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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龟儿子可把老子害苦喽！
现在，这些人都到了天津。许多人还要南下，但都要在天津待上一段时间。
还有华北战场上的一些溃兵、释俘，也涌来天津。
散俘溃兵将近6万，数量占守城兵力大半。
难民无疑是令人同情的群体，可在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下，特别是需要为生计、生存挣扎时，就难免有暴力倾向、暴民行为。而清一色男性，又年轻力壮的难兵，就更可怕了。他们要吃、要住，一些没有棉衣的，破衣烂衫的，还要穿。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抢劫、盗窃、强奸、打群架，本已乱哄哄的天津，因他们而愈发混乱不堪。
比这种有形的东西更可怕的，是这些徒手散俘随时随地发射的那些无孔不入的软性子弹。“林彪大军太厉害了，傅作义根本不是对手！”“我是新6军的，新6军没放几枪就完蛋了！”“国民党不行了，趁早想想自己的后路吧。”这些口音南腔北调的散俘，在各处军营中都有老乡，一传十，十传百，这些话就像瘟疫般迅速传播开来。
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天下第一，一个都不浪费：留下来的重新武装，掉转枪口去打敌人；放回去的都当了义务宣传员，把国民党的军心士气击打得千疮百孔。
有形的，无形的，天津敌人已经从内部溃烂了，那报纸和电台却天天都在给自己打气：“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固若金汤！”
1949年1月3日，天津外围激战开始，12日外围据点扫荡干净，陈长捷等人感受到了这支有着强大炮兵的戴狗皮帽子的军队的劲道。
11日，陈长捷接到林彪、罗荣桓的一封信，要其“和平放下武器”。他即召集62军军长林伟俦、86军军长刘云翰、天津市长杜建时，到警备司令部开会。
小会议室里，几个人默默无语，除了偶尔传来的枪炮声，静得像能听得见心跳声。
我揣测他们各自可能都有投降的意思，但谁也不好意思说出来。我请陈长捷到另一个房间单独谈。陈长捷说：“我让他们打，谁不打就不行，我让他们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还是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我又请两位军长到另一房间里谈。他们说：“陈是司令，要他说话，我们不能领头。”这样，他们都不说投降。
这是杜建时的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
陈长捷和林伟俦的回忆录，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们都认为可以抵挡一阵子，也都清楚抵挡一阵子后会是什么结局、下场，也就都觉得应该放下武器谈判。只是谁也不想先开这个口，都希望别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让别人在前边当敢死队，自己再跟着往上冲。
官场如此，战场上又会怎样？
林伟俦和刘云翰都是蒋系将领，天津守军都是中央军。陈长捷是唯一的傅系，又调来不久，等于光杆司令。杜建时是中国第一位“博士将军”，曾任中央军校分校主任、陆军大学教务长、国防研究院主任，38岁任天津市长、北宁路（北平至沈阳）护路军中将司令，年轻有为，只是生不逢时，又成了国民党中人。
是彼此生分，不熟悉，互相猜忌，才不敢直抒胸臆？那大敌当前，又如何能够精诚团结，共同对敌？是慑于特务的监察、窥视？那现在已是什么火候了？况且司令、军长、市长，个个不都大权在握吗？是碍于将军的面子、尊严？那就像郭景云那样死硬到底呀，为什么到头来还是举起了双手？
相对无言了一阵子后，陈长捷才拿出林彪、罗荣桓那封信。林伟俦、刘云翰和杜建时也拿了出来。原来大家都有，自然也都心中有数——就像手里那张纸，只是谁也不想率先捅破而已。
于是，杜建时就先后与陈长捷等人单独谈话。
无论大家怎样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那复信却是果断决然，大义凛然，一副顶天立地、生死不惧的军人气概：“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耻！”
那心头呢？那行动呢？
什么叫“外强中干”、“色厉内荏”？
