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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1949-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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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到下关,又与175师的一个团打场遭遇战。上个小岭,双方谁也没有准备,快上岭头了,突然打个照面,稍一愣神,先头4连枪就响了。4连“三猛战术”,一口气追出3里多远,敌人主力就上来了。敌人从山里往外走,我们从平坦地里往山里进,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大喊3营抢占两侧山头,边喊边打马往前冲,部队就呼呼的跟上来了。敌人也往山上奔,要抢占制高点。广西兵战术素养挺高,打山地战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一流的。不过他们还是慢了一步,刚要爬上去就被我们打下去了。

 第十一章 (三)“当年的红军回来了!”

    翟文清老人说:

  湘赣战役,我们40军翻越湘赣边界的九岭天险幕阜山,进入湘东。当年秋收暴动、平江暴动,就发生在那里,平江、浏阳及幕阜山一带,是苏区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土豪劣绅,贫雇农到红军里来!”“参加红军最光荣!”幕阜山的石壁上,20多年风吹雨打,依然能够辨识出当年红军留存的标语,看着让人心头好热、好激动。老百姓生活那个苦呀,不知道什么叫“解放军”,更不明白“四野”了,见军队来了就跑。我们说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就是当年的红军。一提“红军”,老百姓明白了,那个高兴呀,奔走相告:“当年的红军回来了!”

  宜沙、湘赣战役后,是赣西南追击战。48军从南昌地区出发,历时35天,解放了包括瑞金、兴国、宁都、于都、井冈山在内的赣西南地区。这些地名,过去从老红军嘴里不知听过多少次了,能亲自参加解放这些老区的战斗,官兵们的心情格外激动、自豪。而当地群众自然更是“当年的红军回来了”,“毛委员的队伍回来了”。

  进入井冈山地区的48军142师,其前身曾是当年坚持井冈山斗争的红31团的老底子,师长欧致富当年是红15团的连长。有人算了算,算上欧致富,当年坚持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全师只剩9个人了。

  这个数字已经够多的了。

  江西五次反“围剿”,谁能说得清红军伤亡的准确数字?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老人都知道:湘江一战,损失过半。

  三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损失就更惨重了。

  官勇老人说:

  我们团司令部有个于副官(相当于现在的管理股长),湖北麻城人,1929年参军。南下路过家乡,回去看看,别说家了,村子都没影了,让白军烧光了。他还有个妹妹,好歹打听到个知情人,说你妹妹叫白狗子劈了。他一屁股坐地上,一滴眼泪没流出来,疯了。

  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韩先楚,南下路过黄冈地区时,迫不及待要回趟黄安(今红安)老家,看看家中唯一的亲人,已经离别19年的姐姐,是不是还在人世。而当时路过家乡的,建国后回乡探亲的老红军,被乡亲们缠住不放,争先恐后问个没完的,就是自己的儿子、丈夫是不是还活着,在哪儿。得知亲人已经不在了的人,往往泪水很少,或是没有泪水。多少年了,那泪水已经流干了,他们已经不指望什么了。倒是那些见到或是得知亲人还在的人,泪腺被幸运和幸福冲撞开来,喜极而泣,泪水特别多,说自己又捡了个儿子,或是又有了个男人。

  《红安县志》,记载了国民党军队对红安县人民的两次大屠杀:

  紫云区大屠杀: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下令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壮丁杀光、房屋烧光、粮食抢光的“三光政策”。1932年10月下旬,国民党第八十九师进攻紫云区,提出“变紫云区为死人区”口号,用机关枪进行扫射,一次屠杀300多人;在沙洼屠杀200多人,并将尸体抛进闵家河做桥墩,上面铺木板,让人马通过。黄龙冲附近的一条山沟,近1000名被害群众的尸体几乎将沟填平,被人们称为“死人沟”。

  平头岭大血案:1932年10月,红军主力西移,国民党当局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军队第八十九师进占七里坪后,于1933年2月6日“围剿”中共鄂东北道委武装进入天台山。适逢大雪,国民党军遍山搜查,将避入深山的2000余群众逼至平头岭,除叶宗才等3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杀。

