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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非常喜欢朋友来我家做客，也乐于参加各种聚会，特别是同行、喜欢文学的朋友。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上，凡属人的欲望我都有，因为我也是个正常人，只是实在耽误不起时间。
正值青春年华，赶上“文化大革命”，而且我耽误的好像还不止10年。
2003年秋，某单位（“单位”2字显然不大准确）邀我写篇东西，写完寄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审读，书稿却不知给弄哪去了。这篇东西倒是不长，十几万字，那也字字皆辛苦呀？去找，找出一嘴泡，牙也疼。没辙了，却又大难不死，而且完全是在绝望后的无意中发现的。再送审，这回可是完全、彻底了——时至今日，也不知书稿哪去了。
采访、写作耗时一年多——就得把这一年多也抢回来。
有时就恨不得有一群狼在身后追撵着。
1976年参加军区创作学习班，得名“拼命三郎”。累啊。一个身后总跟着只狼的人，是不能不累的。“你这还叫人过的日子吗？”这话其实是不用别人说的，而我感觉更多的还是痛快、幸福。来到这个大千世界，从事了自己倾心热爱着的事业，是不能不感到幸福、幸运的。况且，作家这个职业是终身的，别说60岁，七老八十，脑子好用，还能写作，即无“退休”一说。身后总能有只狼跟着，也是一种难得偏得的幸福，或者说就是被幸福追撵者。
幸福就是一种感觉，一种不同的个体的不同的感觉。
心里有劲，上楼上不动，我知道得加强锻炼，多活动身子骨。生命在于运动，这话没错，但首先还在于心境。心情舒畅、痛快，感觉挺幸福的人，是累不坏的。
手头这部书稿完成后，或许能轻松点？
如果没把活干好干完，那可是真的被狼吃了。
自1984年写篇东西后，再处理一个题材，就想着把它画个“。”：到此为止了，谁也别比划了。
这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难很难的。那时还年轻，就有些狂妄，不知天高地厚，却也能激励自己不断进步。就像爬山，把目标锁定在最高点上，用尽最后一口气力也要往上爬。如果目标是半山腰，可能还有力气，到那儿也泄气了。
首先是不惜气力采访，占领素材的制高点。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这永远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否则，即便有“一览众山小”的超强功力，也不可能“凌绝顶”。就像只有盖间瓦房的材料，什么样的建筑大师也建不成高楼大厦一样。再一个体会，是不可急功近利。写完一本，放一边去，又一本写完了，再把它拿出来看。作者总是偏爱自己的作品的，特别是一颗心还沉浸其间，被冲动着，更难识好赖。这时对它的印象已经淡漠多了，重新进入，多少也能有点读者的感觉。读着有时会哑然失笑，有时会直拍大腿：这一段怎么写得这么臭呀？
有的已经放那儿几年了，改过几遍了，也不敢往外拿。
最害怕读者买了我的书，没看完，再把我笑话一通。
即便写篇几百、几千字的东西，也要反复琢磨、修改。
有些遗憾是难以避免的，被读者笑话也只能认了，因为水平达不到读者期望的那种高度。但是，不惜气力地采访，写完后再这样冷处理一下，就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少留下些遗憾，使作品的生命力长久些。把自己尚不满意的东西拿出去，那是作践自己，更是不尊重读者。一切都是身外物，能够留得下来的才是好东西。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作家的（而非人的）生命，是在作品被遗忘时结束的。我是把每部作品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壮、漂亮、长命百岁呀？只是能否如此这般，有时也是身不由己的。
回头去看，写的十几本书，没有没留下遗憾的。
这一本也是一样。
就期待下一本。
张正隆
2008年8月大连