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还有幻想。
锦州、长春、沈阳，一座座城市“陷落”的情景，在他们脑海中叠印多少次了？可他们忘不了陈明仁曾经坚守的四平，陈长捷更是忘不了那个涿州。北平那边，傅作义正在和共产党谈判，人在垂死之际也难免有一丝幻想，傅作义不是一再命令他们“坚定守住，就有办法”吗？那就是坚守到北平和谈尘埃落定那一刻，拿士兵和人民的鲜血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14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总攻。抵挡到15日夜，陈长捷又召集两位军长、一位市长开会。这回见到棺材了，那话也就等不及让别人说了：各部前线径直接洽，就地放下武器，实现和平。
虽然什么价码也没讨出来，也不管“固若金汤”的天津城横七竖八躺倒多少尸体，反正他们还是那一堆一块好好儿的，虽然荣华富贵是再也休想了。
除警备旅、护路旅、宪兵、保安团外，天津守军原有3个正规军。35军被围新保安，傅作义从北平调去两个军救援，又将天津的92军、62军调去北平附近，只放回62军的两个师。加上86军的3个师，94军一个师，6个正规师与各类杂牌部队，只有13万人。其中，后勤、留守单位及伤病员近万，各地奔来的几千户军官眷属，穿军装的护理随从亦有万余。
锦州守军只有8万多人，可锦州城小，天津城大，二者比较，天津就像个皮薄馅大的包子。而且那“皮”的质量也差多了，主要是士气比锦州守军差多了。
所谓正规师也大多正规个番号。作为守城主力，62军和86军5个师中，有两个师是由警备旅改编的，62军就更惨了。62军是广东的老部队，本来挺能打的，可辽沈战役期间增援锦州，在塔山被打残了，撤回天津勉强编成两个师，一个还留在了北平。新编的缺乏战斗经验，也就缺乏战斗力；有战斗经验的刚打了一场刻骨铭心的败仗，一提起“林彪大军”，那心就直哆嗦。
可就是这样的62军，仍是防守天津的主力。
老资格军人陈长捷，自恃天津能够抵挡一阵子，凭的是粮弹充足，工事坚固。
那工事原本该更坚固些的。
1946年7月，94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以构筑碉堡为名，向天津市政府要去两亿法币。当时法币贬值很小，两亿元自然是个不小的数字，结果只在南围堤上修了两个红砖碉堡，其余的钱都装腰包里了。
条子（金条）、票子、车子、房子、婊子，牟廷芳是有名的“五子登科”。抗战胜利后，曾率94军到上海接收，没几天就“五子登科”得街谈巷议。条子、票子捞了多少，没法为他清点，人们看得见的是两栋洋房、4辆汽车、3个女人。在上海还未捞够，又到天津发财来了。
而在接下来的“大天津堡垒化”进程中，即便主持人天津市长杜建时是清廉的，可他手下那些饕餮之徒呢？建筑工程历来是捞油水的肥差，更何况是这么大的工程，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谁不削尖了脑袋钻进去大显身手呀？
再坚固的工事也是要人来守的，无论军心士气怎样混乱、低迷，也是必须同仇敌忾，一致高呼“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固若金汤”的。可对于那些自毁城防的贪官污吏呢？
倘是些连排长、科股长所为，那没说的，早收拾了。可连排长、科股长如何会有这等能量，有这等能量的人又如何惹得起呀！于是，这些与党国兴亡共同着命运的人，就眼睁睁看着城防连同党国一天天糜烂下去，谁也不说。清廉之人是想说不敢说，就希望别人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说出来岂不犯了众怒，也坏了自己的好事吗？
党败家倾，自己也进了俘虏营时，这些人会作何感想？
第六章 （三）天津已是囊中物
1月2日，林彪致电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
望注意在不攻击的地区和非主攻的地区，适当的布置佯动，以求使我主攻方向出敌不意。
5日，又致电刘亚楼：
我军主要突击方向，应以金汤桥、金刚桥及其以南为东西对进夹击的目标，第一步求得东西贯通和肃清第二线阵地内的敌人，然后依情况再以主力向北发展或向南发展。如六二军目前尚未进入核心区，则可照你们计划先歼灭南半城（包括核心区）的敌人，但如六二军目前业已移至南半城或在战斗过程中移至核心区，则你们应先歼灭北半城的敌人。为了不太分散兵力，我九纵与十二纵在七纵的左翼展开，九纵（一部）在一纵的右翼展开，以加强我东西对进夹击的力量。对正南与正北两个方向，只各派出一个师或四个团的兵力做有力佯攻即够。
