当然要他自己一派人当幕僚长），陈布雷是中政会副秘书长兼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这时身心交瘁，旧病复发。
大会毕后，陈布雷以“体力心力交疲，兼以党政机关改组以后，人事接洽，甚感纷纭，一部分同志，不明蒋公意志，动辄以安置亲厚为先，而不计办事之效率。中政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尤为不易安排。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乎神经错乱，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客座中常出言不逊，事后追悔，旋又犯之。延医诊视，授剂服药亦无效力……”上书蒋介石请病假。
蒋介石批准请假一月，陈布雷也就于12月中旬由京回沪转杭州养病。一直到1936年2月，才回南京销假。
蒋介石兼行政院长后，任命亲日派张群为外交部长与日本周旋。在内政上，差不多每一周都要在官邸召集党务谈话会，各部、会长官谈话会，还有特种党务人员汇报。蒋介石忙，陈布雷当然也要跟着忙。6月间，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蒋介石真是气得不得了，他一面派陈诚、罗卓英率30万大军由江西入广东；一面又使用反间计，拉余汉谋反叛陈济棠；戴笠、郑介民还收买了陈济棠的全部空军驾机到南昌投蒋。两广起事不到一个半月即告失败，陈济棠逃到香港。蒋介石带着侍从室人员到广州去亲自指挥对桂系的战事，陈布雷也随从前去。
蒋介石一面命令陈诚进军高要，一面改派李宗仁为军委常委，白崇禧为浙省主席，重用黄绍竑为广西绥署主任，李品仙副之。但李、白发电报来说原就广西绥署主任，不愿离桂，蒋介石几次去电劝导，李、白终不同意。最后，蒋介石亲自飞到桂林“安抚”白崇禧，分化瓦解，李宗仁只好派人到广州表示俯就。
这时，蒋介石移住到黄埔军校，住在校长室旧房子内；钱大钧与端纳居楼上，陈布雷居楼下东边二室。两广事息，蒋介石心情愉快，晚饭后邀陈布雷一起散步，深有感触地说：
“昔年在此一小岛练兵，而得统一中国，将来本此精神，与日本抗战到底，我相信亦可胜利。”
陈布雷顺便汇报：“蒋先生，俞国华从清华毕业后来这里，请示分配何职？”
蒋介石感慨地说：“国华来了吗，好，好。国华的父亲俞作屏与我同乡又是留日同学，因公死于北伐时期淡水县长任上。我资助国华上学，今已学成，报效国家。就分在汪日章组里，任上尉书记吧！”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事先，全国发起献机祝寿，南京还将举办盛大庆祝。蒋介石意欲避寿，对陈布雷说：
“这样太铺张了不好，我只有避开，决意作华山之游。这个消息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远行太苦，你不必同行了。请你为我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报国与思亲》，在我生日前发表。这篇文章要突出忠、孝两字，要写得有感情，像读《陈情表》一样，不流泪者非孝子也；像读《出师表》一样，不感动者非忠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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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事变：《报国与思亲》（2）
陈布雷躲到上海福康里家中，闭门造车。但陈布雷写这篇文章时确实倾注了感情，当他写到“勿慑于强暴以馁其气，勿狃于急效而乱其心”，须“刻苦自强，精诚贯彻，共同一致，以报我民族于千秋万世”时，自己也禁不住眼眶湿了。
陈布雷把这篇文章寄到华山，蒋介石又叫邵力子、叶楚伧两人酌加一段而后发表。
10月30日，陈布雷飞到洛阳祝寿。蒋介石这时已到了洛阳，张学良也来洛阳祝寿。蒋介石心中很烦，对陈布雷说：
“张汉卿如此无识，可为心痛。”
“七君子”获救后，在爱国老人马相伯家合影。右起：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陈布雷通常是不向蒋问“为什么”的，因为这与上下级尊卑不合。但是蒋介石看到陈的眼色知道陈有疑问，随即说：
“张汉卿力陈与共方妥协意见，并谓军事家只有胜、败、降三个处置。我力斥其降字无意义，并问其在何书找到降字之处？张汉卿要求带兵抗日，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亦不知作事应有阶段，告一段落，始可换另一段落，连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也不懂。”
蒋介石这时心情暴躁，因为又发生了“七君子”案。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拘后，引起全国极大反响，打电报来抗议、营救的连日不断。陈布雷感到很为难。蒋介石指示：“以严正剀切之词复之。”同时又叫陈布雷撰写一篇《肃清汉奸与扑灭奸匪》，竟然把红军与汉奸相提并论。这真使陈布雷两手发抖，因为把红军与汉奸等同，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可是陈布雷还是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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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陈布雷忧愤交集（1）