  小小黄安,

  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

  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

  女将送饭。

  一曲《黄安谣》,告知世人的是黄麻起义时,地处大别山南麓的黄安县全民皆兵,向那个吃人的世界奋勇开战的情景。而建国后黄安县能查找出的有名有姓的烈士,为22552人。

  出了200多位将军的湖北红安县,为中国著名的“将军县”。应列为第二大“将军县”的江西兴国,走进共和国《将帅名录》中的人自然要少些,有名有姓的烈士却比红安还多。

  “将军县”是在烈士的血泊中诞生的。

  而今,当年的红军回来了,回到了红军的故乡,攻无不克,势如破竹。

  48军35天打下14座县城,歼敌8850余人,自己仅伤亡200余人。

  可宜沙战役中攻打镇镜山的415团1连,在黑山阻击战中,这个连坚守92高地,苦战一昼夜,就剩几个人(还有人说非伤即亡,一个没剩,打光了)。

  离休前为某军副政委的李洪奎老人,1948年1月冬季攻势时,是3纵7师20团1营教导员。战后去医院看望伤员,路过2连进去看看,算上炊事员就剩十几个人。师长邓岳下令,让全团每个连抽出一个最好的班给2连,又成了一个完整的主力连。3营更惨,营长牺牲,教导员重伤,副营长、特等战斗英雄李海启也牺牲了,9连也剩下不到20人了。

  老人说,光我们这个1营,伤亡400人以上的战斗就有4次。一是文家台战斗,二是解放四平,三是解放锦州攻打配水池,最后是海南岛战役中的白莲市西南山战斗。

  老人摇摇头说:那么多熟悉的人,一下子就没了,那胜利是怎么来的呀?活着的,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没话,也没泪。那时候,我们师,我们团,这种情形多着了。什么话,多少泪,能抚平心头的悲愤和伤痛啊?

  东北3年,主力纵队的主力师的主力团的连队,有几多没有“打得差不多了”(即打剩几个人、十几个人)的时候?有的甚至几次“打得差不多了”。

  而像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锦州攻坚战、四平保卫战(二战四平)、四平攻坚战(三战四平),有的营团都打剩几十人、百八十人了。

  海南岛战役,40军120师358团的领导阵前开会,一发炮弹飞来,非伤即亡,一个团的领导班子几乎都被抬下去了。

  国民党总说共产党搞“人海战术”,好像共产党多么不讲“武德”,胜之不武。

  兵力劣势,战斗、战役中总能以多打少,这叫艺术,驾驭战争的艺术。而当共产党人动员起千百万群众,奋起揍那个不平的世界时,那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了——你国民党有这等魅力吗?

  毛泽东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面对兵力、装备都处于优势的敌人,我军伤亡大,原本是必然的、自然的。特别是揭竿而起时,许多人还未学会放枪,许多人还没有一支枪,那几乎就是凭着仇恨和血肉之躯,与敌人搏杀。

  而当我军有了强大的炮兵时,有时又要受到限制。三野攻击上海市区时,有个“禁炮规定”。为了减少这座东方大都市的破坏,对于敌人据守的重要建筑物,严禁使用炸药和重武器,只准用轻武器进行攻击。没有炮火支援,也不能用炸药爆破,多少官兵横尸街头?打红了眼的官兵怒火中烧:是爱我们的无产阶级战士,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

  1。阻挠政令、反抗政府者处死刑。

  2。破坏社会秩序、扰乱治安者处死刑。

  3。造谣惑众者处死刑。

  4。聚众暴动者处死刑。

  5。煽动罢工、怠工者处死刑。

  6。鼓动学潮者处死刑。

  7。抢劫掳掠者处死刑。

  8。操纵金融者处死刑。

  9。未奉我军事长官命令而破坏物资暨交通、通信者处死刑。

  10。泄漏军机、刺探军情者处死刑。

  这是1949年4月25日,国民党逃离武汉前20天,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刘舫颁布的“十杀令”。

  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卷铺盖要滚蛋、完蛋了,还要杀上最后一轮。

  越过黄褐色的华北平原,踏过春意盎然的中原大地,军装带些草绿色的四野大军,就融进江南的青山绿水。

  那时高速南下的官兵,许多人连柏油马路都没见过,就倒在江南的红土地上了。他们走的全是土路,平原上的土路,山野间的土路,还有那七拐八绕的羊肠子似的小路,以及那些原本没有路的地方。人踩马踏,车轮碾压,南方的红土地在北方人眼里那么新鲜、醒目,衬着周围葱茏翠绿的世界,就像一条条血路。而在那枪打炮轰、硝烟弥漫处,就是名副其实的血路了。

  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是条血路。

  长征是条血路。

  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是条血路。

  “四一二”大屠杀震撼了中国共产党人,这支武装力量本来就是在血泊中诞生的,又一条条血路冲杀到今天。

 第五篇 攻心为上

辽沈战役中攻占沈阳,国民党军队纷纷要求“起义”,起码也要争取个“投诚”。

  如今四野大军浩荡南下,见到对手,就想问一句,“你投降不投降?”