7日，林彪将天津作战部署报告中央军委：
决定以5个纵队和6纵17师、12纵两个师（后又定为1个师）及全部炮兵，参加天津作战。因“敌强的守备部队在北部，弱的守备部队在南部，敌强的建筑物在南部，敌整个阵地的弱点在中部。敌中部之守兵与建筑物均不强，我军对敌之中部攻击则从东西两面能展开大的兵力，故主攻选择在中部”。“我军拟以两个纵队的兵力由西向东并肩突击，以约两个纵队的兵力由东向西并肩突击，以三四个团的兵力由北向南攻，三四个团的兵力由南向北攻。我主力争取东西两方对进突击，首先歼灭中部的敌人，将敌南北切断，待我军已在敌之中部地区贯通以后，即以主力转向南面，歼灭南面的敌人。如战斗发展容易，则在第二步同时进攻南北阵地内的敌人。”
林彪的电报，从孟家楼一封封飞向天津，飞向西柏坡。
那踱步、看地图、咀嚼炒黄豆的样子，与在牤牛屯时一般无二，可谁都看得出来，“林总”的心情比打锦州时轻松多了。
攻打锦州，为确定主攻方向和兵力部署，战前林彪两次到城北看地形。第二次，他带领刘亚楼和3纵司令韩先楚，来到距锦州更近的帽儿山下帽山屯前高地，那口浓重的鄂东口音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却仿佛有种金属的响亮：“过去打仗，敌强我弱，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弱点。现在，这里，我们是强大的，特别是有强大的炮火，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强点。打掉强点，弱点就更弱了，甚至不攻自破了。”
这话无疑底气十足，可之前要回头打长春的犹豫、动摇，是毫无来由的吗？准备一桌饭菜，来了两桌敌人。身在锦州前线，还要盯住敌人东西对进的两个兵团，一根肠子三下扯。特别是西边的侯镜如兵团，那个塔山距锦州只有大半天路程。谁又能想到，廖耀湘兵团出沈阳后迟疑不决，会足足耽误了5天宝贵时间？倘若锦州打成了四平，无险可守的塔山再没顶住，东边那个廖耀湘兵团也很快冲杀上来，局面就不大好收拾了。起码大炮、坦克之类重装备是难以带走的，那可是共产党好歹积攒起来的从未有过的家当呀。如此，这场解放战争会不会拖延几年？
而今，眼前只有个比锦州还好打的天津，其他的敌人都不足虑，又有了打锦州的经验。而自四平攻坚战后就压在心头的那块铅云，也早已化作明丽的阳光了。
让刘亚楼任天津前线总指挥，也证明了这种轻松。但他并未当甩手当家的，而是一封封电报追过去，指点得详细、具体而又大气。
总攻前两天，林彪又给天津前线发去一封电报：
刘、一、二、七、八、九、十二纵首长：
盼你们将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翰相貌、口音、年龄等等，事先通报部队，以便打下天津后活捉此三匪首，给北平敌以精神打击。
林
十二日十八时
林彪已视天津为囊中物了。
边打边谈。
13日下午，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通县五里桥。
之前都是在蓟县八里庄谈，打下通县后，谈判桌也随之向前推进。
不大会寒暄的林彪，对两位谈判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后，聂荣臻即开门见山：上次谈判，规定14日为最后的答复期限，现在只剩下不到10个小时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
邓宝珊则再次提出，要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问题。
林彪的回答不容置疑：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只有这一条路。
邓宝珊有些疑惑：你们要打天津吗？
林彪道：我们已经下达了命令。
邓宝珊又问：你们准备多长时间打下天津？
林彪道：3天。
邓宝珊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与傅作义同辈的老资格军人。听到这话，那口气顿时少有地硬朗了几分：3天？恐怕30天也打不下来吧？
连30小时都没用。
第六章 （四）前线总指挥
在15倍望远镜里，天津城防工事历历在目。
鹿砦都是碗口粗细的木头，2米来长，一排排成45度角迎面插埋地上。后面是铁丝网，有的地段用木桩拉扯成一排，有的是滚筒状的。前后有300米左右的平坦地，那应该是雷区了。接下来是错落有致、可形成交叉火力的地堡群，最高的也不过两米左右，其间有交通壕通连。最后就是环城碉堡工事线的主阵地，碉堡更大也更坚固。城墙上下还有两三个人高的红砖水泥碉堡，显然是很久以前修筑的，只能成为炮兵的活靶子。