1936年12月上旬。
陈布雷随蒋介石在洛阳巡视。身体衰弱的陈布雷因为水土不服，劳累过度，患了肠炎。戴笠也从南京赶来，因为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向蒋介石报告。陈布雷勉强支起病体，听戴笠向蒋介石的报告。
戴说：“校长，根据陕西站站长江雄风紧急情报报称，张学良与陕北的###某一负责人正在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得而知。又据西北‘剿总’第三科科长王新衡报告，张学良与中共某要人确有接触。”
“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谈些什么？”蒋介石仔细问。
“学生已经指示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弄清详细情况。”
“有新的情况随时报告，”蒋介石说：“要严加保密。”正在这时侍从室又拿来一个电报，是张学良亲自打给蒋介石的。陈布雷把电报呈送给蒋介石。蒋介石一看是张学良对他指责进剿陕北红军不力的说明，并说明军队内部情形复杂，请求蒋介石亲临西安召集干部面予训勉，以安定军心，重振士气。
陈布雷心中格登一声响，但马上平静了，他知道张学良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他不便插嘴；在蒋介石与地方之间关系上，陈布雷也不习惯插嘴，只是说：“蒋先生，你看……”
“我知道，”蒋介石说：“我准备亲自去一次，面加教谕，统一军心，或可挽回局势。”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起来对他进行“兵谏”。他看了陈布雷一眼说：“布雷，你的病一时恐难痊愈，还是先回南京养病吧！”
陈布雷回到了南京养病。12月13日，陈布雷正在南京颐和路寓所闭目养神，案头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陈布雷猛然惊醒，一把拿起了听筒。
“陈主任，西安电讯连续两天接不通了，委员长他……”这是陈果夫的声音，很焦急。
“呀！西安电讯不通了，”陈布雷像有预感，“委员长他……”
“陈主任，委员长情况你了解吗？”
“果夫，我也是一无所知呀。嗯，我现在马上去了解一下。”
陈布雷立刻到宋美龄那里，问：“夫人，西安……”
他的话还未出口，宋美龄连忙说：“陈主任，西安出了事，张学良和杨虎城把委员长扣住了！陈诚等人也扣起来了，还有几十架飞机，音讯不通。”宋美龄对陈布雷比较信任，也比较尊敬，肯说心底话，“陈主任，估计张汉卿还不至于要委员长的命。现在是南京城里有戏文，何应钦他们却要委员长的命！”
“什么？夫人，这个……”陈布雷茫然不知所以。
“何应钦准备派飞机去炸，你说，这不是要委员长的命吗？”宋美龄很气愤，但还是很镇静。“我准备亲自去西安。”
“夫人，你的安全……”陈布雷很焦急。
“陈主任，我不自己去，委员长这人很固执，他还不知戏中有戏，南京城里大有文章。我要劝他，答应张汉卿、杨虎城的条件。据说共产党的代表也到了西安，我也通过二姐，找到了共产党在上海的代表潘汉年。共产党倒并不想杀委员长，就是要抗日，抗日就抗日，先把委员长命保住要紧。”
“夫人，你的安全……”陈布雷很钦佩她的胆魄。
“我叫端纳已经去过了，端纳和汉卿关系不错，大体态度清楚了。”宋美龄说：“我带上手枪，如果有人想对我侮辱，我就自杀。”
后来，宋美龄陪着蒋介石飞回南京来了，在明故宫机场，陈布雷和其他人赶去迎接。
陈布雷对主人蒙难，从心底是着急的，他对蒋介石知遇之恩一直铭感五内。
“蒋先生，你……”陈布雷看到有人扶着的蒋介石从机舱里下来，他不禁含泪而言，但讲不出话来了。这时，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另一架飞机，尚未到京。
西安事变后第3天，张学良阅读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信“布雷先生，邵元冲、蒋孝先、萧乃华都殉难了。”蒋介石说：“这次你幸亏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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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陈布雷忧愤交集（2）
邵元冲是陈布雷浙高同学，萧乃华是他的部下，他都熟识。陈布雷说：“这次事变，幸赖领袖威望，夫人全力斡旋。”陈布雷顿了一顿，“蒋先生得能脱险，这是全党全国高兴的事。张汉卿先生怎么也来了？”
“他是陪我来的，请罪来的。”蒋介石对陈布雷说：“陈主任，你马上起草一篇对张、杨的训词。你可以找夫人谈一谈。”