  有点像中国人见面的那句口头语,“你吃饭了吗?”

 第十二章 识时务者(一)瓜熟蒂落

    安新战役,安阳攻城,新乡攻心。

  攻心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你得有攻城的实力,而且有必胜的把握。当然了,对方还得明白这个道理和现实。像安阳的那些顽匪,坐井观天,不识时务,就只能自取灭亡。

  新乡守军是国民党40军的两个师。军长李振清是蒋介石的嫡亲,老蒋够意思,让他去南京“开会”了,留下个副军长李辰熙代理军长。这个李代军长是西北军出身,原本就是受冷眼、吃剩饭的角色,这回就更成后娘养的孩子了。

  40军抗战中打过一些硬仗,特别是台儿庄大捷,曾有上佳表现。只因原是冯玉祥的部队,杂牌出身,被老蒋歧视也就理所当然了。像傅作义的察绥军一样,这支西北军上上下下大都是老长官、老部下,封建意识浓厚,讲究抱团,那种老部下跟定老长官的抱团——这就在无形中为新乡起义打下了一种组织、思想的伏笔。

  安新战役前,新乡已被华北军区70军包围;突然间47军这只“东北虎”又兵临城下。小环境如此,大气候呢?东北、华北已是共产党的天下,李代总统提出的“划江而治”,那“江”能“划”得成吗?一个多月前路过新乡的那支共产党军队,不就是奔江南去的吗?那枪呀炮呀,几乎全是美国造,比当初国军的精锐还精锐。人家没动手,走了,一些人长长地吁出口气,可这口气往后还喘得过来吗?这不,共产党军队马上又跟上来了,而且主力、大头还在后边呢。就算那“划江而治”还有指望,这新乡离长江也远去了,不还是“划”给了共产党吗?

  李辰熙如坐针毡。

  这时,部下给他送来一封信。

  表哥台鉴:

  弟从北平赴汉公干,道经此地,希速来人接我进城,一则有要事相告,二则问候表兄。

  如何?请速相告。

  刻安

  敬问

  弟冉影

  李辰熙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表弟冉影,可听说他早就参加了共产党呀。这种当口“有要事相告”,是不是要来劝降呀?

  他觉得眼前一下子亮堂起来,又好像坠入了黑暗,一会儿又透出一丝光亮,而且愈来愈亮堂。

  就让表弟、47军炮兵团副团长冉影进城了,就和共产党谈起来了。

  一星期后,即安阳被攻克的前一天,李辰熙率新乡守军接受和平改编。

  瓜熟了,只需碰一下,那蒂就落了。

  40军106师316团团长庞庆振,其父是曾任河北省主席、24集团军总司令的40军第一任军长庞炳勋。庞庆振先入黄埔15期,又读炮兵学校,1945年7月从陆军大学毕业任316团代理团长时,年仅24岁。当时40军的团长、营长大都40岁以上,为他的叔辈。

  316团是40军主力,被称为“豫北铁团”,急难险重时刻当头阵,打冲锋,到处机动。傅作义那个35军是机械化地面机动,这个316团更牛,是空中飞。郑州被围,被空运去郑州,后来又空运开封。在开封,蒋介石亲自接见庞庆振,称赞他“很有父风”。庞庆振年轻气盛,颇为得意,南征北战,不遗余力。

  40军孤守新乡后,吃粮成了大难题,扰民事件屡屡发生。一天上午,庞庆振听见房后有人哭叫,是警卫连士兵在一老太太家抢粮。兔子也不吃窝边草呀!当即下令将为首的一个班长绑了,杀一儆百。再一想,能怪这些饿着肚子的士兵吗?国民党怎么到了这步田地呀?遂授意警卫连长和那个班长,枪口抬高半尺,枪响后即应声倒地,在夜暗中导演了一出假枪毙。

  1948年11月初,解放军向八里营南边4营驻守的陆庄进攻,西边1、3营的方向也枪炮声连天。先是前沿阵地丢失,接着两个连失去联系,对手已经攻到营部了。4营长连连告急,庞庆振不断向师里请求援兵,希望至少能让调去城里做师预备队的2营赶来参战。师长赵天星说,现在只是前哨战,用不着救援。庞庆振说部队伤亡很大,部队都用上去了,赵天星几次未等他讲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没辙了,庞庆振直接给与他关系很好的2营长打电话,让5连立即轻装跑步增援陆庄。又给自己的老同学、师榴炮营长打电话,以私人身份请他给予炮火支援,这边令副团长指挥坚守八里营,自己率团直属队奔去陆庄。