天寒地冻，护城河水结冰，侦察报告人可通过。守军在3米多高的城防线外斜墙上泼水，形成瀑布似的冰墙，在阳光下直刺眼睛，上面还拉着近两米高的电网。
为了扫清视界，同时防备我军攻击时利用作隐蔽物，西营门监狱附近南运河两岸栉比相连的民房，已被拆毁一空。在宜兴埠一带竟然纵火焚村，10余里一片焦土。
这帮狗东西！刘亚楼一边移动着手里的望远镜，一边在心头恨恨地骂着。
天津之战，是东北野战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件下实施的大规模攻坚战，也是解放军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等诸兵种规模最大的一次协同作战。打下天津，这没说的，他刘亚楼敢打保票，此刻堑壕中的每个士兵也都坚信不疑。问题是要打好仗，又要减少伤亡，避免各种意外的突发事件。作为前线总指挥，光在屋里听汇报是不行的，必须到实地走走看看。
围着天津转了大半圈，天黑回来路过复兴门外时，突然与一股敌人遭遇。对方手电筒直射过来，大声喝问“什么人？”趁敌人还未辨清的工夫，刘亚楼骂道：混蛋！乱嚷嚷什么？叫共军听见了怎么办？话音未落，几支枪同时喷出火舌。
回到杨柳青指挥部，赵长青等几个警卫员把脸拉得老长：不让你去你非去不可，去也不能走那么远啊？真要出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
刘亚楼哈哈大笑：好兆头，好兆头，陈长捷没抓住我，他这回肯定没个跑了。
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抗战胜利后回国的刘亚楼，热情、爽快、勇敢、潇洒、机智、幽默，嬉笑怒骂，皆形于色，是东野将军中最活泼、活跃的一个。
参谋洗澡，他去帮忙，烧水端水，那水不凉不热，一瓢瓢浇得你这个受用呀。有人就揣摸着参谋长要“使坏”了，还未明白怎么回事儿，他一瓢凉水从头顶浇下来。
刘亚楼喜欢跳舞、打猎，有机会绝不放过。只是战争年代机会实在难得，双城那么大个小镇，也没什么可玩的，那就讲故事。往哪儿一坐，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一会儿就聚拢一堆人。这是双城前指的经常性节目。讲得最多的是红军、长征，当然也讲苏军。他在苏联学习、工作6年，有的是讲的。
有时林彪也踱过来，站在一边听得出神。据说，只有这时候，也只有身边熟悉他的人，才能在那张从无什么表情的脸上，看到些微笑意。
敌我双方各支部队的素质、特点、主官性格、内部关系、武器装备、机动能力、兵员成分、战斗与非战斗人员比例，作战地区地形、气候、道路、群众条件等，一个参谋长必须随时烂熟于心，这是需要很大精力的，他却信手拈来般游刃有余。
刘亚楼要求严格，指示具体，钉是钉，铆是铆，一丝不苟。出现差池，特别是明知故犯，不管是谁，叫他抓住，绝不客气。
东北局到哈尔滨后，分成前方后方两部分，部分党政军领导机关要转移到佳木斯去，有人把公家的东西也搬走了。刘亚楼火了，赶去火车站，见到一位老资格领导，问他知不知道东北局的规定。那人说一点家具，问题不大吧。
规定就是规定，原则没有大小。同志哥，对不起了。刘亚楼说着一挥手，士兵们上车就往下搬。
辽沈战役打锦州，命令8纵封锁机场。锦州有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8纵来电，问打哪个。刘亚楼火冒三丈，你们是三岁孩子呀？是“吃草”的呀？
有人说，你是不是苏联面包吃多了，忘了自己是哪国人了？
他说，有什么了不起的，顶多不选我当中央委员呗。
作为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在黑土地上的业绩和贡献，主要是司令部正规化建设。
八年抗战，除百团大战外，八路军、新四军较少大规模的阵地战和攻坚战。红军时期也是如此，敌强我弱的情势决定了这一点。而且根据地这一堆，那一块，也无法统一作战，基本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解放战争就不同了。共产党闯进关东不久，毛泽东就命令林彪，在锦州地区拉开架势打大仗。像后来的鞍海战役、新开岭战役，四平保卫战更是依托城市的大规模阵地战。但是，一些指挥员仍然习惯于过去的独来独往，驳壳枪一挥“冲啊”。四平保卫战期间，某师从长春增援四平，战斗积极性很高，却不请示报告，当晚赶到就去偷袭新1军，伤亡一大堆，被林彪斥为“游击队的小家子气”。
1948年3月底至4月中旬，在东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