陈布雷又见到了另一架飞机，它从西安载来侍从室中跟蒋到西安去的汪日章、萧赞育、毛庆祥等人。汪日章简单地讲了西安事变经过：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前排左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学良、邵力子“陈主任，你回南京后，张学良来接委员长，委员长一向以子侄辈待张，而张平时也唯命是从，所以委员长对张深信不疑。在临潼时根本未考虑带上自己的卫队，而以张的卫队为外围。委员长估计杨虎城不可靠，但想不到张学良会和杨虎城联合起来。12月4日，由张学良陪同，我们专车抵临潼。住在华清池的三间宫殿式平房中，委员长住右边两间，我们住左边一间。每天委员长忙于接见中央军、东北军师级以上将领。陈诚、胡宗南、蒋鼎文主张撤走东北军、西北军，由他们来‘围剿’。委员长责骂张学良，逐日升级。委员长说苏联把外蒙强占去，也是要把中国做附庸；苏联和日本同样想侵略我国。委员长又说，共产党是大敌，国家若被它劫持，则万劫不复。我们中国尽有好东西，不必剽窃外来的。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委员长还说，他是主张抗日的，这几年奔走各省，就是为了作抗日准备，但内部不一致，怎能抗御外侮，等等。有次张学良哭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委员长发火了，大骂他：‘你这样，我枪毙你！’声达室外。张学良与钱大钧一向投契，张学良每次挨了骂，就到后面一幢房子与钱大钧谈天，笑声达于门外。张趁机提出专车车头要修理，钱大钧也一点防不到，于是把专车车头拉走了。这样，临潼与外地只有汽车可通，而汽车都是张学良的车队。看来张学良是早有准备，但是很镇静。”
宋美龄这时也进来插嘴说：“张汉卿老早是有打算的。前次他和端纳随我们去昆明，他就劝过我不要去西安，说那里气候干燥，风沙大。也劝端纳说，年龄大了，出门太辛苦，不必去西安了。这是话中有话。”
“张学良来洛阳接委员长时，对委员长陈述士兵不愿打内战，自己掌握不住，要请委员长去解决。”汪日章说：“这原来是一个阴谋啊！不过他可并不存心要杀领袖的。事变时，我在睡梦中被乱枪惊醒，子弹从窗门飞进来，当即被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所俘，我和毛庆祥被点名押去，以为去枪毙，那时也只好置生死于度外了。后来张学良来解释说，除了兵谏，别无他图，说委员长备受保护，大家不久可回去。12月25日，杨虎城陪我们吃早点，笑着说；‘你们受惊了，现在可以回去了。’”
蒋介石叫陈布雷写对张、杨训词时又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张天真，阅历浅，由张出面。戴笠几次报告：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派自己卫队严密保护我的。张汉卿可以不杀，但是军纪国法的尊严要维护。”
对于蒋介石被扣，陈布雷是同情的；对于张、杨这种兵谏的行为，他开始也认为是犯上。但是当他了解内情之后，又感到张学良并无作乱的意思，也没有“弑君”的企图，特别是亲自送蒋回来这一举动，陈布雷认为张学良态度磊落。可是现在要对张学良审判，他又感到不是滋味，他的书生气又发作了。“政治啊，政治！”陈布雷很烦恼，他感到这一切都像在做戏……
这一切都是陈布雷的内心矛盾，而对蒋的忠诚与正统思想的统制，对整个西安事变态度是完全依附蒋介石的思想的，而且竭尽全力在舆论方面为蒋介石做足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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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在西安事变中大造舆论（1）
左舜生有一回忆说：“西安事变爆发，布雷于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后，过余寓长谈，对事变前途，表示充分忧虑，认###与轰炸为操之过急；对冯玉祥态度更不放心；并告余曾力阻蒋夫人前往西安，已为所拒。余乃根据种种事实与理由，告以决无危险；盖张性冲动而顾虑甚多；张、杨临时偶合，决难同恶相济到底；中共在藉抗日以求生存，实无加害于蒋先生之必要；蒋夫人能使紧张状态趋于缓和，有利无害；宋子文与张私人关系不恶，能毅然一行，必可迎刃而解。布雷于余说亦首肯，但余视其出门时之面色，似仍疑信参半也。事出非常，当时全国谁不焦虑？谁不悲愤？布雷先生对领袖一片忠心，虽感忧虑，却做了不少工作。如不同意《大公报》张季鸾先生运用某方的外交力量的主张。因为请求他国过问一国的内政是引狼入室，损害国家主权与独立的事，而要他在报上拥护中央###立场，因此，《大公报》接连有四篇评论：12月14日《西安事变之善后》一文，提出三点：（一）须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宽容不咎之前提条件。（二）万不得已最后之时，勿用戡乱手段，所有调解斡旋之力宜用无不尽。（三）各省各界宜一致镇定团结，维持大局；同时宜考求消弭内忧之方法。今日为中国民族政治能力之最重大试验，切须避免西班牙之覆辙，勿令人人呼号救国而结果竟糜烂以自亡。16日评论：《再论西安事变》一文，再提出三点：（一）深望阎（锡山）副委员长以代表晋绥前方将士资格，迅速向西安方面竭诚劝告，以图挽回。倘其有济幸也；其必无济，亦可使全国同胞，洞明真相。（按当时晋方态度不明）。（二）盼一般学术名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