  陆庄和八里营好歹守住了,师长赵天星来问罪了,当众训斥庞庆振私自调动师预备队,不但无功,反而有过。庞庆振怒不可遏,将手枪摔在桌子上:那好,我听候军法处置!赵天星下不来台,拍桌大骂,庞庆振丝毫不让,差点儿动起手来。

  新乡为黄河北岸桥头堡,新乡被围得铁桶一般,八里营机场为40军进出新乡的唯一孔道。把个“铁团”放在这里,已说明这里是何等重要,师长却好像全然没当回事儿,庞庆振实在搞不懂这是打的什么仗。而战场上调兵遣将,竟然要靠私人关系,找哥们,凭哥们义气,个人私交,这样的军队又有什么前途?他又是为谁卖命?

  就在这时,在40军当医兵退伍回卫辉市老家的表弟冯海刚来了,捎来中共卫辉市委工作的老同学徐绪景的一封信。从解放区来的表弟,告诉他东北已经解放了,山东也解放了,平津地区国民党军队已陷入包围之中,华北、中原地区马上就要回到人民手中,国民党的垮台已是指日可待。而老同学的信,简单叙旧后,就讲明形势、道理,直言希望他率部起义,“应为立断,早下决心”。

  庞庆振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孤城困军,天天听的都是国民党宣传的那一套,只知道小环境不妙,哪晓得这世界已变成这等模样了呀!

  就想起前些日子收到父亲的那封信,讲自己这辈子的遭遇是咎由自取,要他不要再卖无谓之命,务要摆脱国民党,选择真正为国为民的光明之路。

  就和共产党交往起来,而且愈来愈密切、深入。

  12月11日,庞庆振向师里请求去“匪区”征粮。新乡粮食奇缺,外出征粮非常危险,没人愿去,师里哪有不准之理?殊不知拉出队伍是为了便于起义,出行路线,起义时间、地点,华北14纵队如何在两侧跟进、策应,都与共产党商量好了。

  刘国玺,黑龙江省舒兰县人,离休前为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南下时是49军147师441团宣传股长。

  老人说:

  宜沙战役后,进军湖南,到达沅江,江对面是津市。津市的国民党正规军都跑了,留下地方部队一个团,当替死鬼。我们刚住下,过来个商会会长,60来岁,挺胖,见了团长、政委,张口“贵军”,闭口“长官”。他说受一位马团长之托,特意过江和贵军接洽,商谈投诚事宜。

  政委沈仲文说:投诚不行,只能投降。

  那会长连连点头:只要不打仗,怎么的都成。

  约定第二天上午9点,在沅江一只船上谈判。商会会长带几个人,都是津市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早早就上船等上了。我们这边是政委沈仲文,参谋长蒋顺学,1营长孙海泉,我算秘书,负责记录。他们那边也4个人,那个马团长,一个团副,另两人不知什么身份,其中也有个记录的。两边各划条小船,到江心上了大船。马团长敬礼,沈政委还礼,也没握手、寒暄,船舱一张长方桌,两边各一长条凳,坐下就谈。每人桌前一杯茶,一个多小时,谁也没喝一口。

  会长几句开场白后,沈政委道:马团长,你们有什么想法,请讲吧。

  马团长冲沈政委点点头:我和我的弟兄们,愿意向贵军投诚,从此为贵军效力,希望贵军能够容纳我们,并保留我们的番号。

  沈政委瞥那位会长一眼,说:我们的态度,我想马团长及诸位都知道了,只能投降。我们会保证所有投降官兵的生命和个人财产安全,愿参加革命我们欢迎,想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

  解放沈阳时,敌人都要求“起义”、“投诚”,那时没经验,一些部队就答应了,上级想纠正时来不及了。现在,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如何掌握起义、投诚、投降,不说轻车熟路,也都心里有数了。这次谈判,我们4人小组连个会也没开,用不着。就那几句话,去个连长、指导员,也一样说得轻松、遛道。

  那个马团长一开口就挺吃力,而且越来越吃力:能不能请贵军再、再考虑一下我们的愿、愿望呀?

  沈政委一挥手:这